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外来人口占接近4成的广州，林云翔坚持出门一定要讲广州话。搭的士，他只选择声称只请广州司机的“广骏”；走进餐厅，他让讲普通话的侍应（服务生）换一个懂粤语的来。他开的皮具店，员工全是广东人，要求一定会讲粤语。他娶了个外省太太，强调她主动融入广州文化，能讲流利广州话。他儿子在上学，教学语言自然是普通话，林云翔总是对儿子强调：“你是广州人，广州话才是你的母语。”
80后的林云翔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最近几年，他发现粤语在广州越发式微：在小区听到普通话的频率越来越高；过年时，亲戚家的小孩来拜年，开口便是普通话。另一名广州年轻人、90后的陈凯文说，身边同事的孩子都在讲普通话。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对父子，爸爸讲纯正广州话，小孩却用普通话对答，“完全无缝接驳”。
“现在，广州话连生活语言都不是了。”林云翔说。像林云翔一样焦虑的广州人，曾在八年前投身行动，捍卫粤语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2010年，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用普通话播音后，示威抗议的人潮旋即将江南西地铁口淹没。“广州话，万岁！广州话，万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高举的拳头，高涨的情绪和37度的高温一齐，在人群中燃烧。“广州台就该用广州话！”“保护广州人的权益！”一轮口号过后，人群欢呼起来，鼓掌的声音此起彼伏。不一会，他们又唱起了Beyond的《海阔天空》，仿佛置身一场庆典。
粤语保卫战最终留在了当年的江南西。此后八年，这样向政府直接喊话的“保卫粤语”群体行动，再没有出现。
一场示威，一次广州人身份意识的觉醒
八年前的这场示威行动，正是林云翔坚持讲广州话的开始。2010年7月25日，数百名“80后”广州年轻人聚集在江南西地铁口示威，抗议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向政府建议，将广州电视台的主要频道改为普通话广播。
时值广州亚运前夕，广州市政府著力建设“亚运会软环境”，播音语言也属于其中一环。在当年6月，“普粤之争”便已烧起：广州政协进行网络调查，询问民众：广州电视台主要时段的播音是普通话好还是粤语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在广州台《新闻日日睇》担任主持的陈扬，在网志上为捍卫粤语奋声疾呼，称“粤语沦陷”，呼吁市民积极参与调查。
最终调查结果公布，逾六成市民希望广州台的主要频道——新闻和综合频道维持粤语播音。
早在2003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方小燕便撰文指出，广东省政府“推普”的行政措施，包括“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逐步使用普通话作为宣传语言，增加普通话节目，增加普通话的电台频道和电视频道。”
在2010年的广州，电视台主要有三家：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因政协提议而惹争议的广州电视台属于市台，主要服务本地市民，节目通常以粤语为主。虽然大多数参与民调的网民不希望改变播音语言，然而广州政协马不停蹄，迎著六成反对民意而上，在7月5日提交建议书，建议政府将广州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改为普通话，另辟粤语频道，或在主要时段用普通话播出，适当时间安排粤语重播。
建议一出，全城哗然，媒体人接连为支持粤语播音开腔。广州台主播王燕在网志发声：“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文化，是广州人都要撑粤语！”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参加了市政协小组讨论，认为“最好是做加法，增加播音频道，而不是做减法，把原来的粤语播音改掉”、“我不想下一代人为粤语申遗，这样会很可悲”。
林云翔一直关注粤语保护，看到政协提案，他身边的“护粤”圈子沸腾了，“护粤”网友们都在讨论要去江南西参加示威，林云翔也觉得胸中“有啖气”：“X你，有冇搞错，做乜广州台都要用普通话？”
他没多想政府会否秋后算账。“我只想告诉政府：我们希望广州台讲广州话。所以我一点都不怕被警察抓。”“2010年后，很多人害怕了。我？我开真名、给你看身份证都没问题。有什么？我只不过是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已。”端传媒曾寻找江南西行动的其他示威者，不少人均表示话题敏感，拒绝受访，林云翔是唯一愿以真名接受采访的。
林云翔记得，当时近五十名警员包围著数百名撑粤语的年轻人，他和示威者们聊天，讨论看足球是听丁伟杰还是何辉的解说，又一齐喊口号，也“问候”了提案递交人纪可光：“‘做瓜’（干掉）纪可光！”
“当时的示威，有一种很强烈的广州人身份认同在里面。广州话应该是广州人身份的根本。”这一场示威让林云翔明白，为什么要捍卫粤语。台湾曾有媒体把江南西示威，称为“一场广州的文艺复兴”。
