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譁的時光落幕了，他們在青年空間散場

「706」青年空間是中國大陸最知名的公共空間之一。六年前，它由12個大學生自籌3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創立。依附周邊清華、北大等高校林立的優勢，這個不足100平米的場所很快聚攏了一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大家在這裏暢談哲學丶民主丶中國社會轉型，彼此交換故事與夢想。

關於建立「706」，創始人之一的鄔方榮覺得，當時的中國彷彿走到一個節點——「社會很開放丶很活躍」，「而青年一代也需要有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

其時，中文互聯網迎來了十年發展的高峰。線上虛擬討論平台不斷迭代，而面向80丶90一代的線下空間更如雨後春筍般生長。這股浪潮中，追求「自由獨立價值」的706發展壯大，並吸引了一批倡導多元價值的青年。大家辦沙龍丶共住、自治，對撞思潮，「探索生活不同的可能」。

六年來，這個100平米的空間最終發展成近600平米的兩套複式樓，舉辦了1400場活動，吸聚了17個國家、106個城市的2300多名會員，構成過一代人的回憶。然而，也是這六年，不斷收緊的大環境令公共空間式微。706也因自身經營不善丶成員理念失和丶政策風向轉變，度過了很多個命運攸關時刻。

2018年，本打算大規模翻新升級，房東突然提出要將706一半空間收回自住。鄔方榮由此展開三個月的交涉，但沒有成功。6月30日，「砍刀」落下，706失去近一半空間。由於多年來沒有走出良性的商業模式，除了乾等命運降臨，706也並無閒錢，另尋新地。

「空間被切除，生態被破壞，就動搖了我們的根本。」鄔方榮對端傳媒說，令他更加鬱悶的是，眼看706就有新突破，轟然而至的打擊又令它回到了原點。經過了六年的風雨起伏，2018，它又走入了悲哀的輪迴。

被拒絕的請求

聽聞另一半空間要關閉，706的舊友紛紛跑去打聽內情，但繞了一圈，誰也說不清原因。

一位706的創始人羅勉告訴端傳媒，關閉是因為房東認為706常被鄰居投訴擾民，「但過去一年，我們確實大有改善」。

房東曾是中國大陸地產商任志強的下屬。羅勉託好友找到任志強，請他向房東說情。任志強回覆，「派出所和街道辦下命不許租，房東也沒辦法了。」

「之前五年都租下來了，偏偏今年要回收，」另一位青年空間經營者透露，回收房屋是風向，「說到底，是大環境變了。」

關閉成為一件諱莫如深的事。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房東也不說。」對於許多事，鄔方榮也不明就裏，「其實......我們連見面的機會都不太多。」

2018年3月，得知房東不再續約後，鄔方榮一直試圖扭轉困局。由於沒有房東電話，二人只能通過微信聯絡。一個月內，鄔方榮多次發送續約請求，並承諾整改，卻從未獲得隻言片語的回覆。

四月底，他與房東碰面，房東認為706常常舉辦活動，對周邊鄰居構成騷擾，因此要回收房屋。而若想保住706，就必須保證「不再擾民」，同時拿到有關部門提供的「合法性證明」。

雖然不認為706非法，但一個月裏，鄔方榮還是跑去居委會丶周圍片警和小區物業，找有關部門開證明。但「跑遍了四五個部門」，大家表示願意為706說情，卻無法以官方名義出具證明。

與此同時，706歷劫的消息在圈內激起了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家除了感歎丶詫異，更紛紛聲援706，為它眾籌了多達28萬元的捐款。20多個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舊友還製作了視頻，向房東發出續約請求。但視頻還在剪輯，房東卻將鄔方榮從微信上刪除，切斷了二人溝通的唯一渠道。

