我是台湾人，在蒙古国教中文

“蒙古人不是也会说中文吗？”
“蒙古？那一定不能用脸书啰，我们加个微信吧！”
“他们是不是都骑马上学？”

打从我决定到蒙古教中文那一刻，就不断遇上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台湾人从小听到大，但可能完全不了解的国度。

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言，蒙古国和她的前身“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是个尴尬的存在。因为二战结束之初，中华民国对外蒙古独立先是承认，之后又撤销。因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宣称代表的“全中国”，疆域其实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还大，就是因为加上了外蒙古。同时在政府组织里还设置了“蒙藏委员会”，直属行政院。

一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后，中华民国政府才通过外交部声明、互设办事处等方式，逐步将台湾与蒙古的关系正常化，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不再主张这个联合国会员国是自己的“固有彊域”。

尽管台湾与蒙古国已经互设经济贸易代表处，台湾在蒙古设置教育中心也有十年历史，每年到台湾就读的蒙古学生最多时达到1000人次。但相较于日韩欧美等国家，台湾人对于蒙古的混淆和陌生，还有另一个原因：搞不清楚“蒙古国”与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

一想起这一大片“蒙古”，台湾脑子里大概只能浮现“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模糊却根深蒂固的印象。相对的，蒙古人对于台湾的印象也相当模糊。

“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除了一个是独立国家，一个是中国的一部分外，还有其它差异。

两者人口组成虽然都是蒙古族，蒙古国多数为喀尔喀族（Халх）。两者主要语言皆为蒙古语，起初都使用回鹘字母，但蒙古国在苏联统治时期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蒙语；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目前通行的官方书写系统为汉语或回鹘蒙文。两地的蒙语基本沟通无碍，但是用语与某些发音仍然有些差异。

蒙古国目前的正式官方文件如毕业证书等仍是西里尔字母与回鹘字母并陈，部分蒙古国人也能够识读或书写两种字母，不过由于通行的官方语言不同，在蒙古国，汉语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般通行。

一想起这一大片“蒙古”，台湾脑子里大概只能浮现“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模糊却根深蒂固的印象。相对的，蒙古人对于台湾的印象也相当模糊。

我任教的大学，虽然曾是“台湾蒙古教育中心”的基地，但迁址之后无论是教学资源或是教学系统，不再有半点台湾教育中心的影子，学生也经常在课堂间发问，询问我“中国是否......？”等日常生活等相关问题。这种让人略微尴尬的情境，并非因为台湾教育中心不给力，而实在是国际情势如此，简体字当道，全世界都抢著学中国话，学生自然也视我为“中国老师”，而非“台湾老师”。

其实早在1957年，蒙古国立大学就曾经设置中文班，成为全蒙古第一个成立的汉语系，到了1965年冷战时期与苏联结为盟军，转而与中国关系恶化而停止汉语教育，到了1973年随著中苏关系改善才又继续恢复汉语教育。

1990年代开始汉语教育在蒙古国蓬勃发展，至今有超过50多所的大学与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2006年，《时代》杂志刊出一篇文章 ”Get ahead! Learn Mandarin！” “汉语热”烧到了蒙古。近年来更有许多私人教育机构逐渐增设中，这些教学机构有九成以上都在首都乌兰巴托，据点更发展到如东戈壁、中戈壁等较偏远的地区。教师来源除了长驻的中国孔子学院老师或是当地侨民之外，最多的就是较短期服务的志愿者教师还有蒙古本地老师，这些老师大半都曾留学中国。

蒙古由于自然环境与人口限制，长期以来主要仰赖中俄两国的消费品进出口，近几年与中国经济尤其紧密相连。例如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与蒙古政府的“草原之路”计划相连接，积极兴建连接中俄两国天然气等能源运输的高速公路与铁路；蒙古37％以上的商品进口来自中国，也长期仰赖出口矿产、石油与稀土资源至中国，加上近年来中国投资蒙古国内矿产开发，汉语成为新兴的学习语言。

受历史背景与外交政策“第三邻国”( 编按：指蒙古希望能发展除了传统邻国中、俄之外的其它外交关系 ) 因素影响，民间补习或是能够沟通的热门外语有英语、俄语、德语、土耳其语、汉语与韩语等。不少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小读俄语、汉语或韩语小学。根据蒙古教育部统计，光是乌兰巴托的中文学习人口超过5000名，共计30多所中小学与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汉语课程。

张悬的“宝贝”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都很喜欢。反而是台湾大学生喜欢的、较抒情的独立乐团的歌曲，蒙古学生会觉得“这是老歌吗？好慢。”