“撑粤”行动过后，有传言指两名参与者被捕，消息至今无法证实。广州市政府则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推普废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官方表示，广州台9个频道均以粤语为主，更改播音语言的提议，是为了方便当时近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以及亚运期间来穗的外宾。有学者则撰写论文，支持官方说法，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詹伯慧就写道，“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播音语言的问题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2010年8月1日，再有一百多名民众响应网络呼吁，前往人民公园示威抗议。广州电视台最终做出回复，表示节目播音语言是国家依法批准的，没有变动考虑。政协关于广州台播音语言的建议，最后也不了了之。
时隔八年，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副教授侯兴泉近日接受端传媒访问，表示当年撑粤语示威者的诉求是“正常的”，但表达方式“触及政府底线”，“是中国政府不允许的”。他不认同政协对播音语言的提案，“这是本末倒置。地方台的服务对象是地方市民，来广州看亚运的人一般不会看广州台。用普通话播音为主，从市场角度来看都是不应该的。”
“保卫粤语”，成了广州的敏感词
陈凯文曾在广州的电视台工作数年，在他的印象中，广州媒体和评论人公开撑粤语、讨论粤语保护的情景，早已停留在八年前。
2010年江南西“保卫粤语”行动，连带著“保卫粤语”，迅速成为敏感词，同类话题很快在所有媒体上消沉。“即使你撩起这个话题，台里的人都不会怎么讲。上级就直接说，不要报导这种事情。”陈凯文说，电视台会收到来自上级的“通知”，“应该叫‘审查’吗？大家都很聪明，自然不会报导。”
“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定性是什么？党和国家的喉舌。你要明白这点，才能在体制内工作……我们入行学习新闻理论，第一点就提到这个。”广州资深媒体人徐一山对端传媒说。
舆论环境成了一条沉默的大船，船上的人对明里暗里的禁令心知肚明。
过去八年，沉默也会偶然被打破。2012年，广州台主持人罗丹在节目中嘲笑广州人不懂讲普通话，广州主流媒体均不作报导，本地网民则在微博和论坛上纷纷要求主持人道歉。2016年，广州台除夕倒数晚会，有艺术团用普通话表演了一出粤剧，广州网民批评声四起，不少香港媒体均做报导，而广州主流媒体《羊城晚报》报导指该剧目并非粤剧，而是以推广粤剧为主的岭南文化节目。
“广州现在很多电视台里都不是广州本地人，对他们来讲，粤语什么的，他们并不关心。再加上，我们都不是决策层，只能按指示去做。”陈凯文说。
江南西示威过后，政府没有再向民众发出任何有关播音语言的指示，仅仅在2011年重申了方言节目需报备的国家政策；不过，电视台这边，则做出极具争议性的调整。
2014年4月，广州台（市台）综合频道晚上7点的黄金时段，本来播放的是粤语配音的《合家欢剧场》，后被改为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个举动，事先并没有做公众咨询，也没有发出节目调动指引。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事后回应称，这是“遵照执行国家广播电视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新闻联播》，人民群众能够即时了解党中央的动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并没有法例要求地方电视台必须在主频道转播《新闻联播》。不少网民批评这一调整是“推普废粤”。
以服务全省为目标的省台广东电视台，在其新闻频道则更是大刀阔斧。2014年7月，《南方都市报》引述内部消息，指广东台《正点报道》将改为以普通话播出为主，且台里一直筹划，将广东台新闻频道改为全普通话播音。2016年1月起，《正点报道》所有时段均改为普通话播音，原粤语主播屈炫希被撤换，她曾向媒体透露，播音语言的调整，是根据市场调查数据做出的决策。
市场真的更欢迎普通话播音吗？陈凯文就说，根据自己近年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黄金时段播放普通话新闻，“是真的没人看的”。《羊城晚报》2009年报导指出，广州台将经济频道改为普通话后，收视率由0.34下跌到0.09。
“我习惯看粤语节目。普通话不是听不明白，但觉得不舒服。比如综艺节目，或者春晚那些相声的笑点，我完全‘get唔到’（无法领会），有什么好笑？”林云翔说。
改变进一步发生。2018年1月，广东台新闻频道晚上10点的粤语新闻节目《新闻大数据》被更改为普通话播音的《晚间新闻》。至此，该台新闻频道除深夜11点重播珠江频道的《今日关注》外，再无粤语节目。
对此，拥有多年媒体经验的徐一山告诉端传媒，2014年《正点报道》的撤换是为了服务普通话人群，而2018年被撤换的《新闻大数据》收视率一直“垫底”，官方并不在意这点收视，宁愿用来做“服务性”节目。他同意电视台给出的解释，认为节目调整是“资源分配”问题：广州台（市台）已有粤语新闻频道，为免浪费广播资源，同时照顾占广州近4成的外来人口，以及粤东、粤北的普通话人口，服务全省的广东台（省台）的新闻频道应该改为普通话播音。
在徐一山看来，上述节目调整并非官方为了“推普”，“‘推普’早几十年就已经开始，现在（调整节目）绝不是为推普、压缩粤语空间。”他表示，虽然外省观众不少仍习惯收看其家乡台的节目，但新闻方面，为了解本地即时信息，他们还是会收看广东台，因此，改变播音语言虽会流失粤语观众，仍是有“服务性”的。
