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第一座自由清真寺，會成為伊斯蘭宗教改革的希望嗎？

2017年11月的一天，我來到德國柏林市中心的莫阿比特區（Moabit），尋找「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Ibn Rushd-Goethe Mosque）。

這座清真寺在2017年6月才由土耳其庫爾德裔德國律師、女性主義社會活動家Seyran Ates創立，股東包括弗萊堡教育大學伊斯蘭神學教授、蘇黎世大學政治學系講師，以及伊斯蘭進步論壇創始人。他們提出，要做歐洲第一座「自由派清真寺」（liberal mosque）。

這裏和正統清真寺的區別隨處可見：例如同性戀者可以進入，什葉、遜尼等不同教派一起禱告，男女不必分開祈禱，女性可以成為伊瑪目（即領拜人），古蘭經以現代眼光來解讀，女性不用戴頭巾進清真寺，遮面頭巾（例如罩住整張臉、只在眼部留出一條縫隙或紗網的「Burqa」）被禁止等等。Seyran Ates 認為，頭巾與信仰無關，只是父權社會的產物，目的是讓女性在公共生活中隱身。

它無疑滿足了一部分人對伊斯蘭教版「宗教改革」的想像。從它長長的名字便可見端倪：以伊斯蘭教智者、「西歐世俗思想之父」伊本·魯世德（又譯阿威羅伊），以及德國文學家、思想家歌德來命名。前者在1195年因理性主義觀念觸怒正統伊斯蘭教而被流放；後者深受理性思想浸潤，對宗教始終持懷疑態度，並在晚年寫下融合東西方文化的詩集──《西東合集》。

而它所面對的敵意也可想而知。隔着數千公里，一個成立於1895年、在伊斯蘭世界深具影響力的政府機構和學術組織──埃及伊斯蘭教法判令委員會（Dar al-Ifta al-Misriyyah）特別針對這座清真寺發表聲明，把男女並肩祈禱稱為「對伊斯蘭教法的公然違背」。Seyran Ates 收到了來自民間的無數死亡威脅，從這座清真寺創立以來，她就24小時處於德國警方的保護之下。

我一心想找清真寺，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座典型新教教堂：紅磚、哥特式尖塔、高高的鐘樓、細雨中濕漉漉的圓石路，背後是靜謐的基督徒墓園。那天是工作日中午，教堂大門緊閉，四下無人。我又看了一眼地圖導航，標着「清真寺」位置的小圓點，確確實實就在十字架一側。一切都顯得清冷而詭異。

沒有路牌和標誌物，走到教堂側翼，才看到一個小小的金屬門牌，用規整的字體印着清真寺的名字，看起來像個低調的辦公機構。門同樣緊鎖着，門鈴顯示它在三樓，我按下按鈕，就這樣開始了對這家清真寺的第一次拜訪，也得以觸及柏林「多元」觀念下的希望與不安。

不拘小節與開門迎客

走上旋轉樓梯，昏暗的燈光照着每個轉角處貼的 A4 紙，上面打印着德語單詞「Moschee」（清真寺），地上貼的易撕彩膠拼出路標。循階爬上三樓，一隻簡易鞋架被放在狹窄的樓道裏，提示人們，這裏跟傳統清真寺一樣需要脱鞋才能進入。

門裏是四壁純白的長形房間：白窗框和磨砂玻璃，乳白地毯，只放了少量伊斯蘭教書籍、顯得很空的白格子書架，綠色盆栽和一疊祈禱用的氈毯。進門處放着一個可以挪動的弧形白色網狀木架，用來代替一般蓋在清真寺禮拜殿後牆上的凹壁和窯殿──它們代表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方向。這間清真寺的志願者 Zahra 告訴我，他們對房間做的唯一改變，就是重新粉刷了年久發黃的牆壁。

這一切顯露出他們布置房間時的謹慎──畢竟房間是清真寺向教堂租來的，租期目前只有一年。它原先是這座教堂的練歌房。清真寺的新聞發言人 Marlene Löhr 說，這間80平米的房間月租是300歐元。在租金一直上漲的柏林市中心，這樣的價格不像是要靠收租賺錢。

比起傳統清真寺的規矩森嚴，這間清真寺顯得不拘小節。時常可見衣着隨意的團體訪客從樓道裏呼啦啦湧上來，脱鞋進屋，東張西望並用不大的音量提出問題。另外，在每週五──伊斯蘭教主麻日、唯一的公眾禮拜，這間清真寺把聚禮（即禮拜）時間整齊劃一地定在中午12點半。這跟傳統穆斯林遵循太陽東昇西落、把祈禱時間精確到分鐘的做法完全不同。但它有一點跟傳統清真寺一致：不能在祈禱時給信眾們拍照。

