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出版步履維艱：誰在決定一本書的命運？

每年一度的台北書展總在年初舉行。一年伊始，以書的養分來開啟。每屆書展均有香港獨立書商參展，更是不少香港新書的發布場地，今年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也領著藝評人梁寶山的新作《我愛Art Basel》趕赴台北書展現場，舉行講座。去年，由不少香港獨立出版社組成的52Hz出版聯盟在台北書展成立。台灣的書業市場，是近年香港獨立出版嘗試開拓的新版塊，台北書展成為重要關口。

回看香港，獨立出版四面楚歌。葵涌重重的工廠大廈裡，丁南僑身處一個約230平方呎的辦公室，低頭營營役役。這是一個如常的下午，他沒有想過，擔任出版工作換來的是處理大量繁瑣的行政雜務。從香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一職退休後，他走到獨立出版的前線，猶如老兵上戰場。

他接手近兩年的獨立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在去年剛剛迎來二十周年。這間出版社記載著香港回歸後各種動盪思潮，然而近年卻險些結業。「有些股東覺得書作為媒介，現在與今後也無法達到從前的力量。也有些股東認為，『進一步』已完成其歷史任務。」丁南僑說。

即使最近在香港印刷，印刷商也會說：『不如別出版這本書』。總之是多了阻力，純粹因為書的題材不為認同或認可。

2014年雨傘運動後，出版的圖景更形肅殺。「雨傘書」絕跡於三聯、中華、商務等書店，這三家書店簡稱「三中商」，均屬於聯合出版集團旗下，壟斷香港圖書銷售大半江山，敏感詞的範圍愈加廣泛，獨立出版社面對更嚴峻的考驗。「從我們成立以來，出版也沒有遇到什麼阻礙。我們有部分書在三中商書店售賣，銷量也不錯。但直到雨傘後，三中商書店向我們取書的數量很少，或取書後退回的數量很多。我們的感覺是他們並不特別為我們的書爭取好的位置擺放，也不特別賣敏感議題的書」丁南僑說，另一困難是印刷更加困難了：「過去為了節省成本，部份書亦於大陸印刷。但如今也不敢在大陸印刷。即使最近在香港印刷，印刷商也會說：『不如別出版這本書』。總之是多了阻力，純粹因為書的題材不為認同或認可。」

問他書的名字，他直道不能說，因為怕影響他人，「我只能說，敏感題材的書籍出版，日後在香港將愈加困難。」

出版的戰爭陷入泥潭。印刷、銷售的渠道都在不斷收縮，希望在源頭孕育自由思想的獨立出版該怎樣活下去？丁南橋也很迷茫：「出版要經過印刷、發行與零售等環節。像我們這樣的出版社，只能控制出版的部份，而往後幾個環節我們也難以控制。因此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我們也很難做。」

「進一步，海闊天空」

隨意走進一間書店，當眼處平攤著琳琅滿目的新書，業界俗稱「豬肉檯」。書本要擠得進這張「豬肉檯」，內容或許是次要，一本書背後的出版社與發行機制才是決定性因素。獨立出版的書籍，總與大書店的「豬肉檯」無緣。

香港的出版素來自由通行，要成功取得出版所需的書號，門檻不高。可是，自由的表象卻掩蓋了業界機制上的問題。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有從出版、印刷到發行、銷售的「一條龍」機制，以綑綁式營運壟斷書業市場。「三中商」可決定入書的品種與數量，往往優先發行自家集團出版的書籍，因此獨立出版的書籍若要顯現於大眾的視野，不能單靠被動地與現存制度周旋，反之，需嘗試以打游擊的方式，站於迥異的位置上。

時間倒流至1996年底，回歸在即，香港一片人心惶惶。丁南僑憶述，當時一班朋友希望籌劃一間獨立出版社，其中包括後來擔任社長的、活躍於公民社會的失明人士莊陳有；願意以低薪全職打理出版社的江瓊珠；也有小學校長、電影導演、NGO（非牟利機構）成員、記者與時事評論員等，眾人湊合了50萬港元，成立了「進一步出版社」。