不过在林云翔看来，这一切不过是温水煮蛙的推普工程。回望八年前江南西一役，他感觉示威者“赢了”，也“输了”。“赢就是那个提案最后被直接ban掉了。输，就是政府从此明白，推广普通话不可以用这么强硬的方法。民众就是弹簧，你将我们一下子压到这么低，我们的反弹力会更强。但你要是用软性的方法，让我们生锈、无用，你就成功了。”
“当年的百越去了哪？”
回顾历史，广州的语言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两千多年前，广州曾是“百越之地”，古越语是当时的主流语言。春秋战国，秦汉征伐，中原汉人逐渐入主，越人则迁徙流散，留下的土著民随时间推移，被汉文化同化。汉越杂处之下，古粤语开始形成。今日广州人所讲的粤语，被认为保留了不少古越语的成分。
踏入近代，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以前，共产党并不打压方言。相反，中共的左翼知识分子反对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国语运动”，还在抗战期间，以方言形式进行文艺创作，希望拉近与群众的距离。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包括中小学、报社、广播电台、青年和工人组织等。
全国性“推普”工程开始了，但广州本土语言真正迎来重大冲击的时刻，是1978年改革开放——广州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在1982年，广州的外来人口仅8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少于2%，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超过33%。人口的大量迁徙和往来，带来商贸和日常生活的沟通需要，如此一来，再配合“推普”国策，普通话迅速在这座中国南方城市蔓延开来。
林云翔对广州90年代的外来人口大潮印象深刻。1995年前后，他正在念中学，家住三元里，那是广州城北的一个小村。他记得，当时家附近成片成片的原居民房子变成了出租屋，“目所能及，全是外省人”。林云翔回到自己的村里，感觉听到的全是普通话，他感觉不适应，好像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人口大潮之外，广州政府在90年代开始在教学语言方面强力“推普”。在侯兴泉教授看来，这正是广州粤语出现“代际断层”的开始。当时有学校要求学生讲普通话，否则扣“道德操评分”。“不说普通话，它说你品德有问题。那时在广东，推普过火了。”
“长此以往，方言成了低层次的，普通话是高层次的。十几年了，看起来没有冲突，事实上对人的价值观影响非常之大。”
不过，林云翔和侯兴泉都记得，当时，虽然国家强力“推普”，校方要求使用普通话，但许多中小学的老师都是广东人，仍习惯用粤语授课。然而，随著人口交流越发频繁，不会说粤语的外省老师比例也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用法律确立普通话的地位：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规定学校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要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现在，哪一所学校会用粤语教学？”侯兴泉慨叹。
在侯兴泉看来，尽管在广州某些老城区，粤语还可以被当做生活语言，但总体而言，粤语越发成为一门“家庭语言”。“你想组织一场活动，去学校、政府机构、商场，都要讲普通话。粤语成了家庭语言，是私下聚会才用的语言。”侯兴泉说，粤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变化，“长此以往，方言成了低层次的，普通话是高层次的。十几年了，看起来没有冲突，事实上对人的价值观影响非常之大。”
侯兴泉曾经参加过一场广东校友会，担任主持的校友，本来以粤语开头，讲了一会，很快改为普通话。“他无法在正式场合用广州话表达，只有私下聊天，讲饮讲食就可以。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普通话是‘一条龙’的影响。”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广州多年来以开放、包容著称，近年，广州户口政策也对外来人口进一步打开大门。2010年，广东成为全国首个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省份，让外地务工人员按入户条件累积分数，达规定分值可申请广州市户籍。2011年，广东扩大了积分入户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改为“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根据广州市统计局数据，2016-2017年，广州两年的常住人口净增量，超过了2011-2015年期间五年的净增量。
在当下中国，不同城市间正上演“吸纳人才”的大战；“常住人口净增量”成了一种政治成绩的指标。在2018年1月，广州进一步放宽落户渠道和年龄要求，以吸引“高层次人才”。
在林云翔眼中，这样大型的外来人口迁入与日益宽松的落户政策，是政府对广州进行的“人口置换”——以此“软化”民众对推普工程的抵抗力。
“民间阻力大，它就‘人口置换’你。在学校，越来越多外省老师进来，外省小孩比例也逐渐增加。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哪怕是广州本地的小孩，九年义务教育，他自然就习惯了讲普通话。”林云翔说。
