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外來人口佔接近4成的廣州，林雲翔堅持出門一定要講廣州話。搭的士，他只選擇聲稱只請廣州司機的「廣駿」；走進餐廳，他讓講普通話的侍應（服務生）換一個懂粵語的來。他開的皮具店，員工全是廣東人，要求一定會講粵語。他娶了個外省太太，強調她主動融入廣州文化，能講流利廣州話。他兒子在上學，教學語言自然是普通話，林雲翔總是對兒子強調：「你是廣州人，廣州話才是你的母語。」
80後的林雲翔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最近幾年，他發現粵語在廣州越發式微：在小區聽到普通話的頻率越來越高；過年時，親戚家的小孩來拜年，開口便是普通話。另一名廣州年輕人、90後的陳凱文說，身邊同事的孩子都在講普通話。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對父子，爸爸講純正廣州話，小孩卻用普通話對答，「完全無縫接駁」。
「現在，廣州話連生活語言都不是了。」林雲翔說。像林雲翔一樣焦慮的廣州人，曾在八年前投身行動，捍衛粵語在大眾傳播中的地位。2010年，政協建議廣州電視台用普通話播音後，示威抗議的人潮旋即將江南西地鐵口淹沒。「廣州話，萬歲！廣州話，萬歲！」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一個個高舉的拳頭，高漲的情緒和37度的高溫一齊，在人群中燃燒。「廣州台就該用廣州話！」「保護廣州人的權益！」一輪口號過後，人群歡呼起來，鼓掌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一會，他們又唱起了Beyond的《海闊天空》，仿佛置身一場慶典。
粵語保衛戰最終留在了當年的江南西。此後八年，這樣向政府直接喊話的「保衛粵語」群體行動，再沒有出現。
一場示威，一次廣州人身份意識的覺醒
八年前的這場示威行動，正是林雲翔堅持講廣州話的開始。2010年7月25日，數百名「80後」廣州年輕人聚集在江南西地鐵口示威，抗議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向政府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為普通話廣播。
時值廣州亞運前夕，廣州市政府著力建設「亞運會軟環境」，播音語言也屬於其中一環。在當年6月，「普粵之爭」便已燒起：廣州政協進行網絡調查，詢問民眾：廣州電視台主要時段的播音是普通話好還是粵語好？一石激起千層浪，當時在廣州台《新聞日日睇》擔任主持的陳揚，在網誌上為捍衛粵語奮聲疾呼，稱「粵語淪陷」，呼籲市民積極參與調查。
最終調查結果公布，逾六成市民希望廣州台的主要頻道——新聞和綜合頻道維持粵語播音。
早在2003年，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廣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方小燕便撰文指出，廣東省政府「推普」的行政措施，包括「廣播、電視等宣傳媒體逐步使用普通話作為宣傳語言，增加普通話節目，增加普通話的電台頻道和電視頻道。」
在2010年的廣州，電視台主要有三家：廣東電視台、廣州電視台、南方電視台。因政協提議而惹爭議的廣州電視台屬於市台，主要服務本地市民，節目通常以粵語為主。雖然大多數參與民調的網民不希望改變播音語言，然而廣州政協馬不停蹄，迎著六成反對民意而上，在7月5日提交建議書，建議政府將廣州台綜合頻道和新聞頻道改為普通話，另闢粵語頻道，或在主要時段用普通話播出，適當時間安排粵語重播。
建議一出，全城嘩然，媒體人接連為支持粵語播音開腔。廣州台主播王燕在網誌發聲：「一種語言代表一種文化，是廣州人都要撐粵語！」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參加了市政協小組討論，認為「最好是做加法，增加播音頻道，而不是做減法，把原來的粵語播音改掉」、「我不想下一代人為粵語申遺，這樣會很可悲」。
林雲翔一直關注粵語保護，看到政協提案，他身邊的「護粵」圈子沸騰了，「護粵」網友們都在討論要去江南西參加示威，林雲翔也覺得胸中「有啖氣」：「X你，有冇搞錯，做乜廣州台都要用普通話？」
他沒多想政府會否秋後算賬。「我只想告訴政府：我們希望廣州台講廣州話。所以我一點都不怕被警察抓。」「2010年後，很多人害怕了。我？我開真名、給你看身份證都沒問題。有什麼？我只不過是表達自己的聲音而已。」端傳媒曾尋找江南西行動的其他示威者，不少人均表示話題敏感，拒絕受訪，林雲翔是唯一願以真名接受採訪的。
林雲翔記得，當時近五十名警員包圍著數百名撐粵語的年輕人，他和示威者們聊天，討論看足球是聽丁偉傑還是何輝的解說，又一齊喊口號，也「問候」了提案遞交人紀可光：「『做瓜』（幹掉）紀可光！」
「當時的示威，有一種很強烈的廣州人身份認同在裏面。廣州話應該是廣州人身份的根本。」這一場示威讓林雲翔明白，為什麼要捍衛粵語。台灣曾有媒體把江南西示威，稱為「一場廣州的文藝復興」。
