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子汉训练营”背后：变迁中的性别审美，与国家的中性焦虑

继中国官媒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娘炮”问题引发热议后，近期，“北京本色男儿俱乐部”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话题热点。

这家位于北京的培训机构认为，柔弱、胆小、多愁善感的男孩是“问题男孩”，是需要进行改造的对象。该机构提供的6800元人民币14天的课程，要求男孩们诵读《男子汉宣言》，训练“斩首行动”真人CS、摔跤、飞镖等男孩专属游戏，目的是培养出“阳刚、血性小男子汉”。

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男孩哭了，教练则会奚落讽刺，因为这里最主要的训练主题之一，便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这家机构的主创者而言，现在的训练强度其实已经大不如前。在十几年前，“鞭刑”、“罚吃辣椒酱”、“人格侮辱”才是主要的训练方式，而现在，已经改成了“更温和”的摔跤等对抗训练，但宗旨却是一以贯之的——越爱哭的孩子就会被“多摔上几天。”

伴随着对男性危机的担心，中国媒体对于性别审美的争议声浪，也越来越大。

9月初，新华社发布《“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20180906）一文，探讨当今娱乐圈偶像盛行“娘炮”作派。文章作者“辛识平”认为，病态的“娘炮”文化将对青少年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应该抵制。其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180907）作出回应，男性气质不应该等同于外貌，男性气质的构建应该是内在品质。

两家官方媒体的发言激起了民众对性别歧视的争议。不少媒体呼吁，“少年娘则国家娘”（艾园，20180704），名人们也纷纷出面支援此种说法，脱口秀名人周立波在微博中称“中国雄起！……让娘炮走开！”（周立波，20180908）。

实际上，这场焦虑已经持续多年。2010年，《男孩危机？！》一书在中国甫一出版，便引起人们关注，两年前又迎来再版，在当当网等内地购书网站上，该书是超级畅销作品。而作为对这一“危机”的回应，许多中学也开展了“男子培训班”。2012年，上海市第八中学组建了“男子高中基地实验班”；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新城初中，也成立了男孩班。

我们为什么会对“男性气质”的缺乏感到焦虑？我们应该为“男性气质”缺乏感到焦虑吗？这一场焦虑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又有何关系？

端传媒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以及中国性别平权组织人士，她（他）们对当下中国性别诸问题，作了梳理以及回答。

历史上的妇女解放，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男女平等

李银河追溯共和国早期历史，“50年代女性开始参与工作，那时候男女都一样，性别都不重要。”

“现在人们总是焦虑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我把这个叫做‘中性化危机’，这种焦虑，实际上是源于性别刻板印象”，李银河告诉端传媒。

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两性应该有不一样的性别气质，在这一观念下，男性不能表现得过于情绪化，女性则应该娇小且优雅；男性应该承担养家和参与工作的“主外”角色，而女性则应该承担起找回孩子管理家务等“主内”的义务。当这种对性别的观念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时，性别刻板印象就随之产生了。一旦有人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就会被视为“越轨”。

但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并非基于科学事实，往往是基于主观印象、偏见而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使人们对性别群体的认知过分简单化，另一方面还可能错误夸大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事实上，男性、女性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并未泾渭分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很多男女差异，诸如“男生更调皮，女生更安静”，更多是在社会期望下被建构出来的产物。

“男性需要男性气质，女性需要女性气质这个观点，是建基于男女二元划分之上，既是觉得男性不应该与女性相似，其次就是觉得女性是次一等的性别，男性像女性就是病态，会造成社会危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和智力上有本质的区别”，蔡玉萍告诉端传媒，“实际上，这种将男性和女性之间设置严格界限的想法，早在60年代或更早的女性主义运动，都已经做了很大挑战。”

早在17世纪，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厂中开始出现女工，原先的性别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不少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女性的可悲地位不是自然的差异造成，而是由于社会与文化因素形成。1859年，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的领导人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曾主张，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上存在的性别界限，只是为了某些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服务的社会制度而已。因此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她为女性要求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

此后女权主义思潮逐渐深化和进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维吉尼亚．吴尔芙）于1929年撰写《自己的一间屋子》（又译《自己的房间》、《一间自己的屋子》），抨击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波娃）出版《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这一观念，广泛地影响了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思考方式。终于，欧美在历经一百多年女权运动之后，女人的地位终于普遍得到提升。

