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出版步履维艰：谁在决定一本书的命运？

每年一度的台北书展总在年初举行。一年伊始，以书的养分来开启。每届书展均有香港独立书商参展，更是不少香港新书的发布场地，今年独立出版社dirty press也领着艺评人梁宝山的新作《我爱Art Basel》赶赴台北书展现场，举行讲座。去年，由不少香港独立出版社组成的52Hz出版联盟在台北书展成立。台湾的书业市场，是近年香港独立出版尝试开拓的新版块，台北书展成为重要关口。

回看香港，独立出版四面楚歌。葵涌重重的工厂大厦里，丁南侨身处一个约230平方呎的办公室，低头营营役役。这是一个如常的下午，他没有想过，担任出版工作换来的是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杂务。从香港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一职退休后，他走到独立出版的前线，犹如老兵上战场。

他接手近两年的独立出版社“进一步多媒体”，在去年刚刚迎来二十周年。这间出版社记载着香港回归后各种动荡思潮，然而近年却险些结业。“有些股东觉得书作为媒介，现在与今后也无法达到从前的力量。也有些股东认为，『进一步』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丁南侨说。

即使最近在香港印刷，印刷商也会说：『不如别出版这本书』。总之是多了阻力，纯粹因为书的题材不为认同或认可。

2014年雨伞运动后，出版的图景更形肃杀。“雨伞书”绝迹于三联、中华、商务等书店，这三家书店简称“三中商”，均属于联合出版集团旗下，垄断香港图书销售大半江山，敏感词的范围愈加广泛，独立出版社面对更严峻的考验。“从我们成立以来，出版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我们有部分书在三中商书店售卖，销量也不错。但直到雨伞后，三中商书店向我们取书的数量很少，或取书后退回的数量很多。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并不特别为我们的书争取好的位置摆放，也不特别卖敏感议题的书”丁南侨说，另一困难是印刷更加困难了：“过去为了节省成本，部份书亦于大陆印刷。但如今也不敢在大陆印刷。即使最近在香港印刷，印刷商也会说：『不如别出版这本书』。总之是多了阻力，纯粹因为书的题材不为认同或认可。”

问他书的名字，他直道不能说，因为怕影响他人，“我只能说，敏感题材的书籍出版，日后在香港将愈加困难。”

出版的战争陷入泥潭。印刷、销售的渠道都在不断收缩，希望在源头孕育自由思想的独立出版该怎样活下去？丁南桥也很迷茫：“出版要经过印刷、发行与零售等环节。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只能控制出版的部份，而往后几个环节我们也难以控制。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也很难做。”

“进一步，海阔天空”

随意走进一间书店，当眼处平摊着琳琅满目的新书，业界俗称“猪肉台”。书本要挤得进这张“猪肉台”，内容或许是次要，一本书背后的出版社与发行机制才是决定性因素。独立出版的书籍，总与大书店的“猪肉台”无缘。

香港的出版素来自由通行，要成功取得出版所需的书号，门槛不高。可是，自由的表象却掩盖了业界机制上的问题。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从出版、印刷到发行、销售的“一条龙”机制，以捆绑式营运垄断书业市场。“三中商”可决定入书的品种与数量，往往优先发行自家集团出版的书籍，因此独立出版的书籍若要显现于大众的视野，不能单靠被动地与现存制度周旋，反之，需尝试以打游击的方式，站于迥异的位置上。

时间倒流至1996年底，回归在即，香港一片人心惶惶。丁南侨忆述，当时一班朋友希望筹划一间独立出版社，其中包括后来担任社长的、活跃于公民社会的失明人士庄陈有；愿意以低薪全职打理出版社的江琼珠；也有小学校长、电影导演、NGO（非牟利机构）成员、记者与时事评论员等，众人凑合了50万港元，成立了“进一步出版社”。

