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春晚歧视背后，充满对“优越”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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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狗年央视春晚小品《同喜同乐》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以中国公司在肯尼亚承建蒙内铁路为主线，来自肯尼亚、加纳、乌干达等国的表演者与郑恺、娄乃鸣、大兵上演了一出相亲闹剧，其中娄乃鸣更是直接“black face”上身，饰演肯尼亚乘务员Kary的“逼婚”母亲，身边不光带着一只人形大小的猴子，还说自己喜欢中国女婿，在台上大呼“我爱中国”，对中非关系不吝夸赞之词。除此之外，节目运用了大草原、野生动物这样的元素来设置舞台背景，充斥了外国人对非洲大陆的符号性刻画。

从小品的情节和编排来看，节目至少在两个层面传达了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中国对非洲人和非洲国家的文化想像以及中国对自身海外经济实力的盲目自信。2016年的洗衣剂广告事件和2017年“This is Africa”摄影展将非洲人像和动物像并列的事情，也相继引发过关于中国人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

对以上事件的现有讨论中，似乎存在几个共识。第一，歧视来自无知，中国是一个文化相对单一的国家，除一些大城市和港口贸易城市有一定外国人口，大多数地区文化同质程度较高，因此对非洲国家及非洲人的无知是源自不熟悉。第二，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构建于白人优越感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下，将自己看做“低于”白人，“高于”黑人之间的过渡身份。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自强的诉求要求中国人对这种体系发起挑战，这些挑战本身则包含中国人对自我“次等”种族身份的再一次确认。在以肤色深浅和种族历史为尺丈量文化高低时，非洲的形象总与疾病、贫穷等相连，因此，急需在文化和种族身份上求得自信提升的中国人，便通过将优越感驾凌于非洲人之上以求得补偿。

歧视源自无知？

源自无知的歧视或许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借口，但是有时更多的接触未必让情况更好。事实是，“现代化”以及现代化所包含的一系列关于先进和发展的隐喻，一直是中国人衡量自我和他人的关键参照，无关与非洲文化的熟悉程度。

常驻肯尼亚两年多期间，我曾认识不少在非洲工作的中国移民，他们当中有做贸易的个体小贩，有私人企业的驻非代表，也有国企派驻的项目主管。在许多场合，我见证这些中国人与当地人一同生活工作，但也经常听到中国人毫不敏感地以“小黑”、“黑子”等称呼当地员工，尽管对方未必听懂这些中文词语的意思。通常，中国人总是在抱怨本地人效率低下、工作表现不好时用到类似的辞藻，以强调非洲人在技能程度与工作文化上如何“落后”中国员工。我亦不止一次听到中国工头提到以“肯吃苦”来形容中国人民族性的“优秀”和“进步”，将非洲人“闲散”和对通过劳作换取物质生活缺少渴望形容为“好吃懒做”，言语中透露出一丝蔑视。

在驻非中企当中，最常见到的劳工矛盾就是非洲员工常常认为中国管理者要求超时工作很不合理，在管理本地人员时沟通能力差，态度粗鲁。但中方经理却认为非洲员工常常提出无理诉求，效率低下，工作能力和工作地位的高人一等让他们认为自己对非洲员工的“教育”态度合理且可接受。这种态度背后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淘汰模式的固有逻辑，是中国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跨地域复制，即资源多者相对资源贫乏者拥有更高权力。而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愿意寻求非洲公派机会的人在这食物链中本就有着极强烈竞争欲望，因此以俯视的态度看待本地人就更不稀奇。

中国海外投资决策体系与公民社会的脱节，以及国家外交自信膨胀，使这种情形变得糟糕。2017年我曾在非洲某国参加某中国承建铁路的通车试运行，回程的火车因为调度问题，一些媒体人员需要乘坐货运车厢回程。因为货运车厢的配置有别客运车厢，有本地乘务员前来与我们解释，回程时可能全程无法使用洗手间，而这与中方工作人员告知我们的消息有些出入。待乘务员走后，我身边一位中方工作人员嘀咕起来，大意是：他们（本地人）已经有点觉得这是他们的铁路了，其实很多东西没有中方人员还是做不成的。这句话或许字面意思不错，但这其中透露的救世主心态也很明显。中国扶持第三世界以与欧美强国抗衡的政治诉求，助长了这种态度。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面前

同时，新华社、央视等国家媒体在宣传中国在非积极影响上不遗余力，在政治话语权上与西方媒体进行较量，试图以中国经验为蓝本，为非洲提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而对西方媒体关注的非洲民主化、人权状况、贪腐等问题，官媒往往以“不干涉内政”加以回避。这套宣传语言与国内长盛不衰的民族主义遥相呼应，让无论处于这套体系之内或之外的人，都有种被纳入某种宏大叙事的自豪之感。

另一方面，中国官僚体系的制度设计捆绑了体制内的个人利益，使对上负责、完成集体目标成为中方员工在体制内生存所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要知道，在现代化为标尺的文化观驱动下，许多中国人对在非洲工作的诉求本就仅停留在物质提升，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物质水平更好的地方，并且带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在中国的社会资源争抢中取胜。于是，大多数时候，能否平等对待异文化对于带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企业与个体，仿佛没有实用意义。

无论投资还是援建，中国在非洲的表现可圈可点。就蒙内铁路而言，该项目对改善当地货运客运有积极意义，亦在本地收获民众赞誉，只是中国海外资本为单一意识形态负责的制度本身，决定了其在非洲本地化的过程中将要遭受诟病。打破信息闭塞，摈弃以现代化水平衡量种族高低的功利观念，或许是拥抱文化多样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