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勛在最後一刻推掉了第二天與美國GE醫療的會面。
他是國內一家電氣上市公司的部門主管，負責醫療電源產品的出口。GE醫療的母公司是通用電氣——全球最大的提供技術和服務業務的跨國公司。與GE醫療加強合作，可助李建勛公司的產品走向全球市場。但這場籌備了整整兩個月的會議，在9月18日上午被倉皇取消了。
因為，美國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產品增收關税的決定，在這天上午正式落地。這是繼8月對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税後，美國針對中國商品的第二波「打擊」。李建勛公司生產的醫療電源，赫然列位於制裁名單中，目前已生效徵收10%的關税，明年一月一日正式上升為25%——這幾乎能吞掉他們所有的純利潤。
李建勛決定，到未受貿易戰波及的香港找找出路。
「美國市場更多是一個標杆，份額不大」
李建勛計劃在香港建立一個三、四十人的小廠，把生產到一半的產品從內地運過去，再完成裝配、測試、貼標籤等後續工序，以獲得香港的產地來源證，變為香港製造。
但香港製造業式微已久，合適的廠房實在太少。他已經看過兩間：紅磡的離商業區太近，白天不准行貨車；上水的離市區太遠，不好招工人。正午，李建勛來到位於屯門的第三家廠房，他反覆敲打牆壁、檢查空調和裝修、詢問電力供應範圍，「我需要一個馬上能投入使用的場地。」
在去不去香港這件事上，李建勛猶豫了很久，直到上午政策落地。「特朗普（川普）這個人很搖擺，我們一直下不了決心。」他擺出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但「搖擺」的特朗普接連拿出了美國近年來最嚴厲的對華措施，並具有鮮明指向。FT中文網的一篇報導分析了2000億關税清單，指出中國受損嚴重的是高端製造業，其中機械設備類的出口損失約為144億美元，佔全部出口損失的94%。李建勛所在的醫療器械製造業，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不過對整個行業而言，短期內的損失或許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嚴重。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醫療器械出口美國總額約58.38億美元（約合404億人民幣），僅佔國內全年醫療器械市場總量4450億元人民幣的9%。 出口產品也以按摩器具、一次性注射器、矯形骨科植入器具等技術含量較低的輔助器械或中低端產品為主，高端產品的份額極少。
哪怕是行業排名第一的公司邁瑞醫療，據其今年5月報送的招股說明書，2015至2017年出口美國的總量也只佔其總銷售額的12%-16%左右（有報導稱此招股說明書多處信息造假）。不願具名的邁瑞前員工和一名業內人士均對端傳媒表示，該公司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南美和東南亞地區，美國市場佔比很少。
「中國的醫療器械企業中，美國市場更多是一個標杆，份額不大，但需要拿出來（講）。」一名深圳的超聲器械製造商解釋。
目前對業內造成更大傷害的，或許是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措施，因為中國企業對美國核心零配件強烈依賴。譚明是深圳一家醫療技術公司的主管，公司主打的超聲影像產品，核心芯片必須向美國購買，「超聲的核心技術就是被美國壟斷，不是我們想研究就能研究出來的。」這位有些娃娃臉的年輕主管說道。
美國宣布對2000億美元商品增收關税的第二天，中國國務院決定，對美國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20%、10%、5%不等的關税，其中涉及多個半導體器件——這是製作高端醫療器械的關鍵材料。譚明公司購買的芯片，一下子貴了不少。
不只超聲產品，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中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大部分都被外資企業控制，這回到了中國核心技術缺乏的老問題。
高端醫療器械企業需要較長時間成長。行業裏領先的飛利浦、西門子等企業都已有過百年的歷史，而中國的醫療器械行業直到上世紀末才隨着改革開放萌芽，技術積累差距較大。同時為中美雙方市場供應產品的李建勛形容：「中國的技術能力、產品可靠性、產品理念，至少差別人一、二十年。」核心技術缺乏導致中國企業徘徊在中低端產品的生產，即使生產了較高端設備，也難以進入壁壘成熟的歐美市場。
中國國內市場亦大多被外資收割。據《2014-2018年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預測分析報告》，在中國醫用器械領域，約80%的CT市場、90%的超聲波儀器市場、85%的檢驗儀器市場等市場均被外資企業壟斷。在部分領域，進口設備的覆蓋率甚至可達100%。
僅存的國內高端市場上，技術缺乏也導致行業產品優勢不足，同質化、低價化競爭激烈。《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發展狀況》顯示，2017年醫療器械行業有16000家企業，卻只有45家上市公司。行業整體遠未成熟。
除了核心技術和市場的缺乏，中國的生產理念亦遠未和國際同步。