「撐粵」行動過後，有傳言指兩名參與者被捕，消息至今無法證實。廣州市政府則舉行新聞發布會，稱「推普廢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官方表示，廣州台9個頻道均以粵語為主，更改播音語言的提議，是為了方便當時近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以及亞運期間來穗的外賓。有學者則撰寫論文，支持官方說法，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教授詹伯慧就寫道，「粵語是絕對不會淪陷的」、「播音語言的問題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用來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
2010年8月1日，再有一百多名民眾響應網絡呼籲，前往人民公園示威抗議。廣州電視台最終做出回覆，表示節目播音語言是國家依法批准的，沒有變動考慮。政協關於廣州台播音語言的建議，最後也不了了之。
時隔八年，暨南大學中文系、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副教授侯興泉近日接受端傳媒訪問，表示當年撐粵語示威者的訴求是「正常的」，但表達方式「觸及政府底線」，「是中國政府不允許的」。他不認同政協對播音語言的提案，「這是本末倒置。地方台的服務對象是地方市民，來廣州看亞運的人一般不會看廣州台。用普通話播音為主，從市場角度來看都是不應該的。」
「保衛粵語」，成了廣州的敏感詞
陳凱文曾在廣州的電視台工作數年，在他的印象中，廣州媒體和評論人公開撐粵語、討論粵語保護的情景，早已停留在八年前。
2010年江南西「保衛粵語」行動，連帶著「保衛粵語」，迅速成為敏感詞，同類話題很快在所有媒體上消沉。「即使你撩起這個話題，台裏的人都不會怎麼講。上級就直接說，不要報導這種事情。」陳凱文說，電視台會收到來自上級的「通知」，「應該叫『審查』嗎？大家都很聰明，自然不會報導。」
「社會主義新聞媒體的定性是什麼？黨和國家的喉舌。你要明白這點，才能在體制內工作……我們入行學習新聞理論，第一點就提到這個。」廣州資深媒體人徐一山對端傳媒說。
輿論環境成了一條沉默的大船，船上的人對明裏暗裏的禁令心知肚明。
過去八年，沉默也會偶然被打破。2012年，廣州台主持人羅丹在節目中嘲笑廣州人不懂講普通話，廣州主流媒體均不作報導，本地網民則在微博和論壇上紛紛要求主持人道歉。2016年，廣州台除夕倒數晚會，有藝術團用普通話表演了一齣粵劇，廣州網民批評聲四起，不少香港媒體均做報導，而廣州主流媒體《羊城晚報》報導指該劇目並非粵劇，而是以推廣粵劇為主的嶺南文化節目。
「廣州現在很多電視台裏都不是廣州本地人，對他們來講，粵語什麼的，他們並不關心。再加上，我們都不是決策層，只能按指示去做。」陳凱文說。
江南西示威過後，政府沒有再向民眾發出任何有關播音語言的指示，僅僅在2011年重申了方言節目需報備的國家政策；不過，電視台這邊，則做出極具爭議性的調整。
2014年4月，廣州台（市台）綜合頻道晚上7點的黃金時段，本來播放的是粵語配音的《合家歡劇場》，後被改為轉播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這個舉動，事先並沒有做公眾諮詢，也沒有發出節目調動指引。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事後回應稱，這是「遵照執行國家廣播電視相關法律法規……通過《新聞聯播》，人民群眾能夠即時了解黨中央的動態、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不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並沒有法例要求地方電視台必須在主頻道轉播《新聞聯播》。不少網民批評這一調整是「推普廢粵」。
以服務全省為目標的省台廣東電視台，在其新聞頻道則更是大刀闊斧。2014年7月，《南方都市報》引述內部消息，指廣東台《正點報道》將改為以普通話播出為主，且台裏一直籌劃，將廣東台新聞頻道改為全普通話播音。2016年1月起，《正點報道》所有時段均改為普通話播音，原粵語主播屈炫希被撤換，她曾向媒體透露，播音語言的調整，是根據市場調查數據做出的決策。
市場真的更歡迎普通話播音嗎？陳凱文就說，根據自己近年在電視台工作的經驗，黃金時段播放普通話新聞，「是真的沒人看的」。《羊城晚報》2009年報導指出，廣州台將經濟頻道改為普通話後，收視率由0.34下跌到0.09。
「我習慣看粵語節目。普通話不是聽不明白，但覺得不舒服。比如綜藝節目，或者春晚那些相聲的笑點，我完全『get唔到』（無法領會），有什麼好笑？」林雲翔說。
改變進一步發生。2018年1月，廣東台新聞頻道晚上10點的粵語新聞節目《新聞大數據》被更改為普通話播音的《晚間新聞》。至此，該台新聞頻道除深夜11點重播珠江頻道的《今日關注》外，再無粵語節目。
對此，擁有多年媒體經驗的徐一山告訴端傳媒，2014年《正點報道》的撤換是為了服務普通話人群，而2018年被撤換的《新聞大數據》收視率一直「墊底」，官方並不在意這點收視，寧願用來做「服務性」節目。他同意電視台給出的解釋，認為節目調整是「資源分配」問題：廣州台（市台）已有粵語新聞頻道，為免浪費廣播資源，同時照顧佔廣州近4成的外來人口，以及粵東、粵北的普通話人口，服務全省的廣東台（省台）的新聞頻道應該改為普通話播音。
在徐一山看來，上述節目調整並非官方為了「推普」，「『推普』早幾十年就已經開始，現在（調整節目）絕不是為推普、壓縮粵語空間。」他表示，雖然外省觀眾不少仍習慣收看其家鄉台的節目，但新聞方面，為了解本地即時資訊，他們還是會收看廣東台，因此，改變播音語言雖會流失粵語觀眾，仍是有「服務性」的。
不過在林雲翔看來，這一切不過是溫水煮蛙的推普工程。回望八年前江南西一役，他感覺示威者「贏了」，也「輸了」。「贏就是那個提案最後被直接ban掉了。輸，就是政府從此明白，推廣普通話不可以用這麼強硬的方法。民眾就是彈簧，你將我們一下子壓到這麼低，我們的反彈力會更強。但你要是用軟性的方法，讓我們生鏽、無用，你就成功了。」
