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勋在最后一刻推掉了第二天与美国GE医疗的会面。
他是国内一家电气上市公司的部门主管，负责医疗电源产品的出口。GE医疗的母公司是通用电气——全球最大的提供技术和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与GE医疗加强合作，可助李建勋公司的产品走向全球市场。但这场筹备了整整两个月的会议，在9月18日上午被仓皇取消了。
因为，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增收关税的决定，在这天上午正式落地。这是继8月对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后，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第二波“打击”。李建勋公司生产的医疗电源，赫然列位于制裁名单中，目前已生效征收10%的关税，明年一月一日正式上升为25%——这几乎能吞掉他们所有的纯利润。
李建勋决定，到未受贸易战波及的香港找找出路。
“美国市场更多是一个标杆，份额不大”
李建勋计划在香港建立一个三、四十人的小厂，把生产到一半的产品从内地运过去，再完成装配、测试、贴标签等后续工序，以获得香港的产地来源证，变为香港制造。
但香港制造业式微已久，合适的厂房实在太少。他已经看过两间：红磡的离商业区太近，白天不准行货车；上水的离市区太远，不好招工人。正午，李建勋来到位于屯门的第三家厂房，他反复敲打墙壁、检查空调和装修、询问电力供应范围，“我需要一个马上能投入使用的场地。”
在去不去香港这件事上，李建勋犹豫了很久，直到上午政策落地。“特朗普这个人很摇摆，我们一直下不了决心。”他摆出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但“摇摆”的特朗普接连拿出了美国近年来最严厉的对华措施，并具有鲜明指向。FT中文网的一篇报导分析了2000亿关税清单，指出中国受损严重的是高端制造业，其中机械设备类的出口损失约为144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损失的94%。李建勋所在的医疗器械制造业，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不过对整个行业而言，短期内的损失或许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严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医疗器械出口美国总额约58.3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仅占国内全年医疗器械市场总量4450亿元人民币的9%。 出口产品也以按摩器具、一次性注射器、矫形骨科植入器具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辅助器械或中低端产品为主，高端产品的份额极少。
哪怕是行业排名第一的公司迈瑞医疗，据其今年5月报送的招股说明书，2015至2017年出口美国的总量也只占其总销售额的12%-16%左右（有报导称此招股说明书多处信息造假）。不愿具名的迈瑞前员工和一名业内人士均对端传媒表示，该公司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南美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市场占比很少。
“中国的医疗器械企业中，美国市场更多是一个标杆，份额不大，但需要拿出来（讲）。”一名深圳的超声器械制造商解释。
目前对业内造成更大伤害的，或许是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因为中国企业对美国核心零配件强烈依赖。谭明是深圳一家医疗技术公司的主管，公司主打的超声影像产品，核心芯片必须向美国购买，“超声的核心技术就是被美国垄断，不是我们想研究就能研究出来的。”这位有些娃娃脸的年轻主管说道。
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增收关税的第二天，中国国务院决定，对美国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其中涉及多个半导体器件——这是制作高端医疗器械的关键材料。谭明公司购买的芯片，一下子贵了不少。
不只超声产品，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中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大部分都被外资企业控制，这回到了中国核心技术缺乏的老问题。
高端医疗器械企业需要较长时间成长。行业里领先的飞利浦、西门子等企业都已有过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直到上世纪末才随着改革开放萌芽，技术积累差距较大。同时为中美双方市场供应产品的李建勋形容：“中国的技术能力、产品可靠性、产品理念，至少差别人一、二十年。”核心技术缺乏导致中国企业徘徊在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即使生产了较高端设备，也难以进入壁垒成熟的欧美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亦大多被外资收割。据《2014-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在中国医用器械领域，约80%的CT市场、90%的超声波仪器市场、85%的检验仪器市场等市场均被外资企业垄断。在部分领域，进口设备的覆盖率甚至可达100%。
仅存的国内高端市场上，技术缺乏也导致行业产品优势不足，同质化、低价化竞争激烈。《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显示，2017年医疗器械行业有16000家企业，却只有45家上市公司。行业整体远未成熟。
除了核心技术和市场的缺乏，中国的生产理念亦远未和国际同步。
