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美”是一件多难的事？香港中学生的台湾“美感教育”之旅

混乱的街道更美？还是风格统一的街道更美？在香港，“美感教育”尚是陌生词，但对岸台湾却已于2013年由政府提出了一个“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长程计划 第一期五年计划（2014-2018）”：该计划提供经费予学校进行校园改造；补助艺术教育工作组织推动美感教育；为老师提供相关培训等。而同一时期，在台湾，亦有数个民间组织积极推广与“美感教育”有关的计划，把“美感”展现于菜市场、变电箱、公园等城市空间，甚至是学生手中的教科书上。几年过去，“美感教育”在台湾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之中。

不同于即有的“美术课”或“音乐课”，所谓“美感教育”并非只是培养艺术涵养与能力的某种“学科”；而是要唤醒学习者五感觉察，学会时刻感受周围“美”的环境、人、事、节奏及律动等，进而把“美”实践于生活之中。台湾的美感教育风潮，即是不再局限于壁垒分明的学科，而更强调美感与日常生活之连系，营造能够体验到“美”的环境，让学习者能从衣食住行等日常各个层面学会观察、思考、选择，进而获得和谐愉悦。

精神层面以外，这种广义的美感教育，对一个地域的长远发展，其实有实际用途。台湾建筑教育学者汉宝德生前即非常落力推动台湾的美感教育，常强调欧美国家所以远远抛离台湾，产出具美感的优质产品，乃因为他们重视全民基础的美感教育，指出台湾若要完全脱离代工经济、拥有更多具竞争力的优质品牌，必须提升社会整体的美感水平。事实上，“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长程计划”的官方文件亦提及，寄望透过美感教育培育台湾独特美学个性，增强台湾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只是到底“美”为何物，标准难一。台湾教育部早前找来方文山填词、邓福如作曲，旨在推动美感教育的《美感之歌》MV，就讽刺地被批评为毫无美感可言。究竟“审美”可以教育吗？它在台湾的发展如何？能给香港带来哪些反思？今次，一群来自香港传统英文中学协恩中学的高中生在“香港教师梦想基金”的支持下，实地走访台湾，考察“都市酵母”和“美感细胞团队”这两个台湾美感教育浪潮中重要的民间推手组织。

都市酵母与市场小学

“都市酵母”计划是2006年由设计师周育如（agua）开展的。周育如留学巴黎多年，1994年成立“水越设计”，从事产品、平面、书籍等设计，其作品曾获德国iF产品设计奖、台湾金蝶奖书籍装祯金奖。说起来，开展“都市酵母”的起因是周育如深感台北城市景观混乱无章，美感欠奉，就构想如何把自己对“设计”的想法融入城市。

2006年起，周育如与“水越设计”团队一起开展了“都市酵母”长期计划。他们连结社区群众和各领域专业人士，透过多样的都市设计和美感教育企划，期望台北能变得更美更宜居。他们的许多企划引起广泛瞩目，比如邀请社区民众一起参与的“变电箱设计改造”；比如利用废弃回收路灯杆，活化市民大道桥底空间的临时装置“市民秋千实验基地”。不过，香港协恩师生此行最感兴趣的，则是听来更有趣的“市场小学计划”。这计划一方面协助改造台北万华区历史悠久的新富及东三水街市场，同时又让小学生走进市场学习。

“我们看美感教育，不是要教小朋友或公众，说‘这一种’风格最美，你以后要用这种风格。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学习睁开双眼，细心观察，感受，思考自己喜欢哪一种风格。”重视“美学”，即重视生活纷陈多样的细节。周育如看来，美或不美，标准不是来自网络名人或广告，而是自己透过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果。于是“都市酵母”企划的美感教育活动，既可以办工作坊，让小学生重新构思课室空间设计，让他们从课室里找“颜色”去观察色彩构成，也让他们走出教室去到菜市场 。

牛蒡是牛！？

“有一次，我拿了菜市场的牛蒡给小朋友吃，他说他不能吃，因为他吃素——原来他以为牛蒡是牛肉呢！”周育如笑著对师生们说。菜市场每天都在城市中默默运作，然而年轻一代人总觉得它脱节、残旧、肮脏，是老一辈的传统，甚至不察觉自己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几乎都必经过菜市场，才去到餐桌上。

在台北万华长大的周育如眼中的菜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故事、生命力和生活智慧的场地，根本就是一个上佳的教室，而人们只是任由市场老化，实在可惜。于是在“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协助下，“都市酵母”在位于万华、拥有80多年历史的新富及东三水街市场，启动了“市场小学”计划，希望活化菜市场，让年轻一代看到它的价值。

“小孩子会浪费食物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食物背后的人和事。”

