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個下午,馮翔像一隻獵豹,在重慶市中心的聖名服裝城外「狩獵」。一位中年女性扛著桌子從商場裏吃力地走出來,馮翔一個箭步衝了上去,不多久又罵罵咧咧地走回來。「(她要我)扛到一個好遠的地方,還得坐公交車,只給我5塊錢,搭公交的錢都不夠,我跟她講讓她自己好好扛吧!」
馮翔今年33歲,是個入行一年多的「棒棒」(重慶挑夫的俗稱)。在依山而建的重慶,行路難免爬高上低,要是帶著大件行李或重物,走起來更是吃力。遇上這種時候,重慶人多半會找棒棒來幫忙。他們肩上扛著一米多長的竹棍,棍子兩頭系著結實的尼龍繩,遊走在重慶的大街小巷招攬生意,大到家具、電器,小到一袋蔬果,都在他們的服務範圍內。據重慶大學2010年發佈的《山城棒棒軍的生活狀況調研》,重慶當時約有30至40萬「棒棒」,人均月收入在1500到2000元之間。
這一人數很快遭遇斷崖式下跌。近十年來,隨著電商的迅速擴張,快遞行業連年高速增長,吸納了超過300萬快遞從業者。在重慶,隨處可見騎著電瓶車穿街走巷送快遞的年輕面孔,據招聘平台和媒體報道顯示,他們月薪達到五千元左右,不但令棒棒軍相形見絀,更超過重慶人均月薪兩成。
與此同時,棒棒軍的生意大幅減少,如今主要承接像從商場到地鐵站這種「最後幾百米」距離的工作。除了年事已高的棒棒,很多人都選擇了轉行,馮翔卻做了和同齡人相反的選擇——一年多前,他成了一名棒棒。
做棒棒很自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馮翔說,做棒棒是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瀟灑人生。他做一單生意賺很少,5元起價,距離遠的話再加幾元。貨物輕重都是一個價,但超過80斤的他不挑,「對自己好一點」。這些定價並非不可撼動,有時一整天接不到活,有些愛講價的客人把價格壓到2元,他也會做。剛開始有些老棒棒不滿他2元也接單,覺得他壓低了「行業標準」,他也不怕:「反正他們也打不過我」。
生意好的時候馮翔能賺個100元,生意不好的話一天零收入——這樣的日子不在少數。沒有生意他倒也不著急,「今天沒有明天有」。馮翔覺得做棒棒很自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想幹什麼幹什麼,一根竹棍行走江湖。
自19世紀末開埠以來,重慶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關鍵交通樞紐。大量貨物運至江邊,再由人力輸送到各處,加之彼時重慶城區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人力挑水,一度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棒棒軍。後來自來水管網絡日漸完善,棒棒數量銳減,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批農民工湧入城市,棒棒軍的隊伍再次壯大。
研究棒棒軍多年的學者秦潔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寫到:重慶棒棒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於重慶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山城區域特征的農民流動務工形式。「棒棒」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傳統行業——「苦力」的延續。
拒絕了報酬5元的工作後,馮翔一整個下午都沒有接到活。在服裝城門口的台階下面,送快遞和做貨物搬運的車輛一字排開,馮翔和一群抱著大粗竹棍的「棒棒軍」斜倚在台階上面,機警地四處張望。他是那群人中唯一的青壯年,瘦弱的長者們把原本就「大隻」的他襯托得格外顯眼。
他有幾天沒有換衣服了,落腮鬍看起來也有日子沒刮過,旁邊的長者說他不愛乾淨,他立馬反駁說自己每天都洗澡。一雙廉價的綠色軍鞋已被磨得很破舊,為了省事,他從不穿襪子。