“当时流行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许是我们都有点左翼的因子吧，因此『包拗颈』，为何不能『进一步，海阔天空』？”丁南侨分享说，当时一群来自不同界别人就因为同样执着的精神，聚在一起：“当时的目标是以文字作为媒介，延续与推动九七后我们忧虑或会被收窄的言论空间，当时是很有意识地做这件事。”

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进一步”出版由丁南侨撰写的《进一步问得好系列：公民抗命》（下简称《公民抗命》），一天在街上卖了900多本。书的内容自2000年就开始策划，当时学联被政府控告非法集会，学联想和“进一步”合作出版一本有关集会的法律条文以及漫画的书，但完稿后出版一度搁浅，到了2003年，“23条立法”的争议让公民抗命的讨论又重新燃起，丁南桥将书稿重新修订，加上“Ahko阿高”的漫画插图，在游行的两日前才赶及完成印刷。这本书只比手掌大一些，像手册般，方便人们阅读与传播。

“进一步”擅长出版此类及时击中社会脉搏、方便传播的书籍，2007年，“进一步”十周年，出版了“一步十年”系列，后来的“抗命年代”系列的“雨伞书”，亦是以这种形态出版。其中“一步十年”系列中的《四代香港人》，以社会学角度来作世代论的分析，引起公共广泛的讨论，更成为“进一步”其中一本销售量最好的书籍，今年十月第21次再版，每一次印刷也是1000或2000本。

书本能拓宽思考与论述，它不限于现实的复制或拟象，更是切开现实平滑的外表，呈现表象以下丰厚斑驳的肌理。丁南侨提到2009年出版的《也是香港人──七字头的新移民志》，是一本关于七十年代出生的香港新移民的经历与感受。当社会一片反新移民的浪潮，“进一步”“反其道而行”，选择翻开他们被隐没的声音。“他们经历过六四，身份认同从中国转向香港，因此书名是『也是』香港人。”

成立之初，同时出版的四本书籍已敲响名堂。其中包括邱礼涛写摇滚音乐的《大摇大摆》；黄秋生在《癫狗日报》专栏辑录而成的《狂秋日记》；江琼珠的《从米兰到钻石山— 甘仔故事》，书写甘浩望神父的故事；以及冯仁钊所写的《一人问候九七》。

“这一直是我们的初衷 —— 希望能丰富言论空间，出版的书籍都与社会现状有关，不论是文化、社会与社群，能对应时代。”

一本书能主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20年后，在香港，自由的文化与知识生产机制正岌岌可危。Live house Hidden Agenda与本土研究社所创办的民间学院相继被法制所限，不得不终止。丁南侨也是民间学院的导师之一，更亲身经历在上课期间被教育局职员发警告信，在香港大学教书20多年的他，首次被禁制教学。他在《明报》上写到：“教育局何以有权去规限民间的知识传授？”知识在当下的香港变得危险。实体空间无法容纳自由宽广的思想，独立出版会否成为最后的堡垒？

20年后，面对越发艰难的经营局面，部分股东决定离开，“进一步”出售了位于田湾的仓库。丁南侨与余下的股东决意继续营运，只好月租葵涌工厦两个小单位作办公室与书仓之用。

当出版、发行及零售均操控于『三中商』，许多敏感的议题也容易被忽略，如涉及道德与政治更无法呈现。这变相破坏了出版自由。

出版隐而未见的声音

香港的独立出版，从前是一把利刃，如今已失去用武之地？在知识生产渐受钳制的当下，独立出版为何重要？

2008年，小鸣跳出稳定的工作，开辟独立出版的蹊径，创办了dirty press。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关怀社会边缘，所选取的题材鲜见于大型出版社。“当出版、发行及零售均操控于『三中商』，许多敏感的议题也容易被忽略，如涉及道德与政治更无法呈现。这变相破坏了出版自由。”他直接说出开创独立出版社的原委。

