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记：被“失语”的白洋淀渔民和他们的600万斤鱼

编者按：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成立。这一由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历史性工程，被外界视为“中国梦”的模范之城。临近北京和天津、在开发上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县，承载了习氏对于中国“大城市病”的解决之道，也满足着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想像——绿色宜居、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先驱。

这一被冠以“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在过去一年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习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梦，在执行过程中会否遭遇层层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种种政策所重塑？端传媒记者多次走访雄安，以一系列手记，记录下这场变革中的故事。本文是“雄安手记”的第五篇。

两台抽水泵不眠不休运转了一个多月后，张德利家的鱼塘终于露出数条狭长的滩涂，像浮在水面的跑道。曾经的水上厕所被骤降的水位线暴露，堆填著人类生活的印记。远处，细脚伶仃的白色水鸟正用长嘴啄食浅滩里来不及长大的鱼苗——清除鱼塘的通知，来得太突然了。

9月中，雄安新区安新县发布“禁渔令”：为改善水质、修复生态，全面禁止在白洋淀水域养殖水产。禁令要求渔民于10月31日之前清除所有水产和养殖设施。这项浩大工程涉及707个养殖场、约4500人和8.24万亩水面——约等于七个日月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养在这些水域的、超过600万斤鱼该怎么处理？

“鱼贩子叫都叫不来。”56岁的渔民张德利说。我到安新县圈头乡探访，正好碰到他“出鱼”（卖鱼）。“禁渔令”发布后，700余个养殖场集体“甩卖”鱼蟹，导致市场严重饱和，价格骤跌。张德利的老婆张为表说，今天能出鱼，是托关系请来在保定做鱼贩的远房亲戚。保定市距离安新县约160公里，被划入雄安新区的容城、安新、雄县都曾属保定辖区。

张德利从村里雇了两名帮手，早上六点开工，电鱼，待被电晕的鱼浮上水面，再捞起，集中到一个由渔网圈出的长方形浅池里。这时，一条白鲢跳出网、扎进鱼塘不见了。“没事儿，肉烂在锅里（比喻虽有损失，但东西仍是自己的）。”张为表笑道，停了一下，又说，“不对，现在锅不是你的了。”

“不治理好白洋淀，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主体位于雄安新区下辖的安新县。“淀”指较浅的湖，整个白洋淀由大大小小143个淀组成，淀与淀之间被3700多条沟濠相连。淀中遍生芦苇，高而挺拔。二战期间，当地人曾借助芦苇形成的天然屏障，对日军开展游击战——这构建了多数国人对白洋淀的印象，亦衍生出大量影视、书籍，其中最知名的形象是“小兵张嘎”——一个勇敢打“鬼子”、梦想加入八路军的13岁男孩。后来白洋淀打造旅游景区，卖点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全国各地的游客乘船钻进芦苇荡，寻找“打鬼子”的光辉历史。

这片湖泊亦是当地人的“粮仓”——男人们打渔，女人们则用芦苇杆织席子。白洋淀渔民身上是有点“功夫”的，以前外出务工，干的也是打鱼的营生。一个村七八百人，去天津海河或新疆博斯腾湖打鱼，春节过后出发，夏天回来。50岁的渔民陈鹤智在博斯腾湖打过七、八十斤重的花鲢鱼——“两腮一抠，鱼嘴张开，一整条腿可以随便进出鱼嘴，就那么大。”他父亲和祖父都是数一数二的打鱼好手。

1988年起，一直靠天吃饭的渔民陆续开始人工养鱼。他们承包下一片水面，先修建四面围堤，再深挖池塘，投放鱼苗。陈鹤智和父亲老陈头在1999年承包下280亩水面；到2003年，张德利也加入了养鱼大潮。

但白洋淀并不适合养鱼。其水质常年徘徊在劣四和劣五（中国水质标准最差的一级）之间。过去，上游遍布大量排污企业，每几年都会曝出“大面积死鱼”的新闻。水量也非常不稳定。2014年，白洋淀水位上涨，一度超过了陈鹤智鱼塘的围堤，养在里面的螃蟹都跑了，赔了14万。“养鱼就是赌博啊。”他说。

还有几年冬天特别冷，水面冻得硬邦邦，塘里的鱼因为缺氧都死了。张德利在冰面凿了洞，捞出几条死鱼，“还凑合的，就吃了”。待一开春，冰面融化，死鱼密密麻麻地浮上来，“都臭了。”

但对缺少耕地、只懂得靠天吃饭的渔民来说，养鱼是个不差的出路。他们的行为被默许甚至鼓励了。每个渔民都能拿出和村里签约的租赁合同，据一些渔民回忆，有些池塘还是村里组织打的。2006年，为鼓励渔业发展，国务院出台柴油补贴政策，持有机动渔船的白洋淀渔民，每年还能收到一笔油补。

风向是最近转弯的。2018年4月，雄安新区成立一年后，《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将白洋淀生态修复设为主要任务。

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曾指出，白洋淀水资源严重短缺、污染非常严重；参与雄安新区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亦提到，雄安新区地势低洼，比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需要大量工程来解决洪涝问题。