「當時流行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許是我們都有點左翼的因子吧，因此『包拗頸』，為何不能『進一步，海闊天空』？」丁南僑分享說，當時一群來自不同界別人就因為同樣執著的精神，聚在一起：「當時的目標是以文字作為媒介，延續與推動九七後我們憂慮或會被收窄的言論空間，當時是很有意識地做這件事。」

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進一步」出版由丁南僑撰寫的《進一步問得好系列：公民抗命》（下簡稱《公民抗命》），一天在街上賣了900多本。書的內容自2000年就開始策劃，當時學聯被政府控告非法集會，學聯想和「進一步」合作出版一本有關集會的法律條文以及漫畫的書，但完稿後出版一度擱淺，到了2003年，「23條立法」的爭議讓公民抗命的討論又重新燃起，丁南橋將書稿重新修訂，加上「Ahko阿高」的漫畫插圖，在遊行的兩日前才趕及完成印刷。這本書只比手掌大一些，像手冊般，方便人們閱讀與傳播。

「進一步」擅長出版此類及時擊中社會脈搏、方便傳播的書籍，2007年，「進一步」十周年，出版了「一步十年」系列，後來的「抗命年代」系列的「雨傘書」，亦是以這種形態出版。其中「一步十年」系列中的《四代香港人》，以社會學角度來作世代論的分析，引起公共廣泛的討論，更成為「進一步」其中一本銷售量最好的書籍，今年十月第21次再版，每一次印刷也是1000或2000本。

書本能拓寬思考與論述，它不限於現實的複製或擬象，更是切開現實平滑的外表，呈現表象以下豐厚斑駁的肌理。丁南僑提到2009年出版的《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是一本關於七十年代出生的香港新移民的經歷與感受。當社會一片反新移民的浪潮，「進一步」「反其道而行」，選擇翻開他們被隱沒的聲音。「他們經歷過六四，身份認同從中國轉向香港，因此書名是『也是』香港人。」

成立之初，同時出版的四本書籍已敲響名堂。其中包括邱禮濤寫搖滾音樂的《大搖大擺》；黃秋生在《癲狗日報》專欄輯錄而成的《狂秋日記》；江瓊珠的《從米蘭到鑽石山— 甘仔故事》，書寫甘浩望神父的故事；以及馮仁釗所寫的《一人問候九七》。

「這一直是我們的初衷 —— 希望能豐富言論空間，出版的書籍都與社會現狀有關，不論是文化、社會與社群，能對應時代。」

一本書能主宰知識的生產與傳播。20年後，在香港，自由的文化與知識生產機制正岌岌可危。Live house Hidden Agenda與本土研究社所創辦的民間學院相繼被法制所限，不得不終止。丁南僑也是民間學院的導師之一，更親身經歷在上課期間被教育局職員發警告信，在香港大學教書20多年的他，首次被禁制教學。他在《明報》上寫到：「教育局何以有權去規限民間的知識傳授？」知識在當下的香港變得危險。實體空間無法容納自由寬廣的思想，獨立出版會否成為最後的堡壘？

20年後，面對越發艱難的經營局面，部分股東決定離開，「進一步」出售了位於田灣的倉庫。丁南僑與餘下的股東決意繼續營運，只好月租葵涌工廈兩個小單位作辦公室與書倉之用。

當出版、發行及零售均操控於『三中商』，許多敏感的議題也容易被忽略，如涉及道德與政治更無法呈現。這變相破壞了出版自由。

出版隱而未見的聲音

香港的獨立出版，從前是一把利刃，如今已失去用武之地？在知識生產漸受箝制的當下，獨立出版為何重要？

2008年，小鳴跳出穩定的工作，開闢獨立出版的蹊徑，創辦了dirty press。出版社多年來一直關懷社會邊緣，所選取的題材鮮見於大型出版社。「當出版、發行及零售均操控於『三中商』，許多敏感的議題也容易被忽略，如涉及道德與政治更無法呈現。這變相破壞了出版自由。」他直接說出開創獨立出版社的原委。

