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垃圾房走进政府大楼，一群清洁阿姐的社区工运路

在香港定居数十年，“过海”踏上香港岛的次数一手数完—-这是许多基层劳动者的生活写照。满姐是其中之一。2017年12月27日，在港生活34年后，满姐第一次踏进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这次大渡海，为了一口气。

跟满姐连袂走进政总的，还有旅游巴上的20多位工友。她们都是长沙湾公屋海丽邨的清洁工人。这十天以来，工友们走出垃圾房，步履穿梭于政总、劳工处和房屋署之间，展开了人生第一场罢工。

事缘于2017年11月，长沙湾公屋海丽邨的清洁外判服务合约到期，由民顺清洁有限公司转为香港工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约满前，民顺要求工人签署“自愿离职通知书”，以获新公司香港工商继续聘用。但其后，民顺拒绝向工人支付遣散费，他们积累的年资亦不获新公司承认。在区议员和工会介入后，清洁工人在房屋署安排下与民顺公司谈判，要求资方支付总值不多于30万的遣散费，承认工友的年资及假期安排，并作出合理加薪。惟民顺悉数拒绝，近三十名工人即投袂罢工。

元旦翌日，满姐和工友们再次登上巴士，直往长沙湾政府合署与政府和资方谈判。

巴士上，廿多位罩著黑紫公司风衣的工友挤满下层，谈笑中掺著饱满斗志，烘得一车氤氲，恍如学生出游。坐在前排的满姐，凭窗远望，街景刷过她的脸，面色静穆。

“满姐紧唔紧张？”我问。
“唔紧张！”她一顿，绽了个朗笑。

满姐今年68岁。83年，35岁的她随夫来港，在工厂林立的陌生城市中以双手维生，做过五金工厂，后一直在制衣厂做下栏工，缝间线、钉唛头。90年代工厂北移，她顺势在97年退休，从工厂退回家中帮子女照顾孙儿，料理家事。2011年复出，在海丽邨当清洁工，负责扫地面；期间得病，上级不允她停职留薪，怕她“死在那儿”；大病愈后一个月，便即复工。她为民顺打工6年，直到10月转约，公司职员嘱她若不想调离原区工作，便签署“自动离职通知书”过渡到新公司；满姐不虞有诈，签了字，怎知一字千金，成为民顺其后拒绝支付遣散费的一纸凭据。而新公司香港工商不承认满姐的累计年资，更只加月薪11元。

海丽邨洁净服务两年合约总值1257万，前线清洁工月薪只是8628元，比2017年第3季的《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中一般清洁工月薪9043元为低；以屋苑清洁工总数约40人计算，前线清洁工薪金只占合约总值约6成半。

满姐翻著手中的纸巾，装出揭合约的模样，“叫我哋签，我都唔识字，咪签啰！有心装(欺骗)无心人啊！”我瞥见满姐的手，惊讶她的指头和掌心尤显光滑，看不出岁月辗痕。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曾形容，基层女工的一生，就在工厂、厨房和垃圾房中渡过。满姐仿佛是这数十万位基层妇女的样板：工厂女工、照顾者、边缘劳工。其生命中的穿越与迁移，以及折叠其中的劳动痕迹，过水无痕；人生竟像窗外扑来又飙去的风景。

这次出走垃圾房，意外地令满姐的人生多了几道别样景致。自工潮开始，不少工友体验了众多“第一次”：第一次去胡忠大厦、第一次游行、第一次派传单呼吁市民支持。30多年来过海不到五次的满姐谈起见闻，兴奋如稚子：“以前见打小人都系喺电视见，今次真系第一次亲眼系鹅颈桥见！”

政府、外判商、工人：权力悬殊的外判三角

满姐是香港房屋署的31100名外判工人之一。房屋署是香港聘用外判员工最多的公营部门，食环署、康文署次之，分别有12200名及11300名外判工人。

90年代初，香港政府为节省公营部门开支，引入外判制度，希望透过市场运作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小政府一手把责任外推，一手为外判商敞开大市场。2000至2012年间，香港政府外判开支由每年317亿增至629亿元，合约数目则由4389升至6456份，后者8成属非工程合约，亦即物业管理、清洁及保安等服务。