「當年的百越去了哪？」
回顧歷史，廣州的語言經歷了複雜的變遷。兩千多年前，廣州曾是「百越之地」，古越語是當時的主流語言。春秋戰國，秦漢征伐，中原漢人逐漸入主，越人則遷徙流散，留下的土著民隨時間推移，被漢文化同化。漢越雜處之下，古粵語開始形成。今日廣州人所講的粵語，被認為保留了不少古越語的成分。
踏入近代，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前，共產黨並不打壓方言。相反，中共的左翼知識分子反對以北京話為標準音的「國語運動」，還在抗戰期間，以方言形式進行文藝創作，希望拉近與群眾的距離。195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包括中小學、報社、廣播電台、青年和工人組織等。
全國性「推普」工程開始了，但廣州本土語言真正迎來重大衝擊的時刻，是1978年改革開放——廣州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外來人口急劇增加。在1982年，廣州的外來人口僅8萬人左右，佔總人口的比例少於2%，而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已躍升至超過33%。人口的大量遷徙和往來，帶來商貿和日常生活的溝通需要，如此一來，再配合「推普」國策，普通話迅速在這座中國南方城市蔓延開來。
林雲翔對廣州90年代的外來人口大潮印象深刻。1995年前後，他正在念中學，家住三元里，那是廣州城北的一個小村。他記得，當時家附近成片成片的原居民房子變成了出租屋，「目所能及，全是外省人」。林雲翔回到自己的村裏，感覺聽到的全是普通話，他感覺不適應，好像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人口大潮之外，廣州政府在90年代開始在教學語言方面強力「推普」。在侯興泉教授看來，這正是廣州粵語出現「代際斷層」的開始。當時有學校要求學生講普通話，否則扣「道德操評分」。「不說普通話，它說你品德有問題。那時在廣東，推普過火了。」
「長此以往，方言成了低層次的，普通話是高層次的。十幾年了，看起來沒有衝突，事實上對人的價值觀影響非常之大。」
不過，林雲翔和侯興泉都記得，當時，雖然國家強力「推普」，校方要求使用普通話，但許多中小學的老師都是廣東人，仍習慣用粵語授課。然而，隨著人口交流越發頻繁，不會說粵語的外省老師比例也不斷升高。另一方面，國家進一步用法律確立普通話的地位：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正式實施，規定學校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廣播電台、電視台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以普通話作為工作語言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演員、教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普通話水平，要達到國家規定的等級標準。
「現在，哪一所學校會用粵語教學？」侯興泉慨歎。
在侯興泉看來，儘管在廣州某些老城區，粵語還可以被當做生活語言，但總體而言，粵語越發成為一門「家庭語言」。「你想組織一場活動，去學校、政府機構、商場，都要講普通話。粵語成了家庭語言，是私下聚會才用的語言。」侯興泉說，粵語的地位發生了極大變化，「長此以往，方言成了低層次的，普通話是高層次的。十幾年了，看起來沒有衝突，事實上對人的價值觀影響非常之大。」
侯興泉曾經參加過一場廣東校友會，擔任主持的校友，本來以粵語開頭，講了一會，很快改為普通話。「他無法在正式場合用廣州話表達，只有私下聊天，講飲講食就可以。從小學到大學到工作，普通話是『一條龍』的影響。」
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廣州多年來以開放、包容著稱，近年，廣州戶口政策也對外來人口進一步打開大門。2010年，廣東成為全國首個實行「積分落戶」政策的省份，讓外地務工人員按入戶條件累積分數，達規定分值可申請廣州市戶籍。2011年，廣東擴大了積分入戶適用對象範圍，由「在粵務工的農業戶籍勞動力」改為「所有在粵務工城鄉勞動者」。根據廣州市統計局數據，2016-2017年，廣州兩年的常住人口凈增量，超過了2011-2015年期間五年的淨增量。
在當下中國，不同城市間正上演「吸納人才」的大戰；「常住人口淨增量」成了一種政治成績的指標。在2018年1月，廣州進一步放寬落戶渠道和年齡要求，以吸引「高層次人才」。
在林雲翔眼中，這樣大型的外來人口遷入與日益寬鬆的落戶政策，是政府對廣州進行的「人口置換」——以此「軟化」民眾對推普工程的抵抗力。
「民間阻力大，它就『人口置換』你。在學校，越來越多外省老師進來，外省小孩比例也逐漸增加。這樣的教育環境之下，哪怕是廣州本地的小孩，九年義務教育，他自然就習慣了講普通話。」林雲翔說。