中国在20世纪早期也开始经历女性解放。“五四运动”时期，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作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封建”的一面旗帜。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宣扬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而当时最著名的男性知识分子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纷纷著书立说，这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

但时过境迁，百年后，女性是次等生物的观念，仍旧存在于整体中国社会的观念里。

为什么“男女平等”的观念经历近一个世纪，社会整体的观念水位，仍然是支持男性应该有男人样，女性应该有女人样，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思想？李银河与蔡玉萍都认为，这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

是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个标准其实是随社会发展而变更。李银河说，“对我们来说，性别过去并不重要，在30年前，中国是中性化的，我们（女性）从来都没有说过化粧。”

在李银河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主要性别表达是“蓝蚂蚁”——没有华丽装饰、且没有性别差异的蓝色列宁装。

蔡玉萍同样认为，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间的差异，“共产党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强调给多点权利给女性，让女性去参加公共空间等，有意淡化两性差异。虽然很多家庭分工还是很传统，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两性差异还是淡化的。”

当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觉表达”，以民国时期女权主义作为参照。“新中国”妇女的视觉表达，不仅强调社会性别平等、也强调阶级和族裔平等，因此青年工人劳模穿的“花布拉吉”（一种俄罗斯风格的连衣裙）和农民社长穿得蓝列宁装，便成为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尚潮流，出席国家最高会议的女代表，则会身穿中式服饰以及民族服饰，这些现象表明农村妇女的乡土身份和少数民族身份是新中国的主体。

在劳动领域，性别的差异也并不明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邓颖超发言，明确界定了“向社会宣传妇女”的内涵——“妇女一切可做”。在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妇女甚至参与到了内河航行、地质勘查、建筑、炼钢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作中来。李银河追溯共和国早期历史，“50年代女性开始参与工作，那时候男女都一样，性别都不重要。”

改革开放之后：从“男女有别”的回归，到男性也可以成为审美对象

一个成功男性的标准是：高学历专业人士，并且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性格阴柔的男性，因为不符合“霸权式阳刚气质”而备受社会与家庭指责。

然而告别文革，中国“改革开放”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社会开始透过资本的逻辑，在消费市场中重新强调回两性差异。蔡玉萍发现，此时，企业开始利用一些性别印象去推销产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饰被生产出来，“女人要有女人味”则成了推销产品的法则。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广告与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在一项关于《中国妇女》封面的研究中，学者发现，自1984年后，视觉传达不再以宣传工农兵和少数民族妇女主体为主，转而以表现城市化和精英化作为妇女形象的想像，在这一想像的构建中，容貌和身体的“女人味”，变得愈发重要。中国妇女“生产建设者”的身份主体，则逐渐遭到摒弃。

而在劳工市场中，管理者则通过强调两性差异来管理女工。在政治学者潘毅的《中国女工》一书中，她曾提到，管理人员总是在训斥女工们的男性化行为，向女工传递像男人应该感到羞耻的观念。而女工中，没有人因此感到不平，因为在这一环境下，性别差异被城乡差异和学历高低所掩盖。

于此同时，一大批新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他们在重建阶级身份时，也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同时建立，以此当做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准之一。

蔡玉萍告诉端传媒，“有很多中产阶级甚至是基层男性都觉得，什么样才是一个很成功男士的形象？就是他可以赚很多钱，而他的太太就是一个全职太太。”

蔡玉萍研究观察到，在她所处的，未经历社会主义平权运动的香港，一直有一种“霸权式阳刚气质”存在，最成功的男性典型，是那些具有冒险精神、能干、自信等气质的人。这一男性气质不仅压制女性，也压制男性。未能符合这一“霸权式阳刚气质”标准的男性，就会受到“霸权文化”的制裁，如喜爱看漫画的香港男性，就被香港的社会评价体系嘲笑为“毒男”。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成功男性的标准是：高学历专业人士，并且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性格阴柔的男性，因为不符合“霸权式阳刚气质”而备受社会与家庭指责。

然而性别主义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却往往被忽视的特征，即是“男性不能成为审美对象”。但这一社会特征，正在备受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欣赏品味的挑战。

这一理论得到了性别研究学者的普遍认可，李银河同样认为，改革开放后带来了一波性别主义回潮。“过去提倡高就业低工资，父母如果不是同时工作，根本养不起一个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阶级分化开始拉开距离，国家基尼系数从0.2上升到0.5，一部分男人开始有经济能力来养女人，这些女人回家当上全职太太，不再在职场上打拼后，女性地位就倒退了，经济上依附于男人，就得有个女人样了。”

