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垃圾房走進政府大樓，一群清潔阿姐的社區工運路

在香港定居數十年，「過海」踏上香港島的次數一手數完—-這是許多基層勞動者的生活寫照。滿姐是其中之一。2017年12月27日，在港生活34年後，滿姐第一次踏進位於金鐘的政府總部。這次大渡海，為了一口氣。

跟滿姐連袂走進政總的，還有旅遊巴上的20多位工友。她們都是長沙灣公屋海麗邨的清潔工人。這十天以來，工友們走出垃圾房，步履穿梭於政總、勞工處和房屋署之間，展開了人生第一場罷工。

事緣於2017年11月，長沙灣公屋海麗邨的清潔外判服務合約到期，由民順清潔有限公司轉為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約滿前，民順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通知書」，以獲新公司香港工商繼續聘用。但其後，民順拒絕向工人支付遣散費，他們積累的年資亦不獲新公司承認。在區議員和工會介入後，清潔工人在房屋署安排下與民順公司談判，要求資方支付總值不多於30萬的遣散費，承認工友的年資及假期安排，並作出合理加薪。惟民順悉數拒絕，近三十名工人即投袂罷工。

元旦翌日，滿姐和工友們再次登上巴士，直往長沙灣政府合署與政府和資方談判。

巴士上，廿多位罩著黑紫公司風衣的工友擠滿下層，談笑中摻著飽滿鬥志，烘得一車氤氳，恍如學生出遊。坐在前排的滿姐，憑窗遠望，街景刷過她的臉，面色靜穆。

「滿姐緊唔緊張？」我問。
「唔緊張！」她一頓，綻了個朗笑。

滿姐今年68歲。83年，35歲的她隨夫來港，在工廠林立的陌生城市中以雙手維生，做過五金工廠，後一直在製衣廠做下欄工，縫間線、釘嘜頭。90年代工廠北移，她順勢在97年退休，從工廠退回家中幫子女照顧孫兒，料理家事。2011年復出，在海麗邨當清潔工，負責掃地面；期間得病，上級不允她停職留薪，怕她「死在那兒」；大病癒後一個月，便即復工。她為民順打工6年，直到10月轉約，公司職員囑她若不想調離原區工作，便簽署「自動離職通知書」過渡到新公司；滿姐不虞有詐，簽了字，怎知一字千金，成為民順其後拒絕支付遣散費的一紙憑據。而新公司香港工商不承認滿姐的累計年資，更只加月薪11元。

海麗邨潔淨服務兩年合約總值1257萬，前線清潔工月薪只是8628元，比2017年第3季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中一般清潔工月薪9043元為低；以屋苑清潔工總數約40人計算，前線清潔工薪金只佔合約總值約6成半。

滿姐翻著手中的紙巾，裝出揭合約的模樣，「叫我哋簽，我都唔識字，咪簽囉！有心裝(欺騙)無心人啊！」我瞥見滿姐的手，驚訝她的指頭和掌心尤顯光滑，看不出歲月輾痕。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曾形容，基層女工的一生，就在工廠、廚房和垃圾房中渡過。滿姐彷彿是這數十萬位基層婦女的樣板：工廠女工、照顧者、邊緣勞工。其生命中的穿越與遷移，以及摺疊其中的勞動痕跡，過水無痕；人生竟像窗外撲來又飆去的風景。

這次出走垃圾房，意外地令滿姐的人生多了幾道別樣景致。自工潮開始，不少工友體驗了眾多「第一次」：第一次去胡忠大廈、第一次遊行、第一次派傳單呼籲市民支持。30多年來過海不到五次的滿姐談起見聞，興奮如稚子：「以前見打小人都係喺電視見，今次真係第一次親眼係鵝頸橋見！」

政府、外判商、工人：權力懸殊的外判三角

滿姐是香港房屋署的31100名外判工人之一。房屋署是香港聘用外判員工最多的公營部門，食環署、康文署次之，分別有12200名及11300名外判工人。

90年代初，香港政府為節省公營部門開支，引入外判制度，希望透過市場運作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小政府一手把責任外推，一手為外判商敞開大市場。2000至2012年間，香港政府外判開支由每年317億增至629億元，合約數目則由4389升至6456份，後者8成屬非工程合約，亦即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等服務。

