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子漢訓練營」背後:變遷中的性別審美,與國家的中性焦慮

中國人為什麼會對「男性氣質」的缺乏感到焦慮?我們應該為「男性氣質」缺乏感到焦慮嗎?這一場焦慮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又有何關係?
2016年5月17日,孫文麟(右)和他的同性伴侶胡文亮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婚禮。
大陸

繼中國官媒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娘炮」問題引發熱議後,近期,「北京本色男兒俱樂部」再度成為中國社會的話題熱點。

這家位於北京的培訓機構認為,柔弱、膽小、多愁善感的男孩是「問題男孩」,是需要進行改造的對象。該機構提供的6800元人民幣14天的課程,要求男孩們誦讀《男子漢宣言》,訓練「斬首行動」真人CS、摔跤、飛鏢等男孩專屬遊戲,目的是培養出「陽剛、血性小男子漢」。

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男孩哭了,教練則會奚落諷刺,因為這裏最主要的訓練主題之一,便是「眼淚不能解決問題」。

對於這家機構的主創者而言,現在的訓練強度其實已經大不如前。在十幾年前,「鞭刑」、「罰吃辣椒醬」、「人格侮辱」才是主要的訓練方式,而現在,已經改成了「更溫和」的摔跤等對抗訓練,但宗旨卻是一以貫之的——越愛哭的孩子就會被「多摔上幾天。」

伴隨着對男性危機的擔心,中國媒體對於性別審美的爭議聲浪,也越來越大。

9月初,新華社發布《「娘炮」之風當休矣》(新華社,20180906)一文,探討當今娛樂圈偶像盛行「娘炮」作派。文章作者「辛識平」認為,病態的「娘炮」文化將對青少年造成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應該抵制。其後《人民日報》(人民日報,20180907)作出回應,男性氣質不應該等同於外貌,男性氣質的構建應該是內在品質。

兩家官方媒體的發言激起了民眾對性別歧視的爭議。不少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艾園,20180704),名人們也紛紛出面支援此種說法,脱口秀名人周立波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周立波,20180908)。

實際上,這場焦慮已經持續多年。2010年,《男孩危機?!》一書在中國甫一出版,便引起人們關注,兩年前又迎來再版,在當當網等內地購書網站上,該書是超級暢銷作品。而作為對這一「危機」的回應,許多中學也開展了「男子培訓班」。2012年,上海市第八中學組建了「男子高中基地實驗班」;2016年,南京師範大學新城初中,也成立了男孩班。

我們為什麼會對「男性氣質」的缺乏感到焦慮?我們應該為「男性氣質」缺乏感到焦慮嗎?這一場焦慮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又有何關係?

端傳媒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銀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以及中國性別平權組織人士,她(他)們對當下中國性別諸問題,作了梳理以及回答。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歷史上的婦女解放,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男女平等

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現在人們總是焦慮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我把這個叫做『中性化危機』,這種焦慮,實際上是源於性別刻板印象」,李銀河告訴端傳媒。

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兩性應該有不一樣的性別氣質,在這一觀念下,男性不能表現得過於情緒化,女性則應該嬌小且優雅;男性應該承擔養家和參與工作的「主外」角色,而女性則應該承擔起找回孩子管理家務等「主內」的義務。當這種對性別的觀念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看法時,性別刻板印象就隨之產生了。一旦有人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就會被視為「越軌」。

但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並非基於科學事實,往往是基於主觀印象、偏見而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使人們對性別群體的認知過分簡單化,另一方面還可能錯誤誇大群體之間的差異,而事實上,男性、女性群體之間的差異,在生理和心理層面上並未涇渭分明。人們通常觀察到的很多男女差異,諸如「男生更調皮,女生更安靜」,更多是在社會期望下被建構出來的產物。

「男性需要男性氣質,女性需要女性氣質這個觀點,是建基於男女二元劃分之上,既是覺得男性不應該與女性相似,其次就是覺得女性是次一等的性別,男性像女性就是病態,會造成社會危機。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和智力上有本質的區別」,蔡玉萍告訴端傳媒,「實際上,這種將男性和女性之間設置嚴格界限的想法,早在60年代或更早的女性主義運動,都已經做了很大挑戰。」

