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底下,我已经污糟邋遢”—— 解读戴耀廷的六个关键字

“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
香港大学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于新学年向港大申请了半年的学术休假。目前他想更妥善准备明年推动的“风云计划”,“接著就是面对十一月的审讯,审完后有机会立即入狱,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对戴耀廷尤甚。他读书很多,写字更多。自从四年前的“占领中环”上演之后,每次他一在报章发表涉及特殊定义的文章,似乎就引出了一个威力难以预计的炸弹。如此多事的人物,惟有从简了解,即管用六个词汇来说明一下戴耀廷:“去饮”(喝酒聚餐)、“违法”、“负资产”、“套路”、“威权”、“未来”。

##去饮

今年七月初,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离开了薄扶林的地头,也没往中环区,却走到城门河畔的沙田画舫,订了一张八人大枱“去饮”。长方形的大厅、没有梁柱、明亮的射灯,把席上众人的脸,照得印堂有光。横看竖看,他们都不似福薄的人,不过自从占中之后,就成了香港政府头号防范的政治之士。戴耀廷早前甚至因为到台湾演讲,而遭新华社、《环球时报》等点名批评,扣上了港独帽子,十恶难赦。

这个四男四女的聚餐组合,其实由外号“村长”的黄浩铭发起。他是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刚三十出头。三个月前,他就占旺案的刑事藐视法庭罪刑满出狱,但仍是带罪之身,正就东北案保释上诉,至于另一宗缠身的雨伞运动公众防扰案,则于今年11月开庭。

度过了几个月铁窗生涯的阿铭,出狱后这样向戴耀廷提议:“不如这样,约一次饭局,大家好好倾一倾。”他口中的“大家”,是指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和太太们,还有他与未婚妻Helen。

醉翁之意不在酒。阿铭跟记者说:“当时我入狱,一点不担心Helen。但今天,我却好担心三子的另一半。”别有心思的饭局,最后用上更好的名义成行。戴耀廷特别挑了黄浩铭有意摆婚宴的沙田画舫,让一行八人一起为他的大日子“试菜”,阿铭说:“本来是我发起,后来变成他们为我试菜,试了其中两道。”

八人一席,太太们向黄浩铭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全部如实相告。身为过来人,他感受至深,“让另一半有心理准备,有画面在心中。如果老婆的心能安定,不慌不怯,丈夫没理由不定,领袖更须如此。”

问戴耀廷,饭局之后,太太们的心情比较笃定了吗?他还能大笑几声回应:“Helen也分享了她当时的感受,起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到时要执拾什么来探监啊!”今年54岁的学者老实承认,协助他人准备心情,比准备自己更难,“尤其是亲人。”接著他再喃喃补充几句,是回答记者的提问,也似是一种自我实验预言:“入去没事的,健吓身、休吓息,减到肥,身体还会更健壮⋯⋯阿铭还说,囚友对我们也会好好的。”

2014年928凌晨,戴耀廷就是在台上宣布“去饮”,作为启动占中的代号。

2014年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在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
2014年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在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摄:Lam Yik Fe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违法

记者上一次访问戴耀廷,是五年半之前。当时他刚向《信报》投稿了一篇1500的文章,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在里面首次提出占领中环的概念,用了八点归纳。很多人以为,就是这篇文章改变了世界,其实不。戴耀廷本是一介学者,半生研究宪法、宪政、人权法等,纵使在法律界广为人识,但本身极为低调,而且被归类为非激进人士。而对巿民来说,这个名字甚至没介入过你我他的生活圈中,要不是有一个叫Melody Chan的“贵人”为他接通地气,之后的故事大概都要改写。他自己也不讳言,把其占中想法真正引爆成大众舆论的,其实是时为见习律师兼民间记者的Melody。她读〈公〉文后觉得有意思,向戴耀廷邀约访问,写下另一篇易读得多的文章在网络发布,“占中”的构想才引起了传媒的注意。

记者当年请戴耀廷做访问,也是因为在网上读了Melody的文章之故。既然他说要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瘫痪中环违法以达义,争取真普选权利;记者彼时便以牛头角顺嫂的思维,从家里拿了一张木折櫈,带去中环电车路,趁交通灯转灯的几十秒间,请戴耀廷冲出马路端坐,拍一张开版相片。

五年半前他在街上听到记者这个要求,是那么的犹豫,还提醒我道:“可能违法㖞。”谁知生命为他安排了更棘手的违法在后,就是今年11月19日将开庭审理的三宗罪: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

明明就是小心翼翼的学者,只是笔杆不顾后果,生命开的玩笑委实锐利。记者不由得问道:“相对占中前,你是否改变了很多?”