這間清真寺沒有常駐伊瑪目，聚禮由大家輪流主持儀式。主持人中有一名德國女性──這是其他清真寺不會有的景象。有時他們甚至不討論信仰，而是一板一眼地宣讀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歷史，包括與歐洲中世紀同時期的伊斯蘭文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科技萌芽，像在上歷史課。

祈禱時有人手放胸口，有人手放在大腿兩邊，透露出他們來自不同的宗教環境。男女交錯站立，在儀式中幾十次恭敬地彎腰、鞠躬、頭貼地跪拜、起身、立正、再次跪拜。不遮臉的女人們有的穿着黑色的罩袍，有的圍着花頭巾，但儀式結束後又很快把這些裝扮脱下。

禱告結束後，人們相互握手、擁抱、聊天，精通阿拉伯語的男子 Canda 坐在人們中間，從《古蘭經》的開端章開始教授唱誦。他從容不迫地唱出悠長的韻律，初學者們拖着嗓子模仿，遲疑地唱出每一個詞語。按照傳統穆斯林的規矩，不管信眾本國語言是什麼，禮拜時必須用阿拉伯語誦讀古蘭經。對這一點，這群自由派穆斯林存在着分歧：一名埃及裔穆斯林把經文翻譯成德語，方便大家朗讀；而也有剛皈依的德國信徒堅持要用阿拉伯語朗讀，儘管她並不懂這門語言。

從我幾次訪問這座清真寺的經歷來看，參加聚禮者多則十幾人，少則四五人。某個週五，在12點半的唱誦之後又過去了六分鐘，房間裏仍然只有三個人，席地而坐，沉默等待。參觀者倒是在後面坐了一整排，一位來自法蘭克福的基督徒告訴我，這是自己第一次進入德國的清真寺，畢竟大部分清真寺都不允許參觀。

頭巾、指定拍攝與逐客令

一個下着小雨的黃昏，我在清真寺樓下遇到了 Seyran Ates。三個高大的便衣保安站在她身後，我叫住了她，她探出頭，他們遲疑了一下，讓出一個身子的距離。她跟我握手，但委婉拒絕了當下的採訪邀請。她一轉身，便衣們又嚴絲合縫地站在一起。她時刻處於「死亡威脅」之中。

1963年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個極其保守的穆斯林家庭，Seyran 在6歲那年就隨父母移居德國，她在德國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為穆斯林女性打抱不平的律師。

她身處一個性別關系極不平等的德國土耳其社群。1960年代柏林牆建立，正逢經濟起飛的西德面臨勞工短缺，幾十萬土耳其客籍勞工被官方邀請到西德工作。隨着1970年代家庭團聚政策的頒布，他們的家人也被帶到德國。他們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也正是從那時起，以基督教為絕對主導的德國社會開始接收數量龐大的穆斯林新移民，柏林等城市一下子建立起許多相對封閉的穆斯林社區。

與此同時，一幕幕關於土耳其女性的悲劇則隱藏在「客籍勞工」這群男性身份的帷幔之下，在德國這個「他鄉」更被縱容：強制婚姻、「進口」新娘、榮譽謀殺，以及針對女性的拐賣和強暴。21歲那年，作為在土耳其婦女諮詢中心實習的法律系大三學生，Seyran就曾被一位家暴受害女性的丈夫開槍射傷。

「你相信神嗎？」「相信。」「你去清真寺嗎？」「不去，因為沒有清真寺吸引我。我想建立一個自由的、進步的清真寺。」這是 Seyran 與德國媒體的一段對話。如今，她對外宣布自己正在學習如何成為伊瑪目。

那麼，跟「自由派穆斯林」不同的傳統清真寺是什麼樣子？我在一個週五來到另一座土耳其移民的清真寺。它距離「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不到一公里，名叫「聖索菲亞清真寺（Ayasophia Moschee)」──與土耳其聖索菲亞大教堂同名。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居民區院子裏的一棟小平房，從外觀上看像座倉庫。

一個男人拿出手機打開 App，告訴我當天的六個重要時間：5:55（晨禮），7:44（日出），11:54（晌禮與當天的聚禮），13:43（脯禮），16:27（昏禮），17:38（宵禮）。「所以聚禮一定是11:54準時開始」，他說。

在得知我是中國來的記者後，一名伊瑪目領我進去參觀──儘管我沒有戴頭巾。屋裏是長而寬敞的鞋架、擺滿土耳其語伊斯蘭教書籍的小桌子，禮拜殿裏有猩紅地毯和老式木質吊頂。他替我打開燈，指定我拍攝木質窯殿，然後讓我離開。

幾十名信眾接連不斷地進來，全都是年邁的男性，他們都是土耳其移民的後代。其中一個人指了指屋子後面，語氣和緩地提醒我，「女人應該去那裏。」之後伊瑪目追出來確定我是否離開，用嚴厲的手勢向我發出逐客令。

