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竹棍走江湖，他們是快遞時代最後一批挑夫

一整個下午，馮翔像一隻獵豹，在重慶市中心的聖名服裝城外「狩獵」。一位中年女性扛著桌子從商場裏吃力地走出來，馮翔一個箭步衝了上去，不多久又罵罵咧咧地走回來。「（她要我）扛到一個好遠的地方，還得坐公交車，只給我5塊錢，搭公交的錢都不夠，我跟她講讓她自己好好扛吧！」

馮翔今年33歲，是個入行一年多的「棒棒」（重慶挑夫的俗稱）。在依山而建的重慶，行路難免爬高上低，要是帶著大件行李或重物，走起來更是吃力。遇上這種時候，重慶人多半會找棒棒來幫忙。他們肩上扛著一米多長的竹棍，棍子兩頭系著結實的尼龍繩，遊走在重慶的大街小巷招攬生意，大到家具、電器，小到一袋蔬果，都在他們的服務範圍內。據重慶大學2010年發佈的《山城棒棒軍的生活狀況調研》，重慶當時約有30至40萬「棒棒」，人均月收入在1500到2000元之間。

這一人數很快遭遇斷崖式下跌。近十年來，隨著電商的迅速擴張，快遞行業連年高速增長，吸納了超過300萬快遞從業者。在重慶，隨處可見騎著電瓶車穿街走巷送快遞的年輕面孔，據招聘平台和媒體報道顯示，他們月薪達到五千元左右，不但令棒棒軍相形見絀，更超過重慶人均月薪兩成。

與此同時，棒棒軍的生意大幅減少，如今主要承接像從商場到地鐵站這種「最後幾百米」距離的工作。除了年事已高的棒棒，很多人都選擇了轉行，馮翔卻做了和同齡人相反的選擇——一年多前，他成了一名棒棒。

做棒棒很自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馮翔說，做棒棒是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瀟灑人生。他做一單生意賺很少，5元起價，距離遠的話再加幾元。貨物輕重都是一個價，但超過80斤的他不挑，「對自己好一點」。這些定價並非不可撼動，有時一整天接不到活，有些愛講價的客人把價格壓到2元，他也會做。剛開始有些老棒棒不滿他2元也接單，覺得他壓低了「行業標準」，他也不怕：「反正他們也打不過我」。

生意好的時候馮翔能賺個100元，生意不好的話一天零收入——這樣的日子不在少數。沒有生意他倒也不著急，「今天沒有明天有」。馮翔覺得做棒棒很自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想幹什麼幹什麼，一根竹棍行走江湖。

自19世紀末開埠以來，重慶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關鍵交通樞紐。大量貨物運至江邊，再由人力輸送到各處，加之彼時重慶城區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人力挑水，一度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棒棒軍。後來自來水管網絡日漸完善，棒棒數量銳減，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批農民工湧入城市，棒棒軍的隊伍再次壯大。

研究棒棒軍多年的學者秦潔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寫到：重慶棒棒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於重慶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山城區域特征的農民流動務工形式。「棒棒」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傳統行業——「苦力」的延續。

拒絕了報酬5元的工作後，馮翔一整個下午都沒有接到活。在服裝城門口的台階下面，送快遞和做貨物搬運的車輛一字排開，馮翔和一群抱著大粗竹棍的「棒棒軍」斜倚在台階上面，機警地四處張望。他是那群人中唯一的青壯年，瘦弱的長者們把原本就「大隻」的他襯托得格外顯眼。

他有幾天沒有換衣服了，落腮鬍看起來也有日子沒刮過，旁邊的長者說他不愛乾淨，他立馬反駁說自己每天都洗澡。一雙廉價的綠色軍鞋已被磨得很破舊，為了省事，他從不穿襪子。

服裝城早餐六點鐘開門，馮翔七八點睡醒後就坐在門口等著，下午四點半商場關門，他也火速下班，開始找樂子。他不喜歡打遊戲，也不抽菸喝酒，手裏有個幾十塊錢就會用來「找小姐」。說起這些，馮翔沒有不好意思，而是顯得神彩奕奕：「到了晚上我就去路邊嘛，便宜，五十塊錢。」這樣的消遣對馮翔來講當然不是日日都能有，生意不好的時候要存好幾天錢，才能去一次。他住在距服裝城半小時車程的小旅館，單人間，每晚12元，狹小得就像香港人口中的「棺材房」。旅館大廳有台公用的電視，沒錢的時候他就在這裏看劇，警匪片是他的最愛，打得霹靂啪啦的特別刺激。

馮翔出生在重慶南川區的一個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因為計劃生育，他成了家裏的獨生子。16歲初中畢業後，他輾轉做過農夫、摩托車配件廠修理工，還去火鍋店洗過碗。

這些工作雖然收入穩定，他卻做不下去。配件廠很大，很多人住在一起。馮翔覺得那裏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監獄，加起班來沒完沒了，還沒有加班費。他十分想念自由。

從配件廠逃離後，馮翔成為一家火鍋店的洗碗工。沒想到，這裏的經歷一度成為他的惡夢：辣椒太嗆，雙手長時間泡在洗潔精裏後變得又癢又痛，「不安逸，遭不起」（「安逸」是四川方言，表示舒服、滿足的狀態）。