我跟小鳴約在一間餐廳訪問，他多年來一直在家工作，畢竟獨自經營出版社，可以避免昂貴的租金。他曾在具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工作二十多年，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後來創辦獨立出版社，以 “dirty” 起名，已見強烈主張，欲還原社會上被污名化的多元、群體聲音。「因為我的身體的緣故，我自小也同樣遭受這類目光，甚至肉身的欺凌。因此也對弱勢較有強烈的感覺，也對另類的東西比較感興趣。這亦是我從事出版的出發點。」小鳴說。

他的身體與常人有些不同，他持著手杖，步履略微蹣跚。後來他修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碩士，對性學研究（sexuality）尤感興趣，也認識了許多小眾朋友。「當我鑽研得更深入，便察覺許多事物也在社會中被污名化。加上自身一些生活經驗，便感覺到這是一種不理想的社會狀態。那我可以做什麼讓這些小眾、他者能獲得更多的包容？」他發現大眾對他者的排斥源於陌生，也促使他想到，以出版來重現他者的聲音。

2009年，成立不久的dirty press出版了《論盡明光社》一書，由基督教訓練出身的張國棟所寫，旋即惹來熱議。明光社是香港一個基督教組織，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對性小眾群體的攻擊，以維護家庭核心價值。《論盡明光社》可謂是首本針對明光社的出版書籍。其後2010年，dirty press與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出版由兩位學者羅永生與龔立人所編的《宗教右派》，繼續向明光社擊石。

「較之其他媒介，出版的力量是很大的。」小鳴仍然相信這股力量。他一直積極尋找隱而未見的聲音來呈現，「我覺得最好的證明是明光社也出書回應了。如果不是說到他們的痛處，也不會回應吧。」dirty press對於獨立出版作為推進論述的基礎與開端，也一直存在強烈意識。近來，朝向明光社的刀槍轉為對沉默者更深厚的關顧，例如兩年前出版的《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直接攤陳第一身的經驗，讓他者的複雜性能被還原。

出版的系統之戰

「主流出版社需承擔更大的風險，因此出版的選擇很少。獨立出版承擔的風險較少，能填補主流出版不碰觸的議題，更趨向社會多元。」小鳴說。

獨立出版能孕育不被主流媒體所容的聲音，但在現存的制度下，這些聲音卻很可能被隱沒在層層的管道之中。面對發行和銷售困難，許多獨立出版選擇另創管道。

過去多年來「進一步」除了出版業務外，亦兼營發行，不用倚靠其他的發行商。但當原來的大倉庫賣掉後，他們只能放棄發行的業務。「最大的區別是，過去自己做發行，即使送一兩本書到偏遠地方的書店，我們也會送。但對大型的商業發行商來說，這樣做成本很貴，他們未必願意，也未必做得好。」丁南僑說，他們更曾找了聯合物流作發行通道，不過情況不甚理想，因此現已轉為獨立發行。「簽了半年約，他們沒有跟我們訂過一本書。箇中原因我也不得而知。」

小鳴則堅持不與聯合物流合作，他很早便意識現存出版系統的問題，希望能重新構建書業的物流系統。「其實很多業界的人仍是選擇聯合物流，這助長了他們的擴張，讓他們愈滾愈大，影響整個生態。」dirty press 早年經樂文發行，同屬獨立的形式，以有限的人手聯絡以及將書本運往不同書店。後來樂文搬了辦公地方，缺乏空間，因此停止為他們發行。小鳴指出，由於空間稀少，造成長期難找發行商的問題。2016年年底，他一直難以尋獲合適的發行商，這一度造成出版社的危機，最終才找到里人文化願意發行。

『三中商』覺得那本書賣得不好，也自然不會擺放在好的位置。他們也是看數字。編輯們只能通過出版更多的書籍來達到銷售標準的數字，變相「跑數」。

當我們容易掉進獨立與「三中商」二元對立的囹圄中，「三中商」出版社又是否如想像中的必然佔據優勢？曾經在三聯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饒雙宜直截了當地說，景況同樣艱難。她曾參與陳曉蕾所寫的《剩食》，以及「土製漫畫」系列等出版，皆是一些口碑甚佳的書籍，她所面對的困難，同樣是書的營銷。