长期深入研究广东文化的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所谓“人口置换”并非政府刻意为之：“首先很多广州人和香港人一样，都移民出国了；其次，不少工种的确是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她又指出“人口置换”论是危险的，认为这“有点像抗拒移民了”。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侯兴泉则认为，无论动机为何，人口流动都是粤语式微的主导因素。“历朝历代方言的式微，最关键都是人口因素。人是带著语言过来的。两千多年前，广州是什么地方？百越之地。现在呢？说汉语方言。当年的百越去了哪？要不走了，要不被同化。”
未来的孩子会讲什么话？
侯兴泉近年专注研究广州幼儿园的教学语言。在他看来，幼儿园的教学和课后语言，决定了这些孩子“未来的走向”。“上幼儿园之前，孩子的语言受家庭环境影响很大。一到幼儿园，家庭外部的影响就非常强势了。一般来说，幼儿园环境说普通话，小孩以后就大多讲普通话了。即使回到家，也会比较拒绝或不愿说家庭语言。这是关键时期。”
2014年，他曾对广州市新区和旧区的200家幼儿园进行抽样调研。总体而言，新区的外来人口比例比旧区要高。侯兴泉发现，在接受研究的幼儿园中，天河区（新区）的教学语言一律是普通话，“新区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基本没机会说粤语。”
老区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老师必须使用普通话，但这些幼儿园会使用双语教学，课后语言甚至会以粤语为主，“老区起码还有火种”。
侯兴泉认为，在保护方言方面，学校的观念很重要。老区的一些幼儿园会优先招聘懂粤语的老师，“起码在课后，粤语还有生存的空间”。有些老区幼儿园还会为孩子播放粤语童谣，这在侯兴泉看来“影响很大”，带有韵律的童谣，是孩子的启蒙语言。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佢上山岗……
调查结束，侯兴泉自认有点灰心。“新区的孩子清一色只懂普通话，老区也很难维持。”他发现，父母的认知也极大影响了粤语的传承。“大部分父母很功利主义。现在用普通话打工比较容易，很多父母就主动放弃母语，跟孩子讲普通话。他们完全不懂孩子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只要上学，一定懂普通话。他们要担心的，应该是粤语。”
“语言是一个地方的人的精神家园。如果你不会说广州话，你还对广州有什么认同感，有什么共鸣呢？这是城市的灵魂。”侯兴泉无奈地说。
“香港不也这样吗？”
“推普推过了头，没有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处理好。”曾撰写《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詹伯慧近日对端传媒表示，他认为，推普没有问题，只是过去部分官员或学者对推普有误解，未能充分重视方言发展问题。
在詹伯慧看来，政府目前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包括成立数据库、进行调查等。于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下称“语保”）在全国实施，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委托全国各大高校进行研究，层层委托，项目多得“做不来”。这负责“语保”工程的国家语委，正是一直负责“推普”的主导部门。詹伯慧认为，“（政府）多少有反思过去的语言政策”。
“以前我们（方言研究）能够拿到的研究资源是比较少的，以‘推普’为主。2015年实施‘语保’，国家每年投放几千万，调查全国各地方言，做一些档案收集，后期估计会做博物馆。”侯兴泉介绍，国家按方言点拨款，普通项目一个方言点8万元人民币，濒危方言项目一个方言点18万元。
侯兴泉表示，在语保工程推出以前，有些推普人员对国家语言政策“理解不透彻”，觉得保护方言是“敏感”的。“现在仍有部分官员觉得研究粤语会涉及敏感问题，因为之前发生过撑粤语运动，做官的人怕出事，所以往往不是太敢参加方言文化保育的运动。语保是上面派的工作，他们没办法，一定要完成。除此之外，跟方言有关的活动，他往往不敢出席。他会害怕中国变来变去，因此自己会维稳、保守一点。”侯兴泉说。
国家将方言当做博物馆里的文物来研究，并不等于方言在日常生活中蓬勃发展。走在广州街头，林云翔时常感觉粤语的逐渐退出，他说自己经常有一种被入侵感。他认为，“推普”就是一场“统战”，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语言文化“被入侵了”。“如果不是觉得被侵害、被欺负，你不会去反抗。”
近年，林云翔的反抗对象从普通话本身，扩展到讲普通话的外地人。他向记者承认，对于外地人，自己态度“比较偏激”，尽管他娶了一位外省太太。“推普”对粤语空间的压缩，加上部分外地人在他眼中不文明的行为，交织在一起，让他产生一种排外的情绪。他试过坐上“广骏”的士，听到司机用普通话询问后，便立即下车，打电话到“广骏”公司投诉。就在受访期间，一位操普通话人士走进餐厅，大声说话，他立即皱起眉头，说：“睇下啲人（看看这些人）。”
“如果他们肯去学习本地语言，尊重本地人，OK，我不会歧视他们任何事情。我的太太也是如此。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林云翔要求外地人学习本地语言文化的观点，与香港近年崛起的“本土派”论调非常相似。不仅如此，林云翔说，广州“护粤”圈子里有一个“精港派”，“精神香港人，凡事以香港为标准。他们会强调‘冷气’和‘空调’的区别，认为香港的广东话才是正统广东话。”
