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梦见Toby，或者该说是Daisy。身材高挑的她／他身穿暗紫珠片晚装，戴著紫罗兰色的丝质长手套，头顶浅金色大波浪及肩假发，化了个妖娆妩媚的妆。我们在一卡灯光昏暗的旅行车里，车厢中挂满了珠串吊饰、羽毛、的士高镜球。我在对镜化妆，早已准备妥当的她在我身后悠闲地抽著烟，我问她什么唇色好看，她从化妆品堆挑了一支暗紫红色唇膏，递给我。这一幕，活脱脱是1994年澳大利亚电影《沙漠女皇巴士团》（The Adventures of Priscilla, Queen of Desert，台译：沙漠妖姬）的场景吧。
换装：商场洗手间里
但现实是，Toby没有自己的旅行车，也没有自己的化妆室。
因为家里空间不容许，每次变装，他都要带上一大袋衣饰，到街上找一个可以换衣服的地方，通常是商场的洗手间；也因为在家里没有化妆——甚至是练习化妆——的空间，所以他的drag makeup基本上都只有聘请化妆师代劳。
人人都说，在香港，大部分的问题都是“空间问题”；但这个“空间”指涉的，除了实质居住“空间”，较容易被忽略的是由“空间限制”衍生出来的种种对可能性的扼杀以及思想上的限制：我不是说“实践”，而是如果连“实验”的空间也没有，我们的社会还剩下多少可能性？
与城市大部分年轻人一样，Toby和家人同住。虽然他算比较幸运，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但家里的空间始终有限。
“在你练习化妆的时候会有家人经过、甚至走进来——你可以想像我几乎连练习化妆的机会也找不到”，因为“家”的公共性，也因为香港狭小的生活空间，私隐几乎不存在：“比如说，就算是我的房间，就算我把房门关上，但是你总不可能把化妆品摆到满桌都是啊！”在“家”的空间，限制不只来自单位大小，更来自每个家庭成员“个人空间”的并置与重叠，往往把关爱变成互相规训（discipline）。
有时候，规训会以比较温和的方法表达：虽然Toby本身在一家国际时装品牌任职，日常工作接触女性时装居多，把品牌衣物带回家也是平常事，但家人往往透过擅自/故意“执走”（拎走）存在他房间里的“女性化/女装衣物”，“以过滤不正常的信息”。静静地把衣物收到隐蔽的角落，一方面眼不见为净，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宣示空间的主权和规则：这是我管理的“家”，而在这个空间里，不欢迎这种“不正常”。原来要有“选择”，是需要资本的。
每个家庭成员“个人空间”的并置与重叠，往往把关爱变成互相规训（discipline）。
家人是可以选择的吗？
这让我想起 Drag 文化出现的背景和历史。男扮女装作为表演，在不同文化都有很长的历史，而接近我们现在熟悉的形式的扮装（cross-dressing）派对，在1920年代的纽约已开始出现。但你可以想像得到，这些场合往往是由白人主导。虽然黑人皇后也有参与这些派对，但碍于整个社会种族歧视的风气，他/她们始终难以融入，就算是参加扮装选美比赛也鲜有获得认可。后来这些非洲裔与拉丁裔皇后决定自己另起炉灶，自己为同样是“有色人种”的扮装皇后举行专属选美比赛（Ball），打破白人垄断的局面，为自己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她们建立了“House”，创先河的就是House of LaBeija。这种类似“家族”的团体型态除了开拓以后的House Ball文化，更加奠定了我们熟悉的LGBT社群的连结模式。我们不难注意到这种“家族”其中一个重点是“house”，也就是“家”。“家”的重要性是来自当时不少同志被原生家庭驱逐，有家归不得而要在街头流浪。尤其是受著种族、阶级以及性取向等多重弱势的非洲裔与拉丁裔年轻同志，生活更是苦难。“House”的出现提供了在原生家庭以外一个“另类家族”的存在，为这些LGBTQ们提供容身之所。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但与家人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正如我在Toby的面书上看到这个故事：“母亲指着一团黑色物件问：‘系咪你架？’（是不是你的？）我瞄了一眼，答：‘乜黎架？’（是什么？）母：‘点知你。’（怎么知道你）哦，原来是一条黑色长丝袜，肯定是昨天不为意时丢了出来。其实我的背囊还有胸围、阿婆底裤、袜裤和tucking用的橡筋带。她也应该知道那个购物袋放满了女装衣服和假发，我现在（在她眼中）恍如变性、易服癖的孩子，一切都回不去了，也苦了我的母亲。”虽然每次女装衣服被“执走”、或是富有挑战性的质询总是令人气结，但Toby也明白：“同志母亲不易当，跨性别母亲就更艰难（如果变装属于跨性别）。家中三个男人都很自私，每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唯独我母亲处处迁就、处处维护、左闪右避 ，实在是女人之苦。”