長期深入研究廣東文化的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對此並不認同。她認為，所謂「人口置換」並非政府刻意為之：「首先很多廣州人和香港人一樣，都移民出國了；其次，不少工種的確是本地人不願意做的。」她又指出「人口置換」論是危險的，認為這「有點像抗拒移民了」。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侯興泉則認為，無論動機為何，人口流動都是粵語式微的主導因素。「歷朝歷代方言的式微，最關鍵都是人口因素。人是帶著語言過來的。兩千多年前，廣州是什麼地方？百越之地。現在呢？說漢語方言。當年的百越去了哪？要不走了，要不被同化。」
未來的孩子會講什麼話？
侯興泉近年專注研究廣州幼兒園的教學語言。在他看來，幼兒園的教學和課後語言，決定了這些孩子「未來的走向」。「上幼兒園之前，孩子的語言受家庭環境影響很大。一到幼兒園，家庭外部的影響就非常強勢了。一般來說，幼兒園環境說普通話，小孩以後就大多講普通話了。即使回到家，也會比較拒絕或不願說家庭語言。這是關鍵時期。」
2014年，他曾對廣州市新區和舊區的200家幼兒園進行抽樣調研。總體而言，新區的外來人口比例比舊區要高。侯興泉發現，在接受研究的幼兒園中，天河區（新區）的教學語言一律是普通話，「新區的孩子（在幼兒園裏）基本沒機會說粵語。」
老區的情況稍有不同。雖然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老師必須使用普通話，但這些幼兒園會使用雙語教學，課後語言甚至會以粵語為主，「老區起碼還有火種」。
侯興泉認為，在保護方言方面，學校的觀念很重要。老區的一些幼兒園會優先招聘懂粵語的老師，「起碼在課後，粵語還有生存的空間」。有些老區幼兒園還會為孩子播放粵語童謠，這在侯興泉看來「影響很大」，帶有韻律的童謠，是孩子的啟蒙語言。
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瞓落床。聽朝阿媽要趕插秧咯，阿爺睇牛佢上山崗……
調查結束，侯興泉自認有點灰心。「新區的孩子清一色只懂普通話，老區也很難維持。」他發現，父母的認知也極大影響了粵語的傳承。「大部分父母很功利主義。現在用普通話打工比較容易，很多父母就主動放棄母語，跟孩子講普通話。他們完全不懂孩子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只要上學，一定懂普通話。他們要擔心的，應該是粵語。」
「語言是一個地方的人的精神家園。如果你不會說廣州話，你還對廣州有什麼認同感，有什麼共鳴呢？這是城市的靈魂。」侯興泉無奈地說。
「香港不也這樣嗎？」
「推普推過了頭，沒有把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處理好。」曾撰寫《粵語是絕對不會淪陷的》的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教授詹伯慧近日對端傳媒表示，他認為，推普沒有問題，只是過去部分官員或學者對推普有誤解，未能充分重視方言發展問題。
在詹伯慧看來，政府目前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會議，提出要「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包括成立數據庫、進行調查等。於是，從2015年開始，「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下稱「語保」）在全國實施，由教育部、國家語委委託全國各大高校進行研究，層層委託，項目多得「做不來」。這負責「語保」工程的國家語委，正是一直負責「推普」的主導部門。詹伯慧認為，「（政府）多少有反思過去的語言政策」。
「以前我們（方言研究）能夠拿到的研究資源是比較少的，以『推普』為主。2015年實施『語保』，國家每年投放幾千萬，調查全國各地方言，做一些檔案收集，後期估計會做博物館。」侯興泉介紹，國家按方言點撥款，普通項目一個方言點8萬元人民幣，瀕危方言項目一個方言點18萬元。
侯興泉表示，在語保工程推出以前，有些推普人員對國家語言政策「理解不透徹」，覺得保護方言是「敏感」的。「現在仍有部分官員覺得研究粵語會涉及敏感問題，因為之前發生過撐粵語運動，做官的人怕出事，所以往往不是太敢參加方言文化保育的運動。語保是上面派的工作，他們沒辦法，一定要完成。除此之外，跟方言有關的活動，他往往不敢出席。他會害怕中國變來變去，因此自己會維穩、保守一點。」侯興泉說。
國家將方言當做博物館裏的文物來研究，並不等於方言在日常生活中蓬勃發展。走在廣州街頭，林雲翔時常感覺粵語的逐漸退出，他說自己經常有一種被入侵感。他認為，「推普」就是一場「統戰」，在這個過程中，自己的語言文化「被入侵了」。「如果不是覺得被侵害、被欺負，你不會去反抗。」
近年，林雲翔的反抗對象從普通話本身，擴展到講普通話的外地人。他向記者承認，對於外地人，自己態度「比較偏激」，儘管他娶了一位外省太太。「推普」對粵語空間的壓縮，加上部分外地人在他眼中不文明的行為，交織在一起，讓他產生一種排外的情緒。他試過坐上「廣駿」的士，聽到司機用普通話詢問後，便立即下車，打電話到「廣駿」公司投訴。就在受訪期間，一位操普通話人士走進餐廳，大聲說話，他立即皺起眉頭，說：「睇下啲人（看看這些人）。」
「如果他們肯去學習本地語言，尊重本地人，OK，我不會歧視他們任何事情。我的太太也是如此。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林雲翔要求外地人學習本地語言文化的觀點，與香港近年崛起的「本土派」論調非常相似。不僅如此，林雲翔說，廣州「護粵」圈子裏有一個「精港派」，「精神香港人，凡事以香港為標準。他們會強調『冷氣』和『空調』的區別，認為香港的廣東話才是正統廣東話。」
