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入侵”还是“傀儡国家”？这本书的命运暗含中国在澳洲的影响力

2017年末到2018年初，澳大利亚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查尔斯特大学的公共伦理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遇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难题。那段时间，他的生活多出了一个费神的主轴——和三家知名的澳大利亚出版社费力周旋，好让他的一本新书尽快面世。这本书的出版一度陷入僵局，背后的原因，竟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势力的明争暗斗。

汉密尔顿的这本《无声的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可谓占尽风头。从2017年底开始，该书不仅连连登上多家澳大利亚媒体头版，甚至还一度被摆到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桌上。2018年3月，几经波折后，这本书终于问世，澳大利亚各路媒体很快便评其为“惊天大揭秘”。

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影响力”，实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几大罪状”：中国正在通过哪些渠道与方式，影响、渗透甚至操控澳大利亚的政党、大学和民间社群。在书中，汉密尔顿还实名列举了40名“或与中共联系紧密”的澳大利亚现任或前任政要名单。

“我想让澳大利亚人，甚至整个世界知道，中国已经在渗入澳大利亚的方方面面。”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汉密尔顿反复强调，人们应当警惕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势力和企图心，“澳大利亚欢迎中国人，但不欢迎中国共产党对澳大利亚的干预。”

命途多舛的出版历程

“据我所知，出版社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威胁和警告。但是，他们担心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足以‘报复’那些批评共产党政权的出版社。”

2016年底，澳大利亚出现大量反中声音，称“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系统性运动，以渗透、影响最终操控澳大利亚的重要机构”。这些观点认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挑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并将澳大利亚拉拢至中国阵营。这些言论引起了公共伦理学教授汉密尔顿的密切关注，他与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员 Alex Joske 随即开始收集相关素材，对这些传言进行调查研究。

2017年4月，汉密尔顿将研究成果编纂成这本书的手稿，交付给了他的首选合作方——澳大利亚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艾伦与昂文出版社（Allen & Unwin）。“我很熟悉艾伦与昂文出版社，我们之前签过协议，他们一共出版过8本我的书。”汉密尔顿说，“出版商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但就在要制版印刷时，他们突然决定不出版了。”

这本书原定于次年4月出版，但在2017年11月2日，出版社突然通知汉密尔顿，称出于法律方面的考虑，将延期出版此书，具体时间待定。汉密尔顿随后向媒体公布了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尔曼（Robert Gorman）在2017年11月8日发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在2018年4月出版这本书太仓促，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防范来自北京方面对这本书以及我们公司的潜在威胁。”

艾伦与昂文出版社的合作律师认为，汉密尔顿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敏感对象，例如一些在澳大利亚的知名华裔、华人社群或华人企业，可能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因此，有理由担心他们会以“诽谤罪名”起诉作家和出版商。即便出版商最终能打赢这些官司，诉讼本身花费的人力、资金和时间成本就足以对出版商造成重大损害。

汉密尔顿告诉端传媒：“据我所知，出版社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威胁和警告。但是，他们担心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足以‘报复’那些批评共产党政权的出版社。”

汉密尔顿认为，出版社因为害怕激怒北京而延缓出版他的新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证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已经大得惊人。澳大利亚知名出版社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审查一本批评中国政府的书籍，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受到破坏。

“澳大利亚享有言论自由，学者可以自由批评政府，而不应该畏惧其后果。”汉密尔顿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出版，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正在倒退。”

艾伦与昂文拒绝如期出版他的新书，汉密尔顿却不愿败给“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他收回了这本书的出版权，并开始四处寻找下一个能对中国说“不”的买家。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之后，墨尔本大学出版社（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也因担心引起法律纠纷，拒绝了他的出版请求。

似乎谁都不希望这本“烫手山芋”落在自己手里，给出版社惹上麻烦。出版无门，汉密尔顿将此事诉诸媒体，警醒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新书却被连续拒绝出版的遭遇。这顿时在澳大利亚掀起轩然大波。

