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黄马甲”运动：革命重临，还是“锈带”危机？

12月1日巴黎街头的暴力事件让全世界震撼，许多媒体惊呼，“街垒”抗争和“革命”幽灵重现法兰西。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暴力事件所依托的“黄马甲”（亦有媒体称为“黄衫”或“黄背心”）运动，究竟源自何方？何以在短短两三周之间，在法国呈燎原之势？它和十几年前的巴黎郊区骚乱、以及半个世纪前的“五月风暴”、甚至是更早的革命记忆，究竟有何异同？

在中文媒体林林总总的渲染和夸张之外，端传媒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简要回顾和分析。

“黄马甲”是谁？

此次“黄马甲”运动的缘起，是居住在巴黎大区东部远郊塞纳-马恩省的一位妇女今年5月底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降低燃油价格。

“黄马甲”（法语：gilet jaune）指的是公路交通中的荧光反射背心。根据法国交通规则，司机必须在车中配备荧光反射背心，以便在发生事故时在现场增强可见度，保障自身安全，因此“黄马甲”就成为司机的必备物品和象征标志。

而此次运动，也正是由公路交通的必备要素——燃油——而起。从2018年年初起，法国政府通过“能源产品消费税”（TICPE），将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提高3分和6分钱。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这给拥有汽车的法国家庭，尤其是生活在郊区和农村、依赖汽车代步的驾车者增加了不少负担。

此次“黄马甲”运动的缘起，是居住在巴黎大区东部远郊塞纳-马恩省的一位妇女Priscilla Ludosky今年5月底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降低燃油价格。这一请愿迅速引起广泛响应，迄今已经有上百万人联署支持。

到了10月10日，另一名法国居民Éric Drouet通过Facebook发起呼吁，召集同道在11月17日堵塞巴黎环城快速路，这一呼吁成为运动的导火索，同时得到外省的广泛响应，从而不限于巴黎地区。

“黄马甲”运动做了什么？

在连续三次大型示威活动之后，“黄马甲”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在Priscilla Ludosky和Éric Drouet相继发出呼吁之后，法国驾车人以“黄马甲”为标志，逐渐积聚串联力量，试图通过示威游行和阻塞公路为手段，迫使政府接受其诉求、在政策上改弦更张。但在连续三次大型示威活动之后，“黄马甲”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

第一次示威发生在11月17日周六，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在当天的示威活动中，全法各地有大约28.7万人参加，这也是此次活动的人数峰值，随后几天时间里，各地仍陆续有示威活动，但规模显著缩小。当天活动以阻塞公路、加油站、大型超市、或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为主。

第二次大规模示威发生在11月24日（同样是周六），全法共有16.6万人参与抗议。在巴黎，示威者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并竖起街垒，警方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冲突造成24人受伤，警方逮捕了100余人。

第三次大规模示威发生在12月1日（仍是周六），虽然内政部估测全法有13.6万人参加示威，人数低于前两次，但在首都巴黎，冲突烈度加剧，地标建筑凯旋门遭涂鸦破坏，许多车辆被焚毁、银行商店被洗劫。著名百货商场老佛爷和春天被迫关门歇业。警方发射上万发催泪弹维持秩序，冲突中有130多人受伤，400余人被逮捕。

预计12月8日周六，“黄马甲”运动将掀起第四波浪潮。但由于此前1日的暴力示威造成严重破坏，法国政府方面或将严阵以待。同时，鉴于前三波活动中参与人数逐渐走低，暴力行为又激起社会反弹，第四次活动规模可能继续缩减。

迄今为止，“黄马甲”运动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但都是因为公路阻塞造成的交通事故，而非暴力事件。17日在Savoie地区，一名司机在试图冲破阻挠时，撞死一名63岁的示威者。19日在Drôme地区，一名摩托车手在阻塞路段和货车相撞身亡；12月2日在Arles地区，一辆轻型货车和一辆卡车相撞，前者司机死亡。