三個多月的爭取沒有成功。6月30日，租約到期，房東堅持不再續約，706徹底失去了天台丶小劇場丶花生食堂共達300平米的場地，傷及根本。

6月27日晚，為紀念即將關閉的空間，706舉行小型告別會。創始人之一的程寶忠沒有出席。在遙遠的家鄉安徽，這個曾陪伴706走過漫長歲月的90後在社交平台感歎：不過短短六年，那個當年的「五道口快要消失了」。

偶然的構想

2011年，鄔方榮正在北京郵電大學攻讀通信工程研究生，臨近畢業關頭，因為交不出論文而肄業。他索性退學，卻又在密集的求職面試中受挫，因與資方理念不合，雙方常常不歡而散。

面對未卜的前途，鄔方榮決定創業。他長期關注中國教育公平，很快找來幾個相熟的北京大學的朋友。在公益盛行的時代，一群人共同創辦了線下教育平台——ICU開放大學。

他們請來清華丶北大等知名大學教授，在平台直播授課，希望「拆掉圍牆」，讓三、四線城市的學生也可接觸到中國的優質教育。「小地方的人看不到大的格局，就會限制個人的思維和視野。」鄔方榮這樣解釋項目的初衷。

現實很快澆下一瓢冷水。原來學生對課程本身興趣不大。在一堂北大教授開設的通識課上，由於教授形象不佳，整屏閃過的彈幕全是對教授相貌的嘲笑：「他太老」「他禿頭」「他真的很醜」......教授被得罪，項目收效甚微，團隊成員們垂頭喪氣。

就在開放大學偃旗息鼓的半年裏，另一場實驗正拉開序幕。

鄔方榮對端傳媒回憶，ICU開放大學曾在當年的校園社交網站——人人網上大熱，由此聚集了一批對公益有理想丶有信念的青年人。他們在線上熱烈討論之餘，也常常在線下聚會暢談，互結圈子。

彼時正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大二的羅勉記得，2011年的一個冬日下午，經青年思想平台北斗網創始人薄然介紹，在學校泊星地咖啡館，他結識了鄔方榮。第一眼看到鄔方榮時，羅勉覺得，眼前的這個人「背有一點點駝」，「說話也有些口吃」，這與他在北大慣常見到的意氣風發的精英學子截然不同，鄔「不是很自信」。

當時，鄔方榮才從一場挫折中走出。ICU開放大學難以為繼時，團隊成員曾嘗試在校內舉辦論壇。在計劃舉辦一場有關女權的小型英文討論時，卻因活動話題敏感，被北大校團委施壓禁止，一群人被「趕」出了北大。這次挫敗反而令鄔方榮決定，要突破校園，在沒有審查的民間辦一個「可以聚會丶連結各國青年，自由討論的場所」。而此時，正是召集人馬之際。

這與羅勉在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哈伯馬斯）書中看到的那些「充滿激辯與迴響」的西方咖啡館不謀而合。「它必須是可供理性討論丶自由爭辯的地方，」羅勉很興奮，他甚至覺得，「它更可以是中國培育公民德性的土壤。」

那天，三人達成共識後，又召集了九名學生。最終，12個人「有錢出錢，沒錢出吆喝」，在五道口附近的居民小區華清嘉園湊了三萬元，一間100平米的青年空間破土而出。由於一時想不出名字，他們便沿用了門牌號706。2012年的凜冬，一場青年烏托邦實驗開始悄然進行。

誰也沒想到，這個偶然的構想竟在後來幾年掀起了一場潮流。如今六年後回看，在公民社會開始急速衰落的2012年，它的誕生，更像是抓住了春天的尾巴，在暴風驟雨來臨前，追逐過一個浪漫天真的時代。

初生的失望

新生的706不大，兩室一廳的空間簡陋。四面環繞着深綠色的牆，空空的屋子裏最醒目的，是堆滿桌椅的狹窄長廊。

這條長廊成為706最繁忙夢幻的一景。2012年，706常常邀請中國最負盛名的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每週在長廊舉辦至少一次學術講座，每人收費5元，它很快成為五道口青年的流連忘返之地。