媒体人徐一山则认为，像林云翔这样的广州人，是因为外来人口剧增，重塑资源分配，令他们产生身份上的自卑和焦虑感；而语言变化更击中他们的身份认同，因此才会对电视播音语言反应敏感。“香港不也这样吗？”
徐一山承认，自己一开始也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但他后来又想，广州的特质应该是包容，“很多广州人包括我自己，祖籍都不是广州。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政策令小孩子丧失讲粤语的能力，真的很惋惜。我真的改变不到。”
对于外地人和粤语的关系，年轻的陈凯文考虑得更仔细。“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去努力，比如做一些粤语节目，让大家对粤语产生兴趣，而不是歧视人家讲‘捞话’（北方话）。”他和自己的朋友一齐办了个微信公众号，推广粤语文化。
陈凯文同时有一种无力感，认为讲普通话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逆转的”。“就算整个广州的人站出来，也没法改变教学语言，这是国家大一统的政策，是政治工程。”他无奈道，“政策令小孩子丧失讲粤语的能力，真的很惋惜。我真的改变不到。”
江南西卫粤一役，成了林云翔最后一次亲身参与的公民行动。“当年的环境宽松很多。广州一直以来接触外来事物多，变得太过民主了。”回忆到这点，他语带骄傲。
他有想过“做更多”，但“没有办法”。“政治环境，言论空间，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围内和几个朋友讨论这些，没有问题，而且要保证这些朋友不出卖你才可以。你看毕福剑，只不过在酒席上说了几句。这在我们这个社会无可避免。”
2016年，香港电影《十年》获得香港第35届金像奖，这部电影讲述了五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十年后的香港，普通话成为官方语言，不但孩童要学好流利普通话，的士司机如果没有普通话水平证书，便不能在中环、金钟等商业区载客，讲广东话反而被人歧视。
林云翔身边撑粤语的朋友们纷纷说想“翻墙”去看这部电影，林云翔对他们说：“哪用看《十年》？走到广州街上看看，不就是《十年》啰！”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凯文、徐一山为化名。实习记者黄绮婧、徐雪莹、刘家睿、何吉数和朱鉴滢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就说一句，为什么不让孩子也学学他(外省)母亲的方言？从字面上，这才是孩子真正的母语啊。孩子从小就听到母亲讲着不咸不淡的粤语。还是传统父权思想作祟？
不说粤语的人可能不明白粤语对广东人的意义，正如不是黑人可能就永远做不到在各种movements完全共情。粤语是我的母语，是我一出生就学的语言（普通话是上幼儿园才会说的）。我的家庭生活围绕粤语进行。这是我们的文化，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从小到大我是看着讲粤语的节目越来越少了，身边的朋友和小孩从一开始的会说粤语，到”我只会听不会说“到最后”我是广东人但是我不会说粤语“，遗憾的是文化的逐渐流失，而不是身份感和独特感的丢失。看到有人说”虽然说粤语的人变少了但是不感觉这种文化在流失“，但是粤语里面很多歇后语，成语，俗语等文化已经被很多人丢掉了。这些都是文化，被人们逐渐忘记的文化。但的确是有人捍卫出优越感了，但是几乎所有的movements的群体里都会存在莫名其妙萌生出优越感或者自豪感过强的个体。以我个人来说，我只是惋惜语言和文化的流失，与”自豪感“”独特感“无关。我爸说了，“如果唔记得点讲白话就唔认我做女”。
在语言上，所谓“正宗”，就是个伪命题吧？感觉所谓广州音也有很多种，例如有一次做小组作业，采访广州老人家，自小在广州读书会说广州话的同学竟然说听不懂老人说的广州话，而非广州的广东同学竟然表示能听懂；在香港我也能听到很多明显不同的口音（都是本地人）。
什么是本地人什么是移民我不清楚具体定义，但是回顾长远的历史，人口就是不断流动不断融合，每个人追溯祖上都是一定程度的移民吧，而语言，也随着人的迁移不断流动、融合与变化吧。这些变化包括词汇上、语音上的等等，我不是学语言学的，专业的也不懂。
突然想起，我们不都是非洲来的移民吗：）
捍卫母语/方言没错，但是很多所谓捍卫者流露出的优越感自己有意识到吗？这种优越感又从何而来？
虽然我从小就会说粤语，但是也必须承认，粤语的繁华时代已经落幕了，这也是时代的发展，现在是网络时代，看韩剧美剧，日漫，美国大片，其实如果中国未来成为民主国家，文化肯定会迎来大发展，这样的话，粤人那种被剥夺感应该不会这么强烈
地方文化并不拒斥国家统一，政策上应该容许粤语继续传承与推广，而学校教育正是重要一环。
我觉得语言的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都在逐渐被磨平。英语也有方言、法语德语也是如此，但是流行文化的驱使，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主流语言，这并不仅仅是广州发生的事情。
广州一些本地人确实比较排外。我是在深圳长大的85后客家人。我会粤语，但我的小朋友已经不会了 我也不会强迫他去学。
还有 我不认为广东政府对于粤语是打压的。我看广东电视唯一的频道就是广东体育，基本上都是粤语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推广粤语的好方法