12月1日巴黎街头的暴力事件中，肇事者的身份众说纷纭。抗议活动的同情者指控极左和极右派势力制造了暴力事件，尤其是以打砸抢而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黑块”（black bloc），但按照警方说法，现场很多暴力行为，的确是由身穿黄马甲的示威者犯下。当然，由于参与运动的门槛极低（套上黄马甲就可以算作成员），因此难以判断肇事者的真实身份与立场。

运动诉求究竟是什么？

没有多年来法国社会围绕购买力的焦虑感，也不会有此次黄马甲运动的平地波澜。

如前所述，这场运动发起人的直接诉求是降低燃油税，但与此紧密联系的则是提高购买力。前者为表，后者为里。没有多年来法国社会围绕购买力的焦虑感，也不会有此次黄马甲运动的平地波澜。

法媒普遍指出，此次示威活动的诉求多种多样，从最开始的降低燃油税，逐渐衍生出降低高速通路通行费、降低车检费等多种相关诉求。随着事态逐步扩大，“黄马甲”运动提出的诉求也逐步升级，出现提高最低工资、恢复法定退休年龄到60岁、废除（将于明年起实施的）所得税代扣制等要求。可以说，其核心是要求提高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力，而燃油税只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

更有甚者，在12月1日的大规模示威后，还出现了要求召集全国性税务会议、重大社会事项实行全民公决、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等政治性诉求。甚至出现“马克龙下台”的口号，将矛头直接对准总统本人。

运动特征

黄马甲运动的深层驱动力，是自认为被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遗忘”，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民生日渐凋敝的法国外省民众。

此次黄马甲运动发生后，许多中文媒体迅速将其同今年春夏的学生示威、2016年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运动、2005年的巴黎郊区暴乱，以及近年来重创欧洲的移民危机联系起来，或者同1968年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相提并论，但在当地媒体眼中，这一事件具有更丰富的历史意涵。

首先，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指出，此次运动的导火索是税收问题，而因为税收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17世纪的“雅克雷起义”（Jacquerie），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抗税，因此有媒体将此次“黄马甲”运动称之为“数字时代的雅克雷起义”，因为从运动酝酿、召集、成型和激化，基本都是通过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完成的。

其次，和2005年的巴黎郊区骚乱不同，此次黄马甲运动的主体，不是心怀怨恨的巴黎近郊少数族裔青年，而是更为远郊、以及外省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法国本地居民。一个例证是，此次抗议活动中受创最重的，是富人聚居的巴黎8区和16区，而不是郊区骚乱中势头最猛的塞纳-圣但尼省（即93省）。

在事态兴起后，一些社会学家重新提出“空白对角线”概念，这指的是法国从东北到西南的一个狭长地带，人口密度相比法国其他地区较低（每平方公里不到30人），经济发展乏力，在近似意义上，这一地带和法国南北两端工业凋敝、极右力量势头崛起的地区一道，可以被认为是法国的“锈带”（Rust Belt）。当然此次运动中并非所有人都来自“空白对角线”地带（巴黎大区也为数不少），但和美国“锈带”类似，黄马甲运动的深层驱动力，是自认为被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遗忘”，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民生日渐凋敝的法国外省民众。

再此，许多媒体指出，此次运动具有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和传统上某一政党或工会扮演核心力量不同，也与1968年学运不同，“黄马甲”没有领袖，也没有成型的科层式组织网络。在这一点上，和2016年的“黑夜站立”不无相似之处。最早发起网上请愿的Priscillia Ludosky和最早呼吁封堵公路的Éric Drouet，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这次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并曾代表运动和环保部长会谈，但这两位33岁的年轻人，也很难说是运动的组织者，其中Éric Drouet公开表示，没有人能代表黄马甲运动。这一点也加大了法国政府的谈判难度。

谁支持？谁反对？

以马琳娜·勒庞为代表的极右派、以梅郎雄为代表的极左派都纷纷表态支持运动。但在中左派阵营和工会内部，均发生了明显可见的立场分裂。

抗议活动发起之初，没有迹象显示出各地的主要积极分子同某一党派或工会有联系。但很快，以马琳娜·勒庞为代表的极右派、以梅郎雄为代表的极左派、以及沃基耶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等反对党派别都纷纷表态支持运动。马琳娜·勒庞和梅朗雄甚至要求解散国民议会，进行立法选举。

