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家庭长大：是“有爱足够”还是“不合范式”？

23岁的法国黑人女孩莫得莱纳（Modelene Daniel）一直知道妈妈们是同性恋，但要到小学5年级，她才第一次意识到这样的家庭与别人不同。“原来，不是所有人都有两个妈妈。”那次，她带病参加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后来病情有些严重，妈妈们过来接她。她特别开心，对周围人说，“好棒，我的妈妈们过来接我了”。“妈妈们？”面对同学的不解，莫得莱纳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妈妈们是同性恋。没想到，第二天，班里炸开了锅，议论纷纷，有小朋友说她不正常，还有说她的妈妈们是巫婆。

如今回想起这段插曲，莫得莱纳仍有一丝不平。她在海地出生，四岁半来到法国。养母卡特琳娜（Catherine Daniel）是一名医生，在法国小城奥尔良生活，莫得莱纳抵达法国的前一年，卡特琳娜认识了伴侣瓦里莱（Valérie Raoul）。莫得莱纳管两人都叫妈妈。她还有两个弟弟，也是海地黑人，都没有血缘关系，今年分别18岁和15岁。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制度之一，近几十年，同性家庭逐渐成为显性话题。据法国公民机构“同性家庭协会”（ADFH）的粗略预估，在法国，像莫得莱纳这样在同性家庭长大的小孩，共有25万人。不过，同性家庭是一个笼统的指称，具体情况不一。有人领养，也有人借助医学辅助生育。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小孩在异性婚姻中出生，但后来父母一方选择“出柜”。

2013年，法国通过同性婚姻法。不过，医学辅助生育，并未因此向同性伴侣开放；虽然同性家庭从此有权申请领养，但是不成文的规定太多，领养的成功率极低。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同性家庭长大，可他们的成长道路上，会面临诸多法律和社会困境。除了商业代孕和捐精生育可能产生的伦理困惑，在这场以成年人平权开始的抗争中，如何维护孩子一代的合法权利，目前仍没有具体答案。作为过来人，莫得莱纳说：“社会在慢慢演化，很难一蹴而就。”

“生活本身就是罪行”？

莫得莱纳拿出香烟，耸了耸肩，小声嘟囔着说，“我的妈妈们是同性恋，但不意味著她们不是传统的妈妈”。这是2017年盛夏的一天，她穿着低胸碎花裙子，走在法国中部家乡奥尔良的卢瓦尔河畔，向我抱怨妈妈们不准她在家抽烟。她在巴黎读摄影专业，暑假回家，只待几天，但晚上要等妈妈们都睡下再半夜起床，偷偷摸摸地抽。她缓缓吐出一口烟圈，边叹气边无奈地说道，“我都已经23岁了！”

在多子女家庭，老大做事容不得出错。年幼的时候，她每晚必须11点前回家；就算现在，她交了男朋友，有时带他回家，妈妈们也不允许两人睡一张床。她嘴上抱怨妈妈们家教严格，但内心认可这种教育方式，说以后有了小孩，一样会很严格。“我的小孩有可能是同志，这对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到这，她哈哈大笑起来。

同性家庭的生活点滴，是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莫得莱纳与别人聊天时，常常会先问：“你反感同性恋么？”答案如果是“反感”，她扭头就走。对她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一个人如果讨厌同性恋，不喜欢她的妈妈们，可能也不会喜欢她。

好在，她身边朋友们的观念都很开放。但是，一路走来，她也遇到过不少“奇葩”。一提到同性恋，很多人会直接想到性。一位男子曾问她，有没有看过妈妈们如何做爱。她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以同样的问题，反问回去。“真的是什么人都有。”现在想起这件事，她依旧十分气恼。

奥尔良是个古城，位于法国中部，距离巴黎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便是因在1429年率领军队打败英格兰侵略者，解放奥尔良而一举成名。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奥尔良会举办盛大的圣女贞德节。在法国，圣女贞德承载了很多家国层面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是天主教传统和共和国理念的化身。