后来，虽然在家里不会特别隐藏，但Toby还是索性把女装衣物拿到自助洗衣店去洗，变装过后在屋企楼下还是会特意“再变装”，脱下高跟鞋换上sneaker再上楼，大家留一线。
在她眼中，我现在恍如变性、易服癖的孩子，一切都回不去了，也苦了我的母亲。
将“娘娘腔”变成武器
撇开家庭的羁绊，或是因为性格自信外向、表演欲旺盛，Toby几乎从来都是张扬的。也不知是否性格创造命运，成长路上，Toby似乎没有遇过很大的障碍或压迫，从小就拥抱自己非一般的性别气质，一路以妖姬的姿态走来。本来想问一下他到底会如何形容那种气质：“俗啲讲咪就系死乸型啰！”（俗点说不就是死娘娘腔呗）我问得腼腆，他反而答得从容大方。那么，一个人到底如何在成长过程中拥抱自己是“乸型”呢？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很loud（张扬），还记得那时唱K我已会学Madonna跳很性感的舞，会站到沙发和桌子上跳舞，一时又跳到地上，飞来飞去的，甚至会贴身挑逗一下我的男同学，踩下界。”毕业之后的Toby继续“飞来飞去”，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不能停下来的，我需要不断有新的project，新的事物，新的挑战”：在大学他投身校园同志运动，也曾走上街头争取同志社群权益的，而机缘巧合之下，他的表演欲和阴性特质找到升华的渠道：Drag。现在Toby化身Miss Daisy，以娇媚的舞步和大胆的姿态挑战关于性和性别的种种禁忌。
但我不明白，既然抗争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为甚么偏偏选择了看似柔弱的阴/女性姿态？
“在中学时我已明白到‘乸型’可能的力量！虽然我读的是男校，你想像我这种人应该会被欺负得很惨吧，但其实那些男生都不敢对我怎样，因为当他们以为‘性’是武器，或者‘女性化’就是脆弱，我却完全own我的性，甚至很aggressive的展现我的女性特质，‘乸型’反而成了一种武器。我明白到他们一方面对性有兴趣，更多时候是怕，要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但他们的man威胁不了我，所以他们对于我这种‘淫荡’的存在其实不知如何回应，原来这种‘女性化’的表演可以很有力量。”
但他们的man威胁不了我，所以他们对于我这种‘淫荡’的存在其实不知如何回应。
变装（drag）指的通常是穿著异性衣饰进行的一种表演，变装国王（drag king，通常指打扮成男性形象演出的女性表演者）和变装皇后（drag queen，通常指打扮成女性形象演出的男同性恋表演者）的表演经常采用其“演出”（perform）的性别典型的行为举止，以夸张化的手法讽刺和批判既定的性别定型。
著名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早期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曾就drag进行分析。传统上对于性别的理解是根据“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的三元系统，把“性—性别—性向”（sex-gender-sexuality）捆绑起来。“异性恋矩阵”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身体特征定义我们的“生理性别”，再进一步把“生理性别”社会化，把一些性格特质和行为举止与“生理特征”捆绑，拥有男性性器官的人会被要求做符合“男性”这“社会性别”身分的行为。根据这个系统，“社会性别”身分、性别特质和性取向都来自于“生理性别”，而性被认为是天生和自然而然的（《性别麻烦》第三章第三节，147页）。巴特勒挑战“性—性别—性向”的“自然”关系，提出不只是社会性别身分（social gender），连性别本身也是特定社会及历史底下的产物，是人工化的创造和再现。巴特勒提出“性别操演”这个概念，将性别理解为一种“操演”（performance），而所谓的性别现实其实是不停透过操演去建构。“性别”因著“操演”而维持，而“操演”在巴特勒的理解下是一个对外的动作，也就是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性别，以符合“社会性别”的“演出”去换取一个被接纳的角色和位置。
女性形象的力量正正来自于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性”和“身体”的限制和束搏，而drag就是利用了这种“被观看”的位置，挑战何谓“正常”。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曾谈及像drag这类性别表演（gender play）的颠覆性：“行动、姿态与欲望生产了一个内在的核心或实在的结果，但这结果是在身体的表面上、通过具有不在场的符号运作而生产的。这些行动、姿态，演绎及实践可以解释为是操演性的，因为他们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和身体都是虚构，是通过身体符号以及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这表示除了构成它真实‘身份’的那些不同的行为以外，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身份。”（《性别麻烦》第三章第四节，178页）