中左派阵营则发生了意见分裂，一部分人对运动诉求表示同情，但另一部分人则反对示威者阻塞公路的做法。同样，总体偏左派的各大工会在面对黄马甲运动也立场不一，例如规模最大的两家工会CGT和CFDT都不表态支持，甚至后者高层指责该运动被极右翼“劫持”，但工会下层分支以及FO等其他较小工会不乏支持声音。

法国政府一直对黄马甲运动持强硬立场，拒绝向示威者让步，甚至在运动前期拒绝与示威者协商。直到11月27日，环境部长德鲁吉才同两名黄马甲运动代表会面。11月30日，也就是第三次大规模示威前一天，总理菲利普邀请八名运动“发言人”到总理府会谈，但只有两人前往，其中一人又因为总理拒绝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会谈内容而放弃。

马克龙本人在11月底对黄马甲运动做出表态，称支持示威者的法定自由，但对修改税收政策并不松口。总理菲利普同样遵循这一立场，不过执政党“共和国前进”（LREM）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凸显分歧，一些党团议员公开呼吁政府缓和其立场。

这起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政治人物，是2017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Jean Lassalle，这位面相憨厚、口音浓重、来自比利牛斯山地区的总统候选人，曾身穿“黄马甲”参加国民议会审议活动，公开表达支持。某种意义上，这位当初在选战中几乎被完全忽视的候选人，正是此次运动的预言式人物。

问题症结何在？

马克龙上台一年半以来，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但在成效尚未显现之时，民意已经急剧下挫。他推行的一些偏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经积聚了相当可观的不满情绪。

此次示威的大背景，是法国的能源转型。法国作为《巴黎气候协定》的东道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宣布将于2040年禁售柴油及汽油车，这意味着将向电动汽车全面过渡。而在此之前，政府通过税收手段，逐步提高汽油和柴油价格，使得传统汽车在经济成本上不再划算，迫使车主逐步换成混合动力或纯电动汽车，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

但批评者指，法国政府以“环保”为旗号为燃油提价，但由此而来的经济收益却并未全部投入环保事业，而是挪用到其他领域，这让人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

此外，法国政府以环保为名的增税措施，加大了普通居民家庭的日常出行压力，却没有针对航空公司和海运公司的燃油加税——虽然后两者的活动同样对气候变暖产生巨大影响，这让普通人产生“厚此薄彼”的不忿。此外，法国家庭的柴油车保有量相比其他国家更高，这就使得针对柴油的增税措施引发更大反弹。

此外，进入2018年以来，法国经济骤然减速，也为此次民怨爆发起到火上浇油作用。此前法国政府曾基于2017年底的增长率乐观估计称，2018年增长率预期或将达到2%，但第一和第二季度增长率都仅有0.2%，第三季度小幅反弹至0.4%，预计第四季度也将维持同样速度，但今年上半年的低迷增长态势已经成为“黄马甲”运动酝酿的温床。

再次，马克龙上台一年半以来，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但在成效尚未显现之时，民意已经急剧下挫。他推行的一些偏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例如增强就业市场流动性、打击工会势力、削减退休阶层福利、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等方案，已经积聚了相当可观的不满情绪。而在政治上，由于保镖打人事件、重量级部长先后辞职（尤其是前环保部长于洛），使得其政治光环日益黯淡，普通民众越来越缺乏耐心。

最后，如前所述，虽然12月1日的街头示威中出现严重的暴力事件，但究其本源，黄马甲运动和郊区骚乱、学生运动和政治革命不同，它起源于广大郊区和农村强烈的“被遗忘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情绪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已经有所体现，当时右翼领导人菲永代表的，正是中西部广大地区的类似情绪，只不过由于其败选出局而被暂时掩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次黄马甲运动折射出的，是法国正面临自身的“锈带”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