服裝城早餐六點鐘開門,馮翔七八點睡醒後就坐在門口等著,下午四點半商場關門,他也火速下班,開始找樂子。他不喜歡打遊戲,也不抽菸喝酒,手裏有個幾十塊錢就會用來「找小姐」。說起這些,馮翔沒有不好意思,而是顯得神彩奕奕:「到了晚上我就去路邊嘛,便宜,五十塊錢。」這樣的消遣對馮翔來講當然不是日日都能有,生意不好的時候要存好幾天錢,才能去一次。他住在距服裝城半小時車程的小旅館,單人間,每晚12元,狹小得就像香港人口中的「棺材房」。旅館大廳有台公用的電視,沒錢的時候他就在這裏看劇,警匪片是他的最愛,打得霹靂啪啦的特別刺激。
馮翔出生在重慶南川區的一個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因為計劃生育,他成了家裏的獨生子。16歲初中畢業後,他輾轉做過農夫、摩托車配件廠修理工,還去火鍋店洗過碗。
這些工作雖然收入穩定,他卻做不下去。配件廠很大,很多人住在一起。馮翔覺得那裏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監獄,加起班來沒完沒了,還沒有加班費。他十分想念自由。
從配件廠逃離後,馮翔成為一家火鍋店的洗碗工。沒想到,這裏的經歷一度成為他的惡夢:辣椒太嗆,雙手長時間泡在洗潔精裏後變得又癢又痛,「不安逸,遭不起」(「安逸」是四川方言,表示舒服、滿足的狀態)。
決定做棒棒的那一天,馮翔去山上砍了一根竹棍,然後來到重慶市中心的商業步行街——解放碑。背著幾十斤的貨物,雙肩又麻又痛,但他想起火鍋店油膩的味道,想起泡在洗潔精裏的雙手,就覺得肩頭輕了不少。那天他接了十幾單生意,掙到接近100元。
不想送外賣,怕撞到人沒錢賠
60歲的謝家華做了20多年棒棒,目睹棒棒軍從興起到衰落的全過程。入行以來,他一直保持著早上六點開工,晚上七點收工的習慣。以前從早忙到晚,在重慶城區到處跑,現在卻多了很多坐在台階上玩手機的閒散時光——很多原來由他們來送的貨物,現在都發快遞了。
四五年前,他們還是搬家的主力軍。幾個人一組,每個人可以分到幾十塊錢,如今客戶們更喜歡在App上輕點幾下、就有人上門搬家的服務,沒能搭上移動互聯網快車的棒棒軍,被徹底遺忘了。
謝家華個頭矮小,又十分瘦削,稍大點的貨物感覺都能把他壓趴下。棒棒軍的圈子裏攀比的是力氣,力氣小的人會被看不起。現在他上了年紀,更是經常有人說:「老頭,你挑不起的呦!」他很不服氣:「我比很多年輕人挑的還多,現在能挑180斤,年輕的時候挑更多!」
作為一個資深棒棒,他有一些固定的客人,收入比馮翔穩定一些。記者跟著謝家華來到一家雜貨鋪,六點鐘剛過,他便開始把擺在外面的貨物搬到店裏,擺放整齊,這樣一次的價格是6塊錢。
人生的前40年,謝家華都在鄉下種地,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和同村的女人結了婚,育有一子一女,原以為會在熟悉的地方生活一輩子,但後來土地被征用,只好進城另謀生路。謝家華沒念過多少書,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無奈做起了賣力氣的棒棒,沒想到這一做就是20年。
謝家華不是沒有離開過棒棒行業。有一次他突發十二指胃溃疡,本想好好歇歇,在家躺了半個多月,覺得無聊,又回來做棒棒。也有人給他介紹過別的工作,在村里修橋,一天能有100元,還穩定。他也不喜歡,覺得又累又不自由。
朋友勸說謝家華一起去做快遞員,但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做不好那些「年輕人的玩意兒」,不如踏踏實實做棒棒。因為地勢原因,重慶有些快遞員送貨時也會帶上一根竹棍,但沒有人會認為他們是棒棒軍。曾有朋友轉去做快遞,覺得辛苦、壓力大,又跑回來做棒棒,這更讓謝家華相信自己的選擇。話雖如此,他覺得馮翔這麼年輕,沒必要也耗在棒棒行業裏,應該去多賺點錢。
馮翔卻不為所動。記者指著不遠處的順豐快遞問他知不知道送快遞比棒棒賺錢,他飛快地點點頭,又搖搖頭。他說那些送外賣出車禍的新聞讓他非常恐懼,怕自己撞到人,沒錢賠。馮翔好像從來不會著急,唯一的一次是火鍋店裏談的女朋友把他甩了,嫌棄他沒錢。他突然有了危機感,立志要賺大錢讓對方後悔,但這鴻鵠志沒過多久就被遺忘了。
馮翔平均月收入1000元,勉強夠他吃喝以及偶爾找樂子,一分積蓄都沒有存下來。父母越來越著急,想讓他早點結婚,他哈哈大笑,說自己也想結,想明天就結婚,但是沒有姑娘願意,「這個社會現實得很吶。」
不久前,馮翔的手機欠費了。那是一部價值100多元的「老年機」,只能打電話。馮翔不想繳費,乾脆扔在床上不帶出來。父母很少打電話,在這個世上也沒別的要聯絡的人了。