媒體人徐一山則認為，像林雲翔這樣的廣州人，是因為外來人口劇增，重塑資源分配，令他們產生身份上的自卑和焦慮感；而語言變化更擊中他們的身份認同，因此才會對電視播音語言反應敏感。「香港不也這樣嗎？」
徐一山承認，自己一開始也有「被邊緣化」的感覺， 但他後來又想，廣州的特質應該是包容，「很多廣州人包括我自己，祖籍都不是廣州。我們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政策令小孩子喪失講粵語的能力，真的很惋惜。我真的改變不到。」
對於外地人和粵語的關係，年輕的陳凱文考慮得更仔細。「我們只能一點一點去努力，比如做一些粵語節目，讓大家對粵語產生興趣，而不是歧視人家講『撈話』（北方話）。」他和自己的朋友一齊辦了個微信公眾號，推廣粵語文化。
陳凱文同時有一種無力感，認為講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沒有辦法逆轉的」。「就算整個廣州的人站出來，也沒法改變教學語言，這是國家大一統的政策，是政治工程。」他無奈道，「政策令小孩子喪失講粵語的能力，真的很惋惜。我真的改變不到。」
江南西衛粵一役，成了林雲翔最後一次親身參與的公民行動。「當年的環境寬鬆很多。廣州一直以來接觸外來事物多，變得太過民主了。」回憶到這點，他語帶驕傲。
他有想過「做更多」，但「沒有辦法」。「政治環境，言論空間，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圍內和幾個朋友討論這些，沒有問題，而且要保證這些朋友不出賣你才可以。你看畢福劍，只不過在酒席上說了幾句。這在我們這個社會無可避免。」
2016年，香港電影《十年》獲得香港第35屆金像獎，這部電影講述了五個故事，其中一個是：十年後的香港，普通話成為官方語言，不但孩童要學好流利普通話，的士司機如果沒有普通話水平證書，便不能在中環、金鐘等商業區載客，講廣東話反而被人歧視。
林雲翔身邊撐粵語的朋友們紛紛說想「翻牆」去看這部電影，林雲翔對他們說：「哪用看《十年》？走到廣州街上看看，不就是《十年》囉！」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凱文、徐一山為化名。實習記者黃綺婧、徐雪瑩、劉家睿、何吉數和朱鑒瀅對本文亦有貢獻。）
我就说一句，为什么不让孩子也学学他(外省)母亲的方言？从字面上，这才是孩子真正的母语啊。孩子从小就听到母亲讲着不咸不淡的粤语。还是传统父权思想作祟？
不说粤语的人可能不明白粤语对广东人的意义，正如不是黑人可能就永远做不到在各种movements完全共情。粤语是我的母语，是我一出生就学的语言（普通话是上幼儿园才会说的）。我的家庭生活围绕粤语进行。这是我们的文化，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从小到大我是看着讲粤语的节目越来越少了，身边的朋友和小孩从一开始的会说粤语，到”我只会听不会说“到最后”我是广东人但是我不会说粤语“，遗憾的是文化的逐渐流失，而不是身份感和独特感的丢失。看到有人说”虽然说粤语的人变少了但是不感觉这种文化在流失“，但是粤语里面很多歇后语，成语，俗语等文化已经被很多人丢掉了。这些都是文化，被人们逐渐忘记的文化。但的确是有人捍卫出优越感了，但是几乎所有的movements的群体里都会存在莫名其妙萌生出优越感或者自豪感过强的个体。以我个人来说，我只是惋惜语言和文化的流失，与”自豪感“”独特感“无关。我爸说了，“如果唔记得点讲白话就唔认我做女”。
在语言上，所谓“正宗”，就是个伪命题吧？感觉所谓广州音也有很多种，例如有一次做小组作业，采访广州老人家，自小在广州读书会说广州话的同学竟然说听不懂老人说的广州话，而非广州的广东同学竟然表示能听懂；在香港我也能听到很多明显不同的口音（都是本地人）。
什么是本地人什么是移民我不清楚具体定义，但是回顾长远的历史，人口就是不断流动不断融合，每个人追溯祖上都是一定程度的移民吧，而语言，也随着人的迁移不断流动、融合与变化吧。这些变化包括词汇上、语音上的等等，我不是学语言学的，专业的也不懂。
突然想起，我们不都是非洲来的移民吗：）
捍卫母语/方言没错，但是很多所谓捍卫者流露出的优越感自己有意识到吗？这种优越感又从何而来？
虽然我从小就会说粤语，但是也必须承认，粤语的繁华时代已经落幕了，这也是时代的发展，现在是网络时代，看韩剧美剧，日漫，美国大片，其实如果中国未来成为民主国家，文化肯定会迎来大发展，这样的话，粤人那种被剥夺感应该不会这么强烈
地方文化并不拒斥国家统一，政策上应该容许粤语继续传承与推广，而学校教育正是重要一环。
我觉得语言的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都在逐渐被磨平。英语也有方言、法语德语也是如此，但是流行文化的驱使，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主流语言，这并不仅仅是广州发生的事情。
广州一些本地人确实比较排外。我是在深圳长大的85后客家人。我会粤语，但我的小朋友已经不会了 我也不会强迫他去学。
还有 我不认为广东政府对于粤语是打压的。我看广东电视唯一的频道就是广东体育，基本上都是粤语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推广粤语的好方法
