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议题，看懂2018台湾大选

民进党会丢掉高雄吗？

关键词：韩国瑜现象

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即将来临。去年此时，讨论到高雄地方选举时，舆论多半已经认定最后必定由民进党胜出，只是究竟由“民进党的谁”出线接下陈菊棒子，坐上市长大位而已。

彼时媒体与舆论热议的焦点，环绕著民进党内打转。多半在于陈菊指定的接班人、副市长刘世芳民调持续低落，比不上苦心耕耘多时的立法委员陈其迈。眼看民进党初选结果由陈其迈胜出，陈菊原有团队被指出现诸多“小动作”，并未立即开始全力辅选，都成为选民茶余饭后的话题。原本只能做“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党，在高雄市长选举初期，没有人有兴趣讨论他们执政的可能性。

这样“重绿轻蓝”的格局其来有自。国民党上一次在高雄取得执政权时，是由当今党主席吴敦义（1994-1998）坐纛，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民进党谢长廷两任八年执政后由陈菊接棒。2014年由县市合并后的首次“大高雄市”选举，国民党派出原高雄县长杨秋兴应战，对上原高雄市长陈菊，结果陈菊横扫99万票，大胜杨秋兴45万票一倍有余，以得票数而言，陈菊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票王”，挟带高人气一路执政至2018年。

对于现年二十岁的高雄首投族青年而言，打从一出生便只体会过“民进党执政的高雄”。一个“由国民党执政的高雄”，从来不存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即便在陈菊执政末期情况不稳：出现不少小型抗争；指定接班人刘世芳民调支持度低落；陈菊北上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襄助蔡英文执政中央......都可隐约看出高雄民进党人在“后陈菊时代”面临的执政危机。但因为国民党在此地长期未能胜选，除了只能靠眷村铁票苦撑基本盘，更缺乏可与绿军一战的大将，民进党欲继续拿下高雄，起码在选举的前一年看来，都是毫无悬念的。

未料在选举前半年，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以“奇兵”之姿杀出，将民进党的稳赢之局杀成五五波，仅能全力应战。

韩国瑜在高雄带动的气势甚至外溢至其他县市。在首都台北，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候选人争相放上与韩国瑜的合影、推荐，真正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反而相形失色；韩国瑜的娘家、农业大县云林，韩已不只一次私下或公开拜会地方人士，卖力辅选；有三分之一人口“海漂”至高雄落户的离岛澎湖，国民党籍县长候选人赖峰伟更是一早就请韩国瑜共同扫街，自市区天后宫、中央街开始就受到民众欢迎，甚至有粉丝搭船到本岛，只为与韩“本尊”见上一面。即便不论高雄本地的支持率，光由台北、云林、澎湖三地的折射，也可看出“韩流”真实存在，堪称本次选举的最大惊奇。

“老县长”苏贞昌的永劫回归

关键词：民进党世代断层 转型正义

1997年台北县长选举，苏贞昌获得百分之40的选票，以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国民党提名的谢深山，延续了民进党在北台湾最大县市的执政权。四年之后，他再以过半数，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战胜蓝营国、亲、新三党共推的王建煊。近七年的台北县长，是苏贞昌政治路上的第一个高峰。

2018年，苏贞昌为了同一个职务，第三次披上战袍，期待藉著“老县长”过去的执政成绩和苏本人的干练形象打动选民。但同样突出的是民进党在双北(台北市、新北市)欠缺新世代政治明星的无奈现实。这个世代断层的原因要回推到2005年，时任总统的陈水扁被控多项弊案，执政声势掉到最低点。那一年，陈水扁的子弟兵罗文嘉以超过10个百分点，19万票的差距，败给国民党周锡玮。民进党在台北县，也就是现在新北市的执政权就此中断直到今天。

苏贞昌的对手是国民党籍的侯友宜。他出身嘉义朴子，草根气质浓厚，中央警官学校(现今警察大学)毕业后在刑事体系一路向上发展。在几起重大治安事件里，逐渐走进公众视野。特别是1997年的白晓燕命案侦办过程中，嫌犯陈进兴一度挟持人质拒捕，侯友宜徒手进入屋内交涉，抱出一名男婴脱脸的画面，定格了他日后的公众形象。

2006年，就在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改组内阁时，侯友宜获拔擢接掌警政署长，成为有绿营色彩的技术官僚。但几年后反而受到国民党朱立伦重用，出任新北市副市长。

成为绿营的竞选对手后，侯友宜早年担任刑警的经历开始受到检视，特别是1989年，侯友宜奉命带队逮捕政治异议人士郑南榕，冲突之际，郑南榕以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身亡。侯友宜当初的作为，选举期间遭绿营严厉批评，侯友宜则以“基层员警，只能奉命行事”自辩。

围绕侯友宜的“转型正义”争议却引发另一起风波。2018年9月，“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副主委张天钦被爆料在内部会议中点名侯友宜是推进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并提到应该在选举中“操作一下”这个议题。这一席话引发行政干预选举的巨大风波，张天钦及主委黄煌雄先后下台。