据费尔法克斯传媒集团（Fairfax Media）报导，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在内部讨论具体措施，希望协助该书出版，包括授予汉密尔顿免于因为这本书而被起诉的特权。该媒体还证实，时任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办公室听取了该委员会的审议情况，表示不反对出版这份书稿。

就在澳大利亚政府犹豫是否要特别关照汉密尔顿新书的当口，澳大利亚出版商哈迪·格兰特（Hardie Grant）表示将出版这本富有争议的大作。2018年2月底，新书在澳大利亚各界的翘首期待下问世，但书名和内容已与原稿有多处不同。

艾伦与昂文出版社最初同意出版此书时，该社编辑曾为本书起了个非常“标题党”的名字：《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哈迪·格兰特出版社接手后，则将副标题改为了更温和模糊的《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对于这一变动，汉密尔顿解释说：“这都是出版社的意思，第一家认为之前的修辞手法能够博人眼球，但现在的出版社认为不需要那么激进的书名，因为内容已经够劲爆了。”

汉密尔顿还补充道，为避免法律风险，他在出版前对原文进行了一些改动。出版商的律师也仔细复核了书稿，对一些可能引起诉讼的内容作了小幅修改。

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三宗罪”

汉密尔顿在书中给中国共产党定下的“三宗罪”——通过政治献金扰乱澳大利亚民主、派间谍窃取澳大利亚机密以及干扰澳大利亚大学的学术自由。

汉密尔顿首先将矛头明确指向了那些“花钱买关系”的澳大利亚华商。这些华裔商人通过向澳大利亚主流政党捐献政治献金来与政客们牵线搭桥，拓展自己的个人关系网，甚至影响主流政党的政治立场和议题。

在该书第四章“黑钱”中，汉密尔顿披露了众多知名华商对澳大利亚政党的“暧昧”捐助行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华裔商人黄向墨，他被作者称为是澳大利亚政党最大的中国政治献金来源之一。书中写道，作为地产商发家的黄向墨于2011年左右移民澳大利亚，创办了玉湖集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并聘请工党前财政官员卢森达尔（Eric Roozendaal）为公司顾问，从而与澳大利亚政界牵上了线。

作者认为，黄向墨一方面用金钱铺路，引援媒体报导，称黄向澳大利亚工党捐献超过178万澳元（当时约合人民币900万元），顺利结识了时任总理陆克文、吉拉德等澳大利亚政要；一方面又与中国政府高层来往紧密，担任具有官方背景的“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职务，成为当地的华人领袖。

另一位被汉密尔顿点名的华裔亿万富翁名为周泽荣，他也被认为和中国政府关系往来十分密切。和黄向墨一样，周泽荣在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捐款方面也出手阔绰。书中引援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周泽荣共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捐款超过460万澳元，其中290万澳元捐献给自由党，170万澳元捐献给工党。

汉密尔顿并非“独家”揭露黄向墨和周泽荣，后者在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备受争议，这既源于他们在房地产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也源于他们和中国政府“不清不楚”的关系。2017年，一部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费尔法克斯媒体共同制作的政治纪录片《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力量和影响》，便详细记录了黄向墨和周泽荣在澳大利亚的种种“可疑”行迹。这两位华裔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指名道姓，怀疑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渊源极深。

纪录片意在揭露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澳大利亚政治机构的渗透，一经播出就在澳大利亚社会引发舆论巨浪，甚至掀起另一波“中国恐慌潮”。作为主角之一的华裔商人周泽荣因此对制作方提起诉讼，称该报导损害了他的个人和职业声誉，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

中国捐赠者在澳大利亚政界的献金有据可查。墨尔本大学澳元和民主数据库（Dollars and Democracy）的报告显示，中国捐赠者在2000-2016年间共为澳大利亚政治进程投入超过1260万美元的捐款，占所有外国捐款的79.3%。据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2018年2月披露的最新数据，在2016-2017财年中，外国捐助占澳大利亚政党捐助总额的2%，其中80%的捐款来自中国。