一家位于深圳的超声影像制造企业称，即便是制作兽用的超声机器，他们也不愿意使用国内生产的原材料，除非是不那么紧要的配件产品。谭明所在的公司，电子元器件来自美国，备用原器件来自日本、欧洲，五金塑胶才会用国内的材料。中国的三甲医院（编注：中国等级最高的医院），也基本选择国际公司的产品。
“中国的产品没那么严谨，”一位德国医疗器械公司的中国采购负责人对比称，“比如一个配件，德国企业会很严格地上非常多层的漆，中国就涂最外面那层就好，反正可以用。”
研发费用也能看出门道，世界排名第一的医疗器械企业美敦力（Medtronic），2016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20亿美元，而中国医疗保健设备行业里的24家上市公司，2016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加起来只有16.44亿美元。
如果说，当下的贸易战尚未对这些中国企业造成致命打击，那么“战火”若持续烧下去，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产业链转移才是最致命的”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李建勋形容，揭晓征税的那一刻还是紧张。
和制造成品的企业不同，增税对像李建勋这样、提供高端配件的企业是致命打击。25%的关税几乎吞掉了所有的纯利润，他的公司原本计划在今年冲击2.5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并从配件制造转型为成品制造，但贸易战影响下公司的计划被彻底打乱，赶紧转移生产，成为当下的首要任务。
香港建厂的成本很高，李建勋粗略计算，仅人工成本就要翻三倍，这还不算后续的装修、招工、生产转移等隐形成本，加起来相当于增收关税10%的效果。他还要研究如果贸易战结束，马上辞退员工会不会触犯香港规定。
也有第二个解决方式，与美国客户谈判，双方共同分担税务。但这需要中方的产品具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比如只能在中国生产的特殊配件、定制化产品等。医疗电源因行业性质特殊，美国审批严格，更换供应商需要重新报备政府，怕麻烦的商家也会选择与中国企业一起面对。目前李建勋的美国客户已经表达了一起承担的意愿，但也只是意愿而已。
这都不是他最担心的，“产业链转移才是最致命的。”李建勋解释，短期看来，贸易战将首先冲击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可能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市场，整个产业链也会随之慢慢转移，中国工厂可能最终被当地供应商替代。
这不是个很快的过程，但是影响深远。
跨国公司，或者说外资，在中国经济拥有独特地位。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布的研究，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出口扩张的主要推动力。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约31%，上升到2005年的58%。
哪怕在中国高端制造业转型的今天，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高科技制造出口的最主要来源。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份额仍高达46％。
但贸易战有可能将此进程打断。上述德国医疗器械公司的中国采购负责人告诉端传媒，一些外资公司的产品由于在中国生产，运往美国时会受到关税影响，但它的外资公司身份，也会让其受到中国反制政策的影响，双面夹击下，这些业内的支柱公司最终可能撤出中国。他的公司就已经遭遇中国供应商的成本压力，正在重新评估是否需要改变原材料供应国。
对李建勋这样的配件提供商而言，这意味着被金主抛弃。
更有人担心，贸易战若继续蔓延，影响中国在美甚至是在全球的收购，对中国会是更大的打击。目前美国政府已对中国投资，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并购审查快速收紧。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也相继宣布限制外资投资基础项目，法国限制外资购买农地，德国则正在考虑加强外资并购德企的审查工作。
“关税本身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威胁。”荣鼎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鸣岐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分析，“真正的威胁在于它会引发一些中国经济内生的问题：比如贸易带来资本、技术的流动，外国企业带来的管理、知识产权经验，它对提升市场效率的帮助等，这些都是由自由贸易产生，不显示在贸易账户上的好处。”
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分公司，不但为本地培养人才，更令本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以极低成本学习到外企的工艺技术。
至今，贸易战还没有明显的出口。评论界从两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周期、美国是否能找到完美替代国、美国内部力量博弈进展等角度展开论述，但谁都没有把握判断：这场“战火”何时才能熄灭。
那么，中国企业有没有Plan B呢？
中国企业的Plan B？
在李建勋看来，中国产业政策的过度保护，造成了医疗器械产业疲软的现状，“就像一个被溺爱的小孩，反而走不好路了。”
他透露，医疗器械行业中，会有政府要求公立医院只能对中方公司开放招标机会，并称这是非公开的、只有高层了解的行业信息。端传媒采访的几位业内人士证实了这个说法，不过谭明解释，政府只是鼓励公立医院优先配置使用国产设备，不是强制执行。