自由派穆斯林是怎樣的？

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給信眾的定義是「自由派穆斯林」──這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然而究竟意味着什麼？

在伊斯蘭世界，人們對「自由」可到何種程度的解讀各不相同，觀感也呈現出巨大分野：有人認為自由派穆斯林是宗教改革的希望；也有人認為他們的一些主張過於激進，例如一些穆斯林女性不認同徹底否定頭巾；還有一種觀點混雜了對西方曾施加給阿拉伯國家的諸多軍事和政治干預的複雜情緒，認為自由派穆斯林是「西方國家不懷好意的界定，目的是要推廣西方價值」。

而根據這間「自由派」清真寺的網頁的自我詮釋，它的宗教基礎是「一種世俗的自由主義的伊斯蘭教」，希望對古蘭經和聖訓進行「當代的、性別平等的解釋」。「自由派穆斯林是一種態度，意味着要以同情的態度生活，理解人人生而平等，容忍多樣性和多元化」，新聞發言人 Marlene Löhr 說。

這間清真寺中不乏近幾年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Marlene 就是其中之一。她出生於傳統的德國新教家庭。一次在摩洛哥旅行時出於好奇接觸了《古蘭經》，她被裏面的句子打動，「神不是一個憤怒的嚴父，高高在上地看着你、懲罰你，而是藴含在萬物之中，在樹木花朵和微風之中，滿懷仁愛」，她向我描述自己被說服的過程。對她來說，這是比自己之前接受的宗教教育「更有趣」的東西。五年前，她在丈夫和朋友的見證下皈依伊斯蘭教。

她的改變對父母而言是種震撼，特別是當她宣布不能再喝任何酒精類飲料時，習慣在家庭聚會中喝啤酒的父親很不高興。不過她告訴我，現在父親會為她準備不含酒精的啤酒。

「我知道人們是怎麼看伊斯蘭教的」，她說，「但接觸了自由派伊斯蘭思想之後，知道它可以很平靜、很自由，它原本不是暴力的」。

Marlene 之前沒去過別的清真寺，因為不喜歡讓男人和女人分開祈禱的規定，也害怕「看起來有侵略性」的信眾。「在那些清真寺裏，我找不到歸屬感」。

她記得今年年初參與籌備清真寺的情形：她先是聽說 Seyran 想辦這樣一間清真寺，於是試着寫信給她，詢問自己是否能幫上忙。沒有想到 Seyran 很快回覆了她的來信，請她協助自己處理隨之而來的媒體採訪。

另一個全職員工 Christian Awhan Hermann 則是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他今年9月才皈依伊斯蘭教，現在已經蓄起了大大的絡腮鬍，外表跟阿拉伯男性並無二致。

反倒是出生於埃及、在德國生活了30多年的建築師 Mohamad E，卻把臉上的鬍鬚剃得乾乾淨淨，看起來更像是東亞男性。他的妻子是德國基督徒，結婚20多年，兩人都沒有為對方改變宗教信仰。

Mohamad 去過柏林的很多清真寺，「他們希望每個人都活得跟古蘭經完全一樣，那不是我想要的」，他說。有一次，他在另一所清真寺裏聽到一段對話。一個男人問伊瑪目：「我不喜歡鄰居家的狗，他是惡魔，我能殺掉它嗎？」後者回答：「如果生它的母狗已經死了，你就可以殺它。」這讓他感到毛骨悚然，決定再也不去那裏祈禱。

因為繁重的工作，Mohamad 沒法保證每天都做五次祈禱，在工作日他會精簡禱告的時間。另外，他偶爾也會跟同事喝一點酒，「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時代，阿拉伯軍隊要出兵打仗，所以要改變爛醉的惡習，但在現代，只要不醉就好」，他輕快地說。

宗教的平行世界

作為「歐洲第一座自由派清真寺」，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觸動其他的穆斯林群體？

柏林一家清真寺網站顯示，這座城市共有24700多名穆斯林在週五參加祈禱。「你們跟附近清真寺的關係怎麼樣」是 Mohamad 被訪客問得最多的問題。「他們對我們沒有任何的興趣」，他兩手一攤。這裏每週100多名訪客大部分都不是穆斯林，而他身邊的穆斯林朋友也會篤定地勸他：「總有一天你會回到我們這裏的」。

莫阿比特區房租相對低廉，是土耳其、北非和中東移民聚居地，除了「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之外，這片區域已知的清真寺還有14個。除了教派差異外，它們來歷各異：土耳其、阿富汗、伊朗、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卡塔爾……有的清真寺只有十幾名固定的信眾，它們像一個個平行宇宙，構成了「穆斯林」這個概念底下錯綜複雜的宗教版圖。

然而，你在這片街區不會看到任何伊斯蘭教宣禮塔。嚴格來說，這些所謂「清真寺」都只是一個個祈禱間，隱藏在商店、咖啡館或住宅樓的某個屋子裏。

隱形的清真寺背後是隱隱的不安：裏面正在發生着什麼？2016年12月19日晚8點，柏林威廉皇帝紀念教堂附近的聖誕集市發生恐怖襲擊。後續放出的監控視頻顯示，就在當天晚上6點38分，劫持卡車撞向人群的突尼斯裔男子Anis Amri曾出現在一間土耳其清真寺裏，在那裏待了29分鐘──這個清真寺剛好也位於莫阿比特。2017年2月，這家清真寺的擁有者「Fussilet 33」被證實支持敘利亞恐怖組織，清真寺已經被關閉。

「在故國，政府對這些宗教團體多有控制，但到了西方，宗教思想不再受到限制，得以自由傳播」，美國記者伊恩·約翰遜在他的著作《慕尼黑的清真寺》裏寫道。東西德統一前，因為擔心原西德的土耳其人受宗教狂熱的影響並進而蔓延至國內，土耳其官方甚至在原西德建立了土耳其宗教局的下屬機構──一個被稱為「Ditib」的組織。它存續至今，協助建設了德國許多清真寺，並輸送了許多伊瑪目。儘管土耳其移民是德國最大的穆斯林群體，但由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宗教管理機構，還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而關於這些清真寺的另一重隱憂則是，德國本土沒有培訓伊瑪目的機構，大多數伊瑪目都來自歐洲以外，他們對教義的詮釋是否能跟歐洲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契合？最近在德國熱賣的圖書Inside Islam（《伊斯蘭內幕》）開篇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作者Constantin Schreiber在參觀德國最古老的威爾默斯多夫（Wilmersdorfer）清真寺時，隨意翻閲了那裏展出的書籍，他感到「越來越害怕」。其中一本書的開頭就說「只有真主是定律者」，而且「社區不是建立在人權宣言的基礎上」。

穆斯林人口仍在增長。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29日公布的兩項研究報告顯示，2010到2016年間，整個歐洲的穆斯林群體從1950萬人上升到2580萬人，佔總人口比例從3.8%升至4.9%。而同期德國穆斯林人數則從330萬人上升到近500萬人，佔總人口比例從4.1%上升到了6.1%──主要因素都是移民。

而按照近兩年來移民和中東難民的增長幅度推算，最極端的情況是（儘管現實可能性很小），到2050年，德國的穆斯林人口佔比可能會達到19.7%。而按照更具現實性的移民和中東難民的中速增長率來計算，屆時歐洲和德國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可能也將分別達到11.2%和10.8%。

一方面是德國乃至歐洲社會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另一方面則是一些穆斯林在融入歐洲主流社會受挫之下，回歸原教旨主義以尋求身份認同──兩種相互拒斥的立場背後都是漫長和充滿傷痕的歷史脈絡。

「教堂和清真寺做鄰居，是宗教的對話」

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納粹和大屠殺歷史的德國，對如何對待「少數人群」的問題尤其審慎，圍繞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及其創立者，並不都是一面倒的好評。

「其他的清真寺一定都是不自由、不進步的嗎？這樣的想法會導致更多的偏見和應激行為的惡性循環」，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常與穆斯林社群打交道的德國記者Denial Bax對我說。

他認為，促使穆斯林融入歐洲社會的根本，還是在於建立更包容和平等的制度，至於自由派清真寺，「只是提供了一種選擇，就像有很多飯店的城市裏開了一家素菜館，並不代表之前的館子全部都是糟糕的」。

Seyran曾經發起名為「終止極端主義」的公民行動，希望徵集100萬個簽名，修改法律用更嚴厲手段懲罰極端主義，包括制裁那些不能和極端主義思想、組織或個人保持充分距離的機構。但對權力和政府干預的質疑也隨之而來：如何認定「極端主義」？這會不會變成在缺乏證據情況下隨意指控、打擊異己的「麥卡錫主義」？

無論如何，建立這所清真寺算是邁出了第一步。在聖約翰教堂的燭光中，留着短髮、談吐直率的女性牧師 Sabine Röhm 向我講述了教堂接受穆斯林「租客」的過程：教區議會在討論 Seyran 的租房請求時，人們喜歡「自由派」的理念，但也有人擔心潛在的恐怖襲擊，但最後大家還是決定把這個不常用的房間租給清真寺。

「也許（恐怖襲擊）會發生，但如果想改變點什麼，我們就得做出行動」，Sabine 對我說。出生於1960年代的她，經歷過西德的戰後重建以及德國社會對二戰中納粹罪行的反省，和同輩人一樣喜歡「對話」這個詞。「教堂和清真寺做鄰居，這是宗教的對話」，她還半開玩笑地說，作為房東，教堂給清真寺提的唯一要求是：記得鎖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