在计划之中，他们先举办简介会游说店东，让来自不同团队的设计师按店东的意愿，为他们改造店舖；设计师可以选用赞助商提供的物料（注：赞助为IKEA），也可以自由选择更合适的材料为档口翻新；另一方面，“都市酵母”也举办了多场教育工作坊，让国小生跑进市场，跟参与计划的店东交流，了解店舖历史和故事。有时，小孩子也要跟著店家当面条、饺子的小学徒。“原来许多小孩都不知道饭桌上美味的猪脚，可有师傅在背后辛苦拔猪脚毛的。小孩子会浪费食物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食物背后的人和事。”周育如说。

在设计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也要详细察看不同档口使用的刀具，或器皿设计的巧思，观察食材的质地纹理与色彩层次，还要动手做笔记。“最有效的教育不只是亲身经历，更要提供足够空间来发展小孩子的好奇心，诱发他们思考生活的不同质感”，美感教育原来关乎生活，无怪乎菜市场本身也是一个上佳的学习场所。

菜市场现场，用家怎么想？

访台期间，尽管协恩师生赶不上小学生的工作坊，同学和老师们还是跑去了东三水街的菜市场考察，看看用家们如何看待这些经改造的档口，而他们对听来深奥的“美感”又作何感想。

东三水街菜市场由数仔长巷构成，档口贩卖鲜肉鲜鱼，热闹非常，当中也不乏香港较少见的熟食档口，比如卖熟鸡杂的档口（老板就很慷慨的请我们吃了好多块鸡心！）综观而言，参与了计划的档口店面均较光鲜、整齐，空间比较宽裕，“店面变得整齐干净，尤其是收纳的部分，确实吸引了更多年轻来菜市场，有些人还会专程来光顾打卡呢！的确对我们的生意有帮助。”参与店舖改造计划的“多饺舍”老板徐义告诉我们。经过一连串刷新和改造的小改变，传统菜市场的景观得以美化，让美感作为连接时代的桥梁，“当这一代人都退下来的时候，就是新一代的世界，趁著这个机会正好让小孩承传市场的传统文化。”徐义之前也有带领“市场小学”的小朋友做饺子。那怕他没有用上很专门的美学词汇，对于设计师为这个市场带来的改变，他非常肯定。

同行有同学嘀咕著，东三水街菜市场翻新，其实跟近年香港领展（香港公共屋邨街市的一大业主）街市硬件翻新，分别不大。然而细心看下去，硬体以外，我们发现当中有许多围绕店舖特色的设计巧思，像贩卖粮油杂货的林金子小店的墙上，画了一只好可爱朴拙的猫的画像，那可是小店的镇店猫店长“肉松”的肖象；又或者在“永恒制面”的档子中，设计利用墙身展示了店子的故事、制面的工序等。这些小细节，著实为整个菜市场增添了趣味和质感。

他们重视的“减法设计”风格却一以贯之：简洁不累赘，色调统一而和谐，流露点到即止的童趣。

不过，并非所有档主都愿意改造店面。“都市酵母”改造的石福菜舖旁，正是一间未被改造的菜档。正面看来，高下立见，单是外观已有所不同。既然有机会翻新改造，为什么要拒之门外呢？“我不喜欢这种设计，像是被规范似的，我比较喜欢按照自己的风格和做法，随时调整店舖的设计。”菜档老板说。

“减法设计”的原则

的确，每个人对“美”的标准和重视程度不同，所以不能迫人改变。“所以改造前跟档主的交流很重要。非但要得到他们同意，也要了解他们的心意、店舖历史和故事。这样才可以做出最适合他们的档口，而不是硬塞一套东西给他们。”周育如说。

而这番话正是触及了推动城市“美感”提升的一种难处——所谓“美感”标准不同，不独是“审美观”不同，更代表了人们生活习惯、生活优次选项的不同。要把“美感”观念推入整个城市，难度比“市场小学”的活动更高。

尽管历年来“都市酵母”的企划形式不同，但他们重视的“减法设计”风格却一以贯之：简洁不累赘，色调统一而和谐，流露点到即止的童趣。他们较早前跟“台湾电力公司”合作，尝试改造台北市内变电箱的外观，过程中就和设计师与居民一起调查街道上的色彩，运用“减法设计”，以简洁色彩取代了变电箱上鲜艳夺目的山水彩绘。

但这样进行的困难却是，“减法设计”的美学原则其实和许多台北普罗大众既有习惯迥异，毕竟对一般人而言，“加法”原则更便捷，“在台湾，你们能看到有些人把不要的椅子放到公园去。可能他们觉得丢掉可惜，就放到公园，希望有人会坐，于是公园就堆满了椅子。”节俭惜物本是美德，然而椅子一直加到公园中，却没人考虑如何整理、安置，“人们有一个习惯，当他要增加一个新的东西，旧的并不会拆除。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增加增加，所以那个版面就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公园椅子如是，商户布置如是，城市景观也就因此混乱无序，让人感到街上“不舒服”、有“压迫感”。