彷彿是順應了時代的召喚，706誕生前後，一批青年人打造的公益機構正在中國拔地而起：香港的Co-China夏令營丶北京立人大學丶上海青年眾籌平台追夢網丶北京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丶 「地球一小時」發起機構大未青年……它們不約而同地開創了中國青年公益的風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夢想和聲音。」鄔方榮將706的初衷演繹成這樣一句，他希望，在急速變革的時代，青年人也能夠搭建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

「並不是說這一代青年有什麼特別，」立人大學創辦人李英強覺得，任何時代和社會，青年人都是最敏感的一群，但成長於互聯網勃興時代的年輕人有自己的特點，他們多是80末丶90初一代，作為互聯網十年發展的果子，「還有那麼一點點思想丶一點點見識」，渴望打破代際丶地域限制，自由交流。

鄔方榮統計過，706創辦後的四個月裏，共舉辦了40多場線下小型討論，涉及中國轉型丶憲政民主丶東亞局勢丶國家正義種種議題。長廊裏，大家促膝暢談至深夜，討論引人入勝時，常有四五十人參與。「在那個年代，有那樣的氣氛。」

兩場討論深入人心。706曾請來著名美國傳教士卡爾.威爾肯斯，講他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爆發時，拯救了數百名孤兒並參與災後當地社區重建的故事。卡爾不懂中文，現場五六十個學生就全程用英文溝通，這也是許多人第一次通過一場人類災難，學會超越自身，用普世眼光關切災難和生命。另一次，他們請來中國大陸研究自由主義的先行者劉軍寧，大談中國社會改革前景。一個互動環節，台下的學生連發三問：「自由主義是否在中國紮了根？」「中國未來會迎來漸進式改革嗎？」「中國的未來到底要怎麼走？」……「那個場面太火爆了。」鄔方榮笑得開懷。

好景不長。也許是經營思路太過精英化，吸引的受眾太少，也許是不太注重經營，沒有足夠收入。2012年8月，在火熱舉辦各種討論的同時，由於資金匱乏，706很快走到了誕生以來第一個命運攸關時刻。

租約到期。2012年7月，團隊的三萬元創始資金幾近耗盡，還欠下了數以萬計的外債，完全無力續繳8300元人民幣的月租。

四個月來，他們一直尋求新的資金，卻沒有迴響。他們曾邀請環保組織來706辦講座，希望建立關係，請背後的基金會為706捐款。但在青年空間的概念尚未普及的2012年，對方都不太明白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又跑去參加公益大賽，希望贏得比賽基金，然而，「主辦方都不認為我們運營的是一個公益項目。」鄔方榮說。

2012年8月，所有路徑沒有走通，706被迫關門停業了。

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到「商業打敗理想」的滋味。「我們談論了那麼多大的話題，那麼多國家大事，但沒有錢，我們連一套房子都保不住，」鄔方榮當時覺得，彷佛一夜之間，「什麼都沒了。」

關門那天，北京下着暴雨。12個人躲在706，一起搬書丶刷牆，匆忙抹去一切與706相關的痕跡，地上全是酒瓶碰撞的聲音。午夜，路過附近酒吧時，看到圍在門口喝酒大笑的青年，所有人唏噓不已：「同樣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為什麼就沒有我們的生存之地呢？」他們想。

