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离乡”照顾长辈的台湾人，如何做好安老？

2018上半年，台湾行政院长一句“做功德”，点燃了台湾劳工运动的怒火，也彻底掩盖了这句话原本的语境——台湾长照资源的整合改革。

整个亚洲都在步入老龄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规模的长寿却衰老的人群，对不同社会都形成不同的冲击。“安老”、“养老”、“长照”，在港中台它有不同的说法，但引发着相似的焦虑。在台湾，赖清德当时那段失言的话是在卫福部宣布将诸多长照资源整合为“1966专线”的记者会上。在这个计划中，照顾者只要拨通1966，便可转接至各县市的长照管理中心，让相关人员进行生活功能评估、共同拟定照顾计划、为家属引进相关照顾资源等。

当时，赖清德说：“照顾老人可能薪水三万多元，好像不值得，工作困难条件、环境已超过忍耐程度，爱心施展有一点困难，我在这里要勉励第一线照服员，把它当作功德台湾的社会理念、做善事的行为。真有碰到困难，希望卫福部也有机制解决，不要让照服员在第一线独自面对、独自承担，令他只有两种选择：继续忍耐或离开工作，这样不好，这要随时检讨、随时调整，让整个制度更加周延。”

这段发言背后的劳动观念，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发言本身，的确点出严重的台湾长照问题：资源不足、实践困难，导致行政院长必须用“做功德”来勉励第一线工作人员，希望他们不要放弃。整个台湾社会在过去二十年来，也一直在跌跌撞撞地学习，“有机制解决”照顾老人的艰难问题。

台湾“老”年图像速写：家庭观念改变、失智与“祖母贫穷”

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台湾仍处于高生育率时代，死亡率也因为战争结束而大幅下滑，这批“战后婴儿潮”大量生育子女，当这些子女陆续成家，通常会形成一个主干家庭，即父母平常就与某一位或多位已婚子女同住，儿子则在婚后分出二至三个核心家庭，娶妻来“照顾父母”；本家女儿多半于成年后出嫁至其他家庭，成为别人家的媳妇，负起“照顾公婆”的责任。

但由女性照顾者撑起的“养儿防老”家庭结构，开始渐渐起了变化。

台湾人的平均年龄在1957年仅有61岁，到了2014年底，已延长为79岁，随着台湾都市化程度上攀，这批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生的老人，将会发现自己的寿命比父母更长，但子女平均只会再生养一到三位孙子或孙女；虽然可能会有一位子女在乡间就近照顾他们，但多数子孙将长时间待在城市，两代之间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

这构成了台湾长照的基本格局：完全“离乡”的子女，要照顾日渐老去的父母。许多人都尚未发现，这是一场没有前例可以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旅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走错，都有可能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

最令人担忧的是，关于“老”的危机，台湾最凶险的时刻可能尚未来到。根据行政院统计，大约在2026年，台湾就会有2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平均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位年龄在65岁以上，与日本一同迈入“超高龄社会”阶段，人口老化的速度，甚至远比欧美各国快。台湾负责长照的政务委员林万亿更提出，这一辈的台湾女性平均寿命都比男性更长，但相较于男性职业生涯仍相对受限、资源机会也较少，导致老后落入贫穷的机率更高，与欧洲类似，容易出现“祖母贫穷” 的情形。

在这些老人当中，能够完全自理、不需协助的幸运儿不多，许多都仍需要旁人的协助与照顾。2012年，65岁以上的失能老人人数来到42.7万人，估计仍会向上成长。在过往，这些需要照顾的长者，多半由女性担任照顾者角色，但随着性别平等观念逐渐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上升，自2000年的46%上升至2012年的50%，即便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妇女就业率仍可说是敬陪末座，但已逐步改变原有的长照结构。

随着人口老化，失智人口明显增加，也是长照的另一个深水区。根据卫福部2011至2013年间的调查，65岁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为8%，但却有九成以上都居住于家中，完全未使用长照服务者约占七成。一名资深照服员忧心地说，根据她的经验，这些在家中的失智者，比卧床的失能者更可怕，“他们的外表没有问题，有的甚至还很健壮、行动力很强，却很难沟通，出事的机会很高，是家属最难照顾的一群人。”

长照2.0精神：送养老院、请外劳之外，还有很多选择

面对全新的变局，台湾子女对“照顾老人”的想像，恐怕还是“送养老院”这样的图像居多，但即便每月能够负担四、五万元以上的花费，将父母送进五星级的安养机构，多半都仍会面对“不孝”的骂名，许多子女不堪指责、也不忍心与父母分离，便选择让外籍劳工来家照顾父母。

