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时光落幕了，他们在青年空间散场

“706”青年空间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公共空间之一。六年前，它由12个大学生自筹3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创立。依附周边清华、北大等高校林立的优势，这个不足100平米的场所很快聚拢了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家在这里畅谈哲学丶民主丶中国社会转型，彼此交换故事与梦想。

关于建立“706”，创始人之一的邬方荣觉得，当时的中国仿佛走到一个节点——“社会很开放丶很活跃”，“而青年一代也需要有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时，中文互联网迎来了十年发展的高峰。线上虚拟讨论平台不断迭代，而面向80丶90一代的线下空间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这股浪潮中，追求“自由独立价值”的706发展壮大，并吸引了一批倡导多元价值的青年。大家办沙龙丶共住、自治，对撞思潮，“探索生活不同的可能”。

六年来，这个100平米的空间最终发展成近600平米的两套复式楼，举办了1400场活动，吸聚了17个国家、106个城市的2300多名会员，构成过一代人的回忆。然而，也是这六年，不断收紧的大环境令公共空间式微。706也因自身经营不善丶成员理念失和丶政策风向转变，度过了很多个命运攸关时刻。

2018年，本打算大规模翻新升级，房东突然提出要将706一半空间收回自住。邬方荣由此展开三个月的交涉，但没有成功。6月30日，“砍刀”落下，706失去近一半空间。由于多年来没有走出良性的商业模式，除了干等命运降临，706也并无闲钱，另寻新地。

“空间被切除，生态被破坏，就动摇了我们的根本。”邬方荣对端传媒说，令他更加郁闷的是，眼看706就有新突破，轰然而至的打击又令它回到了原点。经过了六年的风雨起伏，2018，它又走入了悲哀的轮回。

被拒绝的请求

听闻另一半空间要关闭，706的旧友纷纷跑去打听内情，但绕了一圈，谁也说不清原因。

一位706的创始人罗勉告诉端传媒，关闭是因为房东认为706常被邻居投诉扰民，“但过去一年，我们确实大有改善”。

房东曾是中国大陆地产商任志强的下属。罗勉托好友找到任志强，请他向房东说情。任志强回复，“派出所和街道办下命不许租，房东也没办法了。”

“之前五年都租下来了，偏偏今年要回收，”另一位青年空间经营者透露，回收房屋是风向，“说到底，是大环境变了。”

关闭成为一件讳莫如深的事。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房东也不说。”对于许多事，邬方荣也不明就里，“其实……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太多。”

2018年3月，得知房东不再续约后，邬方荣一直试图扭转困局。由于没有房东电话，二人只能通过微信联络。一个月内，邬方荣多次发送续约请求，并承诺整改，却从未获得只言片语的回复。

四月底，他与房东碰面，房东认为706常常举办活动，对周边邻居构成骚扰，因此要回收房屋。而若想保住706，就必须保证“不再扰民”，同时拿到有关部门提供的“合法性证明”。

虽然不认为706非法，但一个月里，邬方荣还是跑去居委会丶周围片警和小区物业，找有关部门开证明。但“跑遍了四五个部门”，大家表示愿意为706说情，却无法以官方名义出具证明。

与此同时，706历劫的消息在圈内激起了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家除了感叹丶诧异，更纷纷声援706，为它众筹了多达28万元的捐款。20多个旅居在世界各地的旧友还制作了视频，向房东发出续约请求。但视频还在剪辑，房东却将邬方荣从微信上删除，切断了二人沟通的唯一渠道。

三个多月的争取没有成功。6月30日，租约到期，房东坚持不再续约，706彻底失去了天台丶小剧场丶花生食堂共达300平米的场地，伤及根本。

6月27日晚，为纪念即将关闭的空间，706举行小型告别会。创始人之一的程宝忠没有出席。在遥远的家乡安徽，这个曾陪伴706走过漫长岁月的90后在社交平台感叹：不过短短六年，那个当年的“五道口快要消失了”。

偶然的构想

2011年，邬方荣正在北京邮电大学攻读通信工程研究生，临近毕业关头，因为交不出论文而肄业。他索性退学，却又在密集的求职面试中受挫，因与资方理念不合，双方常常不欢而散。