莫得莱纳说：“奥尔良这个城市，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女同性恋的接受度并不高。”我第一次见到莫得莱纳就是在奥尔良市中心的圣心大教堂前。小时候，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加入过我们面前这个大教堂的唱诗班。

莫得莱纳刚到法国时，养母本来想送她去公立学校读书。但学校竟因为她是黑人，“害怕她吓到其他小孩”而拒绝接收她。后来，反而是一所私立天主学校，同意她就读。校长也是个天主教徒，但是特别通达开放，知道她家里的情况，总是试图保护她。

罗马天主教义很明确，反对一切同性性行为。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又提倡接纳对方和不同。小时候，莫得莱纳对后者体会更多，她说那时，没人跟她说同性恋不好。

她的妈妈卡特琳娜信教，另一个妈妈瓦里莱则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个很传统的家庭。”每年圣诞节，她和家人都会去教堂做弥撒。不过，从前年起，这一家五口改去游乐园过节，不再去教堂过圣诞。

教会的人对这家人的改变有些吃惊，其实，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2013年同性婚姻法通过前后，对于莫得莱纳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法国三十几个协会发起“全民游行示威运动”（Manif pour tous），以保护小孩的名义，走上街头，反对同性婚姻，捍卫传统家庭模式。据法国《世界报》报导，很多反对协会直接依附天主教会。莫得莱纳和妈妈们在电视里，看到示威人潮中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备受打击。

那是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与同性婚姻相关的任何话题，都能引爆舆论。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决绝的姿态参与到这场论战中。同时，恐同言行也在短时间内激增。莫得莱纳在同性家庭长大，她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成为公共话题，被迫接受外界的打量和评判。就这样，她的个人故事，不经意间，同社会大潮汇合在一起。

2012年12月20日，法国国民议会举行同性家庭议题的听证会。莫得莱纳和妈妈们作为代表，一同参加，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她的妈妈们平时很低调，在大街上，也不怎么牵手。两人不是维权人士，不期待挑战世俗，只想过好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同性家庭维权协会的提议下，她们决定站出来，参加听证，希望大家明白，她们是正常人，生活也很幸福。

那时，莫得莱纳刚满18岁，没经历过什么大场面，看到主讲人像法官一般，愈发紧张。现场也有其它几个同性家庭，以及支持和反对新法的议员。“当时感觉好奇怪，好像你的生活本身就是罪行，得在其他人面前，为此辩护。”她说，“但其实你什么都没做。”

法国各大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她，人们带着关切的口吻，纷纷询问她过得还好么。好似有一个螺旋桨，突然落入她细水流长的生活中，哗的一下，引起了各种躁动和喧哗。

“同性恋的小孩也是同性恋，那又怎样？”

在法国，同性婚姻法通过到现在，已有五年。法国国家统计经局（Insee）2018年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共有4万对同性伴侣缔结婚姻。不过，这些同性伴侣们在国内外领养成功的案例，目前仅是个位数。

背后的原因很多。从大处看，近几年全球跨国领养的数量急剧下降，而且大部分国家并不接受同性伴侣的领养申请。法国国内的领养也很复杂，平均时长至少五年。候选家庭获得领养资格后，还得经过家庭委员会审核。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其实对同性结婚一直持保留态度。

最近，在法国诺曼底大区，一位负责儿童领养管理的勒马尔（Pascale Lemare）女士，接受当地电台采访时称：“同性伴侣不符合社会和生物范式。”在她看来，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特殊性，如果申请领养，就得接受那些特殊的小孩。这里的“特殊”是指，身体残疾或年龄较大。