然而性别主义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却往往被忽视的特征，即是“男性不能成为审美对象”。但这一社会特征，正在备受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欣赏品味的挑战——也正是这一挑战，遭致了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娘炮’之风当休矣”、“少年娘，则中国娘”声势浩大的批判。

李银河告诉端传媒，“中国是一个严重男权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之久。在过去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而男人是审美主体，俗话都是说，‘女为悦己者容’。但现在社会，出现了新风气。”

“最早应该是男同性恋，让一部分男人成为了审美客体，这是男同性恋的一个贡献，但从男权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比较新，男人怎么就成为审美客体了？但这其实反应的是女人地位的上升，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性别秩序变了，有的人就受不了。”李银河说。

近年来，男性选秀节目回归，如中国互联网视频公司爱奇艺制作播出的《偶像练习生》、优酷推出的《五星少年团》等节目，则俘获了大批女性观众。根据“艺恩视频智库”的数据显示，在《偶像练习生》中，女性用户占到76.25%。该节目C位出道的蔡徐坤的获奖感言所说，“首先感谢每一个为我投票支持我的人，是你们一票一票把我投上来”。这是蔡徐坤无意识的感言，但此时此刻，男性确实成为被女性审美的对象——女性在投票中，为自己对男性的审美，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

更令一些抱有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者倍感焦虑的是，这些男性选秀节目中的优胜者，多是装扮精美，体型瘦弱，甚至是“浓妆艳抹”的男性。这股潮流从韩国“花美男”和日本“美少年”传入中国，一路所向披靡，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中性男性审美的潮流，这似乎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男性的审美认知。

另一个对审美男性做出贡献的文化现象，是“耽美文学”在中国的流行。这也同样挑战了中国男性的审美传统。耽美文学最早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在日文中发音为TANBI，本意为“唯美、浪漫之意”，后逐渐转向为“美少年之间的恋爱”（boy’s love，缩写为BL）的代名词。耽美文学经台湾、香港传入中国大陆（内地）后，受到了中国年轻女性的追捧，进而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腐女”群体，即无可救药地喜欢BL的人群。腐女的喜爱透过商业逻辑与互联网传播，也成了一部分男性的审美追求。

这一场审美的剧烈变迁，终于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2018年7月，中国著名编剧王海林在一档名为“观天下讲坛”的网络节目中，猛烈批判综艺节目上的“小鲜肉”男明星，并将其上升为“审美安全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当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会对于中国国家审美上，造成‘审美安全’的威胁。”

呈现在媒体上的焦虑，也迅速演变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恐慌，人们开始警惕“男孩危机”，更有甚者甚至认为，正是因为教育体系中的教师多是女性，男孩们才开始学得“女里女气”，也因应这一被民意构建的“危机”，各种“男孩训练班”也作为对审美危机的抵抗，而迅速兴办起来。

在“本色男儿俱乐部”的市场宣传中，“清一色是男老师”甚至被当做广告标识出来，他们在课程宣传文案中，将此称为机构的“阳刚优势”。这一宣传得到了市场的良好反馈，愿意掏钱培养“男子汉气概”的家长不在少数，据该机构自称，至今已有两万余名男孩被送到机构进行培训。

暴力与霸凌的“男子气概”

在社会科学中，有学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气概”一词，强调一系列可能造成伤害的男性特征，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会导致“支配、贬低女性、恐同行为和无端暴力”。

社会是否应该对男子气概的缺失感到焦虑，两位社会学家都持否定态度。

“如果人们有自己的性别表达，并没有犯法，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为什么不可以？如果因此一味的攻击和压抑这些性别表达不符合传统的人，这种压抑对人们的冲击会更大，人们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蔡玉萍说。

因为性别气质不符合“传统期待”、而被欺凌的人并不鲜见，在学校中，这类霸凌尤为突出。学术界多有研究，也已为此创立了专有名词——认为这种形式的暴力不同于传统形式的霸凌，而是基于SOGIE的校园暴力，亦即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的校园暴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不少学术调研都认为，这一形式的暴力，是最为重要的校园暴力之一。而它的根源，则是来自于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