台湾人对外劳的依赖，从统计数据上一览无遗。2014年统计，来台工作的外劳人数达62万4768人，比2012年增加3万7278人，当中有1万2935人是社福外劳。对于社福外劳暴增的结果，劳动部表示“还要研究原因”，但一名新北市的中介直言，“还需要研究？就大家要工作没办法照顾父母、又不愿放到老人院被人家骂不孝，外劳就是台湾的孝子救星！”

近年来台湾政府大力推动长照政策，蔡英文甚至将“长照2.0”作为重要选举政见。尽管希望老年人在家中、社区里就可以获得相关的多元服务，在养老院与外劳之外有其它选择，但目标降临现实，仍然处处受限。就算提供了资源，仍有相当高比例的照顾者也不知、或无法使用。

卫福部曾在2016年进行调查，有超过八成的台湾人听过“长照服务”，其中有七成听过“居家服务”，但知道政府有相关补助资源的仅有二成五。另一份针对老人的调查报告显示，65岁以上老人有半数不知道居家服务，七成不知道居家护理服务。最主要的“照顾者”阶层，即55至64岁之间的民众，也有三成不知道居家服务、六成不知何谓居家护理。在“听过”的人当中，能够完全无误地认知这些概念、顺利的使用相关资源者，恐怕更少。

一名第一线工作人员指出，政策体系、名词与主责单位混乱，让使用者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譬如一般人很难想像，光是请一个外劳，就可以分为劳动部与卫福部管，也分不清楚一些专有名词到底意义何在，但在框架上，我们又不可能不去对这些概念做区分。”尽管有许多第一线人员尽力推广，仍难以完全扭转现状。

这世上不只是“当了父母、才开始学做父母”，这些在都市化下成长的青壮一代，许多也是“轮到我要照顾父母了、才开始学做照顾者”，听到这么多专有名词，心生畏惧，或者认为“政府就是官僚，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不但造成资源浪费，也错失向外求援的机会，非常可惜。

助你念完“家中难念的经”：家庭照顾会议

从长照十年来一路跌跌撞撞的旅程，可以看见：即便有立意良善的长照政策，也要照顾者能顺利使用，才能发挥最大功能。台湾社会相当大幅度维持华人家族传统，认为照顾父母是“自己家的事”，手足之间也常动辄比较“谁比谁更孝顺”，让长照资源无法近身。从根本打造一个理性的家庭决策机制，让有限的长照资源得到合理的安排，恐怕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

中华民国家听照顾者关怀总会（简称家总）秘书长陈景宁，最常举一个案例，向社会宣导“家庭照顾会议”的重要性。小雯（化名）未婚，将近60岁，辞职回家照顾父亲长达十余年。父亲过世后，小雯的经济无着，房子也过户给弟弟，弟弟一度口头承诺让她“住到终老”，但在遇到财务危机后，又改变心意。双方因为仅有口头约定，没有正式法律程序与书面契约，即便小雯想要提出诉讼，也必须想办法证明“约定”存在，按照台湾法律惯例看来，败诉机率极高。

因长照而起的家庭纠纷，还不仅止于此。即便是原本有多位兄弟姐妹的家庭，也常常因为“父母是否送到机构（养老院）照顾？”“谁负责照顾几天、谁出多少钱？”乃至“为什么带爸妈吃中药？为什么不看西医？”“我妈没有忧郁症，不需要带她看精神科。”甚至“给外劳吃的便当该买80元的、还是100元的？”由大至小的细节，都能让手足间剧烈争执，彼此指责“不负责任”的声音难以完全避免。家总甚至透露，有经济状况较好的长子愿意完全负担照顾父母的费用，竟也被弟妹批评“炫富、霸道”，令他傻眼。

为因应相关问题，家总自2016年起开始设计“家庭照顾协议”的操作模式并提供相关服务，列出盘点照顾资源与照顾资产、召开家庭会议、形成法律结论、定期检视等数项指南，引入社工、律师乃至财务专家共同介入，甚至签下有效的法律文件。虽然介入他人家务事并不容易，家总的想法中，这是通往良善长照必要的工作，“没有家庭照顾协议，不管政府是否提供足够资源，都可能无法好好变老。”家庭照顾协议不但希望协助家庭形成对“照顾”的共识，也让小雯这样的照顾者，晚年有所保障。

但资深照服员坦言，自己对相关倡议的前景悲观，就她的观察，多数的家庭还是非常封闭，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完全不愿意接受相关提案。“台湾人的观念真的该改变！现在已经不是大家庭时代、年轻媳妇也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再有『自己的老人自己顾』的想法，自己不能好好开家庭会议，就让别人来协助，不然，大家都有很高的机率会『老』得很难看。”无论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是否足够，台湾这一代人想要优雅而尊严地老去，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