我是一名广州人，我和父亲是家中唯一讲粤语的人。我的弟妹自幼儿园以后亦不再讲粤语。我曾经（中学大学时期）对此遗憾甚至有点想强迫他们讲粤语，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而我近年来对语言，方言的思考角度有点转变。虽然我不认同中共压迫粤语空间不顾本地居民民意的做法，但是语言（口语）最主要是作为交流方式，就如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一样。文化需要保护，传承，粤语亦不会消失，只是人们也会为了沟通方便主动选择彼此共同的语言了。
粤语是特别的，但不是高贵的，不存在优越感，当年香港文化流行加之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令粤语镀金，造成了粤语有一种自豪感。捍卫粤语的时候，我们其实捍卫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我很欣赏粤语，觉得很性感。而且文化的活力就在于多样性
@RyanWong，無論未來我娶到一個講什麼話的妻子，我都一定會教我小朋友從細講粵語，呢個系保衛粵語最為有效嘅做法。
就说一点自己的感受，在上海工作时听到同事用上海话聊天，我不是上海宁自是听不懂，多少会觉得有点疏离感。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廣州人，電視台點樣推行普通話！學校點樣用普通話教學！服務業用咩語言提供服務！都係其次，如果自己母語係粵語都唔教自己下一代講粵語，而係配合小孩講普通話，依個俾政府的行為更加具打擊性。戰爭從來都無停過，但係本地廣州人係選擇默默堅持傳承粵語文化，還是甘心覺得粵語就係應該消滅先係point
所謂「爭」其實已經預設了粵語同普通話之間是互斥的關係，但實際上增加普通話在公共空間的曝光度不代表粤語就必然要被壓縮，正如順德、港澳臺的公交系統都是多語廣播。粵普之間出現爭端其實只是思維僵化的執政者愚蠢地以普通話替換粵語的決策造成的。
真正可怕的是粤語從生活場域的退場。那些「外來人口」其實也不是本質上的普通話人口，他們在私下的生活中一樣會以方言相互交流。正如來自廣東省其他地方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以各地方言作為主要的生活語言，而不是以粵語作為唯一的語言。如果廣州人自己都不再說廣州話，花再多錢去研究、保育都不過是一步步將其束之高閣。
筆者睹見 estonbiss 文字有感而抒：
「現在流動性這麼強」
正正在這種「千年未有」的衝擊下，政府就更有必要保護當地語言，而不是像一孩政策那樣殺過了頭才來補救，而事實上，保護當地語言工作並不如樓上所言般單單憑着由上而下的一紙指令，將公共服務語言通通換成當地語言——於是地位便提升了、文化便保住了、事情就解決了？這種高層典型想當然，後果極可能演變成放開二胎那樣：你現在讓我生我還不想生呢！(笑) 何況剛與上面的情形相反，在持續幾十年的一系列事件和政策規劃裏面，政府正不加忌諱地展示其強烈意願去實現壓制廣東話在公私領域裏頭的生存空間。單純盯著公共服務語言，連丁點基礎都沒有卻跑去煩惱究竟應當選甚麼語言謂之適合、大談甄別標準是多麼的困難，真可謂一葉障目、空中樓閣矣。而且，倘若按樓上的說法，任何鼓勵說粤語的措施都其實是在夯實烏龜殼，都是在給外地人加強/製造生活隔閡，都是有違包容的，是不是？
又說說文中林某的事。
在文中其述及的個人體歷當中，或許會被他那吸引眼球的排外舉動抓住，忽略了他的態度原本是有一個轉化的過程，並不是一開始便鮮明展露出這種對外地人的敵意：
『近年林雲翔的反抗對象從普通話本身，擴展到講普通話的外地人。』
這種神經焦慮的逐步積壓，到後期表現出極度強烈的危機感，到底是誰造成的？是林自己關上房門製造的？如果不是政府的有意推動，以致演化至此，那至少也是政府的默許、縱谷和失職。用古代的話來說，災難起的原因就是統治者「失德」，我等作為公民首要關注的，難道是指着報紙頭條上的人說，這個人有不是、這個人違法嗎？還是思考孕育問題的土壤到底是甚麼？譬如相近類型的「港獨」熾熱問題，真的如政府所說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是外國組織指使導致？牽頭的打掉再打掉、接着意淫一下外國勢力遙距操縱，這樣將社會問題處理一萬遍也不會有甚麼正面結果，只會在反對者裏徒增撕裂、在支持者裏添失望罷了。只要關了門把自己做好，外國勢力如何也奈何不得，民情這種東西永遠堵不如疏，寧滅聲至道路以目也不覺需要因勢利導，頭痛，那就醫頭、腳痛，那就把腳砍了，那就真的剩個「續」字而已。一昧拖字訣，賽跑結果並不一定出如人意。
中國人的土地不是意味著只要是中國人來了都能霸一圈，單因為我們同屬一國，國土屬全體國人擁有 (逆我者人走地留論)，亦同樣是本地人民珍視并深愛至緊的桑梓，誰沒有家呢？光認識到這一點便知道本地人/外地人並不是部份人口中單純的先來後到關係。政府政策的側重，不應單純所謂照顧本地人的利益、提供各種奇奇怪怪的特惠或是優先權，而需着眼提倡/保持對所在當地民俗的尊重，這恰恰亦正是不少中國遊客/移民在各地內外以稀缺出了名的。問題根源不是出於某省內/市內操廣東話人數太少，畢竟此勢不可逆，而是廣東話本身在生活環境中喪失生存以及發展空間：
『侯興泉曾經參加過一場廣東校友會，擔任主持的校友，本來以粵語開頭，講了一會，很快改為普通話。「他無法在正式場合用廣州話表達，只有私下聊天，講飲講食就可以。」』
筆者看到知乎上外國的一些善政，好的政策，無一不是「用心做」的政策，催谷數字好看，只會像潮漲一樣現於一時，還會加深族群之間對立和分化。
當然我說了不算，儘管這些道理粗淺無比。
拋磚引玉一下，希望於各位有用。
1,现在人口流动那么强，全国那么多方言甚至一个城市都有几种语系，如果那个地方都是“保护方言”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主的沟通，无疑会增加沟通的成本，以及融入当地生活的难度，从而降低城市的包容度，特别是大城市。
