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傻瓜”甄江华：黑暗中行走的抗争者

甄江华被抓的时候是午夜，还没睡，珠海的警察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他对室友说了声，“告诉小丽上淘宝帮我收快递”，神情镇定。

小丽是甄江华的前妻，这句话的意思是向外扩散消息。那是2017年9月1日夜里。一天之内，警方“抄家”两次，电脑、文件资料等都被抄走。随后家人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985年出生的甄江华是 NGO 组织“权利运动”的负责人，这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10月的机构，在2015年10月由甄江华接手，完成了机构在香港的注册，全名是“权利运动人权服务中心”。权利运动网站的日常工作是搜集发布中国人权打压的最新信息，也和外媒沟通，整合救援资源，乃至参与行动，为身在狱中的人权捍卫者提供援助。

在中国境内做人权救助原本已是极小众且危险的工作，甄江华更是这一小众群体里为数不多的坚持用实名方式工作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坚持在这条路上，不仅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在此之前，也给他的社会生活状态带来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

才32岁的他已经为坐牢做了很久准备。几年来，他穿衣服只穿黑色，同款黑色的T恤，皮肤风衣，买两套用来换洗，黑色鞋子也是两双。每晚睡前，要做五十个俯卧撑，五十个深蹲，五十个引体向上。他日常吃素，甚至吃代餐粉，保持极度简单的生活，物质需求降到最低，签了若干份空白的律师委托书交给朋友。他的个人 Google 帐户设置了两天不登录就清空信息，电脑、手机数据严格定时删除。

自从选择这条道路，他主动疏远了大多数朋友，逐渐把自己活成孤岛，“在国内没有任何平台是安全的，你怎么知道谁把你卖了呢。”为了自己考虑，也为了对方考虑，他跟志同道合的“圈内人”尤其少联系：这样日后被问及，都可以说不知道。

“我们互相看到就好了，没必要联系的”，这是他被抓前常说的话。事实上，黑暗连“看到”都吞没了。

“南方傻瓜”

他给自己的网名是“甄江华你这个大傻瓜”，Facebook帐户签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那些为梦想已经付出了很多的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被抓后，朋友们注册了一个 Facebook 专页，名为“南方傻瓜关注群”，发布和他相关的信息。

这位“南方傻瓜”出生在广东江门，中专电脑专业毕业后便开始工作，2005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珠海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凭着努力，一直做到技术主管。他没有想到，程序员的单纯生活，渐渐被日益显形的互联网审查扰动了。

寻常工作的一天，一位老伯伯带着女儿找上门来。老人是画画的，自己搭了个论坛，发了一些跟毛泽东有关的言论，比如“对毛的综合评述”之类，当时老人使用的是甄江华所在公司提供的服务器，结果突然被关掉了。他当时想，这是很敏感的，不能讲，被关也正常。但又很同情老人家，觉得上年纪了不容易，想帮他一下。公司后来从香港买了服务器，把这些类似遭遇的网站都移过去，多活了一阵，当然最后也逃不过被关的命运。

后来，网监部门打电话到公司通知关闭某某网站的事越来越多。活跃的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水木清华 BBS 也都被禁止校外访问，中国网民终于意识到了管制的存在。甄江华所在的公司，这时也开始自上而下地自我审查，自己开发程序检测服务器内容，检测到“不好的流量”，就直接封掉。再后来，工信部发了“43号文”，没有备案的网站，IDC 公司不敢再提供服务。

在这一段时间，甄江华同时担任了维基百科推广大使，开始参加 Google 开发者的技术活动。一边是越来越严的审查制度，另一边，在社群活动中，他接触到了一些草根民众，教会他们使用互联网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世界在甄江华眼前呈现出越来越不同的两个样子。

有段时间，他常去香港出差，并因此知道了每年6月4日维园会有的纪念活动。他见到了“天安门母亲”的横幅，觉得非常敬仰，“那是闪着光的人”。他开始每年都去维园，有次还拉了朋友一起去，帮忙发了几张传单。结果朋友回来就被国保（编注：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的简称）问话，不仅工作受影响，还被限制出境长达五年。

