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vs 北大：一场反性侵行动如何变成真相攻防战？

2018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爆舆论。她在文中指控，原北大教授、长江学者沈阳在20年前性侵学生高岩，致其受压自杀，要求沈阳承担责任、出面道歉。但随后沈阳否认指控，北大方面也仅含糊回应，而部分学生对追查真相的行为却引来校方强力打压。学生与校方的对峙，在4月23日走到了爆发点：夜晚的北大三角地，“红旗团委”宣传栏的玻璃窗上被贴上了三张黄底黑字大字报，六字标题——“声援勇士岳昕”。沾墨而写的毛笔字，直问北大校方“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文末署名“湖底群魂”。这也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校园鲜有出现的具公共讨论性质的手写大字报。

大字报要声援的岳昕，是北大外国语学院大四的学生。就在23日中午，她通过一封公开信披露，自己因在4月9日参与要求校方公开与“沈阳事件”有关的记录，多次被学院老师约谈，学院辅导员又在23日凌晨带母亲前来宿舍施压，要求删除与信息公开申请有关的一切资料。随后，自己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家人情绪崩溃。

这封公开信20分钟后便被删除，然而它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却掀起铺天盖地的浪潮：关注、声援岳昕的文章如雨后春笋，继而不断被删，又不断以截图形式再次出现；岳昕过往的文章又被重新翻出，网民赞她独立思考、热心公益；更有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校友发出公开信，称若岳昕日后留学或工作遇到困难，愿意提供协助；新技术也随后登场——岳昕的公开信被网友放上了无法被篡改的区块链和源代码存放网站 GitHub，以对抗网络审查。

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这一波由“沈阳事件”掀起的反性侵的行动，在校方的强力打压下，衍生出了一场关于信息公开的攻防战。舆论焦点也从高校防止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延展到了对信息公开制度有效性的质疑和对建立校园约谈规则的倡议。高度紧张的校方和据理抗争的学生，也将北大切割成了两个平行世界。端传媒寻访了三名参与事件的学生，并结合亲历者的公开自述，尝试还原这场高校反性侵运动是如何演变成“两个北大”之争。

一封公开信：“我们想得到事实真相”

一桩二十年前的案子，在4月5日浮出水面：北大前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沈阳，怀疑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受压自杀。舆情汹涌，第二天北大便出了份说明，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经查阅相关材料，二十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1998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

然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事件作出了什么样的认定和调查结果呢？北大校方当时经过怎样的讨论会议和调查过程，才对沈阳作出了处分？即使有媒体追查下去，采访了几位与当年处分沈阳有关的北大老师，他们给出的说辞仍是含糊不清，只确认沈阳被记大过，并开过与高岩有关的检讨会。至于沈阳有否承认与学生高岩发生性关系、有否承认对高岩之死负有责任，他们均表示应参考学校原始文件和记录。

正当关心沈阳案的北大学生们也为寻找真相而发愁时，数学系学生邓宇昊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北大申请信息公开。他认为，学校至少要公布1998年7月前后，党委相关会议和中文系相关会议的记录、以及西城区公安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通报。

4月7日下午，北大学生傅冬雨（化名）从微信上看到邓宇昊发布的公开信，称将在周一（4月9日）早上9时，到校办公室递交与“沈阳事件”有关的信息公开申请表，并呼吁老师同学们一齐参与。一直关注此事的傅冬雨顿觉眼前一亮，“被他的勇气折服了”。

邓宇昊查阅了《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其中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指出，“与学生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应向本校学生公开。他又找到《北京大学章程》，第二十一条说，学生具有对学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一切都说明，学生向校方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合乎学校规章的。

傅冬雨回忆，过去的北大也发生过一系列校务争议，学生一直通过“北大未名 BBS”或某些抗议行动表达不满，但感觉一直没有“真正让我们觉得底气十足地挑战学校规矩、绝对有安全保障的合法渠道”。所以，当邓能够为关注校园公共事务的同学们找到“信息公开申请”这块结实的踏脚石时，傅冬雨说，“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让更多同学认识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对邓宇昊而言，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他成立了一个同行微信群，让愿意参与申请的师生加入。他强调，这是“合法合规、且完全出于自愿的集体行动”。