早在十年前，河北省政府和水利专家曾围绕“白洋淀值不值得救”展开过讨论：因地下水严重超采，整个华北地区形成了以白洋淀为中心的大漏斗，每年下渗水约1000万立方米；加之白洋淀平均水深不到半米，极易蒸发，年蒸发量达1亿立方米。有记录以来，白洋淀出现多次干淀，最近一次是在1988年。随后的30年，为保证不干淀，各级政府组织了近20次补水，今年更是一次补了1.43亿立方米——相当于十个西湖。

雄安新区成立后，讨论“值不值得”的空间彻底消失了。今年6月，1000多人参加了“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动员大会”，上至河北省副省长陈刚、下至各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都表达了治理白洋淀的决心：“不治理好白洋淀，我们就是雄安百姓的罪人；不治理好白洋淀，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禁渔——便是治理行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渔民损失很大，只能用美好的未来安慰他们”

圈头乡的渔民都记得9月那场动员清鱼的大会。“一上来就说我们养鱼是违法的。说什么和政府抗衡，按‘打黑除恶’处理。”他们记得，领导面前的桌上摆著一溜姓名牌，“头一个是公安局的，第三个才是县长！”他们说，连县长都只排第三，可见阵仗之大。

渔民们收到一份《水面及围堤围埝移交协议》，要求他们在签订之日起10天内完成移交（包括清鱼、清除各类养殖设备等）。协议中规定，乙方（渔民）不得就移交提出任何赔偿、补偿要求。

一个领导问：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有一个人说话，怕被抓走。”渔民们回忆，尽管“养鱼违法”的说法很难令他们信服。他们问我：如果养鱼违法，政府之前为什么要补贴我们油钱？

张德利出鱼那天，我和他们夫妇以及陈鹤智的父亲老陈头在鱼塘边的小屋里聊天。小屋大概20平米，除了一张炕、一个吃饭用的小桌和简单厨具外，什么也没有。

中午，两名帮手回来吃饭。午饭是馒头、葱和红烧鱼。其中一人连吃了三根葱，张为表忍不住说：“你咋吃这么多葱！”说罢，又不好意思地看向我，“你看我，好像赔了三万多的葱似的。”张德利两口子粗略计算，清鱼令他们损失了3万多元（人民币，下同）。

有时我惊异于他们对细枝末节的纠缠——在命运的重大转折面前，却为几毛钱的葱伤神。还未开始给自家鱼塘抽水的老陈头，鲜少谈及成千上万斤积压的鱼蟹，却一个劲儿抱怨村里强制购买的清洁煤价格太高（为治理雾霾，京津冀地区农村被要求购买优质清洁煤取暖，一些地区甚至禁止燃煤，只能用电暖器）。

10月31日，我在清鱼的截止日期当天再次拜访白洋淀，老陈家的鱼塘终于露出了滩涂。“一开始没考虑到政府会这么严格，过去都是一阵风刮过去就完了，后来发现是动真格的，”老陈头说，和张德利一样，他们用了两个抽水泵，仅电费就花了一万多，“都是这（雄安）新区给闹的。”

清理工程远未跟上官方预期的节奏。鱼实在太多了，安新县倡议京津冀地区来白洋淀购买“爱心鱼”（指政府呼吁社会各界购买滞销农产品，以帮扶农户），但到了10月底，依然有约400万斤滞销。

通往安新县的路边有一个由白洋淀渔民临时组成的鱼市场，他们将自家的鱼蟹装满方形铁皮盆，供路过的人购买。有人在其中一家买了条大鲶鱼，称完重总价105元。“算100吧！”买鱼人砍价。卖鱼人一下子急了：“不行！我真的不赚钱！”他脸上闪过痛苦的神情，又降低声调说：“以前都是卖10元一斤的，现在只卖你6元啊！”

在桥南村一处码头，圈头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张罗“爱心鱼”装车。他大概40多岁，穿深蓝色夹克，拎黑色公文包，频繁接打电话。得知我的记者身份后，他告诉我，开始清鱼后，乡里40多个工作人员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这两天已开始清理鱼塘围堤。“我们要（对渔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在不行才强制（清除）。当然大部分百姓很支持，只有极个别不理解。”

我问他渔民能得到多少补偿款，他拒绝透露，又纠正道：“不是补偿，是奖励。”

我们都沉默了一阵，看向密密麻麻躺在前方小船上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鱼肚皮。“渔民损失很大啊，奖励的那点钱，太少了。”他眼睛依旧盯著前方说，即使是通过政府牵线出售的“爱心鱼”，售价也比平时便宜20%，“只能说让他们期待未来吧，未来是美好的，用这些安慰他们。”