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蒙古，进入一所大学教中文。我曾经做过一些小调查：学生们为什么想学中文？答案有：

“我想要去旅行，所以希望学很多语言。”（18岁，航空服务系）
“汉语很难但是很想学习。”（18岁，航空服务系）
“汉语对找工作很有帮助。而且我读国际关系，希望以后到中国读书。”（20岁，国际关系系）
“因为是汉语系，未来想做翻译，所以学习汉语”（18岁，汉语系）
“我想读法律系，但父母希望我选择汉语系，因为学习汉语对未来很有帮助。”（18岁，汉语系）
“之后想到中国读研究生。”（18岁，汉语系）
“会韩语，希望再学汉语”（24岁，服装设计师）
“汉语很重要，所以想学”（32岁，会计)

学习的理由单纯得令人意外。更多学生仅仅告诉我，学汉语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觉得有趣”，其中不少非汉语科系的学生提及很想去中国读书或是工作，但是多半没有人去过中国，更别提台湾。根据过往教师分享的教学经验，虽然想学汉语的人很多，但最后多半会因为过于困难而放弃。

撇开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对于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例如传统回鹘蒙文同样是使用毛笔，因此“文房四宝”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而每年农历五月，蒙古也会放天灯祈福。

现代流行文化，蒙古学生爱看《中国好声音》这类选秀节目，或是连续剧。他们也哼唱中文歌：“朋友”、“童话”、环珠格格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张悬的“宝贝”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都很喜欢。反而是台湾大学生喜欢的、较抒情的独立乐团的歌曲，蒙古学生会觉得“太慢了老师”、“这是老歌吗？好慢。”

我的学生分两种：汉语系和进修班。汉语系学生对于现代中国认识较深，不少人去过边境城市如满州里等，少数去过上海和北京的人，对于中国的印象是食物便宜、交通方便等。不过在孔子学院大力宣传并赞助奖学金的政策下，如果询问他们未来希望到哪里读研究所，多半会出现“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语大学”或“四川外国语大学”等答案。

多种族、多语文的背景是蒙古学生的特色。其中程度最好、出身中产家庭的学生娜仁(化名) 告诉我，未来她想到中国继续读研究所、当翻译，所以非常努力学习。娜仁从小便按照父母意思就读俄语小学，同时会蒙俄中三语，她的发音和口条都比同侪们更准确，让她在各种汉语比赛中无往不利，连连获取奖学金，是系上重点培育的学生之一。

除了汉语系的学生，班上还有一位令人难以忽视的俄国人爱列娜(化名)，金发碧眼的外表让她成为班上唯二的“外国人”。但其实她是蒙古在地长大的孩子，父母在当地行医，目前大四的她主修国际关系，因俄语和蒙古语使用的相同字母系统，加上从小就读俄语体系的学校，让她在蒙古几乎是个半文盲，能够拼读却不能书写。她未来也想到中国留学，然而其语言背景让她的学习困难点与其他同学完全不一样，不过她的学习态度积极严谨，很快就克服困难，成为班上少数对中文掌握度极高的学生之一。

我在课堂上曾播放台湾导演的电影作为议题讨论前导，例如《蓝色大门》，与学生讨论台湾校园与同志文化，学生除好奇台湾校园生活型态，也好奇台湾对于同志婚姻的讨论，例如同性恋是否为天生，或是同性恋是否真实存在等等。因为对于蒙古社会来说，虽然物质生活已达一定程度的发展水准，但某些议题仍然是禁忌。当我询问蒙古是否有同性恋，学生回答我，没有真的看过，但是听说过，或在脸书的gif动图上看过，激烈一点的会说蕾丝边很恶心等等。然而看过影片后虽然还是很难理解到底同性恋是什么，却能够与其中的角色情感共鸣。

我也应学生要求播放台湾本土恐怖片《红衣小女孩》，课后讨论意外发现在喜好亲近大自然的蒙古人里，“魔神仔”( 台语：指野外的小幽灵 )这样的形象与传说也存在。另外，片子里的女主角抗拒婚姻，学生们不太理解，因为蒙古社会普遍早婚，学生到了毕业年龄或是一上大学就怀孕生子者不在少数。我在解释台湾对婚姻育儿的观念差异时，学生大感兴趣。

台湾在2007年成立蒙古乌兰巴托教育中心时，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正式在蒙古国立大学成立据点。

