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死亡之狀，他們重新接近海豚擱淺真相

在一個不寬的的貨櫃裏，只有窄窄兩折通道讓人通過，解剖台上躺著沒呼吸的生命，人們小心翼翼切下牠的皮膚和脂肪層，再取肌肉組織，開始深入看內裏的器官，把心肝脾肺腎逐一剪開並觀察，惟獨找不到牠的胃。

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一米多長的江豚屍體，牠的肚子遭橫切剖開，整個尾部被螺旋槳切去，屍身連著胎盤，依稀看到幼豚形狀。「鯨豚擱淺行動組」的成員，正為剛發現的這宗一屍兩命案件做解剖，嘗試重組牠們的生前經歷和死亡原因。

單在2018年上半年，在香港發現的鯨豚擱淺個案達29宗，比去年全年總數還多。擱淺案件數字的上升，很多人忙不迭提出疑問，悄無聲息地死了這麼多海豚，是人類做錯了什麼嗎？是香港週邊的填海、基建項目擴展工程抹殺了牠們的生命嗎？

人類聽不懂鯨豚的話，自然無法訪問牠們的同伴，獲取任何死前的故事；海域之遼闊，也難以追蹤每隻鯨豚生前所向，除了平日監察海豚的一些團隊以外，在香港，還有一群人隨時候命出海，帶回鯨豚屍身，希望在牠們的身上尋找更多線索，讀出牠們沒說出來的話。

這隊由一位全職科學主任與二十位兼職保育助理組成的擱淺行動組，隸屬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他們在大部分的日子埋首各自的工作，但一旦有市民報案，當值成員就要出動，前往目的地尋找擱淺的鯨豚。

香港的海岸線很長，到處都有機會見到海豚蹤影，懸崖底、陡陗山路、崎嶇沙石的沙灘、甚至海中心，都是成員可能要涉足的地方。「有時幸運的話，水警發現到鯨豚屍體就會幫我們運到碼頭去，就可以兩三個小時完成，但更多時候都要輾轉多次才能到達發現地點，有很多島嶼都沒有碼頭，所以我們會先叫船家開快艇去淺水一些的地方，我們再落水搶灘，沿著石頭徒手爬過去執屍體。」科學主任盧芷欣（Mandy）說。

尋找擱淺鯨豚已是漫漫長路，帶上屍體的回程路更加艱辛。一條成年中華白海豚約重200至250公斤，一般需要十個人搬運，但對每次出任務只有三四位成員的他們，拼盡力也只能拿約十分鐘。視乎現場環境和人手，有時無奈之下，只能即場解剖，僅把頭部或內臟帶回去。「我們即時解剖後會把這些樣本裝進冰盒裏，通常屍體在水中浸透又暴曬後都會有陣強烈氣味，有次我拿著裝樣本的冰盒時就被一大堆流浪狗追。」做了保育助理一年多的Ant回想說。那陣氣味有多臭？「大概比魚腥味再臭上不知道多少倍的味道吧。」

物理解剖：打開研究新缺口

行動組強忍著腥臊味帶回來的屍體，的確為鯨豚研究打開新的缺口。中華白海豚和江豚是香港海域常見鯨豚，兩者皆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被列為易危的物種。以往單憑出海監察，海面上遇見一抹抹飛快掠過的背鰭就是中華白海豚，研究人員可通過背鰭特徵辨認和追蹤，由此估算族群數字，但身上詳細資料一概不得而知。要了解江豚的更艱難，因為江豚沒有背鰭，平日就像一顆黑森森的子彈，淺淺地游上水呼吸，氣孔一碰到水面就潛回去，難以追縱和觀察。

「對於哺乳類動物、鯊魚這些大型海洋動物，很多時候都需要關注擱淺的情況，因為除了看牠們的屍體就別無他法。如果不是牠擱淺後讓我們發現到，我們不會知道長到怎樣才算成年，或者牠們在海中面對什麼威脅。」Mandy舉例，在解剖前對屍體的例行量度，可以得知海豚的身長、背尾鰭長寬、性別等資料，填補現時出海監察得不到的詳細數據。另一方面，屍體的一些表面傷痕也對研究尤為重要，均要拍照紀錄。如果遇上被漁網纏繞的個案，就會拆下漁網、垃圾等量度重量，仔細紀錄下來，因為一旦剖開以後，這些死亡的線索亦會隨之消失。

把屍體剖開後，透過觀察內臟組織的顏色、結構，又或者通過相關化驗，可以略窺到海豚死因之一二。保育基金在總結多年數據後指出，現時海豚主要的死因有三，除了遭到漁網或漁具纏繞以及被船撞擊致死，還有一部分的海豚受肺炎、寄生蟲和細菌感染致死。