柯文哲的网路声量等于选票吗？

关键词：网路声量 弃保效应

台湾过去十几年选举的一贯模式是：候选人站上吉普车大规模扫街、大规模架设广告看板与旗帜、出动游览车载支持者参加造势大会......等，都是选战的基本配备。但随著网路科技发达，近几次大选，传统的“陆战”已慢慢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网路“空战”，在台湾政坛中，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空战能力”堪称翘楚。

柯文哲在2014年以素人姿态投入台北市长选举，除了民进党原有党组织倾全力支持，网路战更是柯文哲强项。他的脸书粉丝页粉丝高达200万人、IG追踪人数逼近60万，两项数据皆在所有候选人中称霸。柯文哲选战期间曾用网路操作过几次大型活动，但成效两极。

首先是今年7月，柯文哲仿效青年创业手法，推出群众募资网页，原先目标是募得新台币1310万，最后太过踊跃，网站上线仅9小时就关闭，最终还超过目标3倍之多，募得4093万元。

但到了11月10日，柯文哲阵营同样透过不同网路社群，号召粉丝在台北市政府前举行“万人应援”活动，但现场最终仅不到2万人到场，跟四年前同期、当时有民进党动员情况下的9.8万人相比，确实有一段不小差距。

过去在网路上，常有“万人点赞、一人到场”的趋势，从“募款”和“万人应援”来看，柯文哲在网路上确实有一定的能量，但要将所有能量转化成实际人数，成效似乎有限。柯文哲的网路声量，究竟是否能如实转换成实际选票，也是政治研究上的重要观察点。

再从民调来看，台湾规定投票日前10天内不得公布民调，就最后发布的民调来看：柯文哲对国民党提名的丁守中不是维持极小幅度的领见，就是根本在误差范围内。这些民调数据让让柯文哲倍感危机。

在台北市长这样“三强鼎立”的选局中，最后决胜通常取决于“弃保效应”，也就是如果选民认定自己首选的支持对象已经当选无望，为了防止“最讨厌的人”当选，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民调较高的次一位侯选人。这样的集体意识，往往造成大量选民在投票前转移支持对象。这次台北市长选举会不会在柯文哲和姚文智间发生“弃保效应”，一般相信是左右胜败的关键因素。

两党主席会不会遭“逼宫”？

关键词：党主席问责 2020总统大选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选后的去留，牵动台湾政党政治的变迁甚至重组，也直接影响2020总统大选的对战组合。

党主席对选举结果负政治责任，在两党都已经是常态。例如2000年李登辉为总统大选败选请辞，2014年马英九为地方选举大败下台。民进党方面，2004年和2005年，陈水扁和苏贞昌分别为立委选举及县市长选举席次未达到过半目标请辞。蔡英文也曾为2012年参选总统失利而辞职。

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吴敦义和蔡英文选后势必面对相同考验。特别是吴敦义，投票前一周在一场辅选行程的讲话里，以“肥滋滋”、“大母猪”暗讽前高雄市长陈菊，引发绝大风暴。自家候选人纷纷与他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声势最强的韩国瑜甚至在造势大会上公开指称吴敦义发言不当。

一般认为，韩国瑜在高雄的选举成败，是国民党“胜选”或“败选”的最重要指标。而吴敦义的不当发言，被认为多大程度影响了韩国瑜的选情，就是选后吴敦义会不会遭问责的关键。一旦吴敦义遭问责下台，几乎不可能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由朱立伦甚至马英九重披战袍？或者另有党内外新星窜起？这次选举结果，都是重要变数。

对民进党而言，高雄市长一役同样是最重要指标。特别在新北市陷入苦战，台北市极不看好的情况下，如果丢失了执政超过十年的高雄，党内势必掀起逼宫声浪。蔡英文若交出党主席，虽然不致于影响到2020年参选连任的地位，但政治号令的确不可能再如现今“党政合一”下的运转如意。

时代力量能不能站稳脚跟？

关键词：太阳花世代

新兴政党“时代力量”由太阳花学运重要领导者黄国昌担任主席，于2015年建党，隔年在台湾立委选举中夺得5席（3席区域立委、2席不分区立委），成为蓝绿两大政党以外的第三大党。2016年起，时代力量逐渐布局全台各地，成立12处地方党部。

在蓝绿光谱上，“时代力量”被称为“小绿”。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公开支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当时曾和绿营政治人物共同扫街造势。同一年的立委选战里，民进党亦曾礼让时代力量部分区域立委席次。选后，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曾说时代力量将回归在野角色。在之后例如“一例一休”等公共事务议题上，两党矛盾渐生。

回顾解严后的台湾政治史，蓝营的新党、亲民党，或者绿营的台湾团结联盟，都曾经掀起支持热潮，但之后也都不敌两大党夹击。“时代力量”做为另一个新兴第三势力，除了蓝绿光谱外，“世代交替”也是时代力量的特色，在41位县市议员候选人中，有33位在40岁以下，其中近半数在30到39岁之间，三成在30岁以下。