面对未卜的前途，邬方荣决定创业。他长期关注中国教育公平，很快找来几个相熟的北京大学的朋友。在公益盛行的时代，一群人共同创办了线下教育平台——ICU开放大学。

他们请来清华丶北大等知名大学教授，在平台直播授课，希望“拆掉围墙”，让三、四线城市的学生也可接触到中国的优质教育。“小地方的人看不到大的格局，就会限制个人的思维和视野。”邬方荣这样解释项目的初衷。

现实很快浇下一瓢冷水。原来学生对课程本身兴趣不大。在一堂北大教授开设的通识课上，由于教授形象不佳，整屏闪过的弹幕全是对教授相貌的嘲笑：“他太老”“他秃头”“他真的很丑”……教授被得罪，项目收效甚微，团队成员们垂头丧气。

就在开放大学偃旗息鼓的半年里，另一场实验正拉开序幕。

邬方荣对端传媒回忆，ICU开放大学曾在当年的校园社交网站——人人网上大热，由此聚集了一批对公益有理想丶有信念的青年人。他们在线上热烈讨论之余，也常常在线下聚会畅谈，互结圈子。

彼时正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大二的罗勉记得，2011年的一个冬日下午，经青年思想平台北斗网创始人薄然介绍，在学校泊星地咖啡馆，他结识了邬方荣。第一眼看到邬方荣时，罗勉觉得，眼前的这个人“背有一点点驼”，“说话也有些口吃”，这与他在北大惯常见到的意气风发的精英学子截然不同，邬“不是很自信”。

当时，邬方荣才从一场挫折中走出。ICU开放大学难以为继时，团队成员曾尝试在校内举办论坛。在计划举办一场有关女权的小型英文讨论时，却因活动话题敏感，被北大校团委施压禁止，一群人被“赶”出了北大。这次挫败反而令邬方荣决定，要突破校园，在没有审查的民间办一个“可以聚会丶连结各国青年，自由讨论的场所”。而此时，正是召集人马之际。

这与罗勉在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书中看到的那些“充满激辩与回响”的西方咖啡馆不谋而合。“它必须是可供理性讨论丶自由争辩的地方，”罗勉很兴奋，他甚至觉得，“它更可以是中国培育公民德性的土壤。”

那天，三人达成共识后，又召集了九名学生。最终，12个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吆喝”，在五道口附近的居民小区华清嘉园凑了三万元，一间100平米的青年空间破土而出。由于一时想不出名字，他们便沿用了门牌号706。2012年的凛冬，一场青年乌托邦实验开始悄然进行。

谁也没想到，这个偶然的构想竟在后来几年掀起了一场潮流。如今六年后回看，在公民社会开始急速衰落的2012年，它的诞生，更像是抓住了春天的尾巴，在暴风骤雨来临前，追逐过一个浪漫天真的时代。

初生的失望

新生的706不大，两室一厅的空间简陋。四面环绕着深绿色的墙，空空的屋子里最醒目的，是堆满桌椅的狭窄长廊。

这条长廊成为706最繁忙梦幻的一景。2012年，706常常邀请中国最负盛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每周在长廊举办至少一次学术讲座，每人收费5元，它很快成为五道口青年的流连忘返之地。

仿佛是顺应了时代的召唤，706诞生前后，一批青年人打造的公益机构正在中国拔地而起：香港的Co-China夏令营丶北京立人大学丶上海青年众筹平台追梦网丶北京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丶 “地球一小时”发起机构大未青年……它们不约而同地开创了中国青年公益的风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和声音。”邬方荣将706的初衷演绎成这样一句，他希望，在急速变革的时代，青年人也能够搭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不是说这一代青年有什么特别，”立人大学创办人李英强觉得，任何时代和社会，青年人都是最敏感的一群，但成长于互联网勃兴时代的年轻人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多是80末丶90初一代，作为互联网十年发展的果子，“还有那么一点点思想丶一点点见识”，渴望打破代际丶地域限制，自由交流。

邬方荣统计过，706创办后的四个月里，共举办了40多场线下小型讨论，涉及中国转型丶宪政民主丶东亚局势丶国家正义种种议题。长廊里，大家促膝畅谈至深夜，讨论引人入胜时，常有四五十人参与。“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气氛。”