这个问题,他自己应该思考过几千遍了,稍为提高声线就说出重点:“当然,整个人都变了!那时候人还在安舒圈,安全地做一些自己觉得正义的事情,静静坐著等候民主的来临。现在于大风大雨中行走,连坐牢都能豁出去,自然是又跌又撞污糟邋遢。”半晌,他再说:“是一个more challenging life(更有挑战的生命)。”

##负资产

占中之后,他曾经历一段沉郁的黑暗期,“由2013年初那篇文章刊登后,就一直构想占中行动,如此长时间去推动,最后的结果,是连一个目标也没有达到。”占中发生在初秋,完结于深冬,事后他一个人离港,把自己放逐往剑桥、耶鲁和哈佛。2015年6月回港后,安静度过了半年,始又听到他传来另一个行动的代号,叫“雷动计划”。

2016年2月,他往《苹果日报》投稿,题为〈直选23席、全体达半雷动立会〉。他期望“雷动计划”能于同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为非建制派取得半数议席,带动选民策略性投票。但这里想说的,是“雷动”后遗,“推动雷动的过程本身都很多挫折,最后更爆到周围的人全部受伤,包括自己相熟的人。那一晚见到李卓人输了,自己也不开心。陈淑庄也是险胜,就知道是有问题,所以当时的感受上,就是负面多过正面。”话说当日新界西的四个泛民候选人李卓人、郭家麒、黄浩铭和黄润达,都位处边缘,“雷动”本呼吁策略选民投票予郭家麒和黄浩铭,于票站关门前个半小时,则呼吁改投李卓人。最后四人中仅郭家麒入选,李卓人则是廿一年来首次出局,各方皆批雷动信息混乱、配票出错,拖累李卓人落马。

选举后翌日戴耀廷接受商业一台访问,被主持问及是否下一届选举仍然会“雷动”时,他直言未必,因为“自己已成为负资产”,即使他相信策略投票可行,但由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去带领,似乎比由“戴耀廷”去做更好。“负资产”这个形容词的威力很强,不少选民对他生出的一股怨怼,突然又转化成同情。

2018年4月7日,民主派议员发起集会,声援早前在台湾提及港独言论的戴耀廷。
2018年4月7日,民主派议员发起集会,声援早前在台湾提及港独言论的戴耀廷。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戴耀廷说,“负资产”的确是当时对自己的评价,但这次的打击,原来不消一个星期,他就重新恢复。“就似是你做了一个炸药,爆炸力太大,而你不能够控制,但起码证明这个炸弹是真的具有爆炸力。”因此,他旋即又埋头研究另一个计划,即是2017年3月的特首民投,而进行特首民投的同时,他原来已在计区议会那盘数,亦即是以2019年区议会选举为试点的“风云计划”。说好的“负资产”呢?他打了一个哈哈,略带腼腆的说:“其实雷动后一星期,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负资产了。”

##套路

戴耀廷开始发现,自己的生命曲线,可能有套路可循。

例如去年的特首民投,最后有六万几人参与,他自评行动“不成功”,“后来在程序设上出了问题,涉及个人资料私隐,突然被私隐专员召见,也是很大冲击。”出事后不够十天,占中三子接到警方通知,正式就占中事件被落案起诉。“当时的确想过,占中一事拖了这么久,可能不了了之,但不是,刚处理完特首民投,就收到电话被拘捕了。是以前太天真,以为他们或许放你一马。”

他形容自己有如开动的汽车,猛然又被煞停,“心情很差啊”。不过他恢复也更快,“我立刻又在想风云了”。“风云计划”是觑准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而进行,去年4月,他以〈2019区选风云计划〉为题,又是投稿报纸,初次抛出整个行动的构想。