此外，派间谍窃取澳大利亚机密是汉密尔顿认定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第二宗罪行”。在“新旧间谍”一章中，他的指控包括中国购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周围的房产以便开展监视监听，以及动用网络间谍窃取澳大利亚的商业和军事情报等。作者还点名指控了华为和海康威视，声称这两家公司在向澳大利亚提供电信设备和监控摄像头时，暗中收集用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情报部门。

最后，影响澳大利亚学术自由是汉密尔顿给出的第三项指控。在“在澳大利亚大学塑造精神”一章，汉密尔顿运用大篇笔墨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影响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学者、如何建立孔子学院输出思想文化、以及如何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盟来控制海外留学生的思想。

汉密尔顿认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影响海外舆论，其最终目的是让那些关于中国的负面言论和学术作品全部消失。首先是将对华不友好的澳大利亚学者列入黑名单。他说，2016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位研究中国人权的学者被禁止入境中国，这对于一位花费多年时间学习中国情况的学者来说是致命打击。许多专注中国研究者担心如果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会被中国拒签，所以宁可闭口不谈，甚至自愿为中国政府说好话。

另一方法就是通过校方向学者施压，让学者为自己不利于中国的言行道歉。汉密尔顿在书中列举了多个在澳大利亚大学发生的事例佐证。2017年5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人力资源管理课上，讲师 Aaron Wijeratne 要求学生完成一项网络调查，其中一道试题为：“有俗语说，在中国，政府官员只有何时才会说真话？”答案是：“当他们醉酒或者犯马虎时。”一名中国留学生 Gao Song 感觉到祖国被冒犯，将此事发在微信上，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引得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介入，事件以该讲师向学生公开致歉而告终。

在谈及孔子学院时，汉密尔顿批评其“损害学术自由，运作和资金来源不透明，片面宣传中国文化，并对校方施加政治压力”。目前，澳大利亚共有14所孔子学院，其中6所位于澳大利亚的“八大”高校。汉密尔顿认为，校方无权决定孔子学院的课程安排、教材选择以及人事任免，这破坏了澳大利亚大学的学术自主权。

书中还提及了中国政府对留学生的思想监控。汉密尔顿称，澳大利亚各高校学联的负责人每年会在中国使领馆举行会议，这些负责人大多由使馆直接任免，并担负着监控学生思想和行为举止的责任：阻止同学观看反共立场的电影，并将同学间“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报告给使馆。

如履薄冰的中澳关系

悉尼大学教授John Keane：“汉密尔顿所引用的许多案例都比他富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要复杂得多，他通过歪曲事实来放大一种我们被占领和支配的恐惧。” 

《无声的入侵》言辞凿凿，在澳大利亚舆论场引起千层浪。坚持“中国威胁论”的学者和媒体认为该书十分重要，涉及的名单和渗透行为都应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警惕；但是，对本书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表达了不同意见。

悉尼大学（雪梨大学）政治学教授基尔（John Keane）说该书对于中国的评价过于简单，而且充满了“故意的无知”。基尔说：“汉密尔顿所引用的许多案例都比他富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要复杂得多，他通过歪曲事实来放大一种我们被占领和支配的恐惧。”

澳大利亚著名书评家 David Brophy 则质疑本书是否含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已经损害了我们的政治运行”。他在《澳大利亚书评》的评论写道：“北京方面当然有自己的游说组织和宣传机构，但将这些描述成中国独有的行为未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简（Jane）今年27岁，出生在悉尼，一边为一家教育NGO做公共关系咨询，一边在悉尼大学兼职读公共政策的研究生。她对这个话题极感兴趣，但读完之后，觉得这本书像是小报消息的集合体，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相比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人们更应该关心澳大利亚怎么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过去这半年，澳中关系跌宕起伏，就像《无声的入侵》的出版历程一样，充斥着猜忌与不确定性。2018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澳大利亚前联邦财长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曾用“很紧张”来描述中澳两国间的关系。