两场讨论深入人心。706曾请来著名美国传教士卡尔.威尔肯斯，讲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爆发时，拯救了数百名孤儿并参与灾后当地社区重建的故事。卡尔不懂中文，现场五六十个学生就全程用英文沟通，这也是许多人第一次通过一场人类灾难，学会超越自身，用普世眼光关切灾难和生命。另一次，他们请来中国大陆研究自由主义的先行者刘军宁，大谈中国社会改革前景。一个互动环节，台下的学生连发三问：“自由主义是否在中国扎了根？”“中国未来会迎来渐进式改革吗？”“中国的未来到底要怎么走？”……“那个场面太火爆了。”邬方荣笑得开怀。

好景不长。也许是经营思路太过精英化，吸引的受众太少，也许是不太注重经营，没有足够收入。2012年8月，在火热举办各种讨论的同时，由于资金匮乏，706很快走到了诞生以来第一个命运攸关时刻。

租约到期。2012年7月，团队的三万元创始资金几近耗尽，还欠下了数以万计的外债，完全无力续缴8300元人民币的月租。

四个月来，他们一直寻求新的资金，却没有回响。他们曾邀请环保组织来706办讲座，希望建立关系，请背后的基金会为706捐款。但在青年空间的概念尚未普及的2012年，对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又跑去参加公益大赛，希望赢得比赛基金，然而，“主办方都不认为我们运营的是一个公益项目。”邬方荣说。

2012年8月，所有路径没有走通，706被迫关门停业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到“商业打败理想”的滋味。“我们谈论了那么多大的话题，那么多国家大事，但没有钱，我们连一套房子都保不住，”邬方荣当时觉得，彷佛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关门那天，北京下着暴雨。12个人躲在706，一起搬书丶刷墙，匆忙抹去一切与706相关的痕迹，地上全是酒瓶碰撞的声音。午夜，路过附近酒吧时，看到围在门口喝酒大笑的青年，所有人唏嘘不已：“同样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就没有我们的生存之地呢？”他们想。

空间关闭后，成员们普遍感到失望。从2012年8月开始，一部分则因前途际遇而离开，只留下了邬方荣和程宝忠。

可以东山再起吗？以什么样的方式重生？重生之后，它又能否在稳定经营的同时，营造出一个独立自由，不受审查的交流空间？……两个月里，二人日夜思索着。

程宝忠坦言，空间成立之初，团队里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一项兴趣和公益，对于空间经营管理，他们只有非常模糊的思考；关闭后，“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可以继续做的事”。

但他发现，邬方荣变得不同了，他始终在想办法重建706。这令程宝忠强烈觉得，对于邬而言，经营706或许不是兴趣那么简单，“他把它当成了一项事业。”

挫败的回响

2012年11月11日，一篇名为《寻找1001位主人，再造有书有灵魂的706独立青年空间》的网帖在中国大陆众筹平台“追梦网”悄然登陆。

这篇3000多字网帖回顾了706建构青年空间的历史，它呼吁青年人联合起来，重构公共空间——“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独立自由空间，发现新观点，阐述新故事，由此发现我们自己和身处的时代吧！”

这是706关闭两个月后，邬方荣发起的众筹求助计划。恰逢中国大陆的众筹兴起，追梦网的创始人杜梦杰向正为重建706苦苦求索的邬方荣提议，可以集众人之力，为706众筹。像是从黑暗裂缝中看到一束光，邬方荣很快答应了。

帖子甫一发出，立即引来巨大回响。截至众筹结束前，共有437人为它捐出12.7万余元的捐款，179人的跟帖支持。

更多的情真意切如雪片纷至。一位拥有德国的博士学位、在北京国贸工作的女律师看到网帖，深夜驱车拜访邬方荣，一进门便拉他到附近公园，询问关于空间的构想。

“我们就是想做文化沙龙丶公共空间，一个让青年人自由交流的场所。他们可以表达自我，公开发声，并最终成为一个有良好公民素养的人。”

她听后，立即捐出一万元以示支持，从此再未出现。

代表体制内声音的中央电视台也来了。三位纪录片导演好奇“这群年轻人怎么不想着去赚钱，天天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想用一年时间记录它，但被邬方荣以“担心泄露隐私”为由婉拒。其中一位，还是留下了一万元，拜托他们“好好做下去”。

最终，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706真的重生了。有了足够资金，2013年，它还迁入了一处近600平米的新址，拥有了咖啡馆丶小剧场丶天台等多个场域，波折的命运终于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原来706的生命力还有这么强。”六年后谈起这突如其来的转折，程宝忠依然感叹，但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一个更加迫切的感受是，“我们终于有钱，把空间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经过2012年的惨痛一役，706开始关注空间经营。