我是一名广州人，我和父亲是家中唯一讲粤语的人。我的弟妹自幼儿园以后亦不再讲粤语。我曾经（中学大学时期）对此遗憾甚至有点想强迫他们讲粤语，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而我近年来对语言，方言的思考角度有点转变。虽然我不认同中共压迫粤语空间不顾本地居民民意的做法，但是语言（口语）最主要是作为交流方式，就如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一样。文化需要保护，传承，粤语亦不会消失，只是人们也会为了沟通方便主动选择彼此共同的语言了。
粤语是特别的，但不是高贵的，不存在优越感，当年香港文化流行加之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令粤语镀金，造成了粤语有一种自豪感。捍卫粤语的时候，我们其实捍卫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我很欣赏粤语，觉得很性感。而且文化的活力就在于多样性
@RyanWong，無論未來我娶到一個講什麼話的妻子，我都一定會教我小朋友從細講粵語，呢個系保衛粵語最為有效嘅做法。
就说一点自己的感受，在上海工作时听到同事用上海话聊天，我不是上海宁自是听不懂，多少会觉得有点疏离感。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廣州人，電視台點樣推行普通話！學校點樣用普通話教學！服務業用咩語言提供服務！都係其次，如果自己母語係粵語都唔教自己下一代講粵語，而係配合小孩講普通話，依個俾政府的行為更加具打擊性。戰爭從來都無停過，但係本地廣州人係選擇默默堅持傳承粵語文化，還是甘心覺得粵語就係應該消滅先係point
所謂「爭」其實已經預設了粵語同普通話之間是互斥的關係，但實際上增加普通話在公共空間的曝光度不代表粤語就必然要被壓縮，正如順德、港澳臺的公交系統都是多語廣播。粵普之間出現爭端其實只是思維僵化的執政者愚蠢地以普通話替換粵語的決策造成的。
真正可怕的是粤語從生活場域的退場。那些「外來人口」其實也不是本質上的普通話人口，他們在私下的生活中一樣會以方言相互交流。正如來自廣東省其他地方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以各地方言作為主要的生活語言，而不是以粵語作為唯一的語言。如果廣州人自己都不再說廣州話，花再多錢去研究、保育都不過是一步步將其束之高閣。
筆者睹見 estonbiss 文字有感而抒：
「現在流動性這麼強」
正正在這種「千年未有」的衝擊下，政府就更有必要保護當地語言，而不是像一孩政策那樣殺過了頭才來補救，而事實上，保護當地語言工作並不如樓上所言般單單憑着由上而下的一紙指令，將公共服務語言通通換成當地語言——於是地位便提升了、文化便保住了、事情就解決了？這種高層典型想當然，後果極可能演變成放開二胎那樣：你現在讓我生我還不想生呢！(笑) 何況剛與上面的情形相反，在持續幾十年的一系列事件和政策規劃裏面，政府正不加忌諱地展示其強烈意願去實現壓制廣東話在公私領域裏頭的生存空間。單純盯著公共服務語言，連丁點基礎都沒有卻跑去煩惱究竟應當選甚麼語言謂之適合、大談甄別標準是多麼的困難，真可謂一葉障目、空中樓閣矣。而且，倘若按樓上的說法，任何鼓勵說粤語的措施都其實是在夯實烏龜殼，都是在給外地人加強/製造生活隔閡，都是有違包容的，是不是？
又說說文中林某的事。
在文中其述及的個人體歷當中，或許會被他那吸引眼球的排外舉動抓住，忽略了他的態度原本是有一個轉化的過程，並不是一開始便鮮明展露出這種對外地人的敵意：
『近年林雲翔的反抗對象從普通話本身，擴展到講普通話的外地人。』
這種神經焦慮的逐步積壓，到後期表現出極度強烈的危機感，到底是誰造成的？是林自己關上房門製造的？如果不是政府的有意推動，以致演化至此，那至少也是政府的默許、縱谷和失職。用古代的話來說，災難起的原因就是統治者「失德」，我等作為公民首要關注的，難道是指着報紙頭條上的人說，這個人有不是、這個人違法嗎？還是思考孕育問題的土壤到底是甚麼？譬如相近類型的「港獨」熾熱問題，真的如政府所說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是外國組織指使導致？牽頭的打掉再打掉、接着意淫一下外國勢力遙距操縱，這樣將社會問題處理一萬遍也不會有甚麼正面結果，只會在反對者裏徒增撕裂、在支持者裏添失望罷了。只要關了門把自己做好，外國勢力如何也奈何不得，民情這種東西永遠堵不如疏，寧滅聲至道路以目也不覺需要因勢利導，頭痛，那就醫頭、腳痛，那就把腳砍了，那就真的剩個「續」字而已。一昧拖字訣，賽跑結果並不一定出如人意。
中國人的土地不是意味著只要是中國人來了都能霸一圈，單因為我們同屬一國，國土屬全體國人擁有 (逆我者人走地留論)，亦同樣是本地人民珍視并深愛至緊的桑梓，誰沒有家呢？光認識到這一點便知道本地人/外地人並不是部份人口中單純的先來後到關係。政府政策的側重，不應單純所謂照顧本地人的利益、提供各種奇奇怪怪的特惠或是優先權，而需着眼提倡/保持對所在當地民俗的尊重，這恰恰亦正是不少中國遊客/移民在各地內外以稀缺出了名的。問題根源不是出於某省內/市內操廣東話人數太少，畢竟此勢不可逆，而是廣東話本身在生活環境中喪失生存以及發展空間：
『侯興泉曾經參加過一場廣東校友會，擔任主持的校友，本來以粵語開頭，講了一會，很快改為普通話。「他無法在正式場合用廣州話表達，只有私下聊天，講飲講食就可以。」』
筆者看到知乎上外國的一些善政，好的政策，無一不是「用心做」的政策，催谷數字好看，只會像潮漲一樣現於一時，還會加深族群之間對立和分化。
當然我說了不算，儘管這些道理粗淺無比。
拋磚引玉一下，希望於各位有用。