朱鸣岐介绍，在欧美，产业政策以鼓励本国大学在研发方面增加投入，政府加大与私营部门的研发合作为主。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倾向于使用市场保护、税收优惠、廉价土地供应等方式，且会进入一些更加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领域。如汽车整车进口，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近20年的时间中，始终保持20%-25%的高关税，而欧盟的该项关税为10%、美国在2.5%-5%左右。此外，中国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也在合资企业的技术改进判定上，倾向于促使中方能够最终将技术留在境内。
强制技术转移被视为引发此次贸易战的诱因之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20%的美国公司表示，过去三年，当它们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时，有被要求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向媒体表示，中国没有强制技术转让的中央政策，但地方层面存在漏洞，间接承认了此事。
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对产业技术要求低，市场却广阔，“以技术换市场”的代价并不大。可随着中国市场逐渐发展，加之近几年中国企业频繁在美收购持有技术的美国企业，“技术转移”变得愈加值得考量。
更核心的矛盾或许是美国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焦虑和警惕。
朱鸣岐表示，此前中国技术导向的产业政策多集中在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但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将野心拓展到更多类似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与前者相比，他们门槛较低、竞争者众，有着真正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中国在这些领域实施直接的产业政策，让竞争象限对面的欧美相关领域企业产生恐慌。
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问鼎全球，并在随后数年持续稳居第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GDP为82万亿元人民币，制造业占比近30%，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来自荣鼎咨询的一个有趣观察是，即便面对贸易战和去杠杆，中国高端制造业表现依旧坚挺——绝对增速基本保持在工业平均值之上。
“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共产党提出的目标是控制世界上90%的最先进产业，包括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10月4日，美国副总统Mike Pence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美关系的演讲中称，“我们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其中最高的关税专门针对北京试图捕捉和控制的先进工业。”
“压力就集聚在这儿，（贸易战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朱鸣岐称，“中国的产业政策难以调整，这些政策都是十年乃至十五年一期的，经历企业和政府来回博弈洗礼制定出来的，很难经过仅仅一年的贸易战，就推翻之前数十年的规划。”
焦急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找对策，他们的破解思路之一是产业研合作——一种由政府主导，结合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共同协作促进技术创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充满争议。一名不愿具名的、参与过产学研合作的企业代表称，高等学校的研究思路根本不实用，双方合作更像为了拿补贴。
另一个思路更具中国不正面冲突的特色——找第二落点，简而言之，不在核心技术上与欧美硬磕，而是关注产品在使用体验、功能交互等应用方向上的创新。比如，上述兽医用超声器械的厂商就展示了他的便携式彩色超声装置，轻巧、触屏式操作、兼附打印功能，就足以成为这台机器的亮点。
对这套做派，FT中文网在一篇报导中引述了多伦多大学创新问题研究员丹•布雷兹尼茨(Dan Breznitz)的说法：他们（编注：中国企业）擅长“在其他地方发明和销售技术和产品后……制造通常更简单、更便宜且更高效的新版本。”
朱鸣岐认为这就是一种创新。在全球化将分工无限细化的背景下，这种模式上或功能上的创新更加取巧，且有利于核心技术掌握不佳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
谭明所在公司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让超声产品与人工智能结合，让使用过程更为智能。人工智能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发展方向，被认为是赢取未来的经济增长支柱产业，有丰厚的补贴。贸易战没有放缓这个中资企业的步调。
但李建勋很可能要放弃香港了，他被告知——港府要求制造的所有流程全部在香港进行，在缺乏当地产业配套的现状下，这几乎无法完成。李建勋打算去韩国和印度寻找解决办法，25%的关税将于明年一月正式生效，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建勋、谭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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