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一座自由清真寺，会成为伊斯兰宗教改革的希望吗？

2017年11月的一天，我来到德国柏林市中心的莫阿比特区（Moabit），寻找“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Ibn Rushd-Goethe Mosque）。

这座清真寺在2017年6月才由土耳其库尔德裔德国律师、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Seyran Ates创立，股东包括弗莱堡教育大学伊斯兰神学教授、苏黎世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以及伊斯兰进步论坛创始人。他们提出，要做欧洲第一座“自由派清真寺”（liberal mosque）。

这里和正统清真寺的区别随处可见：例如同性恋者可以进入，什叶、逊尼等不同教派一起祷告，男女不必分开祈祷，女性可以成为伊玛目（即领拜人），古兰经以现代眼光来解读，女性不用戴头巾进清真寺，遮面头巾（例如罩住整张脸、只在眼部留出一条缝隙或纱网的“Burqa”）被禁止等等。Seyran Ates 认为，头巾与信仰无关，只是父权社会的产物，目的是让女性在公共生活中隐身。

它无疑满足了一部分人对伊斯兰教版“宗教改革”的想像。从它长长的名字便可见端倪：以伊斯兰教智者、“西欧世俗思想之父”伊本·鲁世德（又译阿威罗伊），以及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歌德来命名。前者在1195年因理性主义观念触怒正统伊斯兰教而被流放；后者深受理性思想浸润，对宗教始终持怀疑态度，并在晚年写下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诗集──《西东合集》。

而它所面对的敌意也可想而知。隔着数千公里，一个成立于1895年、在伊斯兰世界深具影响力的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埃及伊斯兰教法判令委员会（Dar al-Ifta al-Misriyyah）特别针对这座清真寺发表声明，把男女并肩祈祷称为“对伊斯兰教法的公然违背”。Seyran Ates 收到了来自民间的无数死亡威胁，从这座清真寺创立以来，她就24小时处于德国警方的保护之下。

我一心想找清真寺，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座典型新教教堂：红砖、哥特式尖塔、高高的钟楼、细雨中湿漉漉的圆石路，背后是静谧的基督徒墓园。那天是工作日中午，教堂大门紧闭，四下无人。我又看了一眼地图导航，标着“清真寺”位置的小圆点，确确实实就在十字架一侧。一切都显得清冷而诡异。

没有路牌和标志物，走到教堂侧翼，才看到一个小小的金属门牌，用规整的字体印着清真寺的名字，看起来像个低调的办公机构。门同样紧锁着，门铃显示它在三楼，我按下按钮，就这样开始了对这家清真寺的第一次拜访，也得以触及柏林“多元”观念下的希望与不安。

不拘小节与开门迎客

走上旋转楼梯，昏暗的灯光照着每个转角处贴的 A4 纸，上面打印着德语单词“Moschee”（清真寺），地上贴的易撕彩胶拼出路标。循阶爬上三楼，一只简易鞋架被放在狭窄的楼道里，提示人们，这里跟传统清真寺一样需要脱鞋才能进入。

门里是四壁纯白的长形房间：白窗框和磨砂玻璃，乳白地毯，只放了少量伊斯兰教书籍、显得很空的白格子书架，绿色盆栽和一叠祈祷用的毡毯。进门处放着一个可以挪动的弧形白色网状木架，用来代替一般盖在清真寺礼拜殿后墙上的凹壁和窑殿──它们代表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方向。这间清真寺的志愿者 Zahra 告诉我，他们对房间做的唯一改变，就是重新粉刷了年久发黄的墙壁。

这一切显露出他们布置房间时的谨慎──毕竟房间是清真寺向教堂租来的，租期目前只有一年。它原先是这座教堂的练歌房。清真寺的新闻发言人 Marlene Löhr 说，这间80平米的房间月租是300欧元。在租金一直上涨的柏林市中心，这样的价格不像是要靠收租赚钱。

比起传统清真寺的规矩森严，这间清真寺显得不拘小节。时常可见衣着随意的团体访客从楼道里呼啦啦涌上来，脱鞋进屋，东张西望并用不大的音量提出问题。另外，在每周五──伊斯兰教主麻日、唯一的公众礼拜，这间清真寺把聚礼（即礼拜）时间整齐划一地定在中午12点半。这跟传统穆斯林遵循太阳东升西落、把祈祷时间精确到分钟的做法完全不同。但它有一点跟传统清真寺一致：不能在祈祷时给信众们拍照。