「『三中商』的出版與零售是分得很開，不能一刀切。」她舉例，她所負責的出版項目並非一些大眾化的書籍，因此，這些書也未必能放在「豬肉檯」。「『三中商』覺得那本書賣得不好，也自然不會擺放在好的位置。他們也是看數字。」因此，編輯們只能通過出版更多的書籍來達到銷售標準的數字，變相「跑數」。

「每本書被推到市場上只有很短的時間，自然也難以銷售得好。這成了惡性循環。」

她道出一個現實的情況：不管是獨立出版社還是「三中商」，也面對讀者減少的問題。市場萎縮共同製造了這場共業。 出版社只能處理書的內容，如何讓書被看見卻顯得無能為力。「太多因素影響一本書的命運。」她坦言，思考如何推銷一本書成為趨勢。好像何韻詩的書籍以一場運動（campaign）來作宣傳策略，只需在書展售賣也能賣得好。面對如此困頓的境況，獨立出版與「三中商」無分高下，只是選題與模式的差異。

在她看來，同樣的問題依舊存在：讀者不買書，香港市場小，內銷不成，也難言外銷。或許責任不在壟斷的「三中商」，而在市場？

如今她離開了三聯出版社，「因為看不見出路」。有想過開創一間屬於自己的出版社？「我會想的是，除了選題以外，與三聯有何區別？我想不到與原來的套路有何不同，無法突破。」她形容，這是一個死結。

獨立的自由與責任

前路茫茫，但仍有新力量不斷加入，嘗試以新穎的方式紓解死結。

出版社「後話文字工作室」只成立數月，至今出版了一本書籍，同樣沒有辦公室，兩位成員阿園和譚穎詩與我約在一間工廈的餐廳，在他們看來，當下靈活的工作模式讓獨立出版變得更容易。

「出版程序中涉及作者、編輯、設計師、印廠、紙行及發行商。若全部都找freelancer的話，那不用一處實體空間。而且現時出版的程序更簡化了，有時作者能兼任編輯與設計，甚至有些作者不找發行商，自己搬書賣。現在freelancer愈漸被接受，很多人也是slash，有很多不同身分。根本不用租地方。」譚穎詩說。

她們兩人也是新時代下的slash一族。阿園曾任職大型出版社，現時是自由工作者，亦是《字花》編輯。譚穎詩曾教授創作班，亦曾任職《字花》執行編輯。一起開創出版社，源於很簡單的理由：他們手頭有想出版的書。「我們是各自手上有書想出版才一起做，並非先開了一間出版社再找書出版。既然有那麼多書也沒人出版，倒不如我們自己出版吧。」譚穎詩說。

「後話」的定位是文學出版，首本出版的書籍是譚以諾的小說《於是我坐下，聽調酒師M說H城的傳說》。書的封面是深邃的藍，與不規則的圖像，如我城幽暗的夜。

「後話」很注重每本書的編輯、校對和封面設計，「很多人會認為獨立出版社因缺乏資源會有較多問題，例如校對不夠嚴謹；設計千篇一律等，原地踏步。或是在出版的過程有剝削的情況，或關係不對等，都是對長遠發展不是好事。」

在「後話」看來，一間新的出版社，不能解決出版現況的困境，但至少能換來新氣象，改變或許就從做好一本本高質量的書開始。獨立出版，有獨立的自由與責任。

「不能因為是獨立出版，便要求人家花錢買不好的製成品。我們三位也很不喜歡。製成品如何也要有底線，那是一本書的要求。做獨立出版，要尊重大家，也要成為專業的人。」因此，她們嘗試邀請不同設計師合作，與作者仔細討論。較之大型出版社，她們有更多的時間逐一細緻地解決問題。書籍不再粗制濫造，回歸小而精的格局。即使出版後，她們亦嘗試探用聯合物流以外的發行商，亦在酒吧舉辦作者的座談會。一切都是嶄新的力量。

