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竹棍走江湖，他们是快递时代最后一批挑夫

一整个下午，冯翔像一只猎豹，在重庆市中心的圣名服装城外“狩猎”。一位中年女性扛着桌子从商场里吃力地走出来，冯翔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不多久又骂骂咧咧地走回来。“（她要我）扛到一个好远的地方，还得坐公交车，只给我5块钱，搭公交的钱都不够，我跟她讲让她自己好好扛吧！”

冯翔今年33岁，是个入行一年多的“棒棒”（重庆挑夫的俗称）。在依山而建的重庆，行路难免爬高上低，要是带着大件行李或重物，走起来更是吃力。遇上这种时候，重庆人多半会找棒棒来帮忙。他们肩上扛着一米多长的竹棍，棍子两头系着结实的尼龙绳，游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招揽生意，大到家具、电器，小到一袋蔬果，都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据重庆大学2010年发布的《山城棒棒军的生活状况调研》，重庆当时约有30至40万“棒棒”，人均月收入在1500到2000元之间。

这一人数很快遭遇断崖式下跌。近十年来，随着电商的迅速扩张，快递行业连年高速增长，吸纳了超过300万快递从业者。在重庆，随处可见骑着电瓶车穿街走巷送快递的年轻面孔，据招聘平台和媒体报道显示，他们月薪达到五千元左右，不但令棒棒军相形见绌，更超过重庆人均月薪两成。

与此同时，棒棒军的生意大幅减少，如今主要承接像从商场到地铁站这种“最后几百米”距离的工作。除了年事已高的棒棒，很多人都选择了转行，冯翔却做了和同龄人相反的选择——一年多前，他成了一名棒棒。

做棒棒很自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冯翔说，做棒棒是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潇洒人生。他做一单生意赚很少，5元起价，距离远的话再加几元。货物轻重都是一个价，但超过80斤的他不挑，“对自己好一点”。这些定价并非不可撼动，有时一整天接不到活，有些爱讲价的客人把价格压到2元，他也会做。刚开始有些老棒棒不满他2元也接单，觉得他压低了“行业标准”，他也不怕：“反正他们也打不过我”。

生意好的时候冯翔能赚个100元，生意不好的话一天零收入——这样的日子不在少数。没有生意他倒也不着急，“今天没有明天有”。冯翔觉得做棒棒很自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干什么干什么，一根竹棍行走江湖。

自19世纪末开埠以来，重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关键交通枢纽。大量货物运至江边，再由人力输送到各处，加之彼时重庆城区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人力挑水，一度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棒棒军。后来自来水管网络日渐完善，棒棒数量锐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棒棒军的队伍再次壮大。

研究棒棒军多年的学者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写到：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棒棒”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的延续。

拒绝了报酬5元的工作后，冯翔一整个下午都没有接到活。在服装城门口的台阶下面，送快递和做货物搬运的车辆一字排开，冯翔和一群抱着大粗竹棍的“棒棒军”斜倚在台阶上面，机警地四处张望。他是那群人中唯一的青壮年，瘦弱的长者们把原本就“大只”的他衬托得格外显眼。

他有几天没有换衣服了，落腮胡看起来也有日子没刮过，旁边的长者说他不爱干净，他立马反驳说自己每天都洗澡。一双廉价的绿色军鞋已被磨得很破旧，为了省事，他从不穿袜子。

服装城早餐六点钟开门，冯翔七八点睡醒后就坐在门口等着，下午四点半商场关门，他也火速下班，开始找乐子。他不喜欢打游戏，也不抽烟喝酒，手里有个几十块钱就会用来“找小姐”。说起这些，冯翔没有不好意思，而是显得神彩奕奕：“到了晚上我就去路边嘛，便宜，五十块钱。”这样的消遣对冯翔来讲当然不是日日都能有，生意不好的时候要存好几天钱，才能去一次。他住在距服装城半小时车程的小旅馆，单人间，每晚12元，狭小得就像香港人口中的“棺材房”。旅馆大厅有台公用的电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看剧，警匪片是他的最爱，打得霹雳啪啦的特别刺激。

冯翔出生在重庆南川区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因为计划生育，他成了家里的独生子。16岁初中毕业后，他辗转做过农夫、摩托车配件厂修理工，还去火锅店洗过碗。

这些工作虽然收入稳定，他却做不下去。配件厂很大，很多人住在一起。冯翔觉得那里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监狱，加起班来没完没了，还没有加班费。他十分想念自由。

从配件厂逃离后，冯翔成为一家火锅店的洗碗工。没想到，这里的经历一度成为他的恶梦：辣椒太呛，双手长时间泡在洗洁精里后变得又痒又痛，“不安逸，遭不起”（“安逸”是四川方言，表示舒服、满足的状态）。