2,文中的那位先生只雇佣“会说粤语的工人”“会说粤语的服务生”就是打着“保护语言”的幌子搞职业歧视，是违法行为了，而不是他自认为的有点偏激可以解释的
3,在法国也是一个人口众多族缘复杂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同化措施造就了国家认同感，现在会说法语的还有多说人会说泰罗尼亚语，莱芒语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同化不是中共特有，不要有的评论说一些极端的语言口号的，“广东独立”“中共霸权”那些人不过是和当政者的一体两面，喊口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當局由於推廣普通話粵語及其其他地區的方言壓制過度，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方言作為一個地區的文化載體，承載著一個地區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積累的大量文化信息，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應該做的只能是加以保護。
文中林先生的做法我卻覺得真的有些極端，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廣州是一個很具有包容性的城市，雖然人口的大量流動本身就是對粵語的強大衝擊，但本地人一味的排斥不會講粵語的人只會使其更疏遠粵語。林先生對粵語的擔憂亦能理解，但是不是可以將目標放在更具體的地方，只是排斥外地人對粵語的發展應該沒什麼作用。
一个只开放了30年的地方把管不到的HK,SF的粤语给毁了。
明知粵語畀人強姦緊，廣州人如果選擇瞓低享受，噉不出十年粵語將會喺其發源地絕跡。粵語嘅標準音廣州音將成為笑話。
哈哈 文中的林先生好像我的一个粤南同学， 他去了香港读书还以他自己的粤南口音自豪 ，排斥香港一切规范粤语用词，想来那的确是他的身份焦虑和对于认同感不安所致。后来上了高中，他渐渐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地球村一份子，既能掌握香港广东话和粤南口音，更加积极学习不同语言文化，看着他好像更包容了。
除去政府的政策干预，就这个例子而言，我觉得一般人应了解到语言不是对立，而是可以共生。若是这样的话，无论什么语言的笑点都会有心思去get得到，同声同气，你话系唔系？
我很認同文中一個觀點：糼兒園階段的教學和課後語言會決定一個人的語言「走向」。如果不在這段時間培養小朋友說方言的興趣和習慣，之後他们就很難再主動去說了。所以保育方言的措施，應該包括在幼兒園用方言教學。維持一個活躍的使用群體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僅僅把語言資料化，乃至扔入博物館。
支持广州独立 脱离中共统治
一個只是幾十年的政權把中國千年的多元文化都毀了
這篇文章，報導和採訪都夠完整，而且也中肯。多謝端的眾位記者的努力，讓我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思考文中的各個觀點。
時至今日，很多外地朋友都覺得廣州相比大陸其他大城市更加排外，也很多老廣州同文中林生想法相同，似乎把保護粵語延伸到抗拒外地人到廣州工作生活。讓很多人覺得自細講粵語的都是一群排外，不包容的「本地人」，變得很極端。城市發展帶來的人口，與語言的保護應該是兩回事：）
非常感激端對這個議題作出報導，廣州台《新聞日日睇》前主持陳陽有誤，應為 陳揚，廣州街坊通常稱佢為陳sir
中共邏輯真的很奇怪，有一個統一的語言的確重要，但是地方語言難道不是文化特色的一部分？難道非要只有一種語言才開心？是不是以後粵語歌都要被消除才開心啊？
真的是無腦！
推普並不是一件壞事，作為一個國家，統一語言其實非常有積極意義，但是國家在推廣普通話過程中，貌似沒有尊重因地制宜的精神，對地方文化的不尊重而致方言的流失，而隨著方言的流失，承載在一種語言上的文化也一並流失。在推廣普通話過程中，中小學校學生不能在學校範圍裡講方言，亦是隨處可見的極端例子，由歷史推出的中共的劣根性而知，粵語也只能是有以香港為中心的大本營才能得以倖存，廣東人想要保衛粵語，亦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教育下一代講粵語，不能對官方抱有任何幻想。
不管怎么样，粤语有香港，闽语有台湾，作为大一统环境下的避风港。其他方言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广州、佛山住过几个暑假，很多人的普通话还是说的让人头大。再者，文章说的这位不就是歧视外地人嘛。
@bikenzen，不過如果是考慮到商業和溝通便利，這無可厚非啊。例如如果客人大多數是廣州人，比方說一個老人院的老人絕大多數是廣東人，你請普通話職工，老人完全聽不懂，那應該要死了吧。
要求雇员讲广东话无可厚非，但是文章开头支持只雇广东或者广州人的企业就是让人不舒服的歧视了。
語言承載人的心靈，只看大局、政治工程、教育、人口置換等等，忽略幾千年的文化傳承，難免會好搗空心靈部份。空洞化，無力化，地方人文長期下去會失去活力，再者文化傳承是連續的，跳躍式必然會有犠牲。有很多有價值的文化會被遺忘，有些適應不了人會被淘汰，人逐漸會功利主義，心變得麻木了….