这番言论极具争议性，甚至涉嫌歧视同性恋，也或许间接道出同性伴侣领养背后的焦虑：在同性家庭长大，会对小孩的心理构建和性别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莫得莱纳的妈妈们都曾经担心，女儿会受到家庭影响而成为同性恋。她们当然知道性取向并非主观意志选择，但还是特别畏惧别人的目光。青春期时，莫得莱纳曾认真思考过自己的性取向，也和闺蜜们热烈讨论过这个话题。有次，她试着亲了个女孩，但没有感觉，最终确定自己喜欢男孩。她和前男友交往了三年，现在又交了一个新男友。妈妈们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

莫得莱纳还记得，2012年的听证会那天，她旁边坐着巴布罗（Pablo Seban）。巴布罗的妈妈是同性恋，妹妹布鲁娜（Brune Seban）也是同性恋。维权协会曾委婉提出，妹妹最好不要参加听证，不然会被“全民游行示威运动”抓住把柄，继而火上浇油。对此，巴布罗感慨颇多。他在听证会上说，如果大家不歧视同性恋，就算同性恋的小孩也是同性恋，那又怎样？

我后来试图联系布鲁娜，希望了解她的性别认同构建。不巧的是，她人在意大利。不过，她向我介绍了她的朋友奈登（Nathan Boumendil）。

奈登在法国 AIDES 艾滋病预防救治协会工作，负责游说。他今年29岁，在法国南部一个犹太家庭出生，父亲是同性恋。奈登四岁时，父亲与母亲离婚，后追随当时男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北上来到巴黎。“我爸是同性恋。这反而增加了我的同志认同难度。”在巴黎十区的家里，奈登告诉我。

他跟妈妈一起生活，青春期时，逐渐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我竟然跟爸爸一样，太讨厌了”。想要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进入叛逆期，总有些“弑父情节”。他更是如此。他讨厌爸爸，因为他背叛了全家人。

不过，15岁过后，他便不再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回避让人更加脆弱，别人知道你尚没坦然接受，便会利用你，这反倒成了你的弱点”。随着他对自己的同志身份越来越坦然，他慢慢理解并原谅了父亲。

在奈登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压力很大，同性恋的生活境遇非常艰辛。他的父亲被迫接受异性恋，和妈妈结婚。但是后来，他的父亲知道无法抵住天性的力量，才选择追随自己的生活。父亲后来知道儿子也是同性恋，由此及彼，害怕儿子生活会同样不易，倒没有想到这会被反同人士利用。

成年之后，他和父亲的关系逐渐亲密。现在，每逢周末或过节，他会带上男友，到父亲家中聚餐。“两对同志伴侣吃饭，但其实这是……家庭聚餐”，奈登笑嘻嘻地说道。有时，他姐姐也在，一大桌子人里，她是唯一的异性恋。他家的情况，跟一般传统家庭恰好相反。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同性家庭议题研究专家格罗斯（Martine Gross）认为，现代家庭形式多种多样，用同一概念定义它们非常困难。在她看来，当前通行的家庭政策仅仅诠释生理父母家庭模式，但无法涵盖现代家庭涵盖的多种因素，包括孩子、生理父母、未被法律认可但行使实际监护权的社会父母、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等。

“彩虹家庭”的另一面

“全民游行示威运动”发表过不少反对同性家庭的檄文，其中一条质问理由是：“以成年人平权为名，就应设定法律，最终导致小孩的不平等吗？”在同性家庭长大，是否必然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敲定的结论。

2015年，24岁的澳大利亚人米莉（Millie Fontana），曾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反对同性婚姻。她本人就在女同性恋家庭长大。妈妈们通过捐献的精子，生下米莉和两个弟弟，但一直试图隐瞒这位捐精人的身份。她认为，自己在成长中，被剥夺了拥有父亲的权利。这对她的身份认同，产生很大困惑。

米莉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失了什么东西。上小学时，她的痛苦并非源自大家对同性议题的不宽容，而是当同学们讲述自己父母双方传承时，她对异性婚姻家庭的羡慕。在米莉的央求和哭诉之下，妈妈才告诉她真相，原来“生父”是妈妈的一个高中同学。11岁那年，米莉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看到他们两人相似的面貌，她感到特别释然，也觉得心里的空缺突然被填满。