决定做棒棒的那一天，冯翔去山上砍了一根竹棍，然后来到重庆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解放碑。背着几十斤的货物，双肩又麻又痛，但他想起火锅店油腻的味道，想起泡在洗洁精里的双手，就觉得肩头轻了不少。那天他接了十几单生意，挣到接近100元。

不想送外卖，怕撞到人没钱赔

60岁的谢家华做了20多年棒棒，目睹棒棒军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入行以来，他一直保持着早上六点开工，晚上七点收工的习惯。以前从早忙到晚，在重庆城区到处跑，现在却多了很多坐在台阶上玩手机的闲散时光——很多原来由他们来送的货物，现在都发快递了。

四五年前，他们还是搬家的主力军。几个人一组，每个人可以分到几十块钱，如今客户们更喜欢在App上轻点几下、就有人上门搬家的服务，没能搭上移动互联网快车的棒棒军，被彻底遗忘了。

谢家华个头矮小，又十分瘦削，稍大点的货物感觉都能把他压趴下。棒棒军的圈子里攀比的是力气，力气小的人会被看不起。现在他上了年纪，更是经常有人说：“老头，你挑不起的呦！”他很不服气：“我比很多年轻人挑的还多，现在能挑180斤，年轻的时候挑更多！”

作为一个资深棒棒，他有一些固定的客人，收入比冯翔稳定一些。记者跟着谢家华来到一家杂货铺，六点钟刚过，他便开始把摆在外面的货物搬到店里，摆放整齐，这样一次的价格是6块钱。

人生的前40年，谢家华都在乡下种地，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和同村的女人结了婚，育有一子一女，原以为会在熟悉的地方生活一辈子，但后来土地被征用，只好进城另谋生路。谢家华没念过多少书，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无奈做起了卖力气的棒棒，没想到这一做就是20年。

谢家华不是没有离开过棒棒行业。有一次他突发十二指胃溃疡，本想好好歇歇，在家躺了半个多月，觉得无聊，又回来做棒棒。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别的工作，在村里修桥，一天能有100元，还稳定。他也不喜欢，觉得又累又不自由。

朋友劝说谢家华一起去做快递员，但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做不好那些“年轻人的玩意儿”，不如踏踏实实做棒棒。因为地势原因，重庆有些快递员送货时也会带上一根竹棍，但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棒棒军。曾有朋友转去做快递，觉得辛苦、压力大，又跑回来做棒棒，这更让谢家华相信自己的选择。话虽如此，他觉得冯翔这么年轻，没必要也耗在棒棒行业里，应该去多赚点钱。

冯翔却不为所动。记者指着不远处的顺丰快递问他知不知道送快递比棒棒赚钱，他飞快地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那些送外卖出车祸的新闻让他非常恐惧，怕自己撞到人，没钱赔。冯翔好像从来不会着急，唯一的一次是火锅店里谈的女朋友把他甩了，嫌弃他没钱。他突然有了危机感，立志要赚大钱让对方后悔，但这鸿鹄志没过多久就被遗忘了。

冯翔平均月收入1000元，勉强够他吃喝以及偶尔找乐子，一分积蓄都没有存下来。父母越来越着急，想让他早点结婚，他哈哈大笑，说自己也想结，想明天就结婚，但是没有姑娘愿意，“这个社会现实得很呐。”

不久前，冯翔的手机欠费了。那是一部价值100多元的“老年机”，只能打电话。冯翔不想缴费，干脆扔在床上不带出来。父母很少打电话，在这个世上也没别的要联络的人了。

和年轻的冯翔不同，谢家华手里拿着一个几乎全新的华为智能手机——这在棒棒军的圈子里可是极为稀有的东西，是谢家华去年花1700元买的，几乎是他不吃不喝一个月的收入。

买智能机的原因，是太寂寞了。谢家华的家在重庆合川区下面的乡村，一家人都不在重庆市区。他一个人租住在月租300元的“棺材房”里，又不像冯翔一样喜欢出去找乐子，晚上收工之后便无事可做。买了智能手机后，他就经常看明星唱歌的视频，比如宋祖英、毛阿敏，一遍一遍地看，乐此不疲。

“棒棒这个行业早晚要消失的”

前两天，女儿打电话叫谢家华回老家，说他年过60，不要再漂在外面了。谢家华思考良久，终于决定回去了。

早在2011年，重庆社科院即发布报告称，棒棒军已在走向消失。此后，很多媒体都用“最后的棒棒”作为标题来报道这一人群。导演何苦用亲身体验的方式拍摄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里面除了他外没有一个年轻的面孔。学者秦洁在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目前棒棒军的主体人群都在四五十岁，他们没有技能，也不愿意去受工厂体制的规训，转行的选择空间极小，大多数人只能“告老还乡”。而随着他们的离开，棒棒这个行业亦会消逝。

“潇洒个两三年我就去做点小生意，棒棒这个行业早晚要消失的。”冯翔一边打量路过的几位年轻女生，一边对记者说。

（应受访者要求，冯翔、谢家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