2017年年底，澳大利亚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引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ASIO）的报告，称其“关于中国干扰澳大利亚的报导令人不安”，并宣布即将修改国家安全法。他呼吁澳大利亚人民捍卫自己的主权，甚至用普通话喊话：“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虽然特恩布尔多次强调，修改国家安全法并非针对中国，但自从他发表该讲话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一度恶化，两国经贸往来也受到一定冲击。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在2016至17财年，中国占据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29.6%，出口产值高达1104亿澳元。中澳关系紧张，使得许多澳大利亚企业担心中澳贸易会受到影响。2018年6月，包括 Jacob’s Creek 在内的六家澳大利亚酒类品牌都抱怨，他们运往中国的货品在中国清关（通关）时有所延误。

不过，贸易不顺并未影响澳大利亚政府修改国家安全法的步伐。2018年6月28日，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通过《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及《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要求政治游说人士申报是否为其他国家服务，并大幅加重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惩罚。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汉密尔顿的采访中，他强调自己不满的是中国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我在书中很清楚地区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我所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澳大利亚的渗透。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正是中共希望人们所认为的。”

然而，对于普通澳大利亚人而言，身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成为他们在想像“中国”和“中共”时的参考。

47岁的大卫（David）在悉尼沙梨山地区的一家小超市上班，在他眼中，中国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占领澳大利亚的，他说：“中国人先买空我们的产品，用钱让本地公司屈服，然后他们大举移民或留学来这里，再用人数优势占领我们的市场，抢占我们的工作岗位。”

大卫说：“很快中国人就要占领悉尼了，我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可以去市区转转，看看五分钟内身边能经过多少中国人。”

大卫的这种“中国恐慌论”表达了一些澳大利亚人的心声。2017年6月，澳大利亚媒体《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发文，援引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称在悉尼400万常住人口中，在中国出生的人口已经达到4.7%。报纸用悉尼歌剧院的照片为背景，在上面PS上了几个粉红色的中文字：“欢迎来到中国城”。

移民问题触及着澳大利亚人最敏感的神经，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澳大利亚愈演愈烈的土地供需矛盾。澳大利亚虽然国土面积广袤，但可居住地区主要集中在两侧的海岸线附近，约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悉尼、墨尔本等首府城市。过去十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一直持相对欢迎态度，每年平均接纳约20至25万新移民。政府开放的移民政策也引来反对声音，不少人认为继续欢迎移民会给澳大利亚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带来更多的压力。

中国是澳大利亚四大移民来源国之一。根据2016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澳大利亚人中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超过121万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因为向往澳大利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质的教育资源选择移民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一半以上的在澳华人都是2008年后来到澳大利亚的，其中留学生的比例达22%。

教育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外汇收入来源，仅次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澳大利亚的教育创汇收入达到309亿澳元；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生源国，据2017年11月的数据，澳大利亚32%的教育出口收入来自中国学生。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大学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中国生源。

除了上文提及的莫纳什大学，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所大学陆续传出中国留学生因不满教师言行，指责其不顾中国留学生感受而做出投诉，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介入，学校老师“被迫”道歉的事件。汉密尔顿对此很是担忧：“澳大利亚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学校依赖学费收入，不敢得罪中国学生，甚至放弃了学术自由原则。”

后记

关于《无声的入侵》出版风波的讨论已告一段落，但汉密尔顿并未搁置这一议程，他执著地利用一切途径，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一番风波下来，《无声的入侵》已经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讨论“中国影响力”和“种族问题”等话题时必不可少的引用和参考。

8月6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反种族歧视专员 Tim Soutphommasane 在离职讲话时说：“有知名评论员提到，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无声地入侵’。不言自明的是，我们必须保护民主机构不受外国干涉，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旧调重弹，唤醒‘黄祸’恐惧的理由。”

《无声的入侵》切中人们的担心，目前销售情况仍然火热。一直名列亚马逊政治类别图书的畅销排行榜，还在澳大利亚本地图书商城 Booktopia 和 Dymocks 上都收获了五星好评。读者 Peter Gladwell 在亚马逊网站上留下了评价：“所有澳大利亚人，除去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与中国有紧密来往的政客和商人，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