空間關閉後，成員們普遍感到失望。從2012年8月開始，一部分則因前途際遇而離開，只留下了鄔方榮和程寶忠。

可以東山再起嗎？以什麼樣的方式重生？重生之後，它又能否在穩定經營的同時，營造出一個獨立自由，不受審查的交流空間？......兩個月裏，二人日夜思索着。

程寶忠坦言，空間成立之初，團隊裏大多數人都把它當成一項興趣和公益，對於空間經營管理，他們只有非常模糊的思考；關閉後，「也不覺得這是一件可以繼續做的事」。

但他發現，鄔方榮變得不同了，他始終在想辦法重建706。這令程寶忠強烈覺得，對於鄔而言，經營706或許不是興趣那麼簡單，「他把它當成了一項事業。」

挫敗的迴響

2012年11月11日，一篇名為《尋找1001位主人，再造有書有靈魂的706獨立青年空間》的網帖在中國大陸眾籌平台「追夢網」悄然登陸。

這篇3000多字網帖回顧了706建構青年空間的歷史，它呼籲青年人聯合起來，重構公共空間——「讓我們一起創造屬於我們的獨立自由空間，發現新觀點，闡述新故事，由此發現我們自己和身處的時代吧！」

這是706關閉兩個月後，鄔方榮發起的眾籌求助計劃。恰逢中國大陸的眾籌興起，追夢網的創始人杜夢傑向正為重建706苦苦求索的鄔方榮提議，可以集眾人之力，為706眾籌。像是從黑暗裂縫中看到一束光，鄔方榮很快答應了。

帖子甫一發出，立即引來巨大回響。截至眾籌結束前，共有437人為它捐出12.7萬餘元的捐款，179人的跟帖支持。

更多的情真意切如雪片紛至。一位擁有德國的博士學位、在北京國貿工作的女律師看到網帖，深夜驅車拜訪鄔方榮，一進門便拉他到附近公園，詢問關於空間的構想。

「我們就是想做文化沙龍丶公共空間，一個讓青年人自由交流的場所。他們可以表達自我，公開發聲，並最終成為一個有良好公民素養的人。」

她聽後，立即捐出一萬元以示支持，從此再未出現。

代表體制內聲音的中央電視台也來了。三位紀錄片導演好奇「這群年輕人怎麼不想着去賺錢，天天討論各種各樣的話題」，他們想用一年時間記錄它，但被鄔方榮以「擔心泄露隱私」為由婉拒。其中一位，還是留下了一萬元，拜託他們「好好做下去」。

最終，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706真的重生了。有了足夠資金，2013年，它還遷入了一處近600平米的新址，擁有了咖啡館丶小劇場丶天台等多個場域，波折的命運終於有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原來706的生命力還有這麼強。」六年後談起這突如其來的轉折，程寶忠依然感歎，但對於當時的他們來說，一個更加迫切的感受是，「我們終於有錢，把空間做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了！」

經過2012年的慘痛一役，706開始關注空間經營。

2013年後，在舉辦各種文化沙龍的同時，團隊陸續實施了一系列空間改革計劃。他們在周邊租下了九套民居，將房屋改裝而後出租，用租金維持空間的運轉。除了一系列文化沙龍，一個它主打的項目——生活實驗室，也吸引來一批剛畢業的青年人，他們在這裏共住自治，從管理一個公共空間的生活點滴開始，習得如何成為公民的素養。

這個功能複合的場所從此舉辦了更多的活動，範圍更廣，種類更多，吸引了更多的外延人群。它不僅是北京學生的精神地標，而更成為全國青年的聖地。

2014年盛夏，廣州叁樓青年空間創始人韓益民曾拜訪706。他推開門，第一感覺是「這裏太大了」。看着一群年輕的身影在600平米的空間自在地遊走穿梭，像蘇格拉底一樣探討「自我」，這個華南師範大學的歷史系講師羨慕不已：「各色各樣的丶獨立的年輕人一起自由地交流探討，這種感覺太棒了！」

每年寒暑假，都有近百名學生造訪706，知識分子們也聞風而來。在這個精心打造小世界裏，大家一起閲讀丶討論，從女權到勞工丶從社運到平權，從國家轉型到憲政民主，沒有禁忌和邊界，探索一切值得關心的話題。