这个“美好未来”却难以抚平张艳鹏当下的困境——为了养鱼，他和妻子负债158万元。

张艳鹏今年53岁，是乡里有名的养殖户，1994年开始养鱼，从14亩扩张至今天的400亩。他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院子和一栋总面积300平米、有十个房间的平房，包括库房和化验室。此外，张艳鹏还有20多条船、8套鼓风机、3台增氧机以及变压器等设备。和其他渔民的“草台班子”相比，张艳鹏的鱼塘看起来规模更大、更专业，相应的，因“禁渔令”产生的损失也更多。附近渔民聊起各自的损失，总会谈到张艳鹏——“他们家最惨！”——语气中有同情，也有庆幸。

最初张艳鹏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直到几天后副县长来家里做工作。“我们搞水产养殖，就是跟天斗跟地斗跟政府斗。”张艳鹏说。副县长笑了，没有接话。

我问张艳鹏后来为什么签字。“妥协呗，还是看上了补偿。”他说，尽管他压根儿不知道会有多少钱。

“禁渔令”下来后，张艳鹏夫妻俩常常失眠，坐在被窝里抽烟，一根接一根。谈到这件事时，我们正在他家客厅里喝茶，张艳鹏突然从对面的椅子上站起来，我才发现他非常瘦，腰无法完全直起。“我知道大势已去，”他的神情像是要把挣出喉咙的痛苦咽下去——我想起路边鱼市那个拒绝砍价的渔民，“只要政府认可我的付出。”

“我们把‘雄安新区’叫作‘雄安灾区’”

10月17日下午，保定鱼贩乘铁皮船来到张德利家的鱼塘边。浅池中的鱼像饺子一般被捞起，放入大筐，称重，再倒进鱼贩的船。如此重复，一趟又一趟。

花鲢头大如盆，白鲢身材颀长，装满一筐重达100斤，要两人一起抬。不久，鱼贩也来帮手，场面逐渐热起来，不管怎样，出鱼总是有些喜气的。张德利把没长大的鱼苗丢给小猫，后者享受了甜美的一餐。

“你知道我们把雄安新区叫啥么？”鱼贩问我，不等我回答，又接道，“雄安灾区。”

大伙都笑了。如果说白洋淀渔民之前对雄安新区还抱存期待，那么这场清鱼运动就是浇在灶头的一盆水。他们逐渐意识到，无论雄安新区身份多么尊贵，他们的身价依旧是一个普通县城的村民，“户口值钱了”、“一拆迁就发财”仍然是北京人才享受得到的好事儿。

“现在退烧药吃得差不多了。”陈鹤智说。

捞鱼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大家聊起有钱人的潇洒。

张德利讲了一个暴发户买名牌手表的故事：和柜台差不多高的暴发户被售货员脸上的鄙夷神色刺激到，一口气买下两只表，当场摔了一个听响声。

“有钱嘛！较劲！”张德利脸上的神情像是在咂摸摔表的痛快滋味。大伙直起腰，将覆满鱼腥味的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说起来，张德利也算是“官二代”。他父亲早年入伍，后来到天津市园林局做了一个小领导。文革期间，父亲两条腿被打折，母亲疯了，一家人搬回母亲娘家所在的圈头乡。文革结束后，父亲获得平反，被授予新的职位，但他不愿意做。“是官就不做，”张德利回忆道，“他恨。”

家里没有地，张德利15岁就开始到处找活干，在天津渤海湾捕了8年对虾，又到天津市区开馒头店，最后回到圈头乡做泥瓦工。2003年，他找亲戚借了钱，租下200多亩水面养鱼。没多久老婆张为表脑淤血，辗转几家医院，花了30多万医药费，直到前两年才还清。

夫妻俩有一个已经成家的女儿，以前在鞋厂上班，一年收入3、4万。雄安新区成立后，鞋厂外迁，女儿失业，如今揽了一些做鞋的活儿偷偷在家里干，一双鞋能挣3元左右。

清鱼的消息公布后，女儿来看老两口。张为表说：“别担心，我们自己想办法，不用你还债。”

后记

张德利彻底清空鱼塘后，才得知政府呼吁各界买“爱心鱼”的事——白鲢鱼定价2.2元一斤，比他出鱼的价格高出6毛钱——仅白鲢这一种鱼，就损失了不少钱。

圈头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说，因为鱼实在太多，政府将清鱼的截止日期又宽限了半个月左右。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陈头，他非常高兴：“够了，再有半个月，我也能清光鱼了。”

我好像开始理解，渔民们为什么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事反应冷漠，却纠结于谁多吃了一根葱、或者为一条鱼的售价和别人脸红。大概是因为这些问题他们至少看得到、摸得到，而在左右自身命运的事情上，他们一直是失语的。

12月3日，我又给张艳鹏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当地99%的鱼塘已被挖开了——包括他家的
——那十几万斤捞不上来的鲤鱼、鲫鱼，只好全都“放归大自然”。

“现在不好受，死也死不起。”张艳鹏背的一百多万债都是找亲友借的，“我现在死了倒是舒坦了，但把大家坑了。”他计划著把每台三万五的增氧机按废品卖了，用来还利息——禁渔令颁布后，所有养鱼设备都变成没人要的废铁。

渔民们依然未获悉补偿/奖励的方案。我问张艳鹏以后怎么办，他用一种苦中作乐的语气答道:“喝西北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