坎通尼亞萬嵗！香港獨立萬嵗！
“哪用看《十年》？走到廣州街上看看，不就是《十年》啰！”深有同感。
即使是廣州最老的一個區越秀區，放學時間站在小學門口，你能發現大部分小朋友課後溝通仍然是在說普通話。當你去醫院看病，你不知道醫生能不能聽懂粵語，最後仍然只能使用普通話。我外甥讀幼兒園時，公立幼兒園抽籤沒有被抽中，最後入讀一所港資幼兒園，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才習慣平時使用粵語。我不知道當他上公立小學后習慣會不會改變。我還聽過老區某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這麼形容自己工作所在的街區：“這區說粵語的人很多，也就是說窮人比較多，領低保的很多。”
與此同時，墻內對普通話的要求其實也十分苛刻，當你說的“普通話”帶有一點點口音的時候，就不會被認同你在說普通話。沒有一點地區性口音，像央視新聞主播一樣的，才叫普通話。帶有口音的普通話不會影響交流，但這樣的普通話依舊被視為低一等。
語言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但多數人會被宣傳影響而產生鄙視鏈。
补充一点：当然，一个人在一个语言的发源地发现这个语言因为非自然语言式微，这种情况肯定是很特殊的，与我刚才提到的情况并不能完全用来作对照。
作为一个十多年前在佛山长大的外省小朋友，我记得小学刚开学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也因为是外省人受到了一些来自同学甚至是老师的歧视。但是后来我慢慢学会了粤语，它现在甚至如同我第二母语般的存在，在国外听到倍感亲切，音乐播放器里面也有一小半是粤语歌。关于这个事情，先抛开房间里的大象政策原因不谈，我内心还是挺矛盾的。作为一个外省人，哪怕我现在已经可以讲流利的粤语，假如我遇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坚持要换一个服务生的先生，内心肯定是不悦的。所谓人口流动，谋生而已，那位服务生又做错了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每个地方的本土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每个地方都在谈多元，但似乎要么是一个地方的不同人群根本不相往来，而只要有文化融合，被融合的文化总是会被不同程度地改变和淡化。
再捡起房间里的大象的问题。我这几年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官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推行全英教学，同时压制方言。我在高中大学认识的年轻一辈华人同学中，能运用任何一种华语方言（包括普通话，普通话在新加坡被称为华语）进行完整对话的人已经比较少了。我也不想显得像一个传统文化或者华人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我对此并不感贸然评价。对于我的同学来说，他们从小沟通就以英文（或者Singlish）为媒介，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华文能力不强并不感到遗憾，那么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帮他们感到遗憾。他们通过英语，可以与当地的其他种族（马来、印度）同学进行无障碍交流，进而产生更加强烈的国家认同而非民族认同，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错。只是像之前所说的，文化融合就意味着母文化的淡化。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这么多，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是提供一下关于语言的此消彼长与文化认同这方面的个人经历与感受吧。
@jaysming 我的普通话其实还好，被评价为没有口音。但四川话也讲得挺顺啊，我自己也会讲粤语（很烂，但对方听得懂）。只要家里有台电视，普通话自然就学得会，现在的学校老师，普通话培训都是有保证的，那些学校老师自己都讲不好普通话已是昨日黄花，可家长还是不敢放心。这次在北方的家庭旅行差点跟家人闹翻，因为我妈在明明双方都懂四川话的前提下还要用她的椒盐普通话来与对方对谈，感觉很假，但她的回复是，普通话是共同语，所以继续闹啊，差点打起来。其实也曾遇到过有成都来的同学，因为担心被重庆人嘲笑口音而改用普通话对谈（这给人的感觉就很假，但也是无奈）
@monsoon，你好，我是四川人，我都对你说“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话（许多人都想搞明白，为何两地依然为不分年龄段全民方言环境）”这个话题感兴趣，我都想知道为什么，哈哈。因为我普通话烂得要死，用普通话聊天就觉得尴尬，口条不顺。但切换到四川话，我就无比畅快。
我是廣州人，生活在外地，近年回到廣州確實發現無論去酒家、醫院還是商場，都要說廣東話。連醫院也很難找到說粵語的，好奇我不懂普通話的爺爺奶奶看病的時候怎麼辦。一直好奇這語言變遷背後的力量，謝謝端做了這報導。
我出了河南就说普通话，
但在老家还是会说方言。
哪天告诉我不允许说河南方言了，
我肯定也不能接受。
另外提个建议啊，我觉得引语中“广州的娃娃”如果改成“广州的小朋友”会好一点，“小朋友”这个词其实无论南北现在都在用，在港媒也能见到啊。“娃娃”更多的是用在官话方言里的，可“细路仔”“后生仔”不一定大家都看的懂，我自己感觉改成小朋友会更好些。
謝謝你的意見！我們微調一下引語。
端传媒会做有关其他主要方言的内容吗？比如苏州话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不同地方间保存程度差距极大），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话（许多人都想搞明白，为何两地依然为不分年龄段全民方言环境）
抗拒政府帶動的「推普去粵」，和抗拒移民是兩回事，支持或反對「推普」的人都不該混為一談。
台灣經過國民黨的國語運動之後，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也快速消亡。台語在民進黨的推動下，藉由進入學校教學算是挽回了頹勢，客語和原住民語就沒那麼樂觀（這也顯示了台灣目前的台語霸權）。語言的消亡往往不可逆，不知道中國的撥款研究能達到多少語言復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