一家位於深圳的超聲影像製造企業稱，即便是製作獸用的超聲機器，他們也不願意使用國內生產的原材料，除非是不那麼緊要的配件產品。譚明所在的公司，電子元器件來自美國，備用原器件來自日本、歐洲，五金塑膠才會用國內的材料。中國的三甲醫院（編註：中國等級最高的醫院），也基本選擇國際公司的產品。
「中國的產品沒那麼嚴謹，」一位德國醫療器械公司的中國採購負責人對比稱，「比如一個配件，德國企業會很嚴格地上非常多層的漆，中國就塗最外面那層就好，反正可以用。」
研發費用也能看出門道，世界排名第一的醫療器械企業美敦力（Medtronic），2016年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20億美元，而中國醫療保健設備行業裏的24家上市公司，2016年投入的研發費用加起來只有16.44億美元。
如果說，當下的貿易戰尚未對這些中國企業造成致命打擊，那麼「戰火」若持續燒下去，等待他們的命運又是如何呢？
「產業鏈轉移才是最致命的」
雖然做好了心理準備，李建勛形容，揭曉徵税的那一刻還是緊張。
和製造成品的企業不同，增税對像李建勛這樣、提供高端配件的企業是致命打擊。25%的關税幾乎吞掉了所有的純利潤，他的公司原本計劃在今年衝擊2.5億元人民幣的銷售額，並從配件製造轉型為成品製造，但貿易戰影響下公司的計劃被徹底打亂，趕緊轉移生產，成為當下的首要任務。
香港建廠的成本很高，李建勛粗略計算，僅人工成本就要翻三倍，這還不算後續的裝修、招工、生產轉移等隱形成本，加起來相當於增收關税10%的效果。他還要研究如果貿易戰結束，馬上辭退員工會不會觸犯香港規定。
也有第二個解決方式，與美國客戶談判，雙方共同分擔税務。但這需要中方的產品具有足夠的不可替代性，比如只能在中國生產的特殊配件、定製化產品等。醫療電源因行業性質特殊，美國審批嚴格，更換供應商需要重新報備政府，怕麻煩的商家也會選擇與中國企業一起面對。目前李建勛的美國客戶已經表達了一起承擔的意願，但也只是意願而已。
這都不是他最擔心的，「產業鏈轉移才是最致命的。」李建勛解釋，短期看來，貿易戰將首先衝擊生產標準化產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但如果長期持續下去，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可能會把工廠轉移到東南亞等其他市場，整個產業鏈也會隨之慢慢轉移，中國工廠可能最終被當地供應商替代。
這不是個很快的過程，但是影響深遠。
跨國公司，或者說外資，在中國經濟擁有獨特地位。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發布的研究，1990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中國出口擴張的主要推動力。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約31%，上升到2005年的58%。
哪怕在中國高端製造業轉型的今天，外資企業仍然是中國高科技製造出口的最主要來源。2015年，外商投資企業佔中國出口的份額仍高達46％。
但貿易戰有可能將此進程打斷。上述德國醫療器械公司的中國採購負責人告訴端傳媒，一些外資公司的產品由於在中國生產，運往美國時會受到關税影響，但它的外資公司身份，也會讓其受到中國反制政策的影響，雙面夾擊下，這些業內的支柱公司最終可能撤出中國。他的公司就已經遭遇中國供應商的成本壓力，正在重新評估是否需要改變原材料供應國。
對李建勛這樣的配件提供商而言，這意味着被金主拋棄。
更有人擔心，貿易戰若繼續蔓延，影響中國在美甚至是在全球的收購，對中國會是更大的打擊。目前美國政府已對中國投資，特別是在科技領域的併購審查快速收緊。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也相繼宣布限制外資投資基礎項目，法國限制外資購買農地，德國則正在考慮加強外資併購德企的審查工作。
「關税本身的衝擊並不是最大的威脅。」榮鼎諮詢宏觀經濟研究員朱鳴岐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分析，「真正的威脅在於它會引發一些中國經濟內生的問題：比如貿易帶來資本、技術的流動，外國企業帶來的管理、知識產權經驗，它對提升市場效率的幫助等，這些都是由自由貿易產生，不顯示在貿易賬戶上的好處。」
一個最淺顯的例子是，外資企業在中國建立分公司，不但為本地培養人才，更令本地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以極低成本學習到外企的工藝技術。
至今，貿易戰還沒有明顯的出口。評論界從兩國所處的不同經濟週期、美國是否能找到完美替代國、美國內部力量博弈進展等角度展開論述，但誰都沒有把握判斷：這場「戰火」何時才能熄滅。
那麼，中國企業有沒有Plan B呢？
中國企業的Plan B？
在李建勛看來，中國產業政策的過度保護，造成了醫療器械產業疲軟的現狀，「就像一個被溺愛的小孩，反而走不好路了。」
他透露，醫療器械行業中，會有政府要求公立醫院只能對中方公司開放招標機會，並稱這是非公開的、只有高層了解的行業信息。端傳媒採訪的幾位業內人士證實了這個說法，不過譚明解釋，政府只是鼓勵公立醫院優先配置使用國產設備，不是強制執行。
