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港，深夜回到旅馆，大厅里有三个孩子四处摸摸弄弄：坐沙发、转吧台椅子、拨弄饮水机，乐得很。她们的父母穿著短裤、Polo衫、球鞋，看起来像是带著孩子来香港渡暑假。不过真的吸引我注意他们的，是妈妈轻轻喝斥孩子的言词和声音。
“台湾人！”在心里面，我对著自己说。
“台湾人？”进了电梯，我笑著问他们。
“是啊，你也是？！”
“小朋友暑假来玩？”
“对啊！那你一个人？”
“来这里工作的！”
“这么晚，好辛苦。”
电梯从大堂上15楼，要不了一分钟，几句话没讲完就到了。一个人感官大开，特别注意、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或许是天性。有人和你用同样的语调说话，你们各自知道对方家乡的样貌 —— 说不定就隔两条街。身处他乡异国，接触不一样的社会时，你们有一样困难，即使想不出办法，至少有个懂得的人。“懂得”，就足够疗愈了。
不到一分钟巧遇台湾同乡的经历，突然让我想到若把场景倒回六、七十年前，香港涌进了数以万计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们大多数为了逃避战祸或者共产党统治，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生活困顿。在这种处境下，乡亲间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和那对台湾夫妇，所处的时代既没有战乱也没有饥荒，到香港为的是工作或休闲。如果这样的处境，尚且会为了遇上乡亲感到安慰；1950年代抵港的长辈们，彼此对同乡间的依赖，岂不更是千倍万倍？
七月一日，在这个几乎绑定政治讨论的日子，端传媒上线了一系列策画许久的报导，其中一篇就是以探索建制派为主题。启德公屋的故事，细致地呈现了一个被归类为“建制派票仓”的公屋区里，基层政治人物如何经营一个社区的近身观察。而“同乡会”，就是其间最重要的一环。
在一些大而化之的论述里，“同乡会”和“建制派”是画等号的，也分享相同的标签：“保守”、“反民主”、“北京傀儡”。而落实到操作面，最鲜明的印象是“蛇斋饼粽”，但这印象显然太平板。
“同乡会”，是解读香港建制派重要关键字。特殊历史情境酝酿出的同乡情谊，随著时间逐步固化成政治动员体系的一部分组成。其后北京政府在企图转化、影响香港时，对基层社会所投入的大半资源，例如亲北京商界的资金、政府补助资源，都奠基在这个基础之上。
从这样的历史和社会结构里，可以发现即使“保守”这个标签能够成立，它也其来有自。建制派支持者的身上，印记著实实在在的香港故事，它是当今结构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建制派支持者的政治认同，重要的首先是理解。要解开香港政治的困境，恐怕要从深度探索建制派出发。
更重要的是，除了“同乡会一代”的长辈外，香港一直接纳著新进的大陆移民。新一代的移民不会参与老派的“同乡会”，但面对陌生环境所需要的情感依靠和同侪支持，新、老移民是心同此理的。各种以大陆地方为基础的“青年会”因而跟著这个需求而诞生。这像是新一代的“同乡会”，但它是会层层叠加，加固建制派已有的支持结构？或者是由于现今香港不同于五零年代的历史条件，会让新移民能够快速脱离同温层，融入香港社会，从而产生与以往不同的多元价值观？这是我们观察、记录今时今日的香港时，不能忽略的角度。
如果豪華區和貧民窟緊鄰(作為貧富差距的象徵性說法)是民主的錯，那麼北京索性就看不到貧民窟了，該封聖了。謝謝你讓我那麼形象化地看到了「不是民主」的優越性。
我猜你想提出的是「民主」不保證絕對公平吧？當然了。不然哩？你以為你在天堂？給你張選票你就成仙？
印度搞不好證明民主無用。
因為有民主所以有資本剝削。
——你確定要作出這樣的結論嗎？
再簡單一點，你抓住的其實是「它保證的是公平」這根辮子吧？那好吧，我就再嚴謹些加個「比較」，「它比較能保證的是公平」。
至於最後那段，又燒上全球化了。
是誰混淆(混炒)概念？
楼下又在混淆概念。
民主社会也会有剥削、也会有压迫。当初马克思观察英国老半天写出了资本论，我问你英国民主不民主？
当今印度号称最大民主国家，你去看看孟买的豪华住宅区和紧挨着的贫民窟。你一定认为这很公平嘛：住高楼的都辛勤劳动，住贫民窟的都好吃懒做，能怨谁呢是吧？
西方社会既民主又公平，繁荣而自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可又是谁在哪里为了微薄的工资成天窝在简陋的工厂里毫无保护措施地使用有毒工艺给他们加工皮鞋和牛仔裤？
民主社會不保證幸福，它保證的是公平，公平的社會比較合理，合理的社會中人們較有機會展示自我，詮釋各自對幸福的想法。誰該為「人民」的幸福負責？人民自己吧！人民是什麼？是你。你，要為自己的幸福負責。是你，要去分辨什麼東西利於你的幸福。別等一個在「人民」對面的東西來幫你選擇然後還要為你負責。這種東西通常會幫你選擇但不對你負責。矛盾沒有徹底解決的時候，它只能平衡不能消除。明白這點也叫做面對現實，有能力接受問題懸而未決的恆常狀態。簡單來說就是，腦子不能懶，去看看吵的是什麼，然後勤於權衡分辨。因為，沒人會/要為你的幸福負責。
「幸福」是什麼？這可是個哲學問題。要用政治制度來回答？
好复杂，总觉得政治人士好像不用上班，然后为了各自的理念吵来吵去，忽略了真正的民主和人民的幸福。假如自己的理念想法获取政权，能解决现有矛盾不？我的想法是一切民主都应该跟人民幸福挂钩，人民不幸福了民主有啥用？
如果建制行的是鞏固和利用這張羅網，反對派則應該是反向打破這張羅網，但那是個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資源的支持，並長期作意識深耕的工作。這無論在意識封閉高壓的中國，還是香港，都已經不具備。而台灣，其實還是在受鄉土社會的影響吧！
在西方，沒了上帝，我們只對付個人；在中國，本來就沒有上帝，但我們要對付的不是個人，是一張人倫的網。
不能說因為窮是以容易被實惠收買。再虛無點的人，可以實惠照拿你的，但也不見得支持你。
今天參加一個屋苑的業主大會，我看到的是中國「人情社會」的習性，讓作為手段的選舉制度因為欠缺個體意識而失去了必要的理性基礎。魯迅推舉尼采，大半因為他主張一個人即使旁無依傍也要站好為自己負責，上帝倒好打發，反正摸不着看不見，無憑無據。但人情世界卻具體得難以衝破。選票不止是選票，背後附加的前提，中國人怕是難得做到。針對這個文化特性，我們再來看民主於中國落地的基礎，就比較清晰了。
「新一代的移民不會參與老派的「同鄉會」」- 似不盡言。同鄉會能有吸引力，除了文化紐帶，也有階級因素，窮的人自然更需要同鄉會的蛇齋餅種。除非你說新一代移民都沒有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