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讲时，米莉说，小孩天生需要知道同自己相连的生理关系，法律在通过同性婚姻法之前，应该保证小孩获知自己生理父母的权利。她的公开发声得到自己妈妈们的支持，但并非被LGBT主流群体接受。

在一个采访中，米莉说：“人们讨论同性家庭小孩的时候，整个叙述都是我们获得很多的爱，因此身心稳定，而且幸福。这是因为同性恋社群推销‘爱是一切’的理念——我们不需要任何生理联结便能健康长大并幸福。”她说这一理念在她和其他很多小孩身上，其实并不适用。

这是彩虹家庭的另一面。家庭对小孩的成长至关重要，但不同的家庭总是千差万别。家庭形态在不断演化，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感受大相径庭。在同性家庭长大的小孩，全球估计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有人过得好，自然有人过得差。

法国心理学专家维哲（Olivier Vecho）和施耐德（Benoît Schneider）在《同性家庭和小孩成长：三十年出版研究总结》一书中指出，当前美国和北欧的学术研究大多证明，同性家庭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构建并没有显著影响。不过，两人同时指出，现在的科学实验和调研尚不足以证明同性家庭必然影响小孩身心健康，同样，也没法证明所有同性家庭的小孩都特别幸福。

同性家庭模式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似乎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不过，“同性家庭即使满足部分小孩和家长的利益，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讲，却没法满足既有的社会运行模式。”他们在书中如此解释。

我曾听过过另一则寻找捐精者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多亏好心人捐献的精子，亚瑟（Arthur Kermalvezen）在法国出生。但这名未知“生父”，给他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困扰。在他看来，医学辅助生育帮助成年人实现做家长的愿望，但却没有考虑孩子的权利。后来他苦苦寻找捐精“生父”，并加入民间组织，致力打破捐精终身匿名制度。他和米莉似乎分享着同样的成长的烦恼。只不过，他是在异性恋家庭长大。

在法国，每年逾2万小孩，通过医学辅助（包括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出生，占总出生人口的3%。但是，法国单身男女和同性伴侣，无法通过医学手段，孕育子嗣。他们中很多人选择到国外，通过人工授精或代孕的方式生育。

法国人皮埃尔（Pierre，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快三十岁了，他与老公在美国通过人工代孕，有了三个女儿——双胞胎女儿四岁半，小女儿只有8个月。他每天，都会在推特账户——“我的同志爸爸生活”（MaVieDePapaGay），记录育儿趣事和家庭日常。

有时，皮埃尔也会抱怨行政程序的繁琐。他们的三个女儿可以获得法国国籍，但她们的美国出生证明，又不完全被法国政府承认。从严格法律层面讲，皮埃尔并非她们的父亲；但在涉及到社保和税收时，他又是作为父亲行使各种权利和义务。“我们现在的境遇特别荒诞。”他说。

与莫得莱纳的妈妈们不同，皮埃尔从来没有担心三个女儿以后的性取向。“她们可能是同性恋，也可能不是。这都不重要。”他不认识女儿的卵子捐献者，但有她的照片，也知道她的个人成长经历。他从未试图向女儿隐瞒她们的诞生方式。

莫得莱纳也觉得，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信任至关重要。“我和亲生父母有血缘关系，但这种天生的父女、母女之爱，后来断裂。现在我和妈妈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我们慢慢学习去爱对方。”

她回想起十年前重回海地的寻根之旅。她出生的村子很穷，房屋简陋，到处尘土飞扬。她的生父早已去世，但生母和其他六个兄弟姐妹都在，看上去很饿的样子。在村里人的想像中，被送到孤儿院的莫得莱纳早就死了，现在突然又回来，他们感到特别神奇，不停地说：“莫得莱纳从死人王国回来了。”

如果可以让她选，她会选择生活在异性恋收养家庭吗？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她唯一确定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妈妈们，我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