朱鳴岐介紹，在歐美，產業政策以鼓勵本國大學在研發方面增加投入，政府加大與私營部門的研發合作為主。但中國的產業政策傾向於使用保護、税收優惠、廉價土地供應等方式，且會進入一些更加商業化和市場化的領域。如汽車整車進口，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近20年的時間中，始終保持20%-25%的高關税，而歐盟的該項關税為10%、美國在2.5%-5%左右。此外，中國的《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也在合資企業的技術改進判定上，傾向於促使中方能夠最終將技術留在境內。
強制技術轉移被視為引發此次貿易戰的誘因之一。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20%的美國公司表示，過去三年，當它們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時，有被要求將技術轉讓給中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向媒體表示，中國沒有強制技術轉讓的中央政策，但地方層面存在漏洞，間接承認了此事。
對外資企業而言，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對產業技術要求低，市場卻廣闊，「以技術換市場」的代價並不大。可隨着中國市場逐漸發展，加之近幾年中國企業頻繁在美收購持有技術的美國企業，「技術轉移」變得愈加值得考量。
更核心的矛盾或許是美國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焦慮和警惕。
朱鳴岐表示，此前中國技術導向的產業政策多集中在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尖端領域，但2015年頒布的《中國製造2025》，將野心拓展到更多類似醫療器械、新能源汽車等高端製造領域——與前者相比，他們門檻較低、競爭者眾，有着真正廣泛的市場應用前景，中國在這些領域實施直接的產業政策，讓競爭象限對面的歐美相關領域企業產生恐慌。
2010年，中國製造業規模問鼎全球，並在隨後數年持續穩居第一。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GDP為82萬億元人民幣，製造業佔比近30%，是中國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來自榮鼎諮詢的一個有趣觀察是，即便面對貿易戰和去槓桿，中國高端製造業表現依舊堅挺——絕對增速基本保持在工業平均值之上。
「通過『中國製造2025』計劃，共產黨提出的目標是控制世界上90%的最先進產業，包括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10月4日，美國副總統Mike Pence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中美關係的演講中稱，「我們開始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税，其中最高的關税專門針對北京試圖捕捉和控制的先進工業。」
「壓力就集聚在這兒，（貿易戰的）爆發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朱鳴岐稱，「中國的產業政策難以調整，這些政策都是十年乃至十五年一期的，經歷企業和政府來回博弈洗禮制定出來的，很難經過僅僅一年的貿易戰，就推翻之前數十年的規劃。」
焦急的中國企業正在尋找對策，他們的破解思路之一是產業研合作——一種由政府主導，結合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共同協作促進技術創新的方式。但這一方式充滿爭議。一名不願具名的、參與過產學研合作的企業代表稱，高等學校的研究思路根本不實用，雙方合作更像為了拿補貼。
另一個思路更具中國不正面衝突的特色——找第二落點，簡而言之，不在核心技術上與歐美硬磕，而是關注產品在使用體驗、功能交互等應用方向上的創新。比如，上述獸醫用超聲器械的廠商就展示了他的便攜式彩色超聲裝置，輕巧、觸屏式操作、兼附打印功能，就足以成為這台機器的亮點。
對這套做派，FT中文網在一篇報導中引述了多倫多大學創新問題研究員丹•布雷茲尼茨（Dan Breznitz）的說法：他們（編註：中國企業）擅長「在其他地方發明和銷售技術和產品後……製造通常更簡單、更便宜且更高效的新版本。」
朱鳴岐認為這就是一種創新。在全球化將分工無限細化的背景下，這種模式上或功能上的創新更加取巧，且有利於核心技術掌握不佳的發展中國家快速參與到全球化競爭中。
譚明所在公司的下一步計劃就是讓超聲產品與人工智能結合，讓使用過程更為智能。人工智能是《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發展方向，被認為是贏取未來的經濟增長支柱產業，有豐厚的補貼。貿易戰沒有放緩這個中資企業的步調。
但李建勛很可能要放棄香港了，他被告知——港府要求製造的所有流程全部在香港進行，在缺乏當地產業配套的現狀下，這幾乎無法完成。李建勛打算去韓國和印度尋找解決辦法，25%的關税將於明年一月正式生效，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應受訪者要求，李建勛、譚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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