在一场针对所有在校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性别暴力其实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身边。根据NGO“同语”于2017年发布的《校园性别暴力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报告，结果显示（同语，2017），有78.2%的人在中学校园中曾遭遇过性别暴力。同时，由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和表达而遭受教职工语言暴力的学生，也占到了33.4%。

根据调查，在性别气质不符合传统期待的人中，受伤最深的恐怕是跨性别者，那些身体是一个性别、心理却想变成另一个性别的人群。他们有强烈的表达自我性别认同的欲望，如果无法表达就会陷入严重的焦虑，甚至是抑郁之中。

2017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通力完成了《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同志中心，2017），发现61.5%的跨性别者存在抑郁，73.2%患有焦虑症，46.2%的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想法，12.7%曾有过自杀行为。

于此同时，过分强调男子气概，也为会为男性带来伤害。在社会科学中，有学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气概”一词，强调一系列可能造成伤害的男性特征，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会导致“支配、贬低女性、恐同行为和无端暴力”。

美国莱特学院（The Wright Institute）心理系教授特里·库伯斯（Terry Kupers）指出，“霸权男性气概”有其积极一面，如为体育胜利感到骄傲、与朋友团结一致、在工作中积极进取等方面，但也有对社会和个人有害的部分，如强调厌恶女性、恐惧同性恋、贪婪、暴力等。拥有这种观念，很可能造成对同龄人的霸凌和家庭暴力。对不具备“霸权男性气概”的个人而言，长期压抑感情表达，则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因为这一社会观念，也让部分受男性拒绝寻求心理帮助，拒绝拥有处理复杂感情的能力。

蔡玉萍告诉端传媒，认为“娘娘腔”男性很糟糕的观念，与人们所抱持的“参照点”有关，“这类觉得男生娘娘腔会造成危害，会造不良社会风气的观点，其实是因为很多人用传统的性别观念，作为参照点。我们不应该去质疑人们如何表现，而是应该质疑我们评价别人的参照点，是否合适。是否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尝试过跟社会一起进步？”

李银河也认为，虽然社会有去强调男性度、女性度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男性度与女性度，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她告诉端传媒，“在有些国家，过去女人穿长裤就不符合性别规范了，甚至穿长裤会被视为违法。但社会风气正在逐渐转变，现在我们并不会觉得穿裤子的女性就没有女性气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男性度不是很高的形象，如贾宝玉、梁山伯等白面书生。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应该是按照光谱一样的去分布，落在哪个点应该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为何在中国，难以推行“多元性别”教育？

这一张反对票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在法律上鼓励性别平等教育。

在李银河看来，解决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关键，适当的性别教育显得非常必要。但中国的性别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

2018年8月17日，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发“红头文件”，规定从2018年9月起，广东省中小学（包括中专职业学校）要全面实行性别平等教育，但具体措施的推行，在整体保守的社会环境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早在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该书中涉及同性恋、性别平等、性侵害等多方面问题，一度被学界认为进步的象征。然而，该读本一经面世，就遭遇了社会舆论与学生家长的抵制。

2017年，杭州萧山区高桥小学一名家长在微博上晒出读物的部分截图后，引发了一场网络大讨论，最终，校长迫于压力暂时收回该读本。直到如今，中国父母依旧对子女“谈性色变”，而至于“多元性别”，接受程度就更低。

在蔡玉萍看来，很多社会都面临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但中国尤其特殊之处，最大原因便是公民社会饱受压制。因为性别刻板印象长期存在于社会之中，如果要改变乃至逆转，需要有公民组织进行引导，但由于公民组织在国内受到压抑，这样的教育和倡议变得愈发艰难。

“欧美、台湾、香港都有公民社会，很多NGO或者倡议组织出面倡议性别平等、保障那些不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群体的权益。如果网络、学校、社会上出现了过分的性别刻板印象或是霸凌，会有公民社会发声抗议，来稍作平衡。但中国一直以来，对公民社会都是约束和压抑的状态，导致性别刻板印象的声音变得一面倒”，蔡玉萍说。

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社会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改变，对性别平等教育的立法，就来源于个人与公民组织的推动。2000年4月20日，一名叫叶永志的台湾男性学生，在下课前5分钟向老师举手，提出要去洗手间。但等到下课，同学们再次见到叶永志时，他已经死在血泊之中。这是当时震惊全台湾的“叶永志事件”——事件的主角，因为性格温柔、喜欢玩“女生的游戏”，而被同学们嘲笑为“娘娘腔”。同学们常常要求他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这导致他只敢在上课时去洗手间。