外判制度幫助政府減省公共開支，也承接了在經濟轉型中被淘汰的工人及低技術移民的勞動力，緩和失業問題。自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浪頭自英美冒起，在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美國前總統列根推崇下成為主宰英美公共政策和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及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乘著全球化蔓延各地，香港隨浪而行。外判制度，只是這浪花中的一朵，在這股意識形態之中，有其天然的正當性。

在政府、商家、工人的三角關係中，原則上，政府向外判商採購服務，同時有責任監管外判商及保障工人權益；而外判商提供服務時，亦需要履行僱主的法定職責；工人在制度保障下作出勞動。但運作起來，由於僱傭關係的權力懸殊，基層工人實際上被牢牢壓在底層。

在香港基層外判工人中，尤以女性為多；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非技術工人中，女性佔超過6成半。在這人口結構下，像滿姐般低學歷、高齡、女性佔多的勞動群體，恰恰為大開的外判市場提供充足勞動力，也為僱傭關係的權力懸殊及剝削行為提供了結構條件。

例如，政府在00年代多以「價低者得」為採購準則，使外判工人的薪金被壓低，而基層工人的待遇亦普遍差劣。為保障工人權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04年發表通告，規定外判工人工資不得低於統計處接季發表的每月平均工資，並實行「扣分制」以規管承辦商；05年，政府強制承辦商須與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針對工資及工時確立基本保障；2016年，政府修訂了涉及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外判服務的招標指引，規定部門應採用同時考慮技術和價格因素的評分制度評審投標書。

但這些小修小補難以平衡外判商與工人之間的權力差異，杜絕剝削。據2012年的外判服務調查，過半受訪部門表示，至少8成的合約批予入標價最低的投標者，而評分制度本質上亦偏重價格，技術考量只佔3至4成，可見評分制下，「價低者得」仍屬主流。

另一邊廂，扣分制亦難以懲治違規外判商。2012年至2014年間，89宗懲處個案中只有一宗個案的承辦商被發失責通知書並扣減1分；飯鐘錢、工作環境惡劣、遺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問題亦未有因扣分制得到任何改善，同一幕誤導「自願離職」以節省遣散費的剝削戲碼，不斷上演：2011年食環署外判商利興工潮，再一次在海麗邨清潔工人身上輪迴。

回看海麗工潮。事實上，房屋署一直實行「承辦商名冊管理制度」以監管外判商，但制度只限制有關聯的公司不能同時入標，卻沒有規管關聯公司緊接投標（俗稱左手交右手），換言之，即使民順和工商兩間公司被傳媒揭發有關聯並「左手交右手」承接合約，也不受規管，如此制度漏洞令政府更難杜絕外判市場的圍標情況。再者，房屋署亦沒有盡責地把關和監察。早在07年，審計署針對房屋署外判公共租住屋邨的管理工作報告中指出，房屋署並非對每宗懷疑個案都予以充分跟進，在04至07年間的117宗不當個案中，兩宗發出的失責通知書其後均被撤銷，署方亦沒有對違規外判商採取進一步懲處。審計署因而促請房屋署審慎檢討其規管處分是否足夠，並建議委任中央巡查隊監督屋邨職員跟進不當個案。但工潮至今，房屋署一直隱身在「中立角色」後推卸監管責任，而海麗邨的房屋事務經理李何美華亦未有就調查作出公開交代；其後工友請願，署方更落閘趕人。

在傾斜的權力三角裏，被壓在底層的，永遠是像滿姐一樣的基層工人。

社區、工會、清潔工：如何打一場勝仗

去長沙灣政府合署的巴士上，簡姐坐在滿姐的身旁。她聖誕後才知道罷工消息，二話不說參與工潮。她與上級和管工關係好，「大家姐」請她開工，公司承諮向復工的罷工工友發放500元獎金，她斷然拒絕：「俾管工鬧，好過俾咁多工友話我唔參與！（寧可得罪管工，也不能讓工友們說我不參與）」