这间清真寺没有常驻伊玛目，聚礼由大家轮流主持仪式。主持人中有一名德国女性──这是其他清真寺不会有的景象。有时他们甚至不讨论信仰，而是一板一眼地宣读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历史，包括与欧洲中世纪同时期的伊斯兰文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科技萌芽，像在上历史课。

祈祷时有人手放胸口，有人手放在大腿两边，透露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环境。男女交错站立，在仪式中几十次恭敬地弯腰、鞠躬、头贴地跪拜、起身、立正、再次跪拜。不遮脸的女人们有的穿着黑色的罩袍，有的围着花头巾，但仪式结束后又很快把这些装扮脱下。

祷告结束后，人们相互握手、拥抱、聊天，精通阿拉伯语的男子 Canda 坐在人们中间，从《古兰经》的开端章开始教授唱诵。他从容不迫地唱出悠长的韵律，初学者们拖着嗓子模仿，迟疑地唱出每一个词语。按照传统穆斯林的规矩，不管信众本国语言是什么，礼拜时必须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对这一点，这群自由派穆斯林存在着分歧：一名埃及裔穆斯林把经文翻译成德语，方便大家朗读；而也有刚皈依的德国信徒坚持要用阿拉伯语朗读，尽管她并不懂这门语言。

从我几次访问这座清真寺的经历来看，参加聚礼者多则十几人，少则四五人。某个周五，在12点半的唱诵之后又过去了六分钟，房间里仍然只有三个人，席地而坐，沉默等待。参观者倒是在后面坐了一整排，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基督徒告诉我，这是自己第一次进入德国的清真寺，毕竟大部分清真寺都不允许参观。

头巾、指定拍摄与逐客令

一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在清真寺楼下遇到了 Seyran Ates。三个高大的便衣保安站在她身后，我叫住了她，她探出头，他们迟疑了一下，让出一个身子的距离。她跟我握手，但委婉拒绝了当下的采访邀请。她一转身，便衣们又严丝合缝地站在一起。她时刻处于“死亡威胁”之中。

1963年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极其保守的穆斯林家庭，Seyran 在6岁那年就随父母移居德国，她在德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为穆斯林女性打抱不平的律师。

她身处一个性别关系极不平等的德国土耳其社群。1960年代柏林墙建立，正逢经济起飞的西德面临劳工短缺，几十万土耳其客籍劳工被官方邀请到西德工作。随着1970年代家庭团聚政策的颁布，他们的家人也被带到德国。他们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基督教为绝对主导的德国社会开始接收数量庞大的穆斯林新移民，柏林等城市一下子建立起许多相对封闭的穆斯林社区。

与此同时，一幕幕关于土耳其女性的悲剧则隐藏在“客籍劳工”这群男性身份的帷幔之下，在德国这个“他乡”更被纵容：强制婚姻、“进口”新娘、荣誉谋杀，以及针对女性的拐卖和强暴。21岁那年，作为在土耳其妇女咨询中心实习的法律系大三学生，Seyran就曾被一位家暴受害女性的丈夫开枪射伤。

“你相信神吗？”“相信。”“你去清真寺吗？”“不去，因为没有清真寺吸引我。我想建立一个自由的、进步的清真寺。”这是 Seyran 与德国媒体的一段对话。如今，她对外宣布自己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伊玛目。

那么，跟“自由派穆斯林”不同的传统清真寺是什么样子？我在一个周五来到另一座土耳其移民的清真寺。它距离“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不到一公里，名叫“圣索菲亚清真寺（Ayasophia Moschee)”──与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同名。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居民区院子里的一栋小平房，从外观上看像座仓库。

一个男人拿出手机打开 App，告诉我当天的六个重要时间：5:55（晨礼），7:44（日出），11:54（晌礼与当天的聚礼），13:43（脯礼），16:27（昏礼），17:38（宵礼）。“所以聚礼一定是11:54准时开始”，他说。

在得知我是中国来的记者后，一名伊玛目领我进去参观──尽管我没有戴头巾。屋里是长而宽敞的鞋架、摆满土耳其语伊斯兰教书籍的小桌子，礼拜殿里有猩红地毯和老式木质吊顶。他替我打开灯，指定我拍摄木质窑殿，然后让我离开。