早在17世紀,英國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廠中開始出現女工,原先的性別勞動分工發生了變化。不少女性主義者認識到,女性的可悲地位不是自然的差異造成,而是由於社會與文化因素形成。1859年,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的領導人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曾主張,男女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社會上存在的性別界限,只是為了某些擁有權力的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社會制度而已。因此在《為女權辯護》一書中,她為女性要求工作權、教育權、政治權和投票權。

此後女權主義思潮逐漸深化和進步,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維吉尼亞.吳爾芙)於1929年撰寫《自己的一間屋子》(又譯《自己的房間》、《一間自己的屋子》),抨擊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現象;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波娃)出版《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一觀念,廣泛地影響了人們對女權主義的思考方式。終於,歐美在歷經一百多年女權運動之後,女人的地位終於普遍得到提升。

中國在20世紀早期也開始經歷女性解放。「五四運動」時期,男女平等的觀念開始傳入中國,作為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封建」的一面旗幟。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出版「易卜生專號」,宣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而當時最著名的男性知識分子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紛紛著書立說,這掀起了中國的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浪潮。

但時過境遷,百年後,女性是次等生物的觀念,仍舊存在於整體中國社會的觀念裏。

為什麼「男女平等」的觀念經歷近一個世紀,社會整體的觀念水位,仍然是支持男性應該有男人樣,女性應該有女人樣,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思想?李銀河與蔡玉萍都認為,這與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

是什麼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這個標準其實是隨社會發展而變更。李銀河說,「對我們來說,性別過去並不重要,在30年前,中國是中性化的,我們(女性)從來都沒有說過化粧。」

在李銀河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主要性別表達是「藍螞蟻」——沒有華麗裝飾、且沒有性別差異的藍色列寧裝。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當時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視覺表達」,以民國時期女權主義作為參照。「新中國」婦女的視覺表達,不僅強調社會性別平等、也強調階級和族裔平等,因此青年工人勞模穿的「花布拉吉」(一種俄羅斯風格的連衣裙)和農民社長穿得藍列寧裝,便成為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尚潮流,出席國家最高會議的女代表,則會身穿中式服飾以及民族服飾,這些現象表明農村婦女的鄉土身份和少數民族身份是新中國的主體。

在勞動領域,性別的差異也並不明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發言,明確界定了「向社會宣傳婦女」的內涵——「婦女一切可做」。在5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婦女甚至參與到了內河航行、地質勘查、建築、煉鋼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作中來。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改革開放之後:從「男女有別」的回歸,到男性也可以成為審美對象

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然而告別文革,中國「改革開放」在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社會開始透過資本的邏輯,在消費市場中重新強調回兩性差異。蔡玉萍發現,此時,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廣告與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在一項關於《中國婦女》封面的研究中,學者發現,自1984年後,視覺傳達不再以宣傳工農兵和少數民族婦女主體為主,轉而以表現城市化和精英化作為婦女形象的想像,在這一想像的構建中,容貌和身體的「女人味」,變得愈發重要。中國婦女「生產建設者」的身份主體,則逐漸遭到摒棄。

而在勞工市場中,管理者則通過強調兩性差異來管理女工。在政治學者潘毅的《中國女工》一書中,她曾提到,管理人員總是在訓斥女工們的男性化行為,向女工傳遞像男人應該感到羞恥的觀念。而女工中,沒有人因此感到不平,因為在這一環境下,性別差異被城鄉差異和學歷高低所掩蓋。

於此同時,一大批新中產階級在中國崛起,他們在重建階級身份時,也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同時建立,以此當做階級劃分的重要標準之一。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有很多中產階級甚至是基層男性都覺得,什麼樣才是一個很成功男士的形象?就是他可以賺很多錢,而他的太太就是一個全職太太。」

蔡玉萍研究觀察到,在她所處的,未經歷社會主義平權運動的香港,一直有一種「霸權式陽剛氣質」存在,最成功的男性典型,是那些具有冒險精神、能幹、自信等氣質的人。這一男性氣質不僅壓制女性,也壓制男性。未能符合這一「霸權式陽剛氣質」標準的男性,就會受到「霸權文化」的制裁,如喜愛看漫畫的香港男性,就被香港的社會評價體系嘲笑為「毒男」。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同樣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