「並不是說我們要多麼政治化，」鄔方榮說，他希望，能為青年人營造一個純粹的交流平台，讓他們暢談理想和未來，而非一走出校園，被推到壓抑丶密不透風的社會，赤手空拳地面對權力和資本的壓力。

憑藉706日益擴散的影響力，青年空間的概念也不斷推演至全國。2014年前後，在武漢丶廣州丶南昌丶成都等地，陸續有青年空間冒起。程寶忠統計過，截至2015年，全國範圍內的青年空間就有40多家。

除了線上互動，創始人們還在線下來往，706更將各式活動——「公共空間的靈魂」，慷慨開源。大家彼此交流，隱隱結盟，共同壯大了中國青年空間的生命力。「2013，14年，真的太輝煌了！」鄔方榮笑着說。

然而，在理想高歌猛進的同時，他們沒有察覺，窗外的世界已不知不覺地變天了——那時，「有關部門」像一雙沉默的眼睛，注視他們許久了。

時代落幕了

2014，一個不安之年。

在台灣太陽花學運結束的三個月後，「佔領中環」的號角又在9月的香港街頭吹響。

這一年，受「中國因素」影響，港台的青年迎來了十數年來最憤怒躁動的日子。街頭巷尾，他們公民抗命的身影來去匆匆。

激烈的政治氣旋席捲而來，並一度逼近了兩千公里外的北京。在北京大學，一群學生打算辦一場關於「佔領運動」的小型討論。他們邀請香港鳳凰網的記者，託人找到706負責人，希望在這個中國青年人的集散地共同探究佔領運動的起因、它對學生，乃至中國大陸的影響。

鄔方榮欣然答應了，在政治氣氛捉摸不定的2014年，他說自己還無法「敏感捕捉政治的細微變化」。

危險緊隨而至。討論的帖子在豆瓣丶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剛剛貼出，當局就打來電話，勒令刪帖，並對相關人士約談丶教育。

「佔中討論」風波過後，706開始被當局密切關注。它舉辦的多場公共討論常遭遇消防檢查。通常的情況是，討論進行至一半，就有公安上門，要求聽眾登記身份證。鄔方榮統計，2014年後，706被叫停的活動每年至少5場，2015年，它徹底暫停了所有的思想文化沙龍活動。

官方的干擾也暴露了706的租房問題。2016年3月，北京出手整治群租房運動期間，706被多次查抄丶上門貼封條，勒令拆床。「我們拆了又裝，裝了又拆。」鄔方榮說，這直接影響了租房和收入的穩定。但他也承認群租房確實處在法律灰色地帶。

706遭遇整肅後的兩年，大環境的收縮也令大部分青年空間經營者感受到徹骨的嚴寒。

2017年，廣東一間經營了三年的青年空間被迫宣布關閉——它曾在2014年為一家美國社會創新組織的學生提供活動場地，當局以「成員接受境外資金」為由，盯上了這家空間。三年來，它舉辦的女權丶同志平權丶勞工議題等多場討論也被認為「每個都是敏感點」，「撞了紅線」。2017年4月，它被當局勒令關停。空間經營者也遭到整肅，他原先在一家大學有全職講師的工作，後來被調崗做資料室管理員，「從此不可再站上講台禍害學生」。

南昌丶武漢等多家青年空間經營者也主動選擇了關閉，它們的創始人或選擇出國讀書，或選擇其它工作，紛紛躲過這波浪頭。「難道你還要和它對抗嗎？搞到最後大家都很累。算了，撤就撤吧。」一位青年空間經營者說。

來自官方的打壓是706衰落的重要原因，卻不是核心困境。

2013年調整戰略後，它一直徘徊在收支平衡的邊緣，苦苦支撐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鄔方榮給端傳媒算了筆賬：通過租房丶收會員費等業務，706每月可收入20萬左右的流水賬，扣除每月達十七八萬的空間成本，餘下的錢再攤給幾位管理者作為薪酬，「基本上就是持平」。

