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死亡之状，他们重新接近海豚搁浅真相

在一个不宽的的货柜里，只有窄窄两折通道让人通过，解剖台上躺著没呼吸的生命，人们小心翼翼切下牠的皮肤和脂肪层，再取肌肉组织，开始深入看内里的器官，把心肝脾肺肾逐一剪开并观察，惟独找不到牠的胃。

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一米多长的江豚尸体，牠的肚子遭横切剖开，整个尾部被螺旋桨切去，尸身连著胎盘，依稀看到幼豚形状。“鲸豚搁浅行动组”的成员，正为刚发现的这宗一尸两命案件做解剖，尝试重组牠们的生前经历和死亡原因。

单在2018年上半年，在香港发现的鲸豚搁浅个案达29宗，比去年全年总数还多。搁浅案件数字的上升，很多人忙不迭提出疑问，悄无声息地死了这么多海豚，是人类做错了什么吗？是香港周边的填海、基建项目扩展工程抹杀了牠们的生命吗？

人类听不懂鲸豚的话，自然无法访问牠们的同伴，获取任何死前的故事；海域之辽阔，也难以追踪每只鲸豚生前所向，除了平日监察海豚的一些团队以外，在香港，还有一群人随时候命出海，带回鲸豚尸身，希望在牠们的身上寻找更多线索，读出牠们没说出来的话。

这队由一位全职科学主任与二十位兼职保育助理组成的搁浅行动组，隶属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他们在大部分的日子埋首各自的工作，但一旦有市民报案，当值成员就要出动，前往目的地寻找搁浅的鲸豚。

香港的海岸线很长，到处都有机会见到海豚踪影，悬崖底、陡陗山路、崎岖沙石的沙滩、甚至海中心，都是成员可能要涉足的地方。“有时幸运的话，水警发现到鲸豚尸体就会帮我们运到码头去，就可以两三个小时完成，但更多时候都要辗转多次才能到达发现地点，有很多岛屿都没有码头，所以我们会先叫船家开快艇去浅水一些的地方，我们再落水抢滩，沿著石头徒手爬过去执尸体。”科学主任卢芷欣（Mandy）说。

寻找搁浅鲸豚已是漫漫长路，带上尸体的回程路更加艰辛。一条成年中华白海豚约重200至250公斤，一般需要十个人搬运，但对每次出任务只有三四位成员的他们，拼尽力也只能拿约十分钟。视乎现场环境和人手，有时无奈之下，只能即场解剖，仅把头部或内脏带回去。“我们即时解剖后会把这些样本装进冰盒里，通常尸体在水中浸透又暴晒后都会有阵强烈气味，有次我拿著装样本的冰盒时就被一大堆流浪狗追。”做了保育助理一年多的Ant回想说。那阵气味有多臭？“大概比鱼腥味再臭上不知道多少倍的味道吧。”

物理解剖：打开研究新缺口

行动组强忍著腥臊味带回来的尸体，的确为鲸豚研究打开新的缺口。中华白海豚和江豚是香港海域常见鲸豚，两者皆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的物种。以往单凭出海监察，海面上遇见一抹抹飞快掠过的背鳍就是中华白海豚，研究人员可通过背鳍特征辨认和追踪，由此估算族群数字，但身上详细资料一概不得而知。要了解江豚的更艰难，因为江豚没有背鳍，平日就像一颗黑森森的子弹，浅浅地游上水呼吸，气孔一碰到水面就潜回去，难以追纵和观察。

“对于哺乳类动物、鲨鱼这些大型海洋动物，很多时候都需要关注搁浅的情况，因为除了看牠们的尸体就别无他法。如果不是牠搁浅后让我们发现到，我们不会知道长到怎样才算成年，或者牠们在海中面对什么威胁。”Mandy举例，在解剖前对尸体的例行量度，可以得知海豚的身长、背尾鳍长宽、性别等资料，填补现时出海监察得不到的详细数据。另一方面，尸体的一些表面伤痕也对研究尤为重要，均要拍照纪录。如果遇上被渔网缠绕的个案，就会拆下渔网、垃圾等量度重量，仔细纪录下来，因为一旦剖开以后，这些死亡的线索亦会随之消失。

把尸体剖开后，透过观察内脏组织的颜色、结构，又或者通过相关化验，可以略窥到海豚死因之一二。保育基金在总结多年数据后指出，现时海豚主要的死因有三，除了遭到渔网或渔具缠绕以及被船撞击致死，还有一部分的海豚受肺炎、寄生虫和细菌感染致死。