可是，就算經過物理解剖和化驗，最終大概只有一成案件能夠確定死因，其餘的統統是「死因不明」。例如，大部分海豚在發現擱淺時已嚴重腐爛，屍身滋生其他細菌，就算研究人員懷疑海豚是受感染而死，檢驗出屍身所有細菌種類，最後也無法識別出哪種細菌才是真兇。

影像解剖：越來越接近死亡真相

自2014年開始，放射診斷學博士葛展榮與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合作，在傳統的物理解剖前，先安排把海豚運送到城市大學太平道動物診所進行影像解剖。

作為鯨豚影像解剖研究小組總監，葛展榮建構了一個鯨豚影像解剖系統化的模型，首先為海豚進行電腦掃描，判斷身體器官腐爛程度，少部分較為新鮮的屍體可以接著送往磁力共振。電腦掃描是用X光360度斷層掃描，有助觀察骨骼形態，對骨折等個案的檢測非常有效；磁力共振主要靠身體內的水分子去形成影像，針對大腦組織、神經、脊髓、筋腱、肌肉的傷勢都有較好的分析和呈現。

在傳統物理解剖之前，先進行這樣的一次摸擬影像「解剖」，在運送屍體回去海洋公園的路途中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報告，盡可能為接下來的傳統解剖提供方向和劃出重點。

電腦掃描、磁力共振，是我們一般去醫院時可能會遇到的名詞，將這些應用到鯨豚身上，則是第一次嘗試。現時葛展榮所用的儀器，沒有一台是專門為動物設計的，所有的掃描都是在人類醫學使用的儀器上完成。診所裏沒有相應的磅量度鯨豚的重量，只能單靠估計，還生怕放置屍身的床會被壓壞；掃描儀器的內部空間對人來說固然寬闊，但長有背鰭的白海豚就無法通過，葛展榮唯有視乎情況處理，有時就要將背鰭當場切掉再進行掃描。

與傳統物理解剖一樣，在進行體內結構的掃描前，要先為表面傷口做紀錄。葛展榮先用特製的三維掃描機，一下一下印在鯨豚表面，若鯨豚曾被𠝹傷或砍傷，在三維模型就一目了然。由於用相機拍照時容易受光線、角度等影響到最終成品，葛展榮表示三維掃描可以令紀錄更加準確，之後若想再作進一步分析，亦可以把模型放大縮小，直接在電腦上進行各類線性、橫截面測量。葛展榮表示，若果有現場解剖後取回的重要標本，掃描技術可以把找到死因的機率提升至25%左右，如果行動組能夠搬到海豚的全屍回來，差不多近半個案都能找到死因。

死因的定義辯論：沒有明確死因皆因審慎

當掃描技術能有效協助死因研究，然而為什麼至今，仍只有一成左右的海豚死亡個案能有明確死因？

在葛展榮完成影像解剖的報告後，會讓擱淺行動組一起比對，最後作出判定。在獸醫的角度來看，死因是令鯨豚瞬時斷氣、沒有生命的原因，時間點非常重要。而從影像解剖的角度而言，如何令鯨豚死亡的所有因素都可以是死因，這是兩個團隊對死因定義的不同，所以最後在行動組作出決定時，除了比對兩份報告以外，也要結合其他現場的發現。

「海豚其中一個普遍的死因是頭骨和頸椎分離，如果被船撞之後，兩者一分離就立即斷氣。在影像解剖中，他們會直接覺得這就是死因，但如果我們在物理解剖時發現傷口附近並無瘀痕，我們就要考慮其他可能造成的因素。例如我們常收到一些屍體已經是嚴重腐爛，那麼頭骨和頸椎分離另一個可能性是內臟在腐爛，腐爛時變了液體都可能令骨移位，或者長期間晾在沙灘後，肌肉開始腐爛導致頸椎承受不到頭部重量而斷開。」作為擱淺行動組最資深的保育助理之一，Anson表達了在判定死因時的種種考慮。

在這些考慮背後，還有他們審慎的態度。「每次有海豚死亡時傳媒都會問死因是什麼，又或者問死亡時間，希望得到一個確切簡單答案，但往往會忽略背後可能的病變、背景等。畢竟一提到死因都是比較敏感議題，很多時候傳媒為了配合某些立場，而用死因去寫故事出來，所以我們幾個團隊在披露死因方面還是會比較保守一點。」葛展榮表示，現時保育基金除了百分百肯定的情況外，所有疑似的原因都只會視作初步發現，而不會劃歸死因。幾個團隊都同意的是，死因並不是調查、研究的唯一目標，單以最後一根稻草就斷定導致死亡的原因是過於管中窺豹，所以在這個海豚的死因庭上，這群「法醫」更想把焦點放在背後可能出現的病變、死前可能發生的事、面對的威脅等等。