外判制度帮助政府减省公共开支，也承接了在经济转型中被淘汰的工人及低技术移民的劳动力，缓和失业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浪头自英美冒起，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及美国前总统列根推崇下成为主宰英美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及至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乘著全球化蔓延各地，香港随浪而行。外判制度，只是这浪花中的一朵，在这股意识形态之中，有其天然的正当性。

在政府、商家、工人的三角关系中，原则上，政府向外判商采购服务，同时有责任监管外判商及保障工人权益；而外判商提供服务时，亦需要履行雇主的法定职责；工人在制度保障下作出劳动。但运作起来，由于雇佣关系的权力悬殊，基层工人实际上被牢牢压在底层。

在香港基层外判工人中，尤以女性为多；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非技术工人中，女性占超过6成半。在这人口结构下，像满姐般低学历、高龄、女性占多的劳动群体，恰恰为大开的外判市场提供充足劳动力，也为雇佣关系的权力悬殊及剥削行为提供了结构条件。

例如，政府在00年代多以“价低者得”为采购准则，使外判工人的薪金被压低，而基层工人的待遇亦普遍差劣。为保障工人权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04年发表通告，规定外判工人工资不得低于统计处接季发表的每月平均工资，并实行“扣分制”以规管承办商；05年，政府强制承办商须与工人签订《标准雇佣合约》，针对工资及工时确立基本保障；2016年，政府修订了涉及雇用大量非技术工人的外判服务的招标指引，规定部门应采用同时考虑技术和价格因素的评分制度评审投标书。

但这些小修小补难以平衡外判商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差异，杜绝剥削。据2012年的外判服务调查，过半受访部门表示，至少8成的合约批予入标价最低的投标者，而评分制度本质上亦偏重价格，技术考量只占3至4成，可见评分制下，“价低者得”仍属主流。

另一边厢，扣分制亦难以惩治违规外判商。2012年至2014年间，89宗惩处个案中只有一宗个案的承办商被发失责通知书并扣减1分；饭钟钱、工作环境恶劣、遗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等问题亦未有因扣分制得到任何改善，同一幕误导“自愿离职”以节省遣散费的剥削戏码，不断上演：2011年食环署外判商利兴工潮，再一次在海丽邨清洁工人身上轮回。

回看海丽工潮。事实上，房屋署一直实行“承办商名册管理制度”以监管外判商，但制度只限制有关联的公司不能同时入标，却没有规管关联公司紧接投标（俗称左手交右手），换言之，即使民顺和工商两间公司被传媒揭发有关联并“左手交右手”承接合约，也不受规管，如此制度漏洞令政府更难杜绝外判市场的围标情况。再者，房屋署亦没有尽责地把关和监察。早在07年，审计署针对房屋署外判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报告中指出，房屋署并非对每宗怀疑个案都予以充分跟进，在04至07年间的117宗不当个案中，两宗发出的失责通知书其后均被撤销，署方亦没有对违规外判商采取进一步惩处。审计署因而促请房屋署审慎检讨其规管处分是否足够，并建议委任中央巡查队监督屋邨职员跟进不当个案。但工潮至今，房屋署一直隐身在“中立角色”后推卸监管责任，而海丽邨的房屋事务经理李何美华亦未有就调查作出公开交代；其后工友请愿，署方更落闸赶人。

在倾斜的权力三角里，被压在底层的，永远是像满姐一样的基层工人。

社区、工会、清洁工：如何打一场胜仗

去长沙湾政府合署的巴士上，简姐坐在满姐的身旁。她圣诞后才知道罢工消息，二话不说参与工潮。她与上级和管工关系好，“大家姐”请她开工，公司承咨向复工的罢工工友发放500元奖金，她断然拒绝：“俾管工闹，好过俾咁多工友话我唔参与！（宁可得罪管工，也不能让工友们说我不参与）”

65岁的简姐在95年尾来港，初来时在街市㓥鸡，4年后到老人院打工，2014年转职海丽清洁工负责“倒楼”（清理整幢大厦的垃圾），至今三年。在政府合署，她迎著媒体镜头高叫“立即归还遣散费”，握紧拳头。