65歲的簡姐在95年尾來港，初來時在街市劏雞，4年後到老人院打工，2014年轉職海麗清潔工負責「倒樓」（清理整幢大廈的垃圾），至今三年。在政府合署，她迎著媒體鏡頭高叫「立即歸還遣散費」，握緊拳頭。

後來，當我打開她的手，發現她的指頭跟滿姐一樣光滑，「我過唔到E道架，我啲指紋磨到無哂。（我過不了海關的E通道，我的指紋都磨掉了。）」指紋不但鑄刻身分，也藏著階級。勞動者的雙手日復日在各種苦活中磨蝕，清潔工尤甚—-簡姐一天清理整幢大廈的垃圾三次，期間要推開防火門240次以收集垃圾，還要把大件垃圾分拆成細件，以使之能塞進垃圾槽中。在清掃穢物、搬箱倒箕、頻繁刷濯雙手時，也洗掉了十指紋理。不少終生勞動的基層工人都沒有指紋，「大家都係一樣，有份受剝削。」

同氣連枝的憤怒，並不會天然轉化為罷工的成功。十天時間，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行動糅合出一種「社區工運」的樣式，這才令這次工潮短時間即達成訴求。

罷工伊始，工人向當區民協區議員楊彧求助，後者立即聯絡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立時介入。熟悉當區事務的區議員和深耕勞工議題的工運組織者互補長短，地區資源與工運經驗相整合，工人便更容易被凝聚和組織。

此外，在這場行動中，不少清潔工人本身也是海麗邨居民。工人在地域上的低流動能力，原本被外判商當作便利，以慫恿他/她們答應自願離職，但在工人行動開始時，這種工人也是街坊的關係，立刻轉化了行動的性質，令行動深入社區、佔據地利，更易得到居民支持。海麗邨不少居民捐款支援工友，甚至親身參與罷工活動，使工潮既為工人運動，也是社區事件，揉合出一種「社區工運」的樣式。

自罷工開始，不少公民社會的大小團體均參與前線組織及支持罷工基金。除了工會外，學生組織如中大基層關注組一直在現場支援工友，更到同受「民順轉工商」影響的荃灣石圍角邨和何文田愛民邨清潔工友講解是次工潮，提醒工友小心被誤導；罷工的日常活動安排，則靠著不同團體擔當撐場，包括自治8樓、各政黨，及關注基層的組織等。

使海麗工潮從地區事件一躍為社會事件的重要推手，是公民媒體與主流傳媒。香港獨立媒體率先在11月22日報導海麗工友被拖欠遣散費事件，關注勞工議題的惟工新聞亦緊接報導，兩個網媒自罷工首天即進行逐日跟進報導，使外界對工潮保持熱度。罷工首日，有線新聞在12月27日揭發民順和工商共用同一辦工室，更引發了主流媒體對工潮發展而至外判市場被圍標的關注。至1月2日勞資談判，主流傳媒齊集勞工處，更逼使民順代表惱羞成怒，後更涉襲擊記者而被捕；民順及工商背後的利益網絡更被進一步揭露，其一關聯公司的董事副總經理更是前房屋署高層。工潮意想不到的釀成火頭，燒出外判制度下的利益紐帶。

在輿論的步步進迫下，民順和工商最終在罷工第十日，決定答應工友大部分訴求。

香港有一首街知巷民的五十年代兒歌《一枝竹仔》：「一枝竹仔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段折難/心堅志毅勇敢/團結方可有力量/大眾合作不分散/千斤一擔亦當閒/齊共同力無猜忌/一切都好順利」。上世紀幾近童稚的樂觀，解不了數十年後「低端人口」的心頭沮喪。從垃圾房走入社區，闖過權力的鐵馬大閘，贏回基本尊嚴，再走回垃圾房。談判成功的工友們走回崗位，那裏會是新世界嗎？在今日的政經格局下，處於沒有民主制度和欠缺勞工保障的香港社會，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最終怎樣「一切好順利」？

在1月2日的談判破裂後，我問滿姐，要怎樣走下去？「繼續囉！」她幾近不假思索，再牽一記爽直的笑：「開始行就一路行落去嘛！唔單止為左我哋，仲係為左(控訴)香港嘅外判制度！」（開始走就要一直走下去！不單是為我們自己，也為香港的外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