“操演”作为一个不停反复的动作和过程，其实也牵涉到复制、再现和创造。透过夸张和人工化的性别表演，drag暴露了所谓自然的“性别”作为一种“表演”的本质。
而对Toby来说，变装以女性的形象演出是目的也是手段：“正因为女性的身体和性受到如此多的管制，女性的身分被这些压制赋予了极大的反叛可能。”由古典艺术到当代的性媒体，正因为自古以来人们的眼睛就被训练成聚焦于女性身体：“男人没有人看的，相反，女性的一言一行以至女性的整个存在都在demand你的全部注意力。”当女性被设定为占据这样一个位置，再加上社会文化加诸女性身上的诸多枷锁，女性最细微的反叛行为都会被注目而且无限放大：“所以以女性的persona所作的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因为其性别规范而变得非常具戏剧性和力量——你看Madonna这么多年还是被攻击，但换成是Prince穿鱼网丝袜反对声音就少很多，大家只会觉得他很前卫，而不会如指责Madonna般说她是妓女。”讽刺地，女性形象的力量正正来自于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性”和“身体”的限制和束搏，而drag就是利用了这种“被观看”的位置，挑战何谓“正常”。
同志圈里的弱势存在
“或者，我扮装——或者对于‘女性化’的表演产生兴趣，除了本身的气质使然、以及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以外，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男同志圈里面对于‘乸型’的歧视。”原来需要挑战的，除了父权对于女性以及和异性恋霸权对于其他性取向人士的打压，还有同志圈里面的歧视。
“很难想像吧，其实男同志圈子基本上是不欢迎‘阴柔’（sissy）气质的男同志——就是坊间习惯把男同志都想像成“camp camp地”的形象。在所有男同志交友app上面，大部分人的‘择偶条件’都写著‘no sissy no fat’，意思就是告诉你：‘你揾唔到食架喇，你收皮啦。’（你找不到对象啦，你省省吧）”连在同志圈里非常有地位的信息网站也发表过一个调查，直接指出“阴柔”气质的男同志是没有市场的：“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健康，为什么男同志不可以接受更多元的性别特质？”
“我遇过不少男同志他们会很不客气的说：‘我是gay的，我喜欢“男人”，不是你这种。’他们有些甚至本身也是属于阴柔气质的男同志。”这种歧视背后的原因或者比单纯的审美观要来得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说他们仍然迷信传统性别气质，即是男人必须是‘阳刚’的，因此就算是选择了以男性作为欲望对象，成为了所谓‘小众’，仍然偏好非常传统男性阳刚气质的‘男人’”，据Toby所说，在圈里，最贴近“正常”阳刚气质的男同志是最“抢手”、社会地位是最高的。
虽然阴柔特质的男性与阳刚气质的女性都是做出了不符合其“社会性别”的“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但因为两者地位有“高低之分”，所以前者是“自贬身价/自甘堕落”，而后者则是“僭越”。
男同志圈对于‘阴柔’（sissy）气质的男同志的歧视，Toby认为“其实也透露出根深蒂固的厌女本质，他们觉得‘女人/女性化’就是比较贱。”因为在这个传统对于男性气质的定义之下：“‘乸型’的男同志根本不算是‘男人’”。本地的酷儿学者金晔路在其文章《Recognition through Mis-recognition: Masculine Women in Hong Kong》（2008）中就分析过，虽然两者看上去是同样逾越了既定的性别规范，但阴柔特质的男性（feminine men）与阳刚气质的女性（masculine