這一理論得到了性別研究學者的普遍認可,李銀河同樣認為,改革開放後帶來了一波性別主義回潮。「過去提倡高就業低工資,父母如果不是同時工作,根本養不起一個家,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階級分化開始拉開距離,國家基尼係數從0.2上升到0.5,一部分男人開始有經濟能力來養女人,這些女人回家當上全職太太,不再在職場上打拼後,女性地位就倒退了,經濟上依附於男人,就得有個女人樣了。」

然而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也正是這一挑戰,遭致了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娘炮』之風當休矣」、「少年娘,則中國娘」聲勢浩大的批判。

李銀河告訴端傳媒,「中國是一個嚴重男權社會,持續了2000多年之久。在過去只有女人才是審美對象,而男人是審美主體,俗話都是說,『女為悅己者容』。但現在社會,出現了新風氣。」

「最早應該是男同性戀,讓一部分男人成為了審美客體,這是男同性戀的一個貢獻,但從男權的角度來說,這個東西比較新,男人怎麼就成為審美客體了?但這其實反應的是女人地位的上升,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性別秩序變了,有的人就受不了。」李銀河說。

近年來,男性選秀節目回歸,如中國互聯網視頻公司愛奇藝製作播出的《偶像練習生》、優酷推出的《五星少年團》等節目,則俘獲了大批女性觀眾。根據「藝恩視頻智庫」的數據顯示,在《偶像練習生》中,女性用戶佔到76.25%。該節目C位出道的蔡徐坤的獲獎感言所說,「首先感謝每一個為我投票支持我的人,是你們一票一票把我投上來」。這是蔡徐坤無意識的感言,但此時此刻,男性確實成為被女性審美的對象——女性在投票中,為自己對男性的審美,行使了自己的話語權。

更令一些抱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者倍感焦慮的是,這些男性選秀節目中的優勝者,多是裝扮精美,體型瘦弱,甚至是「濃妝豔抹」的男性。這股潮流從韓國「花美男」和日本「美少年」傳入中國,一路所向披靡,在中國掀起了一場中性男性審美的潮流,這似乎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主流社會對男性的審美認知。

另一個對審美男性做出貢獻的文化現象,是「耽美文學」在中國的流行。這也同樣挑戰了中國男性的審美傳統。耽美文學最早出現在日本近代文學中,在日文中發音為TANBI,本意為「唯美、浪漫之意」,後逐漸轉向為「美少年之間的戀愛」(Boy’s Love,縮寫為BL)的代名詞。耽美文學經台灣、香港傳入中國大陸(內地)後,受到了中國年輕女性的追捧,進而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腐女」群體,即無可救藥地喜歡BL的人群。腐女的喜愛透過商業邏輯與互聯網傳播,也成了一部分男性的審美追求。

這一場審美的劇烈變遷,終於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2018年7月,中國著名編劇王海林在一檔名為「觀天下講壇」的網絡節目中,猛烈批判綜藝節目上的「小鮮肉」男明星,並將其上升為「審美安全問題」,他說,「如果中國當紅的男演員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會對於中國國家審美上,造成『審美安全』的威脅。」

呈現在媒體上的焦慮,也迅速演變為民眾日常生活的恐慌,人們開始警惕「男孩危機」,更有甚者甚至認為,正是因為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多是女性,男孩們才開始學得「女里女氣」,也因應這一被民意構建的「危機」,各種「男孩訓練班」也作為對審美危機的抵抗,而迅速興辦起來。

在「本色男兒俱樂部」的市場宣傳中,「清一色是男老師」甚至被當做廣告標識出來,他們在課程宣傳文案中,將此稱為機構的「陽剛優勢」。這一宣傳得到了市場的良好反饋,願意掏錢培養「男子漢氣概」的家長不在少數,據該機構自稱,至今已有兩萬餘名男孩被送到機構進行培訓。

暴力與霸凌的「男子氣概」

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社會是否應該對男子氣概的缺失感到焦慮,兩位社會學家都持否定態度。