除了“加法”和“减法”的习惯分歧， 市民对“公共领域”的不同看法也是推动城市“美感”的一大障碍，“例如，有人在阳台上晾晒了衣服，并把所有杂物都堆放在阳台。户主可能觉得那是他的家，大众可管不著 ；但事实上这一部分空间，所有人都看到。”在周育如看来，看似“个人”、“私人”的行为，其实也会为城市景观带来影响。

美的代价

笔者和另一位负责访问的同学，都很喜欢“都市酵母”提倡的设计／美学风格，就像他们把本来画了缤纷山水彩绘的变电箱涂上沉稳低调的深灰色，呈现了一种舒服宁静的感觉（尽管也有老师和同学认为这种风格太单调）。但我们也得承认，城市“美”还是“不美”，关乎个体是否愿意改变生活习惯。要城市“美丽”，就得付出代价。

例如住户得接受，“美感”比随意晾衣服或堆放杂物于阳台更为重要 。然而，我们转念又想，假如别人与自己取态不同，觉得“晾衣服”于阳台确实比“美感”重要，那难道该被责怪吗？说到底，那不过是生活优次选项之不同吧。再者，选择把衣服晾于阳台，也难言对别人构成伤害，“所以我们也不急，也无法强迫让所有人都接受这一套。这个议题如果你急，但整个社会都觉得不怎么样的时候，就做不起来。”周育如苦笑说。

“人们有一个习惯，当他要增加一个新的东西，旧的并不会拆除。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增加增加，所以那个版面就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

整个访问之中，师生们都理解到一件事：美感这回事，似乎不是与生俱来。尤其在这个物质过盛、广告信息泛滥、人们生活欠闲暇的年代，过得不看细节粗枝大叶、把新新旧旧东西堆叠一处（而不去想统整归一的“减法”），似乎更容易。离开工作室之前，师生不禁问周育如，“美感”这回事，会不会很残酷地，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一种只有少数有金钱和闲暇的人才能享受的理想世界；甚至“美感”这回事，本身是不是区分了人的身分和地位？

“当然不。”周育如肯定说，“美感可以在每日生活最普通的事情上体现出来。简单如泡茶，假如你从水、柴火、茶叶、甚至盛载的器皿，都尝试追求更好的品质。那其实不必要花很多钱，而这正是美感的源头。之后，你再去便利店去喝那樽装的茶，感觉就不一样了。”。

回程时一位同学突然说，“对，用心泡好茶可能不昂贵。但是一个为口奔忙的人，可能真的只够时间去买便利店的樽装茶啊。那么他如何享受美感呢？”

原以为这趟访问我们找到许多有关美感的答案，怎料带来更多问题——但正如周育如一直倡导的，美感重视思考和观察，这次我们起码迈出了第一步。

怎么教科书都不好看？

身在香港，笔者与协恩同学对近年颇成功的“美感教科书”特别有感觉：我们也著实觉得日常使用的教科书真说不上吸引。于是“美感细胞—教科书再造计划”的创办人之一张柏韦，也是我们的访问对象。

来台前，笔者特意从香港带来一本从前使用过的中史教科书。哪怕师生都不懂专业设计术语，却一致认为这本书看上去，确实让人“不舒服”。例如一页上会同时出现“动新闻”风格的电脑绘图版明太祖，与仿佛来自古籍的历史人物肖像，两相并列，十分突兀。当年若非为温习，实在没有很强意欲去翻开它。

“教科书很多时候的设计都是‘加法’，把东西一古脑儿加进版面。但有时我们想，教科书可否试用一下‘减法’法则？”

“这是一个实践自己的过程。那可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快乐。”

于是笔者向张柏韦提问到底是哪些“无法言传”的原因，让大家觉得这本书不好看？张柏韦却厚道地说：“我觉得在没有清楚知道书本编者目的之前，不该单凭主观感觉去评价别人的出品。”他接著分享近年做“美感教科书”经验的一些简单设计原则，他也同周育如一样提及了“减法”设计：“教科书很多时候的设计都是‘加法’，把东西一古脑儿加进版面。但有时我们想，教科书可否试用一下‘减法’法则？不是重点的话就不用放上去。”把“减法设计”用在出版上，就是著重物件在排版上如何互相迁就，适量运用留白，使重点更清楚易看。回看带自香港的教科书，图片和文字著实“挤迫”，页面有好多粗体、斜体的“加强”元素来显示重点，惜在重点太多，反而“重点”难寻了。

