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政治/时局篇:美国独行与欧洲徬徨)

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

【编者按】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自2003年起所撰之“西方思想年度述评”系列第16年作品,首发于《腾讯·大家》栏目,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端传媒经作者及《腾讯·大家》授权刊发,并恢复上篇被删节部分,以飨读者。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辞典网(Dictionary.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座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则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代?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

在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中美两国时任元首在华盛顿会面,《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

然而,对于中美两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完全不适用于中美关系。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守成大国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崛起大国会甘愿退守次强来取悦霸权大国吗?也许,将昔日的美苏争霸作为当前中美竞争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201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201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但美国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一个明确而危险的信号。彭斯认为,美国曾相信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但这种天真的希望落空了。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只限于经贸和技术领域,而且指向其价值理想。他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不再继续以往的宽容放任政策,决意强硬地回应中国的挑战,以此“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最珍视的理想”。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也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他所谓“乐观的希望”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发生“和平演变”。但40年过去了,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自身政治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文章检讨了美国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的失误,承认这种政策基于一个错误的深层信念:“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

《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Stapleton Roy)、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针对《重估中国》一文就美国的接触政策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芮效俭指出,接触政策未必是在寻求以美国的形象来塑造中国,而是有其现实主义维度,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是有所成效的。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因为和平演变希望渺茫,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随后,围绕“新冷战”的辩论再度成为焦点议题。

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

“新冷战”(也被称为“冷战2.0”和“第二次冷战”)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George Kennan)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新冷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尤其在2014年俄国“收复”克里米亚的事件中成为热点。

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也开始针对中国。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欢迎来到第二次冷战》,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第二次冷战的可能,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第二次冷战的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在第二次冷战中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新冷战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划分,这对缓解大国冲突是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更符合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为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帮助引领世界从新的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为新冷战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新冷战”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新冷战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政体形式与思想观念的竞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所谓“冷战思维”也不会轻易淡出。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二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新冷战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

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刚刚结束G20峰会,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

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坏分子(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届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坏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建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最后,他诉诸危机感,“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那些强势的国家和行为者,其野心是要以其自身不自由的形态来重塑国际秩序”,因此“尤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说中,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说中,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蓬佩奥演讲的要义在于,重新确立盟友与对手的边界,号召“高尚国家”联合起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抛开既有的国际秩序重起炉灶,从过度扩张也过于包容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撤离,收缩到最初的大西洋国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请加入“高尚国家”俱乐部的外部成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这会是美国新战略的雏形吗?既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特朗普的规划,还是美国共和党精英的构想。有趣的是,《经济学人》在12月发表的《再造自由主义》长篇宣言中,有一个段落与蓬佩奥的论旨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辞世不久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过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这个联盟的成员“尊崇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时在这些问题上相互问责”,认为“这个想法值得重温”,这个联盟作为不同于联合国的另一种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涵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涵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终可能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鲁莽与多变,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与灵活性的体现吗?他执政以来对欧洲的粗鄙态度还有能力集结所谓“高尚国家”吗?这种新的构想更可能导向新无序而不是新秩序,冲突和对抗可能进一步加剧。无论如何,卡尔·施米特的信徒们,以及宣告“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的有识之士们,将会欣然见证历史斗争重新开启的一幕。

美国政治的战场

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在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态中落幕。这种状态延续至新年,创下了美国“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或许还会再次停摆,也可能以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告终。《纽约时报》报导说,特朗普曾在浏览媒体大标题时感叹道,“我干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场战争!”

特朗普是一名顽强的斗士,而且格外痴迷于自己的“硬汉男人”形象。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并不全然可信,但一个强势元首的性格必定会影响其国家的命运。整个2018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从国际到国内,从“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难所中移民子女的处境,从“通俄门”调查到前私人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从移民问题到边境安全,从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选举,从两党对峙到白宫内部的人事纠纷……事关政治的领域几乎全部演变为“战场”(battlefields)。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好战品行就展露无遗,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也许,第一夫人对其丈夫的见识更为真切。《华盛顿邮报》曾引述梅拉尼娅的原话说“如果遭受攻击,他会猛烈十倍地予以还击”。所有制约力量在特朗普看来都是对他的个人攻击,激发他几乎本能的更为勇猛的反击,使他更偏离人们对正常总统的期望,从而导致更密集的质疑批评。