「如果人們有自己的性別表達,並沒有犯法,也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為什麼不可以?如果因此一味的攻擊和壓抑這些性別表達不符合傳統的人,這種壓抑對人們的衝擊會更大,人們受到的傷害也會更大」,蔡玉萍說。

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而被欺凌的人並不鮮見,在學校中,這類霸凌尤為突出。學術界多有研究,也已為此創立了專有名詞——認為這種形式的暴力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霸凌,而是基於SOGIE的校園暴力,亦即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的校園暴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及不少學術調研都認為,這一形式的暴力,是最為重要的校園暴力之一。而它的根源,則是來自於性別權力關係和社會性別的刻板印象。

在一場針對所有在校中學生的調查中發現,性別暴力其實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身邊。根據NGO「同語」於2017年發布的《校園性別暴力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報告,結果顯示(同語,2017),有78.2%的人在中學校園中曾遭遇過性別暴力。同時,由於自己的性別認同和表達而遭受教職工語言暴力的學生,也佔到了33.4%。

根據調查,在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的人中,受傷最深的恐怕是跨性別者,那些身體是一個性別、心理卻想變成另一個性別的人群。他們有強烈的表達自我性別認同的慾望,如果無法表達就會陷入嚴重的焦慮,甚至是抑鬱之中。

2017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同志中心通力完成了《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同志中心,2017),發現61.5%的跨性別者存在抑鬱,73.2%患有焦慮症,46.2%的人因為自己是跨性別而有過自殺想法,12.7%曾有過自殺行為。

於此同時,過分強調男子氣概,也為會為男性帶來傷害。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美國萊特學院(The Wright Institute)心理系教授特里·庫伯斯(Terry Kupers)指出,「霸權男性氣概」有其積極一面,如為體育勝利感到驕傲、與朋友團結一致、在工作中積極進取等方面,但也有對社會和個人有害的部分,如強調厭惡女性、恐懼同性戀、貪婪、暴力等。擁有這種觀念,很可能造成對同齡人的霸凌和家庭暴力。對不具備「霸權男性氣概」的個人而言,長期壓抑感情表達,則會對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為這一社會觀念,也讓部分受男性拒絕尋求心理幫助,拒絕擁有處理複雜感情的能力。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認為「娘娘腔」男性很糟糕的觀念,與人們所抱持的「參照點」有關,「這類覺得男生娘娘腔會造成危害,會造不良社會風氣的觀點,其實是因為很多人用傳統的性別觀念,作為參照點。我們不應該去質疑人們如何表現,而是應該質疑我們評價別人的參照點,是否合適。是否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嘗試過跟社會一起進步?」

李銀河也認為,雖然社會有去強調男性度、女性度的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男性度與女性度,正在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她告訴端傳媒,「在有些國家,過去女人穿長褲就不符合性別規範了,甚至穿長褲會被視為違法。但社會風氣正在逐漸轉變,現在我們並不會覺得穿褲子的女性就沒有女性氣質。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男性度不是很高的形象,如賈寶玉、梁山伯等白面書生。男性氣質、女性氣質應該是按照光譜一樣的去分布,落在哪個點應該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為何在中國,難以推行「多元性別」教育?

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2018年8月17日,廣東省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和廣東省婦女聯合會發「紅頭文件」,規定從2018年9月起,廣東省中小學(包括中專職業學校)要全面實行性別平等教育,但具體措施的推行,在整體保守的社會環境下仍然面臨重重困難。

早在2010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該書中涉及同性戀、性別平等、性侵害等多方面問題,一度被學界認為進步的象徵。然而,該讀本一經面世,就遭遇了社會輿論與學生家長的抵制。

2017年,杭州蕭山區高橋小學一名家長在微博上曬出讀物的部分截圖後,引發了一場網絡大討論,最終,校長迫於壓力暫時收回該讀本。直到如今,中國父母依舊對子女「談性色變」,而至於「多元性別」,接受程度就更低。

在蔡玉萍看來,很多社會都面臨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但中國尤其特殊之處,最大原因便是公民社會飽受壓制。因為性別刻板印象長期存在於社會之中,如果要改變乃至逆轉,需要有公民組織進行引導,但由於公民組織在國內受到壓抑,這樣的教育和倡議變得愈發艱難。