然后,他想说的套路就出现了。“原来我做事总是如此,先有意念,变成建议,然后做推销员去sell(卖)。sell完后吸引一班人来推动,推动后所产生的结果,未必是开始时预见的,但就把事情再推前一个状态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对戴耀廷尤甚。按他的说法,其生命的套路,由占中开始,都是先写了文字,然后就不能避免地吸引众人落水,最后发酵成不容易预计的境地。既然如此,那有想过低调一点吗?他说:“倒没有,我真的不死心。香港应该有民主制度,那经济、社会、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重新再进入一次黄金时代。但有东西却卡住了,就要爆开它、爆一次不行、爆两次,爆两次不行、爆三次。所谓的非暴力抗争,从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是两个字:坚持。学术角度就是如此明言,那难道不坚持?”

况且,他觉得自己已够节制了,“我没组成一个新政党,又没有组织,自己单独做事,把不同的人吸引过来,只是因为他们的意识被改变了。至于改变人的意识,本来就是教育应做的事情,而我的本行明明就是教育。”

2017年9月19日,“占中九子案”在区域法院提诉,被告包括“占中运动”(即“雨伞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及立法会前议员李永达。9人分别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共3项罪名。
2017年9月19日,“占中九子案”在区域法院提诉,被告包括“占中运动”(即“雨伞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及立法会前议员李永达。9人分别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共3项罪名。摄:林振东/端传媒

##威权

叫戴耀廷真正难过的,原来是2017年8月,十三加三东北案的判刑,“那次是非常伤心,一来因为他们的判刑,二来也为上诉庭法官杨震权的判词,明显针对我来写。”接下来还有资深大律师石永泰对他的公开批评,他直指戴耀廷须负很大责任,批评他已成为抗命者,根本不能再以学者身份去剖析公民抗命。

对此,戴耀廷原来非常上心,他说:“石永泰的批评,我觉得更难过。欸⋯⋯原来你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以为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明白我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更加拥抱一种Teacher、Scholar、Activist的身份互动,“进行教育,就要靠学者的研究基础,如果要在社会上进行意识改变,就要靠activist。”他更幽了石永泰一默,果然是读书比人多:“一些前卫的学术发展论,都有提及这三种身份如何融合,不过我估他应该没有看过吧。”

而从这种对杨震权和石永泰的难过中,戴耀廷更见香港法庭的危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方向有所改变。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他又再挥笔直书,写成几篇学术文章,在期刊发表,“就是讲香港法治将要面对的挑战,这令香港整个未来的处境,也将会改变。”

他的书架上,有一本2008年出版的书,书名是:Ruly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这本书一直搁了很久,也未开封阅读,去到那一刻,也终于是时候了。

##未来

原本以为再在媒体上看到戴耀廷,准是年尾的占中案开审没错,但原来不。三月下旬,香港政府突然发出新闻稿,指对戴耀廷发表的言论感到震惊,又予以强烈谴责。随后港澳办、中联办也发谴责声明,指他企图分裂国家。新华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再接力发炮,狂轰他发动颜色革命。

事源他三月曾赴台湾,出席一个由“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所举办的人权论坛,并上台发言两分钟。120秒的时间,就足以让他巡回官媒几转。他回想此事,也忍不住苦笑:“这件事还真的没预料得到,没想过只是台湾一个几十人的论坛,就会带来这个规模的攻击。”

究竟他说了何等大逆不道的话,中国官媒反而没有什么原词直述;但一如他的套路,原来统统可以在他去年10月至12月之间,一连十几个星期投稿报纸的文章中读到。可见戴耀廷实在是天下间最笨实的大贼,永远将自己肚子里的“犯法”思想,事先张扬。

那是以系列形式刊登的专栏文章,题目叫做“香港的未来”,统合起来大概有一万五千字之多。曾有记者于事后请戴耀廷整理一张书目清单,原来还涉及31本学术参考书籍。身经百战的他,当时迅速“驳嘴”回应,直指此连串攻击,属于“文革式批斗”。

说到这里,他竟然带点自豪,“那次我很快反应,士气也更快恢复。陈健民还取笑我说:‘Benny以前岂会如此迅速反击!’”