和年輕的馮翔不同,謝家華手裏拿著一個幾乎全新的華為智能手機——這在棒棒軍的圈子裏可是極為稀有的東西,是謝家華去年花1700元買的,幾乎是他不吃不喝一個月的收入。
買智能機的原因,是太寂寞了。謝家華的家在重慶合川區下面的鄉村,一家人都不在重慶市區。他一個人租住在月租300元的「棺材房」裏,又不像馮翔一樣喜歡出去找樂子,晚上收工之後便無事可做。買了智能手機後,他就經常看明星唱歌的視頻,比如宋祖英、毛阿敏,一遍一遍地看,樂此不疲。
「棒棒這個行業早晚要消失的」
前兩天,女兒打電話叫謝家華回老家,說他年過60,不要再漂在外面了。謝家華思考良久,終於決定回去了。
早在2011年,重慶社科院即發布報告稱,棒棒軍已在走向消失。此後,很多媒體都用「最後的棒棒」作為標題來報道這一人群。導演何苦用親身體驗的方式拍攝了紀錄片《最後的棒棒》,裏面除了他外沒有一個年輕的面孔。學者秦潔在2016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亦指出,目前棒棒軍的主體人群都在四五十歲,他們沒有技能,也不願意去受工廠體制的規訓,轉行的選擇空間極小,大多數人只能「告老還鄉」。而隨著他們的離開,棒棒這個行業亦會消逝。
「瀟灑個兩三年我就去做點小生意,棒棒這個行業早晚要消失的。」馮翔一邊打量路過的幾位年輕女生,一邊對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馮翔、謝家華為化名)
個人覺得:中國大部分人對於國家急速發展帶來物質財富進步除了欣喜之外,好像刻意不去想給社會淘汰的弱勢群眾;不是忘了,而是像污垢一樣,眼不見為淨。好奇那上由上而下造成,還是大家有都有心為之?
之前去過2次重慶,但只是走馬看花;認識一個地方,我覺得不能缺少對那地方的人的了解。看完這文章後又希望能再去一次。
就算有专栏和策划,也是针对近期一个新闻点去延伸和展开................
楼上,和传统的纸媒一样,报纸不是只做当日要闻的,还要定期有专栏有特别策划,甚至还有文学副刊,如果端上每天的内容只有两岸三地国际政经要闻,那为什么不去看其它的新闻网站呢,反正发生的都是那件事。
作为流浪在外的重庆人蛮有感触,棒棒在近十年已经越来越难看见,而且曾经棒棒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变了,哪怕最近重庆以“3D城市”的噱头火了,然而和以前依赖码头生存的重庆已经不一样了,爬坡上坎也可以被其他的代步工具取代,现在很少还会有人以出行的名义带着行李走下向河岸码头的梯坎了吧?
不得不说,每个旧事物的消退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但个人觉得不算遗憾,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经过程,只要棒棒这个群体消失之后没有完全被人遗忘,而是有所记载有记忆,他们就依然在城市文化里有自己的位置。
再次感谢端发出的这篇稿子,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所期待的生活。
就我個人觀點,棒棒這個行業肯定最終會消失的,因為可替代的東西太多,而利潤太低,這是不可逆的一個趨勢,棒棒終將只存在於我們的記憶裡,過多兩代人,可能連記憶都不復存在了。這的確很遺憾,而末代棒棒軍的生路也很艱難,社會從來不缺少底層,這群社會底層的棒棒一定程度上支撐起了重慶的發展,棒棒軍過後,又會有一個新的底層替代棒棒軍,繼續跟隨重慶的發展,底層不斷更替,但不應被忘記,不能像北京一樣,驅逐低端人口,就好像他們沒來過。
好多年不在重庆,没想到竟然还有“棒棒”。早年还有以他们为题材的电视剧,也是风靡一时,我好多重庆以外的朋友都看过或者听说过。我原本以为他们早就被快递、外卖收编完了(我印象中,在快递星期之前,重庆还有人成立过棒棒公司,想要组织化、商业化运营,但后来悄无声息了),没想到还有人在坚持。从这篇报道来看,坚持的都是想过自由日子的人,愿意追求这些,在当下社会也算难得。挺有意思的。
在他們又逐漸被遺忘時重提他們,可能比大家一窩蜂報導時加入更有意思?
报道社会基层的事,用不着紧贴潮流新闻点吧。挺好的啊。
完全不懂棒棒军在这个时候被写的新闻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