傅冬雨当下决定响应邓的呼吁。“当年沈阳对那学生做了什么，中文系怎样做出的处分，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无非是这些。所谓扰乱学校秩序、给学校施加压力，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的目的，是想得到事实真相，让坏人被惩处。”

但就在邓宇昊的公开信被广传的同时，当晚九点多，他所在的数学科学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向他发出了“约谈”要求。在两次婉拒后，邓最终在压力下赴约，但直到次日凌晨仍未返回宿舍。一众获知消息的同学随后赶到现场声援及“捞人”，并与在场的老师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建立约谈规章的要求，但并未得到老师或校方的正面回应。（详细过程请见《深夜“捞人”实录：我们在北大理科一号楼，声援被约谈的邓同学》）

申请信息公开：“我们确实没有组织”

就在“打捞”邓宇昊的翌日，北大公开了两份20年前处理沈阳事件的文件，分别是北大校方和北大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描述，沈阳与学生高岩“接触较多”，高岩曾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答应却轻率说出“那你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事后沈阳称实出无奈，因高岩“精神状况有问题”，怕出意外才这么做。文件称，1997年6月，沈阳从香港返校，终止与高岩往来。1998年3月，高岩于家中自杀身亡。文件认定沈阳作为教师，与学生高岩关系处理不当，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对于学校主动公开的两份文件，傅冬雨感到很不满意。“第一，沈阳有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文件只字未提。第二，高岩的精神问题，和沈阳有没有关系？第三，之前媒体采访三位中文系教授，都有明确当年对沈阳的处分是记大过，为何公开的内容却是‘警告处分’？”

邓宇昊也在北大学生李一鸣对他的访问中，表示公开的文件“避重就轻”，将高岩塑造成主动追求沈阳的形象，淡化甚至避开沈阳可能的性骚扰与性侵行为。他觉得，原定4月9日的信息公开申请还是要继续的，学校应该进一步公开当年的记录。但由于被约谈的压力，邓最终没能前往交表现场，而请李一鸣代自己递交表格。

4月9日一大早，陈夏至（化名）便戴上了口罩，从宿舍出发，“因为学校说，可能会有媒体来，我怕被拍照。”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同去交表的学生，包括岳昕在内，最后8个人一齐去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交了10个人的表格。

陈夏至说，办公室老师态度十分友好，同学们轮流递交了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在表格上填写的编号，是2018年第1号至第10号。看来在他们之前，今年并没有其他人向学校申请过信息公开。

这是陈夏至第一次参与身体性的政治实践。“会有压力，类似紧张那样的心情。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没错，合理合法，我就去了。”他说，“我没想过学校会不会秋后算账的问题，和学校的逻辑不同。我就等著它公开内容。”

“其余七个同学，我只认识一两个。我们都是自发去的。”记者问，强调“自发”是否害怕被认为是集体行动？陈夏至解释，“因为在中国，有组织就是一种原罪。但怎么说，我们确实没有组织呀！”

另一位北大学生艾琳（化名）曾去过“打捞”邓宇昊的现场。4月9日这天，她也去了校办公楼，但并没有提交表格，就想去支持一下。她承认，学生有主动避免形成组织：“既然上面不希望你有组织，我们也非常主动避免。递表这件事，各自知道各自去就好，我们没有组织的。参与交表的人，事后也没有沟通，就是见面了聊一聊这样。”

她想了想，说：“这相当于在一个审查制度之下的自我审查吧。”

交表后的大规模约谈

4月9日当天，除了现场提交的10张表格，另有15名同学通过电邮交表，共25名同学参与了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的行动。他们也许并未料想，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涉事”学生的大规模约谈。

约谈的大网首先撒向4月9日到现场递交表格的8位同学。

陈夏至说，交表后的两三天，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就通过微信联系他，希望找他“聊一聊”。“我还能怎么样？当然去啊。”

