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去了哪一个中国？《末代皇帝》与相信劳动改造的国度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i）11月26日去世，他一生既有传奇性，也有争议性。人们都知道贝托鲁奇晚年身陷《巴黎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性侵戏的拍摄争议，而其实他终其一生，从来就没选过容易的题目。除了导致对情欲议题的大无畏探索（令他被意大利法院褫夺公权五年），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冒险，应该就是1986年带著上百人剧组到中国拍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

就像历史上另外一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样，三十年前天真、怀抱理想主义、对中国充满幻想的贝托鲁奇，用他的摄影机敲开了那道曾经深锁的中国大门。

持摄影机的马可·波罗

“换成今日，《末代皇帝》根本不会用那种方式去拍，事实上很可能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真的移师中国拍摄。所有当年我们经历的各种冒险，比如危险的帐篷、饮用水不足、摄影机和底片在酷寒或是高温之中随时会坏掉之类货真价实的冒险，都不会发生了。实地冒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制片Jeremy Thomas几年前受访时说。

“换成今日，《末代皇帝》根本不会用那种方式去拍，事实上很可能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真的移师中国拍摄。”

历史就像个不断来回的钟摆。在这个西方世界急著关门防止中国进来的2018年，很难想像不过就是三十多年前敲开中国的门、去中国冒险，还是一件大事。

“我其实是在用旅行社的口气说：‘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中国。’而且事实上还真有这么一点味道，毕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在中国拍摄的西方电影。”1987年贝托鲁奇在受访时说。

贝托鲁奇说的不尽然精确。1972年另外一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获准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1982年还有另外一个意大利电视剧组也和中国合拍了一部迷你影集，就叫做《马可·波罗》。

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用笔（其实是狱中室友的笔）记录下他的中国印象；而1972到1986年这十多年间，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三个剧组则是用摄影机纪录下他们的中国印象。

而他们全来自意大利，并不是意外。

唯一指定共产党员导演

中国政府把拍片许可变成一种重新打造国家品牌的手段，选择信任这些欧洲左翼导演，透过他们的摄影机重新讲述中国的故事。

中共和苏共在1960年代末交恶之后，中国从1970年代开始试图打开门缝和西方世界重新建立连结。对安东尼奥尼的拍摄邀请和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 ）访北京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这些都是曾经大门深锁的中国即将打开大门的前兆。

另一方面，意大利正好有全欧洲人数最多的共产党（后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坚持走议会民主路线的义共也已经和苏共划清界线，企图拉拢中共一起走出自己的路。安东尼奥尼和贝托鲁奇都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来中国敲门。

中国政府把拍片许可变成一种重新打造国家品牌的手段，选择信任这些欧洲左翼导演，透过他们的摄影机重新讲述中国的故事，借以抵销那些国际上的反中宣传负面效果。

制片Jeremy Thomas后来回忆收到中国政府合作协议的惊讶：“我们得到了仅只两页的合约，开头第一句写著‘双方本于诚信合作’之类有如宪法前言的文字。而不是劈头就说甲方是某某某、乙方是某某某之类。那是一份非常理性而且条件合理的合约，而且没有长达120页实在太了不起了。”事实上《末代皇帝》那份轻薄的合约上，少数明确而没有商量余地的条件就是这部电影必须由“共产党员贝托鲁奇”拍摄。

意大利共产党甚至主动发信给中共请求给予贝托鲁奇的制作优先权，因为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剧组正在和央视洽谈拍同一个故事。

在东方找西方

贝托鲁奇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和1968学运世代的理想主义的偷渡进了《末代皇帝》最富争议的两个议题——文化大革命和劳改。

“1960年代，尤其是1968年，有一种我在其他年代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独一无二特质。从高达的电影到罗兰巴特的书，整个年代就是一个所有人编织理想国梦想的场域。做爱可以是一种政治表态，吃意大利面也可以是一种政治表态。换成跟今日的年轻人谈政治，他们才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贝托鲁奇自己也是1968学运世代，虽然巴黎学运的当下，27岁的他已经是知名导演，正在罗马忙著拍片，但他仍然把别人转述的巴黎革命现场的故事注入了他当时正在拍的电影《Partner》之中。