这时开始，甄江华意识到，如果是跟公权力对抗，自己的生活状态会完全改变。而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其实也不会被记得，比如自己的那个朋友。

在对抗之前，他尝试做过不少不危险的努力。比如，他做过珠海红十字会全职社工，工作主要是探访“困难群众”，送米送油送面，后来还加了洗衣粉。体制内的社工，工作内容通常是与服务对象保持联系，“维护情绪稳定”。这份工作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参与艾未未在网上发起的联署，他被警察从同事身边带走问话。事后，甄江华自己决定离开，“免得对红十字会带来影响”。他也做过南青村的社工主任，常常有被家暴妇女找上门，甄江华能做的大多是劝人离婚。

短暂的体制内社工经历，让他厌倦：“在国内做社工太憋屈了，一天到晚歌功颂德，搞活动，敏感的议题不能谈，村民为什么穷啊，教赋权又不现实。”甄江华开始怀疑，社工式的送米送油回应不了根本问题，而在系统内部，更难以进行结构性的思考。

社工不能回避敏感议题敏感人群，那不是社会工作的初衷。想通了这一点后，他开始以个人身份，参与对“良心犯”的援助。他帮过赵连海（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做联署、信息发布，也帮过叶海燕（大陆维权人士）存电话费，都没有见面。后来与维权律师江天勇第一次见面，甄江华自我介绍，“我网名是 guest”，江天勇说记得，“你是好多好多年前经常发信息鼓励我们的人。”（江天勇于2017年11月21日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判囚两年，目前仍在狱中服刑）

2010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关心此事的网友们打算庆祝下，原本大家只通过 Twitter 联系，但一位常被监控的维权人士大意了，打电话叫甄江华来参加聚会，导致网上的 guest 和现实中的甄江华，第一次被联系起来。这之后，警察开始频繁地找他，每逢关键节日带他去“旅游”，维园也不能再去了。但这样的身份曝光，反而让他更有种“豁出去”的感觉。

他开始越来越多以个人名义推动一些项目，多半与记录和技术支持有关：统计公民被盯的 “Big Brother”（老大哥）项目，记录民众被国保威胁的“喝茶网”，帮助网友翻墙的“翻墙网”。

2013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学生社团邀请他去讲“翻墙”议题，学生胆大，直接把“科学上网”（“翻墙”的另一称呼）做成海报在学校内到处张贴。

结果活动被禁，校领导找学生谈话，“你知不知道你们请的甄江华是什么人？”

甄江华不太在乎自己的麻烦，国保找就找了，不让进学校就不让进了。但当学校保卫处以不给毕业威胁学生社团负责人时，甄江华愤怒了，他直接找到国保，“我可以离开高新区，有事找我就好，不要再找学生，他们也快毕业了，如果不给毕业影响蛮大。”国保默许了他提出的“协议”，并勒令他从此不再进入那个学校。

“但其实我后来还是经常去的，毕竟北理工搞互联网的多。”甄江华觉得，自己主动跟国保沟通，还是有筹码的，筹码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给对方台阶下。

与此同时，支持良心犯的工作也还在悄悄做。“他们是站在阳光之下的人，我们不应该并行，他们愿意走出来，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甄江华自己，则站在“黑暗”中。这也是一条“越走越黑”的路。

从幕后到前线

2010年开始，甄江华在珠海的居所开始不断被逼迁，平均一年一次。每次都是刚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国保就找上门，给房东打电话，最终不得不搬家。

跟着他颠簸的是他当时的妻子小丽。小丽和他因为一起收养流浪猫狗结缘，在流离的生活里一度相当浪漫：每年的12月31日都要一起去海边的灯塔看日落，1月1日要看日出，圣诞节会一起上街派糖，顺便宣传义务献血，两人献血总次数超过一百次，收养了20多只流浪猫，因为没钱，两人一起动手给猫咪做绝育手术……