我跟小鸣约在一间餐厅访问，他多年来一直在家工作，毕竟独自经营出版社，可以避免昂贵的租金。他曾在具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工作二十多年，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创办独立出版社，以 “dirty” 起名，已见强烈主张，欲还原社会上被污名化的多元、群体声音。“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我自小也同样遭受这类目光，甚至肉身的欺凌。因此也对弱势较有强烈的感觉，也对另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亦是我从事出版的出发点。”小鸣说。

他的身体与常人有些不同，他持着手杖，步履略微蹒跚。后来他修读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的硕士，对性学研究（sexuality）尤感兴趣，也认识了许多小众朋友。“当我钻研得更深入，便察觉许多事物也在社会中被污名化。加上自身一些生活经验，便感觉到这是一种不理想的社会状态。那我可以做什么让这些小众、他者能获得更多的包容？”他发现大众对他者的排斥源于陌生，也促使他想到，以出版来重现他者的声音。

2009年，成立不久的dirty press出版了《论尽明光社》一书，由基督教训练出身的张国栋所写，旋即惹来热议。明光社是香港一个基督教组织，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对性小众群体的攻击，以维护家庭核心价值。《论尽明光社》可谓是首本针对明光社的出版书籍。其后2010年，dirty press与香港基督徒学会联合出版由两位学者罗永生与龚立人所编的《宗教右派》，继续向明光社击石。

“较之其他媒介，出版的力量是很大的。”小鸣仍然相信这股力量。他一直积极寻找隐而未见的声音来呈现，“我觉得最好的证明是明光社也出书回应了。如果不是说到他们的痛处，也不会回应吧。”dirty press对于独立出版作为推进论述的基础与开端，也一直存在强烈意识。近来，朝向明光社的刀枪转为对沉默者更深厚的关顾，例如两年前出版的《残疾资历：香港精神障碍者文集》，直接摊陈第一身的经验，让他者的复杂性能被还原。

出版的系统之战

“主流出版社需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出版的选择很少。独立出版承担的风险较少，能填补主流出版不碰触的议题，更趋向社会多元。”小鸣说。

独立出版能孕育不被主流媒体所容的声音，但在现存的制度下，这些声音却很可能被隐没在层层的管道之中。面对发行和销售困难，许多独立出版选择另创管道。

过去多年来“进一步”除了出版业务外，亦兼营发行，不用倚靠其他的发行商。但当原来的大仓库卖掉后，他们只能放弃发行的业务。“最大的区别是，过去自己做发行，即使送一两本书到偏远地方的书店，我们也会送。但对大型的商业发行商来说，这样做成本很贵，他们未必愿意，也未必做得好。”丁南侨说，他们更曾找了联合物流作发行通道，不过情况不甚理想，因此现已转为独立发行。“签了半年约，他们没有跟我们订过一本书。个中原因我也不得而知。”

小鸣则坚持不与联合物流合作，他很早便意识现存出版系统的问题，希望能重新构建书业的物流系统。“其实很多业界的人仍是选择联合物流，这助长了他们的扩张，让他们愈滚愈大，影响整个生态。”dirty press 早年经乐文发行，同属独立的形式，以有限的人手联络以及将书本运往不同书店。后来乐文搬了办公地方，缺乏空间，因此停止为他们发行。小鸣指出，由于空间稀少，造成长期难找发行商的问题。2016年年底，他一直难以寻获合适的发行商，这一度造成出版社的危机，最终才找到里人文化愿意发行。

『三中商』觉得那本书卖得不好，也自然不会摆放在好的位置。他们也是看数字。编辑们只能通过出版更多的书籍来达到销售标准的数字，变相“跑数”。

当我们容易掉进独立与“三中商”二元对立的囹圄中，“三中商”出版社又是否如想像中的必然占据优势？曾经在三联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饶双宜直截了当地说，景况同样艰难。她曾参与陈晓蕾所写的《剩食》，以及“土制漫画”系列等出版，皆是一些口碑甚佳的书籍，她所面对的困难，同样是书的营销。