两岸政府的文化传播也在蒙古交锋。国民党政府在1950年代就设置华语教学系所，派送老师到海外任教。但近年兴起的“华语热”，台湾政府并没有积极因应。翻查至2010年的资料显示，可统计的海外的台湾华语老师约在500位左右。这些老师证照考试的门槛不高，人人都可以考取证照，也没有一定的受训准则或是产生管道，老师们几乎都是自己独立摸索教学法，一边试一边教，累积自己的教学资料库。

2006年孔子学院崛起之时，台湾也开始设立以“教育中心”为名的海外教育机构，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海外合作的侨校或是教育单位。台湾在2007年成立蒙古乌兰巴托教育中心时，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正式在蒙古国立大学成立据点。

一开始台湾教育中心的据点是我所任教的大学，后来孔子学院的老师进驻，因此教材上必须使用简体字。中国与台湾老师的关系微妙，偶尔会交流彼此的上课内容，然往往有些训练方式与认知上的落差，甚至收集教材的习惯、教学风格上也有些微的差异。然令我真正尴尬的是，若遇到政治立场较鲜明的同事，难免会在交谈的过程中起争执。或是文化教学课的时候，同事也会因为好奇我会怎么教而到课堂上旁听。一听之下也才发现原来两岸之间看似大同小异的节气与文化，例如年节习俗等原来真的存在著差异，而且还不小。

然而对于学生来说，老师上课有趣与否其实与国籍无关，甚至他们也分不清楚到底老师是中国人或是台湾人，只知道是“汉语老师”，有时候教了同样的文化课主题，学生会跟我说“某某（中国）老师上过了”云云，然如果是参加过台湾相关推广比赛的学生，或是有志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就会比较清楚两者差异。

进入超市、电信局或是餐厅等公共空间，经常会被带著敌意的眼神注视。如果在街上说中文被听见，常常被跟踪扒窃骚扰或是无故咆哮。

然而出了课堂，人们对于所谓的“汉语热”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我在乌兰巴托生活的时候，由于长相不似蒙古人深邃，坐上随手招的私家便车，上车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的不是问“你要去哪里”，而是“хятад？”(中国)，透过后视镜折射而来的是带著好奇与敌意混杂的复杂目光，有时候听漏了句子还会得到“我是蒙古人，你呢？”“中国吗？”仿佛课堂教学般的自问自答。

蒙古社会一部分人的排华，有历史和现实两种源头。从成吉思汗帝国的风华到目前只能在中俄两大强权国家之间斡旋求存的微妙定位，让蒙古人对于自我的身分认同与尊严问题处于吊诡的拉扯之中。

现实因素被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开发稀土矿产的技术资金进驻后，不雇用蒙古本地工人或是破坏环境等情事时有所闻，凡是说中文者便时常被视为标靶。

进入超市、电信局或是餐厅等公共空间，经常会被带著敌意的眼神注视。如果在街上说中文被听见，常常被跟踪扒窃骚扰或是无故咆哮。我第一次到餐厅吃饭时，服务生的第一句话也是“你们是哪里人？”听见答案方才开始点餐。隔壁桌的客人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听见我与友人用中文对话，趁著酒意大喊：“你们也许是中国来的，所以是客人，你可能来蒙古投资或是读书，所以我要好好对待你们......”

我也曾经跨越市中心到另外一区，赫然看到墙上喷写著咒骂中国人的涂鸦。在美国学校中，任教的美国朋友曾提过就算是幼稚园孩子也会楞头楞脑冲著冒出一句咒骂中国人的话。但再细问孩子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孩子多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复制仇恨的话语罢了。

久居蒙古的同事后来提醒我在公开场合“千万不要说中文”。中国同事上街购物，被人跟踪且咒骂，甚至公车上被当面辱骂的也时有所闻。但如果回答是“台湾人”，而对方又知道台湾的话，对方态度会亲切得多，并且开始探问：“台湾说什么语言？台湾语吗？”或是“台湾也说中文吗？”等等。

一次令我印象最深刻经验时的是一个下雪的夜里，一部难得停下的车子，驾驶是披著亮黄色警示背心的汉子，身形黝黑高壮。上车后他就著后视镜默默的看著我，看得我有点发毛。没想到后来他不发一语，将仪表板上的名牌递过来，同时询问我是哪里人？

递过来的名牌上令人讶异的是上面写著“中国铁路局”，还有姓名工作编号等等信息，驾驶问我是否看得懂，也询问我在蒙古做什么。我回答他我是中文老师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点上蒙古男人爱抽的细长韩国烟。我好奇问：与中国人工作不好吗？汉子摇摇头，“那是工作，跟你当老师一样，但我不喜欢中国”。

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语，甜腻的香料味掩盖惆怅气息，驾驶扭开音响，正是开车热门歌单之一“我是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