可是，就算经过物理解剖和化验，最终大概只有一成案件能够确定死因，其余的统统是“死因不明”。例如，大部分海豚在发现搁浅时已严重腐烂，尸身滋生其他细菌，就算研究人员怀疑海豚是受感染而死，检验出尸身所有细菌种类，最后也无法识别出哪种细菌才是真凶。

影像解剖：越来越接近死亡真相

自2014年开始，放射诊断学博士葛展荣与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合作，在传统的物理解剖前，先安排把海豚运送到城市大学太平道动物诊所进行影像解剖。

作为鲸豚影像解剖研究小组总监，葛展荣建构了一个鲸豚影像解剖系统化的模型，首先为海豚进行电脑扫描，判断身体器官腐烂程度，少部分较为新鲜的尸体可以接著送往磁力共振。电脑扫描是用X光360度断层扫描，有助观察骨骼形态，对骨折等个案的检测非常有效；磁力共振主要靠身体内的水分子去形成影像，针对大脑组织、神经、脊髓、筋腱、肌肉的伤势都有较好的分析和呈现。

在传统物理解剖之前，先进行这样的一次摸拟影像“解剖”，在运送尸体回去海洋公园的路途中就可以得出初步的报告，尽可能为接下来的传统解剖提供方向和划出重点。

电脑扫描、磁力共振，是我们一般去医院时可能会遇到的名词，将这些应用到鲸豚身上，则是第一次尝试。现时葛展荣所用的仪器，没有一台是专门为动物设计的，所有的扫描都是在人类医学使用的仪器上完成。诊所里没有相应的磅量度鲸豚的重量，只能单靠估计，还生怕放置尸身的床会被压坏；扫描仪器的内部空间对人来说固然宽阔，但长有背鳍的白海豚就无法通过，葛展荣唯有视乎情况处理，有时就要将背鳍当场切掉再进行扫描。

与传统物理解剖一样，在进行体内结构的扫描前，要先为表面伤口做纪录。葛展荣先用特制的三维扫描机，一下一下印在鲸豚表面，若鲸豚曾被𠝹伤或砍伤，在三维模型就一目了然。由于用相机拍照时容易受光线、角度等影响到最终成品，葛展荣表示三维扫描可以令纪录更加准确，之后若想再作进一步分析，亦可以把模型放大缩小，直接在电脑上进行各类线性、横截面测量。葛展荣表示，若果有现场解剖后取回的重要标本，扫描技术可以把找到死因的机率提升至25%左右，如果行动组能够搬到海豚的全尸回来，差不多近半个案都能找到死因。

死因的定义辩论：没有明确死因皆因审慎

当扫描技术能有效协助死因研究，然而为什么至今，仍只有一成左右的海豚死亡个案能有明确死因？

在葛展荣完成影像解剖的报告后，会让搁浅行动组一起比对，最后作出判定。在兽医的角度来看，死因是令鲸豚瞬时断气、没有生命的原因，时间点非常重要。而从影像解剖的角度而言，如何令鲸豚死亡的所有因素都可以是死因，这是两个团队对死因定义的不同，所以最后在行动组作出决定时，除了比对两份报告以外，也要结合其他现场的发现。

“海豚其中一个普遍的死因是头骨和颈椎分离，如果被船撞之后，两者一分离就立即断气。在影像解剖中，他们会直接觉得这就是死因，但如果我们在物理解剖时发现伤口附近并无瘀痕，我们就要考虑其他可能造成的因素。例如我们常收到一些尸体已经是严重腐烂，那么头骨和颈椎分离另一个可能性是内脏在腐烂，腐烂时变了液体都可能令骨移位，或者长期间晾在沙滩后，肌肉开始腐烂导致颈椎承受不到头部重量而断开。”作为搁浅行动组最资深的保育助理之一，Anson表达了在判定死因时的种种考虑。

在这些考虑背后，还有他们审慎的态度。“每次有海豚死亡时传媒都会问死因是什么，又或者问死亡时间，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简单答案，但往往会忽略背后可能的病变、背景等。毕竟一提到死因都是比较敏感议题，很多时候传媒为了配合某些立场，而用死因去写故事出来，所以我们几个团队在披露死因方面还是会比较保守一点。”葛展荣表示，现时保育基金除了百分百肯定的情况外，所有疑似的原因都只会视作初步发现，而不会划归死因。几个团队都同意的是，死因并不是调查、研究的唯一目标，单以最后一根稻草就断定导致死亡的原因是过于管中窥豹，所以在这个海豚的死因庭上，这群“法医”更想把焦点放在背后可能出现的病变、死前可能发生的事、面对的威胁等等。