“『三中商』的出版与零售是分得很开，不能一刀切。”她举例，她所负责的出版项目并非一些大众化的书籍，因此，这些书也未必能放在“猪肉台”。“『三中商』觉得那本书卖得不好，也自然不会摆放在好的位置。他们也是看数字。”因此，编辑们只能通过出版更多的书籍来达到销售标准的数字，变相“跑数”。

“每本书被推到市场上只有很短的时间，自然也难以销售得好。这成了恶性循环。”

她道出一个现实的情况：不管是独立出版社还是“三中商”，也面对读者减少的问题。市场萎缩共同制造了这场共业。 出版社只能处理书的内容，如何让书被看见却显得无能为力。“太多因素影响一本书的命运。”她坦言，思考如何推销一本书成为趋势。好像何韵诗的书籍以一场运动（campaign）来作宣传策略，只需在书展售卖也能卖得好。面对如此困顿的境况，独立出版与“三中商”无分高下，只是选题与模式的差异。

在她看来，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读者不买书，香港市场小，内销不成，也难言外销。或许责任不在垄断的“三中商”，而在市场？

如今她离开了三联出版社，“因为看不见出路”。有想过开创一间属于自己的出版社？“我会想的是，除了选题以外，与三联有何区别？我想不到与原来的套路有何不同，无法突破。”她形容，这是一个死结。

独立的自由与责任

前路茫茫，但仍有新力量不断加入，尝试以新颖的方式纾解死结。

出版社“后话文字工作室”只成立数月，至今出版了一本书籍，同样没有办公室，两位成员阿园和谭颖诗与我约在一间工厦的餐厅，在他们看来，当下灵活的工作模式让独立出版变得更容易。

“出版程序中涉及作者、编辑、设计师、印厂、纸行及发行商。若全部都找freelancer的话，那不用一处实体空间。而且现时出版的程序更简化了，有时作者能兼任编辑与设计，甚至有些作者不找发行商，自己搬书卖。现在freelancer愈渐被接受，很多人也是slash，有很多不同身分。根本不用租地方。”谭颖诗说。

她们两人也是新时代下的slash一族。阿园曾任职大型出版社，现时是自由工作者，亦是《字花》编辑。谭颖诗曾教授创作班，亦曾任职《字花》执行编辑。一起开创出版社，源于很简单的理由：他们手头有想出版的书。“我们是各自手上有书想出版才一起做，并非先开了一间出版社再找书出版。既然有那么多书也没人出版，倒不如我们自己出版吧。”谭颖诗说。

“后话”的定位是文学出版，首本出版的书籍是谭以诺的小说《于是我坐下，听调酒师M说H城的传说》。书的封面是深邃的蓝，与不规则的图像，如我城幽暗的夜。

“后话”很注重每本书的编辑、校对和封面设计，“很多人会认为独立出版社因缺乏资源会有较多问题，例如校对不够严谨；设计千篇一律等，原地踏步。或是在出版的过程有剥削的情况，或关系不对等，都是对长远发展不是好事。”

在“后话”看来，一间新的出版社，不能解决出版现况的困境，但至少能换来新气象，改变或许就从做好一本本高质量的书开始。独立出版，有独立的自由与责任。

“不能因为是独立出版，便要求人家花钱买不好的制成品。我们三位也很不喜欢。制成品如何也要有底线，那是一本书的要求。做独立出版，要尊重大家，也要成为专业的人。”因此，她们尝试邀请不同设计师合作，与作者仔细讨论。较之大型出版社，她们有更多的时间逐一细致地解决问题。书籍不再粗制滥造，回归小而精的格局。即使出版后，她们亦尝试探用联合物流以外的发行商，亦在酒吧举办作者的座谈会。一切都是崭新的力量。