給書重新下定義

我不是純粹懷念出版的日子，而是覺得若仍有一兩本書有其影響力，而這一兩本書因為我們才能出版，那『進一步』仍有存在價值。

紙本走下坡是繞不開的陰霾，獨立出版面對的困難彷彿更大，但轉身的空間卻相對廣闊。

重新出發的「進一步」，現正經歷艱難的轉型期。曾經與出版社劃上等號的創辦人江瓊珠，現轉向紀錄片創作，不欲再談出版。在2016年決定生死的股東大會上，「進一步」幾近結束，丁南僑的一念，改變了命運。

「我覺得不甘心，作為一間出版社，仍有做的事。我不是純粹懷念出版的日子，而是覺得若仍有一兩本書有其影響力，而這一兩本書因為我們才能出版，那『進一步』仍有存在價值。」於是他與餘下一半的股東，繼續勉力支撐下去。現時，「進一步」由以往每年出版八至十本書，改為三至四本，貴精不貴多。

洛陽紙貴，一書能掀起巨變的時代，已漸漸掩埋在網絡的浪潮裡。丁南僑亦明白，出版的條件已不再相同，對於書本的理解也需因時而變。

「去年我參加台北國際書展，有兩家不同的出版社不約而同說，十多年前印書彷若印鈔票。如今已不再可能如此。大家也意識到書作為媒介是邁向夕陽，但我不認同。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書的價值。當下書的存在價值與十年前是不同的。」「進一步」的銷售數量，由二十年前每本書能售一千至二千本，跌至最近的六百本。但他認為，書仍有無法被網絡取代之處。「書本才能做到整體與深度的論述，能反覆思量，尚要掌握與沉澱的媒介。」

他接手「進一步」後出版的《民主與香港管治》，便是份量甚重的文章結集。但他所籌劃的座談會，只有極少人參與。「我亦想了些新的宣傳方法，好像拍攝了約三分鐘的書的預告片，但點擊率也很少。」書如何在新時代裡走進讀者的眼球，仍是一大學問。

dirty press走的是另一蹊徑。小鳴分享，他嘗試將舊有的出版模式換上活潑的方法。「書的概念能否有新的理解？好像書本是否必然需要印刷？又或是書本能否以大家分成的做法，書的擁有者與參與者可以更多元。」他舉例，出版一本書，可以邀請感興趣的設計師參與，書的擁有權不再局限於作者。另一可能性是電子書：「始終大部分作者也希望能將作本印刷成書。但既有對紙本書的迷戀或會造成滯後，被資源窒礙。香港對書的概念無疑是較落後。」他以台灣的陳夏民作例，作為紙本出版人的他樂見書籍出版數碼化，好像他所著的《主婦的午後時光》，便在「Readmoo讀墨電子書」上以網絡獨有的方式呈現。獨立出版仍有大片尚可探索與開墾的荒地。

陳夏民成立逗點文創結社後，兩年前亦與其他獨立出版社成立「獨立出版聯盟」，嘗試搭建利於台灣獨立出版的通路系統，亦屢到不同地區交流連結，更自行策劃書展

在丁南僑看來，獨立最終指向的是自主，「若印刷、發行與銷售也自主不了，那亦難以談得上獨立。即使無法完全自主，也需要思考如何配合。」小鳴亦認為，「需思考怎樣強化本地獨立出版的體質」。於是他召集了包括進一步、brownie publishing與毫末書社等十間獨立出版社，構築了「出版前沿共同體」的聯盟。「出版前沿共同體」在里人文化的攤位內擺放，並架上「獨立出版，眾聲起浪」的旗幟。

小鳴說，聯盟正籌劃組成法定組織，以便拓展不同方面的合作，突破過去獨立出版單打獨鬥的局面。「既然我們是做華文出版，亦嘗試通過聯盟與台灣的獨立出版更多的合作。我們會參與台北書展，展現香港獨立出版的面貌，同時也加強對台灣的中下游發行通路。」他直道，過去台灣的獨立書店不清楚由香港獨立出版的書目，亦不了解訂購的管道。因此聯盟亦將與由多家台灣小型獨立書店共組的友善書業合作社連結，尋找港台的獨立出版出路。聯盟仍是初始階段，他亦坦言，一切仍在籌備階段，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方能作真正的改變。

獨立出版，仍是一場未竟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