几十名信众接连不断地进来，全都是年迈的男性，他们都是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其中一个人指了指屋子后面，语气和缓地提醒我，“女人应该去那里。”之后伊玛目追出来确定我是否离开，用严厉的手势向我发出逐客令。

自由派穆斯林是怎样的？

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给信众的定义是“自由派穆斯林”──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然而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伊斯兰世界，人们对“自由”可到何种程度的解读各不相同，观感也呈现出巨大分野：有人认为自由派穆斯林是宗教改革的希望；也有人认为他们的一些主张过于激进，例如一些穆斯林女性不认同彻底否定头巾；还有一种观点混杂了对西方曾施加给阿拉伯国家的诸多军事和政治干预的复杂情绪，认为自由派穆斯林是“西方国家不怀好意的界定，目的是要推广西方价值”。

而根据这间“自由派”清真寺的网页的自我诠释，它的宗教基础是“一种世俗的自由主义的伊斯兰教”，希望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当代的、性别平等的解释”。“自由派穆斯林是一种态度，意味着要以同情的态度生活，理解人人生而平等，容忍多样性和多元化”，新闻发言人 Marlene Löhr 说。

这间清真寺中不乏近几年才改信伊斯兰教的德国人，Marlene 就是其中之一。她出生于传统的德国新教家庭。一次在摩洛哥旅行时出于好奇接触了《古兰经》，她被里面的句子打动，“神不是一个愤怒的严父，高高在上地看着你、惩罚你，而是蕴含在万物之中，在树木花朵和微风之中，满怀仁爱”，她向我描述自己被说服的过程。对她来说，这是比自己之前接受的宗教教育“更有趣”的东西。五年前，她在丈夫和朋友的见证下皈依伊斯兰教。

她的改变对父母而言是种震撼，特别是当她宣布不能再喝任何酒精类饮料时，习惯在家庭聚会中喝啤酒的父亲很不高兴。不过她告诉我，现在父亲会为她准备不含酒精的啤酒。

“我知道人们是怎么看伊斯兰教的”，她说，“但接触了自由派伊斯兰思想之后，知道它可以很平静、很自由，它原本不是暴力的”。

Marlene 之前没去过别的清真寺，因为不喜欢让男人和女人分开祈祷的规定，也害怕“看起来有侵略性”的信众。“在那些清真寺里，我找不到归属感”。

她记得今年年初参与筹备清真寺的情形：她先是听说 Seyran 想办这样一间清真寺，于是试着写信给她，询问自己是否能帮上忙。没有想到 Seyran 很快回复了她的来信，请她协助自己处理随之而来的媒体采访。

另一个全职员工 Christian Awhan Hermann 则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他今年9月才皈依伊斯兰教，现在已经蓄起了大大的络腮胡，外表跟阿拉伯男性并无二致。

反倒是出生于埃及、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的建筑师 Mohamad E，却把脸上的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更像是东亚男性。他的妻子是德国基督徒，结婚20多年，两人都没有为对方改变宗教信仰。

Mohamad 去过柏林的很多清真寺，“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活得跟古兰经完全一样，那不是我想要的”，他说。有一次，他在另一所清真寺里听到一段对话。一个男人问伊玛目：“我不喜欢邻居家的狗，他是恶魔，我能杀掉它吗？”后者回答：“如果生它的母狗已经死了，你就可以杀它。”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决定再也不去那里祈祷。

因为繁重的工作，Mohamad 没法保证每天都做五次祈祷，在工作日他会精简祷告的时间。另外，他偶尔也会跟同事喝一点酒，“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阿拉伯军队要出兵打仗，所以要改变烂醉的恶习，但在现代，只要不醉就好”，他轻快地说。

宗教的平行世界

作为“欧洲第一座自由派清真寺”，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其他的穆斯林群体？

柏林一家清真寺网站显示，这座城市共有24700多名穆斯林在周五参加祈祷。“你们跟附近清真寺的关系怎么样”是 Mohamad 被访客问得最多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两手一摊。这里每周100多名访客大部分都不是穆斯林，而他身边的穆斯林朋友也会笃定地劝他：“总有一天你会回到我们这里的”。

莫阿比特区房租相对低廉，是土耳其、北非和中东移民聚居地，除了“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之外，这片区域已知的清真寺还有14个。除了教派差异外，它们来历各异：土耳其、阿富汗、伊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卡塔尔……有的清真寺只有十几名固定的信众，它们像一个个平行宇宙，构成了“穆斯林”这个概念底下错综复杂的宗教版图。