1,现在人口流动那么强，全国那么多方言甚至一个城市都有几种语系，如果那个地方都是“保护方言”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主的沟通，无疑会增加沟通的成本，以及融入当地生活的难度，从而降低城市的包容度，特别是大城市。
2,文中的那位先生只雇佣“会说粤语的工人”“会说粤语的服务生”就是打着“保护语言”的幌子搞职业歧视，是违法行为了，而不是他自认为的有点偏激可以解释的
3,在法国也是一个人口众多族缘复杂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同化措施造就了国家认同感，现在会说法语的还有多说人会说泰罗尼亚语，莱芒语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同化不是中共特有，不要有的评论说一些极端的语言口号的，“广东独立”“中共霸权”那些人不过是和当政者的一体两面，喊口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當局由於推廣普通話粵語及其其他地區的方言壓制過度，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方言作為一個地區的文化載體，承載著一個地區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積累的大量文化信息，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應該做的只能是加以保護。
文中林先生的做法我卻覺得真的有些極端，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廣州是一個很具有包容性的城市，雖然人口的大量流動本身就是對粵語的強大衝擊，但本地人一味的排斥不會講粵語的人只會使其更疏遠粵語。林先生對粵語的擔憂亦能理解，但是不是可以將目標放在更具體的地方，只是排斥外地人對粵語的發展應該沒什麼作用。
一个只开放了30年的地方把管不到的HK,SF的粤语给毁了。
明知粵語畀人強姦緊，廣州人如果選擇瞓低享受，噉不出十年粵語將會喺其發源地絕跡。粵語嘅標準音廣州音將成為笑話。
哈哈 文中的林先生好像我的一个粤南同学， 他去了香港读书还以他自己的粤南口音自豪 ，排斥香港一切规范粤语用词，想来那的确是他的身份焦虑和对于认同感不安所致。后来上了高中，他渐渐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地球村一份子，既能掌握香港广东话和粤南口音，更加积极学习不同语言文化，看着他好像更包容了。
除去政府的政策干预，就这个例子而言，我觉得一般人应了解到语言不是对立，而是可以共生。若是这样的话，无论什么语言的笑点都会有心思去get得到，同声同气，你话系唔系？
我很認同文中一個觀點：糼兒園階段的教學和課後語言會決定一個人的語言「走向」。如果不在這段時間培養小朋友說方言的興趣和習慣，之後他们就很難再主動去說了。所以保育方言的措施，應該包括在幼兒園用方言教學。維持一個活躍的使用群體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僅僅把語言資料化，乃至扔入博物館。
支持广州独立 脱离中共统治
一個只是幾十年的政權把中國千年的多元文化都毀了
這篇文章，報導和採訪都夠完整，而且也中肯。多謝端的眾位記者的努力，讓我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思考文中的各個觀點。
時至今日，很多外地朋友都覺得廣州相比大陸其他大城市更加排外，也很多老廣州同文中林生想法相同，似乎把保護粵語延伸到抗拒外地人到廣州工作生活。讓很多人覺得自細講粵語的都是一群排外，不包容的「本地人」，變得很極端。城市發展帶來的人口，與語言的保護應該是兩回事：）
非常感激端對這個議題作出報導，廣州台《新聞日日睇》前主持陳陽有誤，應為 陳揚，廣州街坊通常稱佢為陳sir
中共邏輯真的很奇怪，有一個統一的語言的確重要，但是地方語言難道不是文化特色的一部分？難道非要只有一種語言才開心？是不是以後粵語歌都要被消除才開心啊？
真的是無腦！
推普並不是一件壞事，作為一個國家，統一語言其實非常有積極意義，但是國家在推廣普通話過程中，貌似沒有尊重因地制宜的精神，對地方文化的不尊重而致方言的流失，而隨著方言的流失，承載在一種語言上的文化也一並流失。在推廣普通話過程中，中小學校學生不能在學校範圍裡講方言，亦是隨處可見的極端例子，由歷史推出的中共的劣根性而知，粵語也只能是有以香港為中心的大本營才能得以倖存，廣東人想要保衛粵語，亦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教育下一代講粵語，不能對官方抱有任何幻想。
不管怎么样，粤语有香港，闽语有台湾，作为大一统环境下的避风港。其他方言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广州、佛山住过几个暑假，很多人的普通话还是说的让人头大。再者，文章说的这位不就是歧视外地人嘛。
@bikenzen，不過如果是考慮到商業和溝通便利，這無可厚非啊。例如如果客人大多數是廣州人，比方說一個老人院的老人絕大多數是廣東人，你請普通話職工，老人完全聽不懂，那應該要死了吧。
要求雇员讲广东话无可厚非，但是文章开头支持只雇广东或者广州人的企业就是让人不舒服的歧视了。
語言承載人的心靈，只看大局、政治工程、教育、人口置換等等，忽略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難免會好搗空心靈部份。空洞化，無力化，地方人文長期下去會失去活力，再者文化傳承是連續的，跳躍式必然會有犠牲。有很多有價值的文化會被遺忘，有些適應不了人會被淘汰，人逐漸會功利主義，心變得麻木了….