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

2018年伊始,作家沃尔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与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宫通讯主任纽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发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三本先后出版的畅销书,都揭露了白宫惊悚慑人的内幕,引发舆论风暴。三位作者风格颇为不同。沃尔夫笔法劲爆,长于秘闻轶事,颇有政治八卦色彩,让人半信半疑。纽曼揭秘来自亲历证据,但她不是中立的观察者,在白宫任期一年后被解雇,或有“复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则是声誉卓著的记者和作家,早年与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报导“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撰写过八部以总统为题的书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曾两次荣获普立兹新闻奖。《恐惧》一书以严谨扎实的证据(包括几百小时的访谈录音)见长,更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9月6日罕见地发表一篇匿名文章,题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的寂静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许多高级官员正在“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这种内部抵抗的参与者。作者虽然同属共和党,但尖锐抨击总统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失德、鲁莽、狭隘、不称职),更无法接受这个国家“与他一起沉沦”。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应该知道“房间里还有成年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会这样做的时候。”

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国罪。媒体对“谁是白宫内鬼”的猜测也造成连锁性恐慌,从副总统到部长等众多高级官员纷纷公开声明“不是我写的”。匿名文章与三部畅销书相互佐证,坐实了白宫的乱象。正如《恐惧》中引述的前白宫秘书波特(Rob Porter)所言:“这不再是总统职位,这也不再是白宫。这里只有一个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对特朗普的频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写道,美国民众起初对特朗普的虚伪、自恋与无知感到震惊,但随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炉,已经渐渐麻木。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卢斯表达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真切,但这并不是公众甘于无所作为的信号,而是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立双方无法妥协又难以推进的征兆。战斗仍在继续并且日渐激烈,只是常常难解难分。

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院提名案举行听证会。
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院提名案举行听证会。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党的强力阻击,10月6日,他在经历了性骚扰指控、调查和听证的风暴之后,以两票微弱优势(50票对48票)通过参议院批准,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两大政党全力动员,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民主党获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绩,在众议院夺回30多个席位成为多数党,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议员数量也明显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蓝潮”实际上“既不够大,也不太蓝”。“不够大”是指翻转力度不够强劲,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在众议院也远不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掀起的“海啸”(夺回63个席位)。“不太蓝”是指文化进步主义的色调不足,民主党多名呼声很高的进步派候选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几位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在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此前投票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议员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钦(Joe Manchin)则获得连任。但无论如何,此次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的优势,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形成了制衡与挑战。

然而,特朗普并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挫折而收敛锋芒。选举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长。他不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而且已经拥有体制化的政治资本。这位体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党之)壳上位的总统,并没有被共和党建制派所驯化。相反,他已经成功地驾驭(或者说“绑架”)了共和党,这是他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一项成就。

著名政治学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国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因为他在共和党的经典政治议程中有所成就。减税措施、放松政府管制的经营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续繁荣,赢得了经济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诉法院和50名地区法院的法官,尤其是两位进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长久地改变“文化战争”的力量对比,抵御来自进步派的“价值侵蚀”,这将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拥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拥有多么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现代民调以来,特朗普是唯一在前两年任期中从未达到50%支持率的总统,他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对他的反对率。但是,他在共和党选民中享有高达九成好评。由于在党内的这种声望,他在2020年谋求连任的企图很难遭到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

自现代民调以来,特朗普是唯一在前两年任期中从未达到50%支持率的总统,他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对他的反对率。

但在另一方面,强势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总统”。曼德尔鲍姆认为,“以历史尺度来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这些成就至少一半归因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的优势。况且,他仍然未能废除“奥巴马医保”,也尚未建造美墨边境墙。此外,特朗普还存在三个弱项。首先是缺乏执政经验,对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无从把握。“虽然总统席位并不是知识测验,但无知并不是资产。”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干而忠诚的执行者,难以形成一个联结总统、高级官员与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来执行他的计划,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与底盘缺乏有效的连接。最后,特朗普任命的许多高级官员常常与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绝实施他的政策。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削弱总统的执政能力。

然而,共和党已经别无选择。那些“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党人还能做什么呢?政论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邪恶轴心”一词的发明者),他在1月发表《特朗普制》(Trumpocracy)一书,批判特朗普对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党摆脱“特朗普制”的复兴规划。但真正的困局在于(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的那样),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共和党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以及更好的竞选策略难以企及的,这在2020年仍然是一个难题。