叶永志的母亲陈君汝认为，同学的欺凌与校方的漠视才是杀死叶永志的真正凶手。于是，在她与性少数群体的一同推动下，两年后，台湾教育部将“两性平等教育法”改为“性别平等教育法”，该部法令于2004在台湾行政院通过，并在立法院三读通过，正式立法。

该法令明确要求，“促进性别地位之实质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维护人格尊严。”具体而言，除了保护男女两性性别平等之外，还涵盖了对不同性别气质、性别倾向、性别认同等平等权利的保护，并规定，台湾的国中和小学必须实施性别平等相关的课程，高中需采用“融入式教育”——即是将性别平等的理念，融入到老师们所教授的课程当中。

除台湾以外，在国际社会，2016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防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决议。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布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提出应在性教育中纳入“社会性别”教育，但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对性别议题，投出了反对票。

李银河对端传媒解读，这一张反对票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在法律上鼓励性别平等教育。

虽然如此，李银河是一个行动派，几乎每年两会期间（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她都会找到人大代表，去递交《同性婚姻法案》，年复一年，均是如此。但每一年她都会碰壁。李银河所认识的人大代表告诉她，“这个方面我不太了解，我没做过研究”，或者说，“有更加重要的提案要递交”。

“性别问题好像没什么机制去发声，人们更关心涉及多数人利益的问题，退休金、医疗保健，关于性别气质之类的问题，很难排上议事日程”，李银河说。

但蔡玉萍认为，这种认为“性别是小问题”的思维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悖论：跨性别、同性恋、中性化人群，本身就是备受歧视的群体，很多人因为污名化而不敢站出来发声，而因为站出来说话的人少，因此人们又会认为这是一个“小问题”。

“‘性小众’，具体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受到歧视很多人不敢站出来，但现在一些国家做了调查，‘性小众’所占比例其实并不少。很可能只是很少人敢于承认，人们才会觉得这是个少数群体。关键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机制，让人们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性少数，所以说性少数是一个‘小问题’是不成立的。而性别歧视，则关乎占社会一半人群的女性，他们的权利也很少得到保护。”蔡玉萍告诉端传媒。

“性小众”虽被除罪，但“性别平权”的未来不容乐观

“这个东西就很要命了，异性恋的影视作品分为一般的、淫秽的、色情的三级。而同性恋题材作品，不分内容上来就等同于淫秽。这是一种很落后的观念”。

事实上，在中国法律里，“性小众”已经完成了“除罪化”。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刑法中，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除名，实现同性恋非病理化。但政府对性少数议题仍保持著警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相关问题中，仍保持沉默，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态度。

然而，这一理念看似中立，但实际上为公民组织开展活动带来了巨大阻碍。一直以来，民政部拒绝为同志组织注册登记，因此同志组织只能以联谊形式存在。而自中国“女权五姐妹”被逮捕事件后，许多“性别平权”活动更是遁入地下。

许多主张性别平权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国家力量正在压下来。2017年，一个同志团体原定于西安举行的大会被官方取消，9名同运人士遭到公安拘留。2018年4月，微博官方宣布，将依照《网络安全法》对涉黄、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内容进行清查。直到近期，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娘炮”为病态的定调评论。一连串事件，引起了性别平权人士与性别研究学者的不满与恐慌。

一位关注性别教育的公益人士告诉端传媒，9月初，他受邀参加厦门“粉红一点”活动。这是一个旨在声援LGBT人士以及宣扬多元文化的活动。自2016年开始，每年9月这一活动都会在厦门举行。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参与者们身着粉红色衣服，在空地上聚成一个圈，并齐声喊出“我是同志，我骄傲”的口号。

结果买好机票、准备动身的他，突然收到了活动主办方发来的消息：上级部门已将这场活动取消。

由于官方对性别组织态度相对的模棱两可，并未彻底厉行禁绝，这也给中国执法人员带去困扰，很多时候，执法部门只能凭借一些符号来作为执法的依据，比如为同志人群提供健康宣传和公益服务的淡蓝网，就将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合影挂在办公室墙上，每当有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公益组织成员便出示合影以保护组织。