给书重新下定义

我不是纯粹怀念出版的日子，而是觉得若仍有一两本书有其影响力，而这一两本书因为我们才能出版，那『进一步』仍有存在价值。

纸本走下坡是绕不开的阴霾，独立出版面对的困难仿佛更大，但转身的空间却相对广阔。

重新出发的“进一步”，现正经历艰难的转型期。曾经与出版社划上等号的创办人江琼珠，现转向纪录片创作，不欲再谈出版。在2016年决定生死的股东大会上，“进一步”几近结束，丁南侨的一念，改变了命运。

“我觉得不甘心，作为一间出版社，仍有做的事。我不是纯粹怀念出版的日子，而是觉得若仍有一两本书有其影响力，而这一两本书因为我们才能出版，那『进一步』仍有存在价值。”于是他与余下一半的股东，继续勉力支撑下去。现时，“进一步”由以往每年出版八至十本书，改为三至四本，贵精不贵多。

洛阳纸贵，一书能掀起巨变的时代，已渐渐掩埋在网络的浪潮里。丁南侨亦明白，出版的条件已不再相同，对于书本的理解也需因时而变。

“去年我参加台北国际书展，有两家不同的出版社不约而同说，十多年前印书彷若印钞票。如今已不再可能如此。大家也意识到书作为媒介是迈向夕阳，但我不认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书的价值。当下书的存在价值与十年前是不同的。”“进一步”的销售数量，由二十年前每本书能售一千至二千本，跌至最近的六百本。但他认为，书仍有无法被网络取代之处。“书本才能做到整体与深度的论述，能反覆思量，尚要掌握与沉淀的媒介。”

他接手“进一步”后出版的《民主与香港管治》，便是份量甚重的文章结集。但他所筹划的座谈会，只有极少人参与。“我亦想了些新的宣传方法，好像拍摄了约三分钟的书的预告片，但点击率也很少。”书如何在新时代里走进读者的眼球，仍是一大学问。

dirty press走的是另一蹊径。小鸣分享，他尝试将旧有的出版模式换上活泼的方法。“书的概念能否有新的理解？好像书本是否必然需要印刷？又或是书本能否以大家分成的做法，书的拥有者与参与者可以更多元。”他举例，出版一本书，可以邀请感兴趣的设计师参与，书的拥有权不再局限于作者。另一可能性是电子书：“始终大部分作者也希望能将作本印刷成书。但既有对纸本书的迷恋或会造成滞后，被资源窒碍。香港对书的概念无疑是较落后。”他以台湾的陈夏民作例，作为纸本出版人的他乐见书籍出版数码化，好像他所着的《主妇的午后时光》，便在“Readmoo读墨电子书”上以网络独有的方式呈现。独立出版仍有大片尚可探索与开垦的荒地。

陈夏民成立逗点文创结社后，两年前亦与其他独立出版社成立“独立出版联盟”，尝试搭建利于台湾独立出版的通路系统，亦屡到不同地区交流连结，更自行策划书展

在丁南侨看来，独立最终指向的是自主，“若印刷、发行与销售也自主不了，那亦难以谈得上独立。即使无法完全自主，也需要思考如何配合。”小鸣亦认为，“需思考怎样强化本地独立出版的体质”。于是他召集了包括进一步、brownie publishing与毫末书社等十间独立出版社，构筑了“出版前沿共同体”的联盟。“出版前沿共同体”在里人文化的摊位内摆放，并架上“独立出版，众声起浪”的旗帜。

小鸣说，联盟正筹划组成法定组织，以便拓展不同方面的合作，突破过去独立出版单打独斗的局面。“既然我们是做华文出版，亦尝试通过联盟与台湾的独立出版更多的合作。我们会参与台北书展，展现香港独立出版的面貌，同时也加强对台湾的中下游发行通路。”他直道，过去台湾的独立书店不清楚由香港独立出版的书目，亦不了解订购的管道。因此联盟亦将与由多家台湾小型独立书店共组的友善书业合作社连结，寻找港台的独立出版出路。联盟仍是初始阶段，他亦坦言，一切仍在筹备阶段，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方能作真正的改变。

独立出版，仍是一场未竟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