「歐美、台灣、香港都有公民社會,很多NGO或者倡議組織出面倡議性別平等、保障那些不符合傳統性別期待的群體的權益。如果網絡、學校、社會上出現了過分的性別刻板印象或是霸凌,會有公民社會發聲抗議,來稍作平衡。但中國一直以來,對公民社會都是約束和壓抑的狀態,導致性別刻板印象的聲音變得一面倒」,蔡玉萍說。

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台灣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改變,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立法,就來源於個人與公民組織的推動。2000年4月20日,一名叫葉永鋕的台灣男性學生,在下課前5分鐘向老師舉手,提出要去洗手間。但等到下課,同學們再次見到葉永鋕時,他已經死在血泊之中。這是當時震驚全台灣的「葉永鋕事件」——事件的主角,因為性格溫柔、喜歡玩「女生的遊戲」,而被同學們嘲笑為「娘娘腔」。同學們常常要求他脱下褲子「驗明正身」,這導致他只敢在上課時去洗手間。

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認為,同學的欺凌與校方的漠視才是殺死葉永鋕的真正兇手。於是,在她與性少數群體的一同推動下,兩年後,台灣教育部將「兩性平等教育法」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該部法令於2004在台灣行政院通過,並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正式立法。

該法令明確要求,「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具體而言,除了保護男女兩性性別平等之外,還涵蓋了對不同性別氣質、性別傾向、性別認同等平等權利的保護,並規定,台灣的國中和小學必須實施性別平等相關的課程,高中需採用「融入式教育」——即是將性別平等的理念,融入到老師們所教授的課程當中。

除台灣以外,在國際社會,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發布了《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提出應在性教育中納入「社會性別」教育,但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代表對性別議題,投出了反對票。

李銀河對端傳媒解讀,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雖然如此,李銀河是一個行動派,幾乎每年兩會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她都會找到人大代表,去遞交《同性婚姻法案》,年復一年,均是如此。但每一年她都會碰壁。李銀河所認識的人大代表告訴她,「這個方面我不太了解,我沒做過研究」,或者說,「有更加重要的提案要遞交」。

「性別問題好像沒什麼機制去發聲,人們更關心涉及多數人利益的問題,退休金、醫療保健,關於性別氣質之類的問題,很難排上議事日程」,李銀河說。

但蔡玉萍認為,這種認為「性別是小問題」的思維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悖論:跨性別、同性戀、中性化人群,本身就是備受歧視的群體,很多人因為污名化而不敢站出來發聲,而因為站出來說話的人少,因此人們又會認為這是一個「小問題」。

「『性小眾』,具體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受到歧視很多人不敢站出來,但現在一些國家做了調查,『性小眾』所佔比例其實並不少。很可能只是很少人敢於承認,人們才會覺得這是個少數群體。關鍵問題是,現在沒有一個機制,讓人們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性少數,所以說性少數是一個『小問題』是不成立的。而性別歧視,則關乎佔社會一半人群的女性,他們的權利也很少得到保護。」蔡玉萍告訴端傳媒。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 圖為中國成都同志酒吧。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 圖為中國成都同志酒吧。

「性小眾」雖被除罪,但「性別平權」的未來不容樂觀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修刑法中,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同性戀行為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除名,實現同性戀非病理化。但政府對性少數議題仍保持著警惕。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亞洲同志」項目中國國別報告》中指出,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性取向和性別身份相關問題中,仍保持沈默,採取「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的態度。

然而,這一理念看似中立,但實際上為公民組織開展活動帶來了巨大阻礙。一直以來,民政部拒絕為同志組織註冊登記,因此同志組織只能以聯誼形式存在。而自中國「女權五姐妹」被逮捕事件後,許多「性別平權」活動更是遁入地下。

許多主張性別平權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國家力量正在壓下來。2017年,一個同志團體原定於西安舉行的大會被官方取消,9名同運人士遭到公安拘留。2018年4月,微博官方宣布,將依照《網絡安全法》對涉黃、暴力和同性戀題材的內容進行清查。直到近期,中國官方媒體發表了「娘炮」為病態的定調評論。一連串事件,引起了性別平權人士與性別研究學者的不滿與恐慌。