有至少兩位參與過空間管理的人員對端傳媒表示，706衰落的根本在於它無法沉澱，在公益和商業的夾縫中，始終無法走出一條成熟的經營路徑。

曹雨騰在2013年加入706的管理。他發現，團隊的經營者中普遍是學生，他們來來去去，長期固定的太少，多是鄔方榮一人執行了所有的想法。「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持續耕耘才能體現出效果的。」曹本人則在2014年離開。

程寶忠感到唏噓，他欣賞706的開放，但這也意味着這種半組織狀態的空間很難建立長遠的管理體系。

他覺得，706會生長出很多有趣的點子，但它們永遠只停留在原生階段，無法進入有嚴密完整體系的產品迭代狀態。程寶忠舉例證：2015年，曾有人為706投資數十萬元建造圖書館，團隊為它設想過各種形態：思辨的場所丶以書社交的平台丶圖書APP的孵化器......但打造好空間雛形，卻沒有了下一步行動，它成為了一個沒有任何盈利能力的場所。

「就像一個試驗場，做各種各樣很酷很炫的模型和實驗，但永遠沒有產品。」程寶忠斷言，這樣的706是沒有任何盈利可能的。

更令程寶忠無奈的是，2016年，這個空間運營了四年卻始終保持在非盈利組織的狀態，許多計劃更無法推進，缺乏解決機制，問題總不了了之 。當時，他即將從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面臨去留問題，在寄望遠大事業的同時，也越發覺得706就像一個匠人精神的小館，「像是一個人守着一攤有價值、但不大的事情」。這與他初衷背離。同年底，程寶忠祝福了鄔方榮，也告別了706。

至此，他們所有人終究完成了各自的散場。「時代落幕，大家也各自散落天涯了。」羅勉感歎。

還有土壤嗎？

2018年6月，另一半空間關閉後，留守在706的鄔方榮前所未有地擔憂它的存續。

7月，在美國讀博的羅勉回北京，鄔方榮迫切地找他聊經營策略，強調空間以後多往商業化道路走，「生存壓力太大了」。雖然不完全認同706公司化，但羅勉理解他，「畢竟空間能堅持到今天完全依靠方榮。那是他異於常人的堅持，別人不能理解的堅持。」

9月，全國青年空間的經營者再度聚首706，像是錯置了時空，一群人又在一起探討生存的路徑、空間的管理、未來的結盟。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時代日新月異，舊的空間還能吸引新的世代嗎？

李英強持悲觀論調：「今天大部分95後的人，他們接觸的是一個被高度閹割、過濾後的互聯網。在他們成長的時代，受到的教育就是當局灌輸的價值觀——中國模式、大國崛起、一帶一路。」他覺得，這代青年「很粉紅了」，對公共討論不太有興趣，青年空間失去了土壤。

羅勉也有類似感受。「95後一代的整體討論熱情不高，他們會關心女權、勞工這些具體的議題，討論或許也更深入，但沒有了對中國整體性的把握。」這與他那代90後的青年常討論中國未來轉型、社會結構變化的氛圍截然不同。

「這些宏大的議題重要嗎？」端傳媒問他。

「當然重要啊。所以他們不會發現自己關心的那些議題，政治和經濟的根源是什麼，失去了整體性的反思。」而公知被污名化後，也再無知識分子願為人師，羅勉覺得，那個通往公民養成的道路已經沒了，「這條脈斷了。」

如今，來706的95後、千禧後確實不多，「或許，他們在學校還沒有接受公民教育的啟蒙吧」。但鄔方榮說他會繼續做下去，守住這方理想。

9月的北京已經轉涼，一個尋常的秋夜，鄔方榮如往常一樣為新項目伏案苦幹。休息間隙，這個85前的「大齡青年」走出房間，站在門前的陰影裏，注視着706大廳的青年吹拉彈唱，像一位目光深邃的船長，等候新的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