记者请离地的学者说得贴地一点,香港的未来究竟如何?戴耀廷换一个方法,重新挑选用字,“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准备好香港人,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需要装备一种能力。大风吹来,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硬挡,然后啪一声折断,或者走开逃避。最好的是能够柔韧地反弹,但这却是香港人最欠的能耐。”

假设目前刮的是三号风球,“那我觉得势将吹来的,就是十号风。未来那个危机,必定在中国里发生,然后一并影响香港,我们要准备好啊。”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改决定,和平占中晚上在添马公园发起集会,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在台上打鼓,戴耀廷称:“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抗命的时代。”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改决定,和平占中晚上在添马公园发起集会,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在台上打鼓,戴耀廷称:“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抗命的时代。”摄:林振东/端传媒

至于他自己,9月的新学年,他已向港大申请了半年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目前这些日子,他想更妥善准备明年的推动的“风云计划”,“接著就是面对11月的审讯,审完后有机会立即入狱,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他的法律系学生,大概也准备了来年未必能再见教授,纷纷在学期完结前最后一课,邀请他来张合照,“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找我合照,大抵也是一种心理准备吧,哈哈。”

读者评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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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mments of 魚得水 bring me to tears. So sad for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2. I think the slow awakening that Professor Tai and his colleagues has undergone as to the depths that the CCP will plumb is something the rest of us not born on the mainland are also getting to grips with. Our optimism that Hong Kong could lead the way to a democratic China based on our “ability to lay golden eggs” (our hitherto unassailabl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advantages and international profile) has blinded us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Hong Kong’s system of laws and governance could be so easily corrupted by the influence of China. Hongkong is however, still a hopeful place to be when law students respectfully ask to take pictures with their dissident professor rather than publicly shun him as one might expect on the mainland. Our young are not yet completely brainwashed and they still know what is meant by the spirit of the Law.
    It is sad to read about how Tai and his colleagues’ spouses need to be prepared themselves to live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possible jail terms for their brave husbands — Hong Kong has turned from a city that used to provide legal and media support to the wives and mother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lawyers on the mainland, to now being a city whose law professors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ed protection… but where would that support come from now? Britain? Taiwan? Each of these have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vis a vis China. Perhaps indeed, like the popular slogan says, “We hongkongers can help ourselves”.
    Whilst it is good to be reminded of how we can do so by Prof Tai at the end of this interview, who evokes a Bruce Lee-esque philosophy when he exhorts us to be like water and bend rather than break, I wonder if this softness is precisely what the CCP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m in fact less convinced that Hongkongers have only known how to show hard strength — I’m more believing that we are way too inclined to bend and scrape before the rich and powerful and we have never really known our own strength nor know how to show it (recent case in point: the millions who turn up to work the morning after a supertyphoon hit the city), the 2014 umbrella revolution being a rar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If we were to borrow a leaf from Bruce Lee’s martial arts, I would say we probably would need to put in the hard graft to train our muscles up, however scrawny we may look to a 800-pound gorilla that is China, and to learn to be as agile and flexible as him and use the enemy’s underestimation (and indeed our own underestimation) of ourselves to advantage. How that martial arts philosophy translates into actual political practice though is the trillion-dollar question.

  3. @yanggubv,我倒是更希望戴耀廷的理想能够成功,以防止(假设可以防止的话)香港民众付出大陆民众几十年来付出的“血淚生命”。关于“善意的理想,悲剧的结果”这类问题,倒是更应该向大陆政权发问。

  4. 「他剛向《信報》投稿了一篇1500的文章」,少了字?

  5. 善意的理解佔中行動及其影響,只能說:理想是好的,但是結果卻是差的。但是我們誰又能夠知道別人的本心呢?所以我只能厭惡這個人。因為他的行為,導致了壞的結果。
    當年的馬克思,提出當時最有新意的思想,就是:哲學家和思想家們過去幾千年來只知道躲在一邊研究如何解釋世界,了解世界。現在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思想和理論來改變世界!這個思想,釋放出了魔鬼的力量。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上帝可以笑,但是犯錯的成本卻由許多無辜民眾以血淚生命來承擔,這真的對嗎?
    當你在凝視地獄的時候,地獄也在凝視著你。當你與魔鬼戰鬥的時候,小心你也在變成魔鬼。

  6. 戴耀廷是我在香港見過最聰明的戰略家。

  7. 好看 喜歡這個作者的畫面感 特別是“去飲”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