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建筑图纸记录无常的北京，让现实更清晰

北京建筑师李涵和胡妍把自己叫做“Ghost Painter”。这个称呼源于他们钟爱的建筑大师库哈斯（Rem Koolhaas）。当年库哈斯写作《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时，说要给纽约写自传，自称这个城市的“Ghost Writer”。而李涵和胡妍用绘图记录家乡北京，就算是北京的“Ghost Painter”。

他们夫妻档的建筑事务所名叫“绘造社”，顾名思义，绘图建造社。这些年，二人大多时间都花在纸面功夫上，用建筑轴测图等记录北京著名的三里屯、大栅栏、798艺术区、西直门地铁站等。这些公共空间算不上北京最漂亮的地方，甚至是脏乱、嘈杂、有设计缺陷和饱受诟病的，但来来往往的人群依托这些建筑衍生出奇形怪状的生活姿态，反倒成了有魅力的城市样貌。李涵和胡妍凭着一股对城市的直觉热爱和建筑师的理性，拍照、测量、做模型、绘图，详尽地记录下了这些地方的火热气息。

绘造社曾出版《一点儿北京》等城市绘本，并有《798》、《脏街42号楼的轮回》等作品分别在北京和“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出。有建筑专业媒体称他们是“放飞自我”的年轻建筑师，多少有些他们暗示不务正业。而李涵和胡妍的态度是，实体建筑作品早已不再是建筑师唯一的表达方式。

李涵和胡妍将兴趣放在“观看”二字，观看城市发展中平淡或戏剧性的时刻，因为他们“不是居高临下的设计者，而是走街串巷的记录员”。他们引用日本电影导演是枝裕和的话：“尽量不直接言及悲伤和寂寞，而把那份悲伤和寂寞表现出来。”因此，《798》、《脏街42号楼的轮回》这些作品通通不是讲故事，而叫大家“观看”一座城的生活日常。就像是枝裕和的电影一样，“看了半天都是碎碎念般的琐事，但可能就在你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某一瞬间，你就从某个片段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建筑师设计的东西，有时还不如现实有趣”

这种“观看”起源于李涵2008年与三里屯脏街42号楼的一场偶遇。

2008年，北京奥运，三里屯Village（后更名“太古里”）投入运营并很快成为北京最时髦的消费场所。连接商场南区和北区的小街也跟着热闹起来，因为聚集了各类廉价酒水餐食摊贩，脏乱不堪，于是被称为“脏街”。脏街上的42号楼最显眼，原本是一幢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层红砖居民楼，却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租金便宜而被各个商家抢占。

李涵第一眼看到42号楼，就感受到它的无限潜力。这栋楼非常国际化，因为离使馆区很近，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它的业态很丰富，汇聚了DVD店、酒吧、咖啡馆、美甲店、纹身店、塔罗牌占卜店、洗脚店等各种小买卖。楼的一层是半地下，二层也离地面不远，于是一、二层都用来做生意，“成了立体化的底商”。

李涵站在脏街上，看到楼里有一家面馆，窗户上写着大大的“面”字，但是没有正门。他从后面的单元门摸进去，走上二楼，才发现面馆的入口。里面只有一个人，既是老板，又是服务员，独自煮面、端面，当时客人也只有李涵一位。

两个月后，李涵再次光顾，却发现“再也等不到位了”。有几个明星去了，在微博上称赞；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在那里取景，面馆又火了一把。

这种混杂着时尚与粗鄙、本土与国际的业态，让李涵感到大为震撼。这栋楼是不受管理规划的、自下而上和野蛮生长的。从2009年开始，李涵、胡妍和他们的团队开始测绘、勾画42号楼的样貌。他们揣着刚刚上市的iPhone 3G走进42号楼拍照、测量，细数楼梯台阶和房梁立柱，有些店家不欢迎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资料收集，再利用Google Earth来获得整幢建筑的尺寸和比例。

回到工作室后，他们通过电脑软件对现场资料进行3D建模，再选取角度，在模型中加入手绘的人物和环境，填色，最终合成为一副图画。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

第一幅描绘脏街42号楼的作品是黑白色的，细节占满整个画面，乍看上去是北京标志性的笔直街道，细微处却尽是密密麻麻的楼宇、房间和人群。这种风格让观众大呼新鲜，并为绘造社吸引来第一批粉丝。李涵从那时意识到，“建筑师设计的东西，有时还不如现实有趣，”“因为现实总是能超越想像”。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继续记录现实呢？

“放下设计本能，谦卑地学习和记录城市”

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李涵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曾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多年，后来脱离体制，创办自己的事务所。他的太太、合伙人胡妍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读书，亦有品牌策划和产品设计的丰富经验，是一位口齿伶俐、才华满溢的漂亮姑娘。