此外，他也提到统一风格、色彩系统及选择图片的重要性：“有一些简单的设计法则，其实也可以用在教科书上。例如同一页上可否选同一色系的配色呢？又或用同一风格的图像元素，学生读起来可能更舒服。”

对“美感教科书”的设计团队而言，教科书是美感教育的一个媒介。制作期间，设计师根据不同科目课本的教学目的，参照儿童心理学，构思出吸引人的教科书。例如他们设计的数学课本运用了游戏、图画等互动模式，协助学生统整抽象概念。国文教科书就以插图把文学中的隐喻和寓意具象化，作虚实的补足。这些“成果”比起千遍一律的传统教科书来说，确实会使人想一直翻看、发掘个中细节。

然而，审美标准因人而异，如何把难言“标准”之物用来“教育”小朋友呢？“谈‘美感教育’，我喜欢用红酒的比喻。世界上存在各式各样的审美观，感觉很像品红酒，很主观。你觉得好喝，而我并不认同。由此至终，我并不觉得这是问题。”但张柏韦在乎的，是要让大家都认识到世上“红酒”的种类其实很多，“如果人们以为便利商店发售的那几款红酒就是所有，那就比较可惜。”说到底，“美感教科书”不过让同学从教科书接触较多样的美感素材，建立自己的审美观，“我们心底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美学观念啊。”

美感教育　社会意义

有趣的是，包括张柏韦在内的三位“美感教科书”创办人，皆非设计或美术专业出身。张柏韦毕业于人文社会系（其余两位创办人是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毕业生），访谈期间看得出他对“美感”之思考过程与社会意义的著重，甚至更甚于对关于“美感”的专门艺术／设计概念。

“实践‘美感’，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和挑剔的过程，选择认为“美”的东西、剔走不‘美’的。在我看来这个‘挑剔’的过程，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快乐。”但到底挑剔拣择的人，怎能得到快乐？张柏韦说，挑剔的人之所以喜欢在生活中找出看不顺眼的东西，乃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喜恶的准则——正如“美感教科书”团队觉得传统教科书不够好看，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美”的标准。旁人看来，这种人专挑麻烦找错处；然而换个角度，他们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准则去做出决定，绝非人芸亦芸，“某程度上，这是一个实践自己的过程。那可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快乐。”柏韦笑说。

更进一步，如果整个社会都喜爱思考讨论在自己的城市及日常生活中，该选哪些风格而非盲目跟风，久而久之，一个地方的个性就会形成。最可贵是，这风格是由大家认真思考、实践所得的结果，故大家都会认同甚至引以为荣，“这几年，大家都很爱模仿‘北欧风格’对不对？但你跑去问一个普通的瑞典人，他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过著很‘北欧风’的生活。因为那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活在其中，只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我期望，经过长时期对美感的认真思考和实践，台湾也可以建立一种属于我们的美学风格，而大家活在其中，也觉得自豪、很自信。”

“美感教育”的理想宏大而美好。但对社会来说，“美感”可能只是众多“美好”的事物之一。在教科书的制作过程中，这班充满热诚的设计师也得考虑如何让“美感”兴其他并存。“如果你把教科书视为必须绝对正确的，那它对创意或想像力的包容度就难免降低。”原来，台湾教育部规定，教科书的中文字须使用笔划最为正确清晰的字体（如标楷体）。知悉规则后，设计师不得不放弃一些他们认为更具美感、与版面设计或科目本质更匹配的字体。然后张柏韦苦笑说：“那一次，设计师的感觉是有点委屈的。”

在社会上大多数人眼中，课本的角色该重教学实用功能，“所以我们在讨论的应该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在优先次序上的选择，什么事情更重要一点。”而放在教科书上，某些功能的考虑似乎比美感重要。而要让“美感”在众声喧哗的现代社会突围，绝非易事，张柏韦与我们分享的这段插曲正能体现这一点。

后记

访谈期间，两位美感推手不约而同举出“京都”的例子。原来这个以古朴雅致闻名的城市，在各种美丽背后也做出过一个选择：他们选择了统一和谐的秩序，舍弃了个人主义的呈现。事实上，许多以美感、市容闻名的城市，政府对户外展示以至商户的招牌会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京都也有很多人不爽这件事，他们就搬走了。”访问中周育如告诉我们。

一个城市要容纳什么样的标准？当中要怎样作取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但让大众多参与、一起思考周围环境和生活的细节，似乎是一个起点。我们看来，美感教育最大的功能，未必是教晓大众什么是“美”，更重要的，是把更多人，都带来这个起点。

鸣谢：“香港教师梦想基金”赞助是次采访实习计划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