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我如何成了台湾纺织厂里的一名“老师”

这是一个让人没法马上点头却也无从拒绝起的提议：我的受访者邀请我担任工厂里的“采访写作课”老师。

那一天，我正在新北市的巧欣针织社，采访老板的女儿陈思颖。效率惊人的她，在短时间内巨细靡遗简报完这间针织工厂开办过的各种课程，花样实在太多，我都还没完全记牢，她又谈起接下来打算请高中热舞社“跳”进工厂拍支宣传短片，以及把“工厂里的教室”模式，延伸复制到上下游的合作工厂去。

将理念和尝试都一一陈述完毕后，不久前才刚以小工厂振兴计划，在西班牙入围2017年服务设计大赏决选名单的陈思颖，冷不防问了我一句：“既然你是记者，要不要来我们这边，为高中生开一场工厂里的采访写作课？”

难以点头的理由在于，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在记者这份工作上，有什么可以“教”别人的。我喜欢平原走马的闲聊，更胜正襟危坐的采访；对生产线劳工的兴趣，又超越日进斗金的大老板；更别提我总是用最笨、最没效率的方法，把数小时的闲聊全都缮打为逐字稿。在对时事反应速度近乎苛求的主流媒体中，我时常因此感觉格格不入。这样一名不依循正规军作战方式的记者，实在没有太多职场上可靠的存活技巧能够传授。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抗拒与中学生面对面交流的诱惑。做为成长于上世纪末的一员，我曾经探询周遭上过家政课的女性亲友，学生时代是否缝过围巾、打过毛线？大家的回答口径相当一致：“有上过课没错，但是我们全班的作业，大概都是妈妈打出来的。”在汲汲营营于升学考试的年代，台湾中学生的家政课成绩，得分项目往往取决于母亲的手艺灵巧与否。现在，我很想告诉孩子们，曾经发生在家乡土地上的一切，不只是教科书上的“进口替代”、“十大建设”那样简单的名词而已，它是关于一整代人的幸与不幸，更是理解父母亲那一辈生命经验的钥匙。如果我们不能清楚认识过去，走向未来难免会有失根的茫然或是不明究理的怨怼。

几次往返讨论后，我被自己的受访者说服了，或者说，我其实是被自己说服了。

我和陈思颖达成共识，开设“采访写作课”的目的，是要促成十六岁与六十岁之间的对话。我们决定先用半天时间，解说访纲设计、现场提问的基本要领，剩下的半天，要求学生们两两一组，在规定的一小时内，采访两位于针织社现场工作的阿姨，回家后写下她们的人生故事。

课堂上

工厂里可以上课的空间不算大，八名学员坐下后，差不多就填满了。我目测了一下，被这堂课吸引而来的，泰半是女孩子，还有一对姐弟，特别从新竹前来上课。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当老师，我但愿自己表现得还算镇定，反倒是主动提议开办“采访写作课”的陈思颖，当天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她私下告诉我：“有些阿姨平常话不多，我担心高中生年纪差太多，找不到共通话题，可能五分钟就聊完了，剩下的时间该怎么办？”

经她这么一说，我也稍稍不安起来，这一天的课程，我没有准备任何额外的讲义，可是我想，到头来我们只能相信这群高中生，毕竟回到课程以及“工厂里的教室”开办源起，不就是奠基于相信十六岁的年轻人，绝对有和六十岁长辈沟通、理解、合作的无限可能吗？

真正短兵交锋的时间到来时，让人惊喜的是，访谈才开始没几分钟，好几位学生已经突破阿姨们的心防，逗得她们眉开眼笑，我本来因为不安而发疼的脑袋，一下子松了开来。到最后，原订一小时的采访不仅没有缩水，还被欲罢不能的学生自动延长成一个半小时，不得已必须强制喊停后，学生们主动和阿姨拥抱，央求一块合拍纪念照。

一旁的陈思颖有点看呆了，她的父亲则是不停地拿起手机拍下现场一切。不久后，这位针织厂的老板成为低头族的一员，不时将大合照从手机里翻出来回味。

最让陈思颖始料未及的，其实是一名资深员工的故事。她指了指右前方身著红衣的背影，语带感情说道：“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出生之前，秀鸿阿姨就在我们工厂里工作了，爸妈不在家时，都是她负责照料我们家三姐弟长大。阿姨平常不太主动和人聊天，我很担心她不愿意回答学生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人生头一回，见到她一口气讲了那么多话。”

采访写作课结束时，陈思颖珍惜地看著高中生交回的作业，里头藏了许多陌生故事。这位看著陈思颖长大的秀鸿阿姨，在受访时说出不曾透露的生命片段，故事中包含了挫折、喜悦，也包含了一个女人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22岁开始做纺织，长期坐在纺织机前，重复著同样的动作，肩膀会酸，重新修改厂商退回的衣服，心里也会烦。虽然会累会挫折，可是开心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我不如活得快乐一点。”

“年轻时，因为童工的收入少，我只学了三天就开始做事。本来我也想开一个小工厂，可是产业慢慢走下坡，我身边也没有可以帮忙的人，只好放弃。到了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梦想。”

“下班后，我会和朋友约出去逛一逛， 衣服销到那里，流行什么款式，我都会去看一下子。如果刚好看到衣服的logo是我们做的，我会翻翻看衣服做得好不好，要是看到一点瑕庛，心里都会不好意思死了。”

下课后

对参与课程的高中生而言，阿姨们的年纪差不多都可以做奶奶了，两个世代之间的生命经验全然不同，看待工作的方式，自然也有著极大歧异。对出生于21世纪的年轻一辈来说，未来理想的工作，应当是和“兴趣”、“梦想”合而为一的，可是和他们对话的长者，频频给出的回应却是：“我们那个年代做这行是别无选择，为了生活，为了顾家庭，哪有什么人是为了兴趣而工作。”

1956年出生于台中的傅美珠，提到自己还是少女时，就得外出工作贴补家用，对她来说，家族成员的荣耀，就等于自己的荣耀。“我十五岁出来工作的时候，弟弟才七岁。我们家人书都读得很少，只有弟弟有读到国中夜校毕业。后来弟弟跑去参加公职考试，那次考试，只有他一个人是以国中学历考上，据说他是全省第二个国中毕业考上公职的人，图书馆管理，五等职，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就掏钱为他办了一桌宴客！”

生命经验的不同，并不妨碍两代之间互相理解，缺乏的只是让彼此交流的机会罢了。一名学员在课程结束后透露，其实自己的父亲就是针织机械厂的业务，她一直很想认识父亲的职业内容，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走进工厂，才了解父亲所处的行业究竟是在做些什么。还有一名学员，则在课后回馈单上，写下了她的感触：“我从访谈的阿姨们身上，开始了解以前读的历史，因为她们真的就活过那个时代。阿姨们一直跟我说谢谢，但其实我更想谢谢阿姨们，谢谢老板和所有人。”

至于我自己，也从这段备课过程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身为一名在印刷工厂里长大的孩子，我一直没有真正明白过，父亲的生意究竟从何而来，又经历过哪些变化？当我分享针织工厂的采访经过给他听之后，他突然开了口，慢条斯理提到，自己当年刚跨入印刷业时，就是从印制外销服饰上的吊牌起家，后来这门生意的利润渐薄，他才又筹钱更换机器，转入自黏商标的印刷，搭上电子业外销鼎盛年代顺风车。

父亲一直不是个话多的人，过去亲友最常给出的评价是“老实木讷”，但是那一天，我们聊了比平常多上好几倍的时间，第一次听他吐露从未说过的心事和遗憾。某种意义上，我想我们也往彼此又更靠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