坎通尼亞萬嵗！香港獨立萬嵗！
“哪用看《十年》？走到廣州街上看看，不就是《十年》啰！”深有同感。
即使是廣州最老的一個區越秀區，放學時間站在小學門口，你能發現大部分小朋友課後溝通仍然是在說普通話。當你去醫院看病，你不知道醫生能不能聽懂粵語，最後仍然只能使用普通話。我外甥讀幼兒園時，公立幼兒園抽籤沒有被抽中，最後入讀一所港資幼兒園，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才習慣平時使用粵語。我不知道當他上公立小學后習慣會不會改變。我還聽過老區某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這麼形容自己工作所在的街區：“這區說粵語的人很多，也就是說窮人比較多，領低保的很多。”
與此同時，墻內對普通話的要求其實也十分苛刻，當你說的“普通話”帶有一點點口音的時候，就不會被認同你在說普通話。沒有一點地區性口音，像央視新聞主播一樣的，才叫普通話。帶有口音的普通話不會影響交流，但這樣的普通話依舊被視為低一等。
語言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但多數人會被宣傳影響而產生鄙視鏈。
补充一点：当然，一个人在一个语言的发源地发现这个语言因为非自然语言式微，这种情况肯定是很特殊的，与我刚才提到的情况并不能完全用来作对照。
作为一个十多年前在佛山长大的外省小朋友，我记得小学刚开学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也因为是外省人受到了一些来自同学甚至是老师的歧视。但是后来我慢慢学会了粤语，它现在甚至如同我第二母语般的存在，在国外听到倍感亲切，音乐播放器里面也有一小半是粤语歌。关于这个事情，先抛开房间里的大象政策原因不谈，我内心还是挺矛盾的。作为一个外省人，哪怕我现在已经可以讲流利的粤语，假如我遇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坚持要换一个服务生的先生，内心肯定是不悦的。所谓人口流动，谋生而已，那位服务生又做错了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每个地方的本土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每个地方都在谈多元，但似乎要么是一个地方的不同人群根本不相往来，而只要有文化融合，被融合的文化总是会被不同程度地改变和淡化。
再捡起房间里的大象的问题。我这几年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官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推行全英教学，同时压制方言。我在高中大学认识的年轻一辈华人同学中，能运用任何一种华语方言（包括普通话，普通话在新加坡被称为华语）进行完整对话的人已经比较少了。我也不想显得像一个传统文化或者华人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我对此并不感贸然评价。对于我的同学来说，他们从小沟通就以英文（或者Singlish）为媒介，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华文能力不强并不感到遗憾，那么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帮他们感到遗憾。他们通过英语，可以与当地的其他种族（马来、印度）同学进行无障碍交流，进而产生更加强烈的国家认同而非民族认同，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错。只是像之前所说的，文化融合就意味着母文化的淡化。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这么多，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是提供一下关于语言的此消彼长与文化认同这方面的个人经历与感受吧。
@jaysming 我的普通话其实还好，被评价为没有口音。但四川话也讲得挺顺啊，我自己也会讲粤语（很烂，但对方听得懂）。只要家里有台电视，普通话自然就学得会，现在的学校老师，普通话培训都是有保证的，那些学校老师自己都讲不好普通话已是昨日黄花，可家长还是不敢放心。这次在北方的家庭旅行差点跟家人闹翻，因为我妈在明明双方都懂四川话的前提下还要用她的椒盐普通话来与对方对谈，感觉很假，但她的回复是，普通话是共同语，所以继续闹啊，差点打起来。其实也曾遇到过有成都来的同学，因为担心被重庆人嘲笑口音而改用普通话对谈（这给人的感觉就很假，但也是无奈）
@monsoon，你好，我是四川人，我都对你说“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话（许多人都想搞明白，为何两地依然为不分年龄段全民方言环境）”这个话题感兴趣，我都想知道为什么，哈哈。因为我普通话烂得要死，用普通话聊天就觉得尴尬，口条不顺。但切换到四川话，我就无比畅快。
我是廣州人，生活在外地，近年回到廣州確實發現無論去酒家、醫院還是商場，都要說廣東話。連醫院也很難找到說粵語的，好奇我不懂普通話的爺爺奶奶看病的時候怎麼辦。一直好奇這語言變遷背後的力量，謝謝端做了這報導。
我出了河南就说普通话，
但在老家还是会说方言。
哪天告诉我不允许说河南方言了，
我肯定也不能接受。
另外提个建议啊，我觉得引语中“广州的娃娃”如果改成“广州的小朋友”会好一点，“小朋友”这个词其实无论南北现在都在用，在港媒也能见到啊。“娃娃”更多的是用在官话方言里的，可“细路仔”“后生仔”不一定大家都看的懂，我自己感觉改成小朋友会更好些。
謝謝你的意見！我們微調一下引語。
端传媒会做有关其他主要方言的内容吗？比如苏州话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不同地方间保存程度差距极大），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话（许多人都想搞明白，为何两地依然为不分年龄段全民方言环境）
抗拒政府帶動的「推普去粵」，和抗拒移民是兩回事，支持或反對「推普」的人都不該混為一談。
台灣經過國民黨的國語運動之後，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也快速消亡。台語在民進黨的推動下，藉由進入學校教學算是挽回了頹勢，客語和原住民語就沒那麼樂觀（這也顯示了台灣目前的台語霸權）。語言的消亡往往不可逆，不知道中國的撥款研究能達到多少語言復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