2013年后，在举办各种文化沙龙的同时，团队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空间改革计划。他们在周边租下了九套民居，将房屋改装而后出租，用租金维持空间的运转。除了一系列文化沙龙，一个它主打的项目——生活实验室，也吸引来一批刚毕业的青年人，他们在这里共住自治，从管理一个公共空间的生活点滴开始，习得如何成为公民的素养。

这个功能复合的场所从此举办了更多的活动，范围更广，种类更多，吸引了更多的外延人群。它不仅是北京学生的精神地标，而更成为全国青年的圣地。

2014年盛夏，广州叁楼青年空间创始人韩益民曾拜访706。他推开门，第一感觉是“这里太大了”。看着一群年轻的身影在600平米的空间自在地游走穿梭，像苏格拉底一样探讨“自我”，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讲师羡慕不已：“各色各样的丶独立的年轻人一起自由地交流探讨，这种感觉太棒了！”

每年寒暑假，都有近百名学生造访706，知识分子们也闻风而来。在这个精心打造小世界里，大家一起阅读丶讨论，从女权到劳工丶从社运到平权，从国家转型到宪政民主，没有禁忌和边界，探索一切值得关心的话题。

“并不是说我们要多么政治化，”邬方荣说，他希望，能为青年人营造一个纯粹的交流平台，让他们畅谈理想和未来，而非一走出校园，被推到压抑丶密不透风的社会，赤手空拳地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压力。

凭借706日益扩散的影响力，青年空间的概念也不断推演至全国。2014年前后，在武汉丶广州丶南昌丶成都等地，陆续有青年空间冒起。程宝忠统计过，截至2015年，全国范围内的青年空间就有40多家。

除了线上互动，创始人们还在线下来往，706更将各式活动——“公共空间的灵魂”，慷慨开源。大家彼此交流，隐隐结盟，共同壮大了中国青年空间的生命力。“2013，14年，真的太辉煌了！”邬方荣笑着说。

然而，在理想高歌猛进的同时，他们没有察觉，窗外的世界已不知不觉地变天了——那时，“有关部门”像一双沉默的眼睛，注视他们许久了。

时代落幕了

2014，一个不安之年。

在台湾太阳花学运结束的三个月后，“占领中环”的号角又在9月的香港街头吹响。

这一年，受“中国因素”影响，港台的青年迎来了十数年来最愤怒躁动的日子。街头巷尾，他们公民抗命的身影来去匆匆。

激烈的政治气旋席卷而来，并一度逼近了两千公里外的北京。在北京大学，一群学生打算办一场关于“占领运动”的小型讨论。他们邀请香港凤凰网的记者，托人找到706负责人，希望在这个中国青年人的集散地共同探究占领运动的起因、它对学生，乃至中国大陆的影响。

邬方荣欣然答应了，在政治气氛捉摸不定的2014年，他说自己还无法“敏感捕捉政治的细微变化”。

危险紧随而至。讨论的帖子在豆瓣丶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刚刚贴出，当局就打来电话，勒令删帖，并对相关人士约谈丶教育。

“占中讨论”风波过后，706开始被当局密切关注。它举办的多场公共讨论常遭遇消防检查。通常的情况是，讨论进行至一半，就有公安上门，要求听众登记身份证。邬方荣统计，2014年后，706被叫停的活动每年至少5场，2015年，它彻底暂停了所有的思想文化沙龙活动。

官方的干扰也暴露了706的租房问题。2016年3月，北京出手整治群租房运动期间，706被多次查抄丶上门贴封条，勒令拆床。“我们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邬方荣说，这直接影响了租房和收入的稳定。但他也承认群租房确实处在法律灰色地带。

706遭遇整肃后的两年，大环境的收缩也令大部分青年空间经营者感受到彻骨的严寒。

2017年，广东一间经营了三年的青年空间被迫宣布关闭——它曾在2014年为一家美国社会创新组织的学生提供活动场地，当局以“成员接受境外资金”为由，盯上了这家空间。三年来，它举办的女权丶同志平权丶劳工议题等多场讨论也被认为“每个都是敏感点”，“撞了红线”。2017年4月，它被当局勒令关停。空间经营者也遭到整肃，他原先在一家大学有全职讲师的工作，后来被调岗做资料室管理员，“从此不可再站上讲台祸害学生”。