学术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与政治哲学》,这是主标题相同的两部姊妹篇论文集(副标题分别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公民美德”以及“领袖、政治家风范与暴政”),总篇幅达700页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劳斯派倾向(比如圣母大学的扎科特夫妇),更多的作者是年轻学人,包括哈佛大学讲师的亚当·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之子)。两部文集援用经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施米特)的视角来探究特朗普现象,其中不少论文思考精深,颇有洞见。但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亚马逊网站上,两部文集的打分人数和评论数量均为零)。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许多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或许只剩下怀旧了。在对麦凯恩参议员和老布什总统的悼念中,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两位逝者在任时期的表现绝非无可挑剔,但在与时任总统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可敬,他们是老派、敬业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体面的(decent)长者。在老布什总统的葬礼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脸萧瑟挺过了难堪的场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坚信共和党别无选择。

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
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代理职位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环境保护署主管和驻联合国大使等。随着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辞职,“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变得更少束缚,可能也更加危险。《纽约时报》评论说,特朗普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少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每天都像一场战争”,他像阅读“战报”一样每天花费大量时间(6到8小时)观看电视和媒体的消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也越来越像是总统的“孤身奋战”。

在圣诞节前夕,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对急需的边境安全达成协议”。他所急需的是50亿美元来造墙,竞选中曾发誓要造的那道“宏伟的、美丽的”墙。但人们没有忘记,当初承诺要让墨西哥付钱来造这堵墙。在新年之初与国会的商谈中,特朗普愤然离席,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造墙。无论成败,他要向基本盘选民表明:我穷尽了一切手段。这是一场跨年的持久战,但绝不会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最后一战。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经过了整整一年风云,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纽约客》年底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无论特朗普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多少动荡,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凝固不变。而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后来看,可能只是暴风前的宁静。

的确,政治内在地蕴含斗争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维度,并不等同于斗争,而斗争也未必以强对抗的方式展开。对抗性的斗争是所谓“特朗普制”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会将美国引向何处?套用特朗普的口头禅——“再看吧”(We’ll see)。

欧洲的艰难岁月

在贡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写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所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许多关于欧洲的报导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Bloomberg)的采访报导中,前丹麦首相和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达了对“欧洲无领导”状况的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

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正陷入执政危机。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正陷入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已经风起云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是,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然后,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一个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欧洲和国际议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连续几任总统,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

2018年12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右)陪同下,到巴黎街头视察“黄背心运动”示威行动造成的破坏。
2018年12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右)陪同下,到巴黎街头视察“黄背心运动”示威行动造成的破坏。

马克龙能够度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渡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次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其凝聚的使命。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科尔(Helmut Kohl)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

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12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Angela Merkel, Escape Artist)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
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

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住”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

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信息——“我们要你们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20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德国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是更现实可行的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

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30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欧洲之家失火了——欧洲爱国者宣言》。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19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麦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开信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在《卫报》发表。

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读者评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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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写得好!

  2. 哗,这文真可以,有学习 👍🙏

  3. 儼然一篇學術論文

  4. 感覺紛亂的原因是學界本身思想範式的錯置。本文作者亦不例外。因此所寓目的所謂西方思想,泰半是歐美主流媒體在不得不面對這種局面之前的張皇失措。
    如果換一種思路再來看川普政府的種種「失常」舉措,或可隱約追溯到坊間流傳過的一種假說。據稱一幫諾獎獲得者曾經鼓吹回到古典,以孔子思想來拯救這個墮落的西方文明。
    這種傳說在東土激起過「戰狼」一般的想入非非。跟進的舉措就是投入大外宣擁有的巨資來興辦各種各樣的孔子學院以及相關設施。真以為天助中國,終於有此一日來稱霸世界了。
    可惜的是,這幫傳說中的思想者,未必如他們這般一廂情願。因為以「保守」著稱的孔子,曾經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他是將試圖改變現存秩序的「諸侯」看作是亂臣賊子的啊。
    川普是否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外人無從知道。但他的一些固本培元遠交近攻戰法,看上去頗有先賢之風。他目前所針對的,無疑是歐美政界主流的全球平面化白左思路。高筑墻,廣積糧,焉知不會歪打正著,為紛亂的現實理出一個頭緒?所謂世界帝國的最終形成,肯定不會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烏托邦。唯物主義畢竟是所有僭主唯一能聽懂的語言。好吧,這裏就是羅托斯,大家都來跳舞吧。

  5. 靠,這篇文章真的好長。不知不覺都看了快半小時了。(無貶義)

  6. @Bd 腾讯大家首发版本,http://dajia.qq.com/original/meiguo/lq20190203.html

  7. 请问这个标题是端的编辑加上去的吗?

  8. 我靠!刘老师的文笔和见地都是一等一的!!!谢谢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