殊途不同歸：拯救海豚是英雄主義還是人道原因？

2015年有一宗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的海豚受傷個案，中華白海豚「Hope」當時背部和尾部受傷，脊椎骨更疑被漁船的引擎擊中而斷開，在海中浮沉三個多星期後終於由行動組找到並救上岸，但在海洋公園治療後三日便離世。單從死因而言，Hope是因為受感染有併發症而死，但其實是因為早前被船撞到，傷口沒能及時處理，導致最後情況急轉直下。死因可以很簡單，但死因之外的，也另有值得注目的地方。

在決定救Hope之前，整個工作小組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爭論應否施予援救。

海洋哺乳類動物存護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屬政府的諮詢架構，除了有漁護署、環保署等官守成員外，還有綠色團體、獸醫、學者、海洋公園行動組成員等人參與在內。行動組與葛展榮均認為當時的拯救是刻不容緩的事，但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在密切觀察海豚的潛泳時間和進食情況後，覺得仍未至瀕死階段，鑑於以前亦有拯救後不久就死亡的案例，他們主張再觀望一段時間，避免會對海豚造成額外傷害和壓力。雙方據理力爭，其後行動組亦五次出海拯救不果，最後至三個星期後才成功救起。

雖說葛展榮多為鯨豚屍體做影像解剖，但當初他們都有準備好電腦掃描，查看Hope傷口的狀況。「正正因為牠不是一被發現就是死屍，你會知道牠之前發生過什麼事、經歷了什麼，你聽到見到社會上許多的輿論和爭拗後，最後還是要看著牠以死去的模樣進入我們的儀器。」葛展榮帶著惋惜的口吻回想。Hope的死亡是不理想的結果，但不同的組織看待這個結果的態度仍有微妙的差異。在保育學會的角度，救海豚很多時候是延長牠們的痛苦：「希望大眾都明白，畢竟救野生海洋哺乳類動物和在路邊救一隻小狗是不一樣的，無論是運送去診所還是捕捉的難度都沒有那麼小，救上來是為了滿足某些人的慾望，我們認為（海豚）受傷死在海中比起被人捉起再死在水池中來得更加自然。」

無論如何，Hope這件事成為了重要的轉捩點，促使有關的團隊反思檢討，要做什麼才能對海豚最好。「經一事長一智，之後我們也是不斷學習，去改善這個系統。」工作小組主席梁美儀教授表示因為這件事，其後整個程序進行簡化，一旦有人發現有嚴重受傷的海豚，漁護署在通知工作小組主席後，由主席作為代表與獸醫及鯨豚專家討論救援方案，之後向漁護署建議，協助署方作決定。如果決定救，就會成立一個臨時小組負責工作，及後再向會議其他成員交代。然而這並非保育學會想見到的情況，「之前我們都覺得除了工作小組以外，還應該參考外國專家意見，但現在這樣，他們可以聽到的意見就太單一了。」

海豚的未來是怎樣的？

會議桌上波濤洶湧，海豚也要在漸多的人類活動中尋回日常的節奏，這半年錄得的擱淺數字上升，的確引起社會更多人關注。然而誠如所有研究的宗旨一樣，不能夠只靠一個案件、半年的數字去理解事物，縱觀多年的趨勢，才可以為海豚的死亡作一個真切的結論。

「我們發現擱淺的海豚數量和假日有關，在越多人行山的日子接到的個案越多，因為我們都沒有巡邏隊專門去找尋海豚屍體，基本上也很依靠市民報案，發現的案件有可能與搜尋力度成正比。」梁美儀提出在工作小組中大家其中一個見解。雖然一時三刻無法確定擱淺個案的增長是否屬正常，但在解剖後，行動組與葛展榮都發現到今年遭船撞擊的個案增至近一半，相比往年佔一兩成的比例更加令人憂慮。這些案件也不是集中在某個地點，可能在香港不同水域均有船撞到海豚，這些人為因素目前影響海豚的生存最深。

「單單這樣看，我們甚至不能肯定是船多了，還是海豚多了，雖然後者可能發生的機會比較少。」例如在要求船公司改航道等議題上，行動組與葛展榮明顯更為審慎，但保育學會會長鄭家泰希望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研究向政府和有關組織施加壓力，「這些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我們覺得研究不應該止於紙上，而是一起成為壓力團體，才可以對海豚更好。」

無疑，更先進的技術容許人類越來越接近鯨豚的死亡真相，從而對這個物種有更多認識，但是在香港，鯨豚研究者仍屬少數，不論擱淺的海豚多與少，這群接觸海豚的前線者面對的挑戰還有很多。「在學術界裏做鯨豚研究往往都不被視作坦途，所得的研究基金的資助等亦不多，前路其實都很難走，我們現在也是掙扎求存中。」葛展榮希望學術界、基金、甚至政府應該為鯨豚研究提供更多支持，才可以真正幫助到鯨豚和香港水域。

接近真相之後，這群追海豚的人還可以做些什麼？也許不僅僅是鯨豚在浮沉中掙扎求存，這群人也在努力，守住海洋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