一位關注性別教育的公益人士告訴端傳媒,9月初,他受邀參加廈門「粉紅一點」活動。這是一個旨在聲援LGBT人士以及宣揚多元文化的活動。自2016年開始,每年9月這一活動都會在廈門舉行。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參與者們身着粉紅色衣服,在空地上聚成一個圈,並齊聲喊出「我是同志,我驕傲」的口號。

結果買好機票、準備動身的他,突然收到了活動主辦方發來的消息:上級部門已將這場活動取消。

由於官方對性別組織態度相對的模稜兩可,並未徹底厲行禁絕,這也給中國執法人員帶去困擾,很多時候,執法部門只能憑藉一些符號來作為執法的依據,比如為同志人群提供健康宣傳和公益服務的淡藍網,就將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合影掛在辦公室牆上,每當有執法人員進行檢查,公益組織成員便出示合影以保護組織。

但是中國性別組織的整體情況仍讓人悲觀。「沒有NGO去做倡議,沒有公民社會去爭取,做教育,和政府商討,很難想像公眾認知會有改變。譬如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還有香港的性別平等條例,都是民間社會經過很多年的倡議才爭取到的。現在中國(大陸)的問題是民間社會缺位,我想很難去期望國家自己去訂立這些法案」,蔡玉萍對性別平權在中國大陸的未來感到擔心。

更令蔡玉萍心寒的是,國家不僅沒有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時不時還會成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幫兇」。2017年6月,中國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稱同性戀屬於「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是「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趣味」。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李銀河說。在這一政策發布後,她當即發布微博對其進行抨擊,點擊量超過了六千萬次。

而最近,新華社、人民日報炮轟「娘炮」的評論雖然也引起人們不滿,但官方為「男子漢」背書,則讓蔡玉萍對中國性別平權未來,感到更加憂慮。「官方媒體應該出來說這些霸凌不對,或者就不要說話也好,但是現在他們卻在不斷地重申性別主義。」蔡玉萍憤然對端傳媒說。據她透露,今年中國大陸(內地)關於性少數的學術活動,也同樣受到不少衝擊,許多關於性別議題的國際會議,也因此變成了閉門會議,官方要求不得對外宣傳。

「男性氣概」與民族主義的結合?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

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而面對這次決議,中國代表投了反對票,此前兩次相關議題,中國都投的是棄權票。

到2018年9月初,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文呼籲重塑男性氣質,摒棄「娘炮」之風,雖然引起爭議,但整體社會而言,得到更多的恐怕還是贊同。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時,社會名人諸如周立波也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而「男子漢訓練營」收到家長的熱捧,也映射出了人們對中性社會的焦慮。

為何國家觀念會拒絕多元性別平等,轉而支持性別主義?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這與中國正在大力推行民族主義有密切關係,「從傳媒的動態可以看到,現在國家很想用性別主義去鞏固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18世紀開始,中國就有將性別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的傾向,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夫是指男性,傳統社會女性是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以外的。五四時期,雖然有倡議女性平等,但由於人們的危機意識,構建了一套『東亞病夫』的論述,強調男性應當要勇武。今天,由於中國繼續走民族主義路線,這套性別主義的論述再次被拿來,當做構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工具。」蔡玉萍對端傳媒說。

近代以來,伴隨着西方國家的殖民入侵,亞非大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地區的人民陸續開始民族解放運動,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謀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民族認同,打造「想像的共同體」成為首要任務。

婦女也從另一個層面,成為了構建民族認同的重要部分。其中,男性的「東亞病夫」成了野蠻與落後的原因,因此國家一方面興辦軍校培養能夠保家衛國的男子漢,另一方面則要興辦女學,強調女性應該為「強國保種」負起責任。

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就曾認為,國家積弱是「分利」之人太多,而女子都是「分利」之人,因為她們沒有職業和學識。他認為,女學與國家存亡聯繫在一起,因此提倡興辦女學。同時也將纏足與國家積弱聯繫在一起,因為纏足是婦女體弱,不能生育健康的孩子,因此只有廢除纏足才能使「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因此,一方面培養勇武的男人,另一方面培養可以生育優良孩子的女人,就成了構建強國的一部分。藉此,比之於傳統「封建時代」(或曰「帝制時代」),中國女性權利百年來取得翻天覆地的進步,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進而一筆勾銷了傳統束縛。