面对大选，党主席黄国昌喊出“至少上20席”的目标。时力身为小党，本届议员选举能否开出漂亮成绩，成为能否延续政党生命、站稳基层的关键一役。

挺同、反同，一次总解决

关键词：民法或专法 性别教育

这一届台湾地方选举将连带举行十个公投案，而其中五案直接和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如果以立场区分，反同志和支持同志两阵营，各自连署了3案及2案表达立场。如果以性质区分，5案中有3案关系未来法律修订的方向；2案为行性别教育的原则。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去年五月发布“释字第748号宪法解释案”，宣告同性婚姻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大法官指出现行《民法》亲属编婚姻的规定，没有辨法保障“相同性别二人......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因此要求两年之内“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但采用哪种形式，大法官认为这是立法机构的职权。

在这号解释发布之后，台湾挺同、反同的争议战场，就转到了究竟应该直接修改民法，以民法条文保障同性婚姻？或者应该为同性婚姻订立专法，例如《同性婚姻法》。因此打著“保卫家庭”旗号的反同阵营，就提出了将“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以及“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婚姻等两件公投案。

相对的，支持同志阵营则提案要求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别两人建立婚姻关系”，相关人士批评立专法形同歧视同志。因此这三案公投的结果，将影响未来立法院制订同性婚姻相关法律时，是采取直接修正民法，或者另订新法。

此外，台湾现行《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中规定国中、国小阶段应该对学生从事包括同性恋倾向在内的性别教育，支持同志团体提出公投案，希望将这项规定订入《性别平等教育法》内，上纲到法律层级。相对的反同方则提案要求“不应对学生实施同志教育”。

“以核养绿”能捣毁“非核家园”吗？

关键词：非核家园

由黄士修等人发起的“以核养绿”公投，提案内容主要为废除现行《电业法》中“核电厂需在2025年前全部停止运转”的条文。公投主文及背后继续沿用核电的论述，再次开启拥核、反核两方的战火。

支持核电者将台湾2年来夏日电力供应吃紧及冬季空污等问题，归咎于民进党政府执政后所提出的“非核家园”政策，这项政策具体落实在上述《电业法》的规定里，因此废除《电业法》此一条文，就成了核电支持团体的首要目标。

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多位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公开发言中大力支持本案，强调废核并不是世界趋势，当再生能源布建不及、仅以火力取代核能，将导致碳排放量大增。

反核方则批评，高、低阶核废料迄今无法找到存放地点，同样有高额外部成本；而三座旧核电厂的安全问题、以至于核四兴建过程中所爆出的工程弊端，更让先天地质条件脆弱的台湾仍面临核安风险。

经济部为非核政策辩护时，强调用核电不代表减煤，至2025年悬浮微粒排放量还可能比现行政策方向多三成，根本没有解决空污问题。

周六投票的结果若达到通过门槛，“核电厂需在2025年前全部停止运转”的条文将在公投结果公告后第3日起失效。多位公投发起人公开表示，一旦公投成立，他们会要求政府让现存的核一至三厂延役，已封存的核四也应启封，甚至应考虑增建20座新核电机组。

但上述拥核人士的说法遭到曾任环保署副署长的律师詹顺贵反驳。他说公投法律效力仅限于《电业法》，政府仍可透过其他法律或政策评估决定核四重建及核一、二、三延役。

东奥公投通过会怎样？

关键词：奥运模式

“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主文写著：你是否同意，以“台湾”（Taiwan）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

1949年内战结束，两岸分裂分治。PRC与ROC的“中国代表权之争”在各种国际场合出现，体育赛场也不例外。为了解决中华民国台湾选手参赛的身份问题，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奥会在1981年签署《洛桑协议》，同意以“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CTOC）”的会名、会旗、会徽参加奥会，“奥运模式”自此确立。

“中华台北”是多方妥协下的产物，“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联盟”今年发起正名公投，提案人正是前奥运选手纪政。今年7月，在台中被东亚奥委会（EAOC）取消2019东亚青运会承办权之前，东奥正名公投连署书仅有9万份，距28万份门槛仍有距离；东亚青运事件后，连署人数暴增，民间团体最后向中选会提交52万多份连署书。

这桩公投案引起激辩，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等人指东奥正名可能影响台湾选手未来的会籍与参赛权，中华奥会会籍恐被中止或取消承认。

但公投通过将直接造成“中华台北”改名“台湾”吗？事实上，根据公投法的规定，东奥公投属于“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如果通过，应由“总统或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之必要处置”。因此本案即使通过，实质意义是向台湾政府及国际社会发送一项政治诉求意向。并无法强行要求政府变更现行做法，更不可能拘束中华台北奥会向国际奥会提案要求改名。

对于东奥公投，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近日曾引述《洛桑协议》说，台湾参与奥运的名称就是“中华台北”，“我相信很多人不满意，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这样”。11月20日，行政院发言人Kolas Yotaka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参赛（是）为到目前为止国际奥会的规定，我们为维护选手参赛权，始终遵守协议，未来也会遵守国际奥会的相关规定。”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东奥公投若达到通过门槛，要不要继续推进执行，执政的民进党恐怕将陷入父子骑驴、左右为难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