但是中国性别组织的整体情况仍让人悲观。“没有NGO去做倡议，没有公民社会去争取，做教育，和政府商讨，很难想像公众认知会有改变。譬如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法，还有香港的性别平等条例，都是民间社会经过很多年的倡议才争取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的问题是民间社会缺位，我想很难去期望国家自己去订立这些法案”，蔡玉萍对性别平权在中国大陆的未来感到担心。

更令蔡玉萍心寒的是，国家不仅没有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时不时还会成为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帮凶”。2017年6月，中国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称同性恋属于“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是“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

“这个东西就很要命了，异性恋的影视作品分为一般的、淫秽的、色情的三级。而同性恋题材作品，不分内容上来就等同于淫秽。这是一种很落后的观念”，李银河说。在这一政策发布后，她当即发布微博对其进行抨击，点击量超过了六千万次。

而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炮轰“娘炮”的评论虽然也引起人们不满，但官方为“男子汉”背书，则让蔡玉萍对中国性别平权未来，感到更加忧虑。“官方媒体应该出来说这些霸凌不对，或者就不要说话也好，但是现在他们却在不断地重申性别主义。”蔡玉萍愤然对端传媒说。据她透露，今年中国大陆（内地）关于性少数的学术活动，也同样受到不少冲击，许多关于性别议题的国际会议，也因此变成了闭门会议，官方要求不得对外宣传。

“男性气概”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一旦由民族主义所塑造的“男性气概”形成霸权地位，“这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种压抑”。

2016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防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决议。而面对这次决议，中国代表投了反对票，此前两次相关议题，中国都投的是弃权票。

到2018年9月初，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发文呼吁重塑男性气质，摒弃“娘炮”之风，虽然引起争议，但整体社会而言，得到更多的恐怕还是赞同。媒体呼吁“少年娘则国家娘”时，社会名人诸如周立波也在微博中称“中国雄起！……让娘炮走开！”而“男子汉训练营”收到家长的热捧，也映射出了人们对中性社会的焦虑。

为何国家观念会拒绝多元性别平等，转而支持性别主义？

蔡玉萍告诉端传媒，这与中国正在大力推行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传媒的动态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想用性别主义去巩固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18世纪开始，中国就有将性别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倾向，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夫是指男性，传统社会女性是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以外的。五四时期，虽然有倡议女性平等，但由于人们的危机意识，构建了一套‘东亚病夫’的论述，强调男性应当要勇武。今天，由于中国继续走民族主义路线，这套性别主义的论述再次被拿来，当做构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工具。”蔡玉萍对端传媒说。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亚非大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地区的人民陆续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谋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民族认同，打造“想像的共同体”成为首要任务。

妇女也从另一个层面，成为了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部分。其中，男性的“东亚病夫”成了野蛮与落后的原因，因此国家一方面兴办军校培养能够保家卫国的男子汉，另一方面则要兴办女学，强调女性应该为“强国保种”负起责任。

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就曾认为，国家积弱是“分利”之人太多，而女子都是“分利”之人，因为她们没有职业和学识。他认为，女学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因此提倡兴办女学。同时也将缠足与国家积弱联系在一起，因为缠足是妇女体弱，不能生育健康的孩子，因此只有废除缠足才能使“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因此，一方面培养勇武的男人，另一方面培养可以生育优良孩子的女人，就成了构建强国的一部分。借此，比之于传统“封建时代”（或曰“帝制时代”），中国女性权利百年来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进而一笔勾销了传统束缚。

但问题是，民族主义并不能够让中国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如果一直推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将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权只能被民族主义所支配。当妇女的进步与解放仅仅只为整体民族服务时，妇女根本利益并没有得到真正关注。

在蔡玉萍看来，由男性主导的民族国家，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即便妇女提高经济地位，只是为了整体国家提高经济地位而服务，在家中，她们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家庭收入的补充。就教育而言，男性被培养是为了肩负“治国兴邦”的责任，而女性则更多的需要进修家政课程，培养“贤妻良母”的性格。如梁启超所倡导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只是在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这样的思路并不利于女性的根本解放，就教育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期望将会低于男性，经济困难时，也是首先牺牲女孩受教育的权利。而另一面的结果是，这一社会要求，对男性也是一种伤害，“一旦走民族主义，男性要满足阳刚的形象去保家卫国。这样，男性必须要符合阳刚，才能满足人们对男性的想像。”

一旦由民族主义所塑造的“男性气概”形成霸权地位，“这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种压抑”，蔡玉萍说。

（李由，记者，端传媒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