“老师问我，怎么跟邓宇昊联系的，有没有组织，为什么要戴口罩。聊了大概两小时吧，气氛挺好的。”陈夏至之后在社交平台写了篇文章，因此又被约谈了几次。“（老师）不断确认我的想法，以确保我不是一个危险的人。”他说，“这肯定是学校上级的决定。每次遇到这种事，他们反应过激，然后就要求老师约谈学生，底下也不能抗拒。约谈就是学校不信任学生的结果。”

“总之同学们被约谈，核心问题基本是两个——你有没有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没有交表但去了交表现场的艾琳，也在一两周内被约谈了。“对我的约谈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不是非常‘核心’嘛。”艾琳介绍了一下老师们施压的方法——暗示事情对前途的影响，以及威胁联系父母。

“一般而言，老师会先和你聊一下个人情况，比如将来有什么打算，出国、就业、考研？完了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说对你将来也不好啊，跟你说时间最好花在学习上。有的见你不怕他，就说要告诉你爹妈——总之，目的就是给你施压，让你害怕，让你不要做事情。”她娓娓道来，像是早已见怪不怪。

去了邓宇昊被约谈现场“捞人”的傅冬雨，并没有交表，但她很快也被学院约谈了几次。她向记者介绍了老师最关注的一些问题：“去了之后，反复问我，有没有去参加信息公开申请。我不能说得太详细，怕被锁定……总之同学们被约谈，核心问题基本是两个——你有没有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她又补充：“有些同学被问到，有没有私下成立组织，或者私下约好同一时间去交表，因为他们怀疑这背后是有组织、有人操纵。他们还会问你做这事有没有境外媒体、势力煽动。”

傅冬雨认为，各院系行政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待这次事件的态度也各有差别，因此不同学院的同学被约谈情况可能不太一样。约谈这件事，在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岳昕身上，就走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都是种子，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根据岳昕4月23日发出的公开信，她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后，被院系的学工老师多次约谈，有两次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频繁约谈产生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她准备毕业论文。在约谈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等话语，以此作为隐性威胁。

最终，在23日凌晨，辅导员带岳昕母亲闯入她的宿舍，谈话施压。岳昕的父亲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母亲的情绪崩溃，给岳昕造成最致命的一击。她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一家人关系破裂。岳昕与外界失联近一星期后，才在4月30日发出第二封公开信，详述23日凌晨被老师施压的过程——原来这次程度严重的“约谈”，事缘她在20日坚持取回学校对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函。

这封回复函，据称25名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都有看到，但都不被允许拿走纸质文件，只有岳昕和另一位同学在坚持下，保留了纸质文件。回复函有三点信息：

一、当年讨论沈阳“师德”问题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二、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管理范围内；
三、沈阳当年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而无法找到。

根据岳昕的第二封公开信，凌晨带母亲进宿舍约谈的老师暗示，“高层”对此事的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最后，老师建议岳昕，“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更直言，“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

23日凌晨，岳昕被母亲带回家中，一夜未眠。她把被约谈的消息写进公开信中，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被广传，而这封信之后外界基本无人联系到她。第二天，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份《学校约谈指南（建议稿）》，文章很快遭删除，边删他又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这份《指南》被外界视为对岳昕事件的回应。《指南》开篇指出，约谈不当会侵害被约谈者的正当权益，然后列明十二项细则，并从约谈的内容、方式、时长等具体问题，尝试说明约谈方的义务及学生的权利。

对学校来说，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说明，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不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躲闪回避、简单解决。而从学生方面说，也可以换位思考，而不是站到对立面上去，尤其要避免一些极端的情绪和偏激的做法，力争在理性、冷静的轨道上表达诉求、解决问题。

《指南》三稿已出，却未见校方回应。不过，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却在24日发表评论文章《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为事件降温。但几天后，这篇文章却在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上被删除。