“我住在一个当时我一点都不喜欢的国家。政治上，每一种价值都在瓦解、都在腐败。接下来我人生第一次踏进中国，我那种拍电影的欲望因而重生了。”他说。

虽然贝托鲁奇说自己尽可能不要带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来中国，而是“想办法让中国文化侵略我”，但他和安东尼奥尼一样都对意大利的现状不满，他们的中国之旅最终还是变成“来中国找自己，在东方找西方”：

比如贝托鲁奇说中国皇帝使用的黄色让他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意大利帕尔马的金黄色建筑，而安东尼奥尼则在他的纪录片《中国》中说苏州的运河画面时，说令他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

正是因为是主观眼光，他们眼里中国的速度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人们不焦虑、不著急。”对比自己国家的速度感，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印象是缓慢。而另一方面贝托鲁奇的感受却是完全相反的：“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让我最震惊的，是相对之下我自己的国家就好像一张定格的静止照片一般。”贝托鲁奇说。

贝托鲁奇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和1968学运世代的理想主义的偷渡进了《末代皇帝》最富争议的两个议题——文化大革命和劳改。

文化大革命与劳改

“他们是如此纯真，而他们的纯真又是如何残暴冷血、错得离谱而且充满毁灭性。”

“我在1960年代并不像我其他朋友这么亲中。但我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表演场面感到著迷；这种街头剧场在美学上来说令我感到目眩神迷。所以我试图在电影里重现那种目眩神迷，紧接著再批判它，对于发生的不幸给予评断。”

让全世界大出意外的是中国政府竟然透过贝托鲁奇（或是容忍贝托鲁奇）试图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论：“我试图在电影中表现的是：他们是如此纯真，而他们的纯真又是如何残暴冷血、错得离谱而且充满毁灭性。”

另一方面，贝托鲁奇对于“人终有能力改变”这个乐观信仰则是连结到了“劳改/再教育”这个议题上：

“谁有办法知道溥仪是否真正改变？他的改变证据在哪里？我认为中国人真正信仰的是改变的外在形式，一种再教育的仪式。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形式主义者。我认为这是根源在文化上，他们坚信人虽非生来平等但却是生性本善。一旦你相信这件事，你就会相信救赎是可能的。如果你的一生充满罪恶，这世界上终会有你的救赎存在。”

这种对于劳改的天真信仰极有可能正是中国政府被说服同意《末代皇帝》拍摄的关键。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意大利人拍的《末代皇帝》电影和中国人自己拍的《末代皇帝》电视剧正面对决的结果是，电视剧受到中国观众热烈欢迎，而贝托鲁奇的电影在中国市场并没有引发和国际市场相同热度的热潮。

前后差了十四年，安东尼奥尼和贝托鲁奇的马可·波罗式冒险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四人帮的成员、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调了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拷贝看完之后勃然大怒，认为安东尼奥尼尽拍丑的脏的、不拍好的进步的，于是对这部片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激烈批判，同时也借机批斗亲自核准拍摄的周恩来。当时甚至有儿歌歌词提到“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中国》一片在中国被长年查禁，直到安东尼奥尼过世前三年才解禁。深爱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因此心碎不已。

十四年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表面上风光地在全球获得52座奖项并包含9座奥斯卡，但在中国也遇上了一点计划外的波折。

不仅中国上映日期毫无理由地一延再延，甚至连最风光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天都变成人大会议的批判焦点：有人大代表当面质疑文化部违反自己颁布的古建筑室内拍摄的禁令，也在电影中演出官员角色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不得不出面解释和贝托鲁奇的合作协议早于法令发布。“如果贝托鲁奇今天再回到中国来拍戏，恐怕已经绝无可能进到宫殿里头了。”英若诚跟记者说。

隐藏在这背后的其实是当时《末代皇帝》挤掉同名央视合拍剧时结下的梁子。事实上央视的合拍案被挤掉之后，仍然用中国自己的班底完成了该电视剧，甚至不无挑衅意味地抢在电影之前上档播映。意大利人拍的《末代皇帝》电影和中国人自己拍的《末代皇帝》电视剧正面对决的结果是，电视剧受到中国观众热烈欢迎，而贝托鲁奇的电影在中国市场并没有引发和国际市场相同热度的热潮。

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也意味著经由这几次国际合拍的实战演练，中国影视产业已经有能力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再也不需要意大利人带著西方的观点来代劳。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既是第一次也成为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