但問題是,民族主義並不能夠讓中國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如果一直推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將會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而女權只能被民族主義所支配。當婦女的進步與解放僅僅只為整體民族服務時,婦女根本利益並沒有得到真正關注。

在蔡玉萍看來,由男性主導的民族國家,建立在性別分工基礎上。即便婦女提高經濟地位,只是為了整體國家提高經濟地位而服務,在家中,她們的經濟收入也只能是家庭收入的補充。就教育而言,男性被培養是為了肩負「治國興邦」的責任,而女性則更多的需要進修家政課程,培養「賢妻良母」的性格。如梁啟超所倡導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只是在於「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這樣的思路並不利於女性的根本解放,就教育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期望將會低於男性,經濟困難時,也是首先犧牲女孩受教育的權利。而另一面的結果是,這一社會要求,對男性也是一種傷害,「一旦走民族主義,男性要滿足陽剛的形象去保家衛國。這樣,男性必須要符合陽剛,才能滿足人們對男性的想像。」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蔡玉萍說。

(李由,記者,端傳媒撰稿人)

編輯推薦

讀者評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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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阴柔和阳刚这样的概念就很纠缠,比如是否阴柔、阳刚在事实上与性别绑定、是否应该和性别绑定?阴柔和阳刚现在是否是、是否应当是平等的价值?

  2. 阴柔的是“问题的”,阳刚的是意识形态正确的,所以阴柔的要接受改造——几十年了,我们还是老样子

  3. 国内就是普遍的仇女。当男性也开始成为性客体时,他们焦虑了害怕了,因为他们的话语权和评判女人的权力在被慢慢消解。

  4. 官媒居然都要来批一批,我只能想起那句俗话:管天管地管拉💩放屁。

  5. 「男性应该承担养家和参与工作的“主外”角色,而女性则应该承担起找回孩子管理家务等“主内”的义务。」此处是否应该是「女性则应该承担起【照顾】孩子……」?

  6. “我们宣传阳刚,是想要阳刚带来的好处,如果阴柔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会选择阴柔的,也许现阶段阳刚在这个国家会给男性带来更多好处”但没有一个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好。
    (我对周立波的印象还停留在美国持枪案那个阶段,看到文章里引用他的话,有一下子没缓过来,心想:他回中国了么?还能发微博?)

  7. 英國貴族私校會有意對男生鬥毆視而不見,只要不是有意用上致命手段,男生會被預期面對欺凌需要自己站起來回應,回打欺凌者甚至受點傷也可接受,不知中國家長可以接受嗎。

  8. 我也是男生哦 喵~

  9. 男子漢就該喜歡陽剛的東西,例如男子漢

  10. 管他的,老子想怎么阴柔怎么阳刚咬到谁的筋啦?做自己。

  11. 如果现在国家传媒的角度看,可能会看到人们对阴柔男生的焦虑,但把视角转到现实与日常生活中就跟容易发现,家长在教育小孩的过程中总是会给小孩灌输要乖乖听话,不准叛逆等标准,这些标准恰好符合人们对女孩的传统认知,男孩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认为这种想小羊羔一样温柔的性格会得到家长的认同而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请不要把男孩阴柔的性格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同性恋并不是导致男孩不阳刚的原因,而是长期家庭教育偏好乖巧的小孩造成的。

  12. 周立波 20190908,应为20180908

    1. 謝謝讀者,已修正

  13. 繁中版本:
    葉永「志」應該是葉永「鋕」?

    1. 謝謝讀者,已修正

  14. 我倒是挺乐观的,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的加强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老一辈的观念,新生代对性别界限的模糊必然会激起掌握话语权的阶层一定程度的反弹,而当时间推移,话语权逐渐转移,变化就会逐渐往积极的一面发展,现实中也不乏类似实例。

  15. 总之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会处于加强性别刻板印象阶段了 不知道最终会倒退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