決定做棒棒的那一天，馮翔去山上砍了一根竹棍，然後來到重慶市中心的商業步行街——解放碑。背著幾十斤的貨物，雙肩又麻又痛，但他想起火鍋店油膩的味道，想起泡在洗潔精裏的雙手，就覺得肩頭輕了不少。那天他接了十幾單生意，掙到接近100元。

不想送外賣，怕撞到人沒錢賠

60歲的謝家華做了20多年棒棒，目睹棒棒軍從興起到衰落的全過程。入行以來，他一直保持著早上六點開工，晚上七點收工的習慣。以前從早忙到晚，在重慶城區到處跑，現在卻多了很多坐在台階上玩手機的閒散時光——很多原來由他們來送的貨物，現在都發快遞了。

四五年前，他們還是搬家的主力軍。幾個人一組，每個人可以分到幾十塊錢，如今客戶們更喜歡在App上輕點幾下、就有人上門搬家的服務，沒能搭上移動互聯網快車的棒棒軍，被徹底遺忘了。

謝家華個頭矮小，又十分瘦削，稍大點的貨物感覺都能把他壓趴下。棒棒軍的圈子裏攀比的是力氣，力氣小的人會被看不起。現在他上了年紀，更是經常有人說：「老頭，你挑不起的呦！」他很不服氣：「我比很多年輕人挑的還多，現在能挑180斤，年輕的時候挑更多！」

作為一個資深棒棒，他有一些固定的客人，收入比馮翔穩定一些。記者跟著謝家華來到一家雜貨鋪，六點鐘剛過，他便開始把擺在外面的貨物搬到店裏，擺放整齊，這樣一次的價格是6塊錢。

人生的前40年，謝家華都在鄉下種地，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和同村的女人結了婚，育有一子一女，原以為會在熟悉的地方生活一輩子，但後來土地被征用，只好進城另謀生路。謝家華沒念過多少書，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無奈做起了賣力氣的棒棒，沒想到這一做就是20年。

謝家華不是沒有離開過棒棒行業。有一次他突發十二指胃溃疡，本想好好歇歇，在家躺了半個多月，覺得無聊，又回來做棒棒。也有人給他介紹過別的工作，在村里修橋，一天能有100元，還穩定。他也不喜歡，覺得又累又不自由。

朋友勸說謝家華一起去做快遞員，但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做不好那些「年輕人的玩意兒」，不如踏踏實實做棒棒。因為地勢原因，重慶有些快遞員送貨時也會帶上一根竹棍，但沒有人會認為他們是棒棒軍。曾有朋友轉去做快遞，覺得辛苦、壓力大，又跑回來做棒棒，這更讓謝家華相信自己的選擇。話雖如此，他覺得馮翔這麼年輕，沒必要也耗在棒棒行業裏，應該去多賺點錢。

馮翔卻不為所動。記者指著不遠處的順豐快遞問他知不知道送快遞比棒棒賺錢，他飛快地點點頭，又搖搖頭。他說那些送外賣出車禍的新聞讓他非常恐懼，怕自己撞到人，沒錢賠。馮翔好像從來不會著急，唯一的一次是火鍋店裏談的女朋友把他甩了，嫌棄他沒錢。他突然有了危機感，立志要賺大錢讓對方後悔，但這鴻鵠志沒過多久就被遺忘了。

馮翔平均月收入1000元，勉強夠他吃喝以及偶爾找樂子，一分積蓄都沒有存下來。父母越來越著急，想讓他早點結婚，他哈哈大笑，說自己也想結，想明天就結婚，但是沒有姑娘願意，「這個社會現實得很吶。」

不久前，馮翔的手機欠費了。那是一部價值100多元的「老年機」，只能打電話。馮翔不想繳費，乾脆扔在床上不帶出來。父母很少打電話，在這個世上也沒別的要聯絡的人了。

和年輕的馮翔不同，謝家華手裏拿著一個幾乎全新的華為智能手機——這在棒棒軍的圈子裏可是極為稀有的東西，是謝家華去年花1700元買的，幾乎是他不吃不喝一個月的收入。

買智能機的原因，是太寂寞了。謝家華的家在重慶合川區下面的鄉村，一家人都不在重慶市區。他一個人租住在月租300元的「棺材房」裏，又不像馮翔一樣喜歡出去找樂子，晚上收工之後便無事可做。買了智能手機後，他就經常看明星唱歌的視頻，比如宋祖英、毛阿敏，一遍一遍地看，樂此不疲。

「棒棒這個行業早晚要消失的」

前兩天，女兒打電話叫謝家華回老家，說他年過60，不要再漂在外面了。謝家華思考良久，終於決定回去了。

早在2011年，重慶社科院即發布報告稱，棒棒軍已在走向消失。此後，很多媒體都用「最後的棒棒」作為標題來報道這一人群。導演何苦用親身體驗的方式拍攝了紀錄片《最後的棒棒》，裏面除了他外沒有一個年輕的面孔。學者秦潔在2016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亦指出，目前棒棒軍的主體人群都在四五十歲，他們沒有技能，也不願意去受工廠體制的規訓，轉行的選擇空間極小，大多數人只能「告老還鄉」。而隨著他們的離開，棒棒這個行業亦會消逝。

「瀟灑個兩三年我就去做點小生意，棒棒這個行業早晚要消失的。」馮翔一邊打量路過的幾位年輕女生，一邊對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馮翔、謝家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