殊途不同归：拯救海豚是英雄主义还是人道原因？

2015年有一宗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的海豚受伤个案，中华白海豚“Hope”当时背部和尾部受伤，脊椎骨更疑被渔船的引擎击中而断开，在海中浮沉三个多星期后终于由行动组找到并救上岸，但在海洋公园治疗后三日便离世。单从死因而言，Hope是因为受感染有并发症而死，但其实是因为早前被船撞到，伤口没能及时处理，导致最后情况急转直下。死因可以很简单，但死因之外的，也另有值得注目的地方。

在决定救Hope之前，整个工作小组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争论应否施予援救。

海洋哺乳类动物存护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属政府的咨询架构，除了有渔护署、环保署等官守成员外，还有绿色团体、兽医、学者、海洋公园行动组成员等人参与在内。行动组与葛展荣均认为当时的拯救是刻不容缓的事，但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在密切观察海豚的潜泳时间和进食情况后，觉得仍未至濒死阶段，鉴于以前亦有拯救后不久就死亡的案例，他们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避免会对海豚造成额外伤害和压力。双方据理力争，其后行动组亦五次出海拯救不果，最后至三个星期后才成功救起。

虽说葛展荣多为鲸豚尸体做影像解剖，但当初他们都有准备好电脑扫描，查看Hope伤口的状况。“正正因为牠不是一被发现就是死尸，你会知道牠之前发生过什么事、经历了什么，你听到见到社会上许多的舆论和争拗后，最后还是要看著牠以死去的模样进入我们的仪器。”葛展荣带著惋惜的口吻回想。Hope的死亡是不理想的结果，但不同的组织看待这个结果的态度仍有微妙的差异。在保育学会的角度，救海豚很多时候是延长牠们的痛苦：“希望大众都明白，毕竟救野生海洋哺乳类动物和在路边救一只小狗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运送去诊所还是捕捉的难度都没有那么小，救上来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欲望，我们认为（海豚）受伤死在海中比起被人捉起再死在水池中来得更加自然。”

无论如何，Hope这件事成为了重要的转捩点，促使有关的团队反思检讨，要做什么才能对海豚最好。“经一事长一智，之后我们也是不断学习，去改善这个系统。”工作小组主席梁美仪教授表示因为这件事，其后整个程序进行简化，一旦有人发现有严重受伤的海豚，渔护署在通知工作小组主席后，由主席作为代表与兽医及鲸豚专家讨论救援方案，之后向渔护署建议，协助署方作决定。如果决定救，就会成立一个临时小组负责工作，及后再向会议其他成员交代。然而这并非保育学会想见到的情况，“之前我们都觉得除了工作小组以外，还应该参考外国专家意见，但现在这样，他们可以听到的意见就太单一了。”

海豚的未来是怎样的？

会议桌上波涛汹涌，海豚也要在渐多的人类活动中寻回日常的节奏，这半年录得的搁浅数字上升，的确引起社会更多人关注。然而诚如所有研究的宗旨一样，不能够只靠一个案件、半年的数字去理解事物，纵观多年的趋势，才可以为海豚的死亡作一个真切的结论。

“我们发现搁浅的海豚数量和假日有关，在越多人行山的日子接到的个案越多，因为我们都没有巡逻队专门去找寻海豚尸体，基本上也很依靠市民报案，发现的案件有可能与搜寻力度成正比。”梁美仪提出在工作小组中大家其中一个见解。虽然一时三刻无法确定搁浅个案的增长是否属正常，但在解剖后，行动组与葛展荣都发现到今年遭船撞击的个案增至近一半，相比往年占一两成的比例更加令人忧虑。这些案件也不是集中在某个地点，可能在香港不同水域均有船撞到海豚，这些人为因素目前影响海豚的生存最深。

“单单这样看，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是船多了，还是海豚多了，虽然后者可能发生的机会比较少。”例如在要求船公司改航道等议题上，行动组与葛展荣明显更为审慎，但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研究向政府和有关组织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们觉得研究不应该止于纸上，而是一起成为压力团体，才可以对海豚更好。”

无疑，更先进的技术容许人类越来越接近鲸豚的死亡真相，从而对这个物种有更多认识，但是在香港，鲸豚研究者仍属少数，不论搁浅的海豚多与少，这群接触海豚的前线者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在学术界里做鲸豚研究往往都不被视作坦途，所得的研究基金的资助等亦不多，前路其实都很难走，我们现在也是挣扎求存中。”葛展荣希望学术界、基金、甚至政府应该为鲸豚研究提供更多支持，才可以真正帮助到鲸豚和香港水域。

接近真相之后，这群追海豚的人还可以做些什么？也许不仅仅是鲸豚在浮沉中挣扎求存，这群人也在努力，守住海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