然而，你在这片街区不会看到任何伊斯兰教宣礼塔。严格来说，这些所谓“清真寺”都只是一个个祈祷间，隐藏在商店、咖啡馆或住宅楼的某个屋子里。

隐形的清真寺背后是隐隐的不安：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2016年12月19日晚8点，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附近的圣诞集市发生恐怖袭击。后续放出的监控视频显示，就在当天晚上6点38分，劫持卡车撞向人群的突尼斯裔男子Anis Amri曾出现在一间土耳其清真寺里，在那里待了29分钟──这个清真寺刚好也位于莫阿比特。2017年2月，这家清真寺的拥有者“Fussilet 33”被证实支持叙利亚恐怖组织，清真寺已经被关闭。

“在故国，政府对这些宗教团体多有控制，但到了西方，宗教思想不再受到限制，得以自由传播”，美国记者伊恩·约翰逊在他的著作《慕尼黑的清真寺》里写道。东西德统一前，因为担心原西德的土耳其人受宗教狂热的影响并进而蔓延至国内，土耳其官方甚至在原西德建立了土耳其宗教局的下属机构──一个被称为“Ditib”的组织。它存续至今，协助建设了德国许多清真寺，并输送了许多伊玛目。尽管土耳其移民是德国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但由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宗教管理机构，还是很耐人寻味的事。

而关于这些清真寺的另一重隐忧则是，德国本土没有培训伊玛目的机构，大多数伊玛目都来自欧洲以外，他们对教义的诠释是否能跟欧洲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契合？最近在德国热卖的图书Inside Islam（《伊斯兰内幕》）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作者Constantin Schreiber在参观德国最古老的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er）清真寺时，随意翻阅了那里展出的书籍，他感到“越来越害怕”。其中一本书的开头就说“只有真主是定律者”，而且“社区不是建立在人权宣言的基础上”。

穆斯林人口仍在增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29日公布的两项研究报告显示，2010到2016年间，整个欧洲的穆斯林群体从1950万人上升到258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从3.8%升至4.9%。而同期德国穆斯林人数则从330万人上升到近5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从4.1%上升到了6.1%──主要因素都是移民。

而按照近两年来移民和中东难民的增长幅度推算，最极端的情况是（尽管现实可能性很小），到2050年，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可能会达到19.7%。而按照更具现实性的移民和中东难民的中速增长率来计算，届时欧洲和德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可能也将分别达到11.2%和10.8%。

一方面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一些穆斯林在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受挫之下，回归原教旨主义以寻求身份认同──两种相互拒斥的立场背后都是漫长和充满伤痕的历史脉络。

“教堂和清真寺做邻居，是宗教的对话”

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和大屠杀历史的德国，对如何对待“少数人群”的问题尤其审慎，围绕伊本·鲁世德-歌德清真寺及其创立者，并不都是一面倒的好评。

“其他的清真寺一定都是不自由、不进步的吗？这样的想法会导致更多的偏见和应激行为的恶性循环”，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常与穆斯林社群打交道的德国记者Denial Bax对我说。

他认为，促使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的根本，还是在于建立更包容和平等的制度，至于自由派清真寺，“只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就像有很多饭店的城市里开了一家素菜馆，并不代表之前的馆子全部都是糟糕的”。

Seyran曾经发起名为“终止极端主义”的公民行动，希望征集100万个签名，修改法律用更严厉手段惩罚极端主义，包括制裁那些不能和极端主义思想、组织或个人保持充分距离的机构。但对权力和政府干预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如何认定“极端主义”？这会不会变成在缺乏证据情况下随意指控、打击异己的“麦卡锡主义”？

无论如何，建立这所清真寺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在圣约翰教堂的烛光中，留着短发、谈吐直率的女性牧师 Sabine Röhm 向我讲述了教堂接受穆斯林“租客”的过程：教区议会在讨论 Seyran 的租房请求时，人们喜欢“自由派”的理念，但也有人担心潜在的恐怖袭击，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把这个不常用的房间租给清真寺。

“也许（恐怖袭击）会发生，但如果想改变点什么，我们就得做出行动”，Sabine 对我说。出生于1960年代的她，经历过西德的战后重建以及德国社会对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反省，和同辈人一样喜欢“对话”这个词。“教堂和清真寺做邻居，这是宗教的对话”，她还半开玩笑地说，作为房东，教堂给清真寺提的唯一要求是：记得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