4月25日，北大学生李一鸣也发起了联名信声援岳昕，他在信中要求校方弥补约谈对岳昕造成的伤害，并完善约谈的规章制度。这封联名信在发出后一天内，收到百余名北大师生的签署支持。就在联名信发出的当晚，岳昕手写了一封信，感谢关心自己的朋友，报告自己目前已回到学校。这封信本来还呼吁同学推进信息公开和反性骚扰机制建设，文末动情地写道：“我们都是种子，勠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然而，最终发上网的版本，却被盖掉了大半内容，留下四分之三的空白位置，皆因这破壁的新芽，被焦虑的家人压了下去。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顶著学校和家庭巨大压力，岳昕在第二封公开信里如是写道。

为什么岳昕会遭到如此严厉的约谈？外国语学院老师的做法又是否合乎学校规定？截至发稿时，端传媒尚未获得北大校方的回应。

两个北大

就在学校展开一系列约谈工作的同时，参与过“打捞”邓宇昊和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们陆续从各种渠道收到消息，指学校或学校以上的高层，曾给他们一系列的行动定性为“学潮初期”。岳昕事件后，“学潮初期”的传言直接在网上散开了，一时议论纷纷。

艾琳一开始并不敢直接提这四个字。她说：“上面的定性比较严重，应该说，是最严重的定性……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

傅冬雨则说：“我是非常惊讶的。‘学潮’是什么规模，我们是什么规模？我们关注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定性是真的，那太愚蠢、太瞧得起我们了。”她回忆了一下，“但当时我们的确被这定性镇住了。毕竟，如果当权者表达了这种观点，说明他们有机会把事情往这方向处理。学生本来做的是非常正当的事情，如果得到那种程度的打击，那我觉得对学生，肯定是不公平的。”

陈夏至也为这个传言而担心。“长久以来学生和校方之间的距离很远，当学生突然掺和到学校的事务，并且是身体上的参与，校方可能会比较紧张。”他又认为，“我们应该用行动去证明，我们不是要搞运动。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搞运动，也没有组织。”

“学生一再提醒学校要关注沈阳事件的调查，和约谈规章的建立。可学校对此的认知根本不一样，它只关注我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势力煽动。正是双方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学生和学校越走越远。”

无论是傅冬雨还是陈夏至，他们都明确地指出，整场申请信息公开以及争取建立约谈规章的行动，都是为了让校方和学生一齐建立一个合法合规、高效的沟通机制，让双方能够平等交流。李一鸣就在联名信发起后，写了篇文章谈到：“……我们希望校园达到的样子，就是管理者与参与者能够平等地交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其中失位。”

然而，当学校的关注点，完全放在追踪学生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境外势力煽动”时，学生们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对约谈制度的探讨、对校园民主化管理的实践，似乎被淹没在一场又一场随时随地的约谈疲劳战里。

“我们为追求沈阳事件真相而申请信息公开，又因为不认同学校约谈邓宇昊而去‘捞人’。我们为了不公而站出来，确实没遭到任何人煽动，也没有互相勾连。”傅冬雨有点无奈，“学生一再提醒学校要关注沈阳事件的调查，和约谈规章的建立。可学校对此的认知根本不一样，它只关注我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势力煽动。正是双方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学生和学校越走越远。学校越不愿公开信息，我们越要去申请公开；我们越追求真相，学校就越觉得我们有组织有境外势力，越往这个方向打压我们。作为从头到尾经历整个事件的人，我觉得太遗憾了。”

到底校方所说的“境外势力”是什么呢？学生的诉求，校方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懂呢？

“‘境外势力’就是学校管理层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傅冬雨直言，“但恰恰是这种愚蠢的管理思维，遍布北大行政层面。三角地那块大字报，说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正是如此：这是官方的北大，和北大精神的北大；这也是行政的北大，和学生的北大。行政管理出了任何问题，就一味息事宁人，打压学生对真相的追求——这就像孩子说穿了皇帝的新衣。”

（为保护受访者信息，文中傅冬雨、陈夏至、艾琳均为化名，文中对三人使用的性别称谓不一定是其真实性别；记者杨钰，实习记者卢凡、黄绮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