women）受到歧视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金晔路在文中提到，男性和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里被赋予不同的地位，男性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女性则是从属、被支配的角色，因此，男性化（阳刚）和女性化（阴柔）的特质也被赋予相应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人也会因为其展现的性别气质而被赋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虽然阴柔特质的男性与阳刚气质的女性都是做出了不符合其“社会性别”的“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但因为两者地位有“高低之分”，所以前者是“自贬身价/自甘堕落”，而后者则是“僭越”：阴柔特质的男性因为展现了“较为低下”的阴柔特质，而被认为是“有辱”男性超然的地位（superiority），而阳刚气质的女性则被认为不安守本分，企图透过“模仿”阳刚气质以脱离女性较低下（inferior）的地位，渴望成为“地位较高”的男性。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圈里面阴柔气质的男同志占了大多数，但反而是最被嫌弃的一群。”
同运何去何从？
由voguing讲到同志运动，作为同运份子，Toby对于同志圈的生态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在歧视的背后，我们除了看到根深蒂固对于性别二元的迷信之外，更加看到普罗同志与同运的分野。”当同运中人争取多元表达，鼓励大家站出来“做自己”，圈中人更多的是在经营“融入”（passability）：“这也解释了为何符合典型阳刚特质的男同志比较受欢迎，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是go for acceptance，他们根本不想这样loud的站出来，就算是出柜了的同志，有部分人还是觉得butch queen（非常张扬地女性化的男同志）非常碍眼。”Toby认为这也跟时代背景有关：“毕竟同志可以大摇大摆走在阳光下也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一直以来他们习惯了低调，觉得既然低调的日子都过得去，就没有必要冒著冲突的险去push些甚么。”
我留意到伴随著同志平权运动认受性的提高，社会上的论述、甚至是同志运动本身，也有“规范化”（normalization）的倾向。当不少企业纷纷标榜“同志友善”作为品牌包装，同志运动渐渐成为市场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同志游行集会变成媒体/商业活动，多了顾虑和经营，弱势的同志似乎慢慢被推向边缘。
阴柔特质的男性因为展现了“较为低下”的阴柔特质，而被认为是“有辱”男性超然的地位（superiority），而阳刚气质的女性则被认为不安守本分，企图透过“模仿”阳刚气质以脱离女性较低下（inferior）的地位，渴望成为“地位较高”的男性。
Toby认为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刚才我们讨论过那种崇尚passibility的风气，其实这也是很类似的。同志也是接受普通的异性恋教育成长，他们也会受到很多既有的对于性和性别的价值观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你要别人接受你，首先就要‘做好自己’。”所谓“做好自己”的意思就是作为不合符社会期望、“社会地位较低”的一群，你要被接纳，就要符合某个标准，例如你要有正当职业，最好还是年轻貌美的：“很现实的说，我们也明白实际上这样是最容易‘入屋’的，虽然这也非常危险，但你也知道，star power和资本在推动平权运动的认受性方面是非常有用的。”的确，如果没有名人明星的出柜，没有了跨国企业对于同运的支持，我相信媒体以至社会整体对于同志的接受程度不会在这几年有近乎180度的改变。
同志也是接受普通的异性恋教育成长，他们也会受到很多既有的对于性和性别的价值观影响。
同志运动发展在这个历史关口，一方面形势大好，但另一方面也是步步惊心；我忧心忡忡地问Toby对以后有什么看法，他似乎没有我那么担心，轻轻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叫Daisy吗？”我坦白说我也想了很久，但猜想总不是因为他喜欢雏菊吧。Toby以一贯很fabulous又很嚣张的态度答道：“Daisy就是菊花，啲人成日话（别人整天说）gay man钟意‘玩菊花’（肛交），觉得男同志都是淫荡的，我咪索性将个名改做‘菊花’——摆明车马，系啊，我就系钟意‘玩菊花’，我就是淫荡，咁点啊？（我就索性把名字叫‘菊花’——明刀明枪，是啊，我就是喜欢‘玩菊花’，我就是淫荡，又怎样？）”
或许，在这个年代，比起愤怒和绝望，我们更需要相信自己所做的，然后不顾反对地坚持下去：我相信，正如《沙漠女皇巴士团》坚持以女皇的形象在沙漠小镇行走，Toby以Daisy自信又烟视媚行的姿态，在这个城市自能走出一条新的路。
最后一句中“烟视媚行”的用法存在歧义，烦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