在珠海的生活备受骚扰，于是两人一起去了澳门的非盈利机构扶康会工作，为自闭症人士提供社区服务。这是一段难得宁静的生活，直到2015年“7·09案”的爆发。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2016年6月初，因为寻找“7·09案”中失踪的丈夫，李和平（被捕维权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王全璋（被捕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被抓到了天津挂甲寺派出所，进派出所前，王峭岭向外界发出了自己一行人被抓的消息，随后甄江华负责的权利运动网站核实并发布了这一消息。问话中，天津的警察拿出手机，打开 VPN 翻墙，点击“权利运动”网站，向王峭岭一行人出示：“看看，你们才进来不到一小时，外面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

这背后是甄江华极高的工作效率。从“7·09案”开始，他开始不停歇地运转，同时做三件事：

一、对人权打压事件快速反应，以社工的身份与家属联系、探访，试图在每个案子周围构建支持性的社群；

二、推动“无罪化”的概念，希望家属和更多人了解到，因为政治原因被抓的人，并不是有罪的；

三、根据之前的行动经验，逐步进行信息公开，在社交媒体做动员，联络国外的人权官员向国内施压。

这样的工作，不像之前教人翻墙、组织活动那么好玩，压力骤增，也没有了当年的成就感——那时候还有“公民社会”的希望。朋友描述他工作的状态，一天跟进两、三个案子，要处理核实信息，写稿，发布，联络，必须坐下来把工作都做完，中间不允许自己休息，“拼命一样”。

自此，通宵熬夜常见，白天也无法好好休息，若某地有事件突发，人被抓，家属需要支援，买张车票就去了。去哪里，做什么，为了保护身边人，什么都不能说。小丽也渐渐习惯了，相处的时间变少。前年他过生日，小丽亲手烤了蛋糕，甄江华匆匆吹了蜡烛，吃了几口，就继续工作。

他原本为自己设定的工作期限是两年，希望用两年的时间把“权利运动”理顺，然后交出去。“目前看甩不出去了，没有人愿意接盘。”今年8月，甄江华还和朋友开玩笑。

这让小丽很郁闷。她描述甄江华的人权工作：做这种工作的人都是在走钢丝，只有他不留后路，别人都会往后看一下，他只会往前，所以越走越窄，钢丝越来越细。

他也是从这时开始，为坐牢做准备。做身体训练、节衣缩食、签律师委托书。朋友问他这种生活状态是否值得，他回答：“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做的。”

评论人黎学文认为，甄江华近十年的经历，正是大陆人权活动者从幕后到台前的轨迹。他前期多从事救援、传播的幕后工作，但随着体制高压和人权环境的迅速恶化，他一步步走向前台，从到维权现场、参与举牌声援到与良心犯家属并肩，最终面对自己的牢狱挑战，这种变迁也折射出大陆人权环境的变化：过去冲锋在“前台”的活动人士基本都抓了一遍后，就轮到幕后的活动人士。黎学文说，“甄江华的被捕是当局给他多年坚韧勇敢的人权工作的加冕”。

“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2013年被逮捕，后获刑，2014年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机构也被打压，到2015年的“7·09案”，中国政府对 NGO 社群的网越收越紧。

2017年过年，甄江华没跟小丽在一起，而是自己去了北京，与“7·09”家属一起度过。大年初三告别，李文足看着他的背景，觉得写满了两个字：孤单。

铺路者

除了程序员，他还是摄影师、跆拳道教练、厨师和社工。在这些身份中，他最看重的，还是社工。

公益人小茗跟甄江华有过一次合作，请他帮忙拍摄一段讲述职业病受害者家属的短片。拍摄对象在讲到去世的爸爸时情绪波动，无法完整表达，甄江华就拿出纸笔，帮助记录，随后半跪在讲述者身边，安抚情绪。小茗当时有些吃惊，从来没见过摄影师