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中国城市七零、八零后群体一种典型的奋斗轨迹：在城市出生、长大，有机会到海外求学、开拓眼界，回到国内工作、创业，才真正触及到自我价值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在采访中，胡妍含蓄地表示在国内很难遇到充分展示年轻建筑师理念的平台，因为“多是大型项目”，不可能交到年轻人手里。相反，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存在大量私宅，年轻建筑师有很多机会接下私宅项目，顺理成章地走上事业轨道。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如果“觉得建筑还是一个物质存在，作为建筑师总想要盖房子，”难免钻进死胡同，那么，不妨“把建筑理解为一种思想”。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建筑师愿意探索和展现建筑学科的人文属性。除了绘造社之外，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候选人徐腾曾创办“不正经历史研究所”，调研民间建筑，介绍在严肃的官方建筑史里不曾书写的草根作品。譬如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奶奶庙，这座简陋的庙宇里供奉着财神、孔子学神、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等各路神仙，甚至还能保佑北京的香客顺利摇到车牌（编注：因堵车严重，北京从2011年起用摇号的方式限制购车）。大家笑话奶奶庙荒诞搞笑无厘头，徐腾却觉得这是无意识中、人们对生存欲望的诚实回应。

建筑界曾有一种说法：建筑师要以上帝视角看待世界，让自己的作品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李涵对端传媒记者说，在真正的实践中，建筑师能掌控的却非常少，尤其是在环境、资金、投资方、施工方各因素的作用和压力之下。换个角度来看，不如放下自己的设计本能，谦卑虚心地学习和记录这个城市。

2016年前后，李涵再访三里屯脏街42号楼。那里的发展几近疯狂，布满店铺，彻夜闪着霓虹灯，“像是给这幢楼戴上了金色的皇冠”，俨然一座不夜城。

李涵依然站在脏街上观看，42号楼连顶层都开了发廊，中间楼层却一片漆黑。难道没有人住吗？可阳台上又晾着衣服。原来这几层是楼里商店员工的宿舍，“夜晚喧嚣吵闹，员工在酒吧上班；白天安静下来，他们回到宿舍休息”。“没有任何外力介入下，这幢楼自己找到了一个可持续的、没有太大矛盾的生态系统。”李涵说。

但楼门前竖起了一块蓝色的公告牌，上书北京市政府要严格整治居民楼“开墙打洞”行为。李涵顿生“盛极而衰”、“末日狂欢”之感。

绘造社因此创作了第二幅有关脏街42号楼的作品。画中有两个视角，向上看和向下看。“向下看，你会看到各色小店，各种夜生活，人间百态；向上看，你可以看到星光灿烂，创造出一种天上人间共度良宵的氛围。”

“我们是有限的，城市是无常的”

脏街42号楼在2017年4月24日迎来末日。这一天，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运动。“场面是非常有冲击力、非常震撼的，充满了暴力感，仿佛经过了一场大地震一样。”李涵回忆。

他后来在绘造社的微信公号上写道，当时的场景让他想到美国实验建筑师伍兹（Lebbeus Woods）的建筑手稿。“伍兹以表现战争中的城市闻名，他画的建筑都是被炸弹轰炸过的建筑，是建筑的残片，扭曲的钢筋。”

若将伍兹的画和脏街42号楼比较，“伍兹的画里只有破坏”。而在42号楼，除了破坏还有建设。“一方面，挖掘机在拆除那些违章的建筑设施；另一方面，工人们又在砌新的墙。”更有趣的是，楼里的生意还在运转，“外面是一片瓦砾，内部却是生活还在继续。”

绘制于2017年的第三张画呈现了三里屯整治运动中的暴力美学，瓦砾、残垣，但在破坏中还有坚持和建设的力量。李涵觉得，这是“最戏剧性的时刻”。

2017年末，绘造社又去画了焕然一新的脏街42号楼。簇新的花坛和绿色植物，干净的门窗。院子里原先餐馆的位置成立了老年人看护中心，有护工推着轮椅上的老人在脏街上散步、晒太阳。远处有一家4S店，销售法拉利等豪车。而42号楼，仿佛成了这些老年人的隔音墙。

这一次，李涵选用了类似上世纪50年代革命宣传画的色彩，画作上方还有一颗冉冉升起的红太阳。

2008年、2016年、2017年4月和2017年12月被李涵和胡妍划为三里屯脏街最重要的四个时间节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他们则追逐着脏街发展的脚步，记录下它每一次变化的新貌。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用大量时间去现场考察、测量，然后日复一日地坐在电脑前，使用Adobe Illustrator软件填图，将建筑内部的家具、电器、摆设和建筑外部的灯箱、广告、交通工具全部真实还原。“因为有了各种高精度绘图软件，可以制作无限大的、无限清晰的矢量图”，李涵戏称，科技让他人的生活更加轻松，却让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这条不归路上，“为城市发展寻找解决方案”在他们眼里成为建筑师的伪命题。“我要去看现象，把现象表达得更强烈，”李涵说，这才是他个人的价值。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而城市是无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