南昌丶武汉等多家青年空间经营者也主动选择了关闭，它们的创始人或选择出国读书，或选择其它工作，纷纷躲过这波浪头。“难道你还要和它对抗吗？搞到最后大家都很累。算了，撤就撤吧。”一位青年空间经营者说。

来自官方的打压是706衰落的重要原因，却不是核心困境。

2013年调整战略后，它一直徘徊在收支平衡的边缘，苦苦支撑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邬方荣给端传媒算了笔账：通过租房丶收会员费等业务，706每月可收入20万左右的流水账，扣除每月达十七八万的空间成本，余下的钱再摊给几位管理者作为薪酬，“基本上就是持平”。

有至少两位参与过空间管理的人员对端传媒表示，706衰落的根本在于它无法沉淀，在公益和商业的夹缝中，始终无法走出一条成熟的经营路径。

曹雨腾在2013年加入706的管理。他发现，团队的经营者中普遍是学生，他们来来去去，长期固定的太少，多是邬方荣一人执行了所有的想法。“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持续耕耘才能体现出效果的。”曹本人则在2014年离开。

程宝忠感到唏嘘，他欣赏706的开放，但这也意味着这种半组织状态的空间很难建立长远的管理体系。

他觉得，706会生长出很多有趣的点子，但它们永远只停留在原生阶段，无法进入有严密完整体系的产品迭代状态。程宝忠举例证：2015年，曾有人为706投资数十万元建造图书馆，团队为它设想过各种形态：思辨的场所丶以书社交的平台丶图书APP的孵化器……但打造好空间雏形，却没有了下一步行动，它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盈利能力的场所。

“就像一个试验场，做各种各样很酷很炫的模型和实验，但永远没有产品。”程宝忠断言，这样的706是没有任何盈利可能的。

更令程宝忠无奈的是，2016年，这个空间运营了四年却始终保持在非盈利组织的状态，许多计划更无法推进，缺乏解决机制，问题总不了了之 。当时，他即将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面临去留问题，在寄望远大事业的同时，也越发觉得706就像一个匠人精神的小馆，“像是一个人守着一摊有价值、但不大的事情”。这与他初衷背离。同年底，程宝忠祝福了邬方荣，也告别了706。

至此，他们所有人终究完成了各自的散场。“时代落幕，大家也各自散落天涯了。”罗勉感叹。

还有土壤吗？

2018年6月，另一半空间关闭后，留守在706的邬方荣前所未有地担忧它的存续。

7月，在美国读博的罗勉回北京，邬方荣迫切地找他聊经营策略，强调空间以后多往商业化道路走，“生存压力太大了”。虽然不完全认同706公司化，但罗勉理解他，“毕竟空间能坚持到今天完全依靠方荣。那是他异于常人的坚持，别人不能理解的坚持。”

9月，全国青年空间的经营者再度聚首706，像是错置了时空，一群人又在一起探讨生存的路径、空间的管理、未来的结盟。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时代日新月异，旧的空间还能吸引新的世代吗？

李英强持悲观论调：“今天大部分95后的人，他们接触的是一个被高度阉割、过滤后的互联网。在他们成长的时代，受到的教育就是当局灌输的价值观——中国模式、大国崛起、一带一路。”他觉得，这代青年“很粉红了”，对公共讨论不太有兴趣，青年空间失去了土壤。

罗勉也有类似感受。“95后一代的整体讨论热情不高，他们会关心女权、劳工这些具体的议题，讨论或许也更深入，但没有了对中国整体性的把握。”这与他那代90后的青年常讨论中国未来转型、社会结构变化的氛围截然不同。

“这些宏大的议题重要吗？“端传媒问他。

”当然重要啊。所以他们不会发现自己关心的那些议题，政治和经济的根源是什么，失去了整体性的反思。”而公知被污名化后，也再无知识分子愿为人师，罗勉觉得，那个通往公民养成的道路已经没了，“这条脉断了。”

如今，来706的95后、千禧后确实不多，“或许，他们在学校还没有接受公民教育的启蒙吧”。但邬方荣说他会继续做下去，守住这方理想。

9月的北京已经转凉，一个寻常的秋夜，邬方荣如往常一样为新项目伏案苦干。休息间隙，这个85前的“大龄青年”走出房间，站在门前的阴影里，注视着706大厅的青年吹拉弹唱，像一位目光深邃的船长，等候新的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