后来，当我打开她的手，发现她的指头跟满姐一样光滑，“我过唔到E道架，我啲指纹磨到无哂。（我过不了海关的E通道，我的指纹都磨掉了。）”指纹不但铸刻身分，也藏著阶级。劳动者的双手日复日在各种苦活中磨蚀，清洁工尤甚—-简姐一天清理整幢大厦的垃圾三次，期间要推开防火门240次以收集垃圾，还要把大件垃圾分拆成细件，以使之能塞进垃圾槽中。在清扫秽物、搬箱倒箕、频繁刷濯双手时，也洗掉了十指纹理。不少终生劳动的基层工人都没有指纹，“大家都系一样，有份受剥削。”

同气连枝的愤怒，并不会天然转化为罢工的成功。十天时间，海丽邨清洁工人的行动糅合出一种“社区工运”的样式，这才令这次工潮短时间即达成诉求。

罢工伊始，工人向当区民协区议员杨彧求助，后者立即联络职工盟，清洁服务业职工会组织干事杜振豪立时介入。熟悉当区事务的区议员和深耕劳工议题的工运组织者互补长短，地区资源与工运经验相整合，工人便更容易被凝聚和组织。

此外，在这场行动中，不少清洁工人本身也是海丽邨居民。工人在地域上的低流动能力，原本被外判商当作便利，以怂恿他/她们答应自愿离职，但在工人行动开始时，这种工人也是街坊的关系，立刻转化了行动的性质，令行动深入社区、占据地利，更易得到居民支持。海丽邨不少居民捐款支援工友，甚至亲身参与罢工活动，使工潮既为工人运动，也是社区事件，揉合出一种“社区工运”的样式。

自罢工开始，不少公民社会的大小团体均参与前线组织及支持罢工基金。除了工会外，学生组织如中大基层关注组一直在现场支援工友，更到同受“民顺转工商”影响的荃湾石围角邨和何文田爱民邨清洁工友讲解是次工潮，提醒工友小心被误导；罢工的日常活动安排，则靠著不同团体担当撑场，包括自治8楼、各政党，及关注基层的组织等。

使海丽工潮从地区事件一跃为社会事件的重要推手，是公民媒体与主流传媒。香港独立媒体率先在11月22日报导海丽工友被拖欠遣散费事件，关注劳工议题的惟工新闻亦紧接报导，两个网媒自罢工首天即进行逐日跟进报导，使外界对工潮保持热度。罢工首日，有线新闻在12月27日揭发民顺和工商共用同一办工室，更引发了主流媒体对工潮发展而至外判市场被围标的关注。至1月2日劳资谈判，主流传媒齐集劳工处，更逼使民顺代表恼羞成怒，后更涉袭击记者而被捕；民顺及工商背后的利益网络更被进一步揭露，其一关联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更是前房屋署高层。工潮意想不到的酿成火头，烧出外判制度下的利益纽带。

在舆论的步步进迫下，民顺和工商最终在罢工第十日，决定答应工友大部分诉求。

香港有一首街知巷民的五十年代儿歌《一枝竹仔》：“一枝竹仔会易折弯/几枝竹一扎段折难/心坚志毅勇敢/团结方可有力量/大众合作不分散/千斤一担亦当闲/齐共同力无猜忌/一切都好顺利”。上世纪几近童稚的乐观，解不了数十年后“低端人口”的心头沮丧。从垃圾房走入社区，闯过权力的铁马大闸，赢回基本尊严，再走回垃圾房。谈判成功的工友们走回岗位，那里会是新世界吗？在今日的政经格局下，处于没有民主制度和欠缺劳工保障的香港社会，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最终怎样“一切好顺利”？

在1月2日的谈判破裂后，我问满姐，要怎样走下去？“继续啰！”她几近不假思索，再牵一记爽直的笑：“开始行就一路行落去嘛！唔单止为左我哋，仲系为左(控诉)香港嘅外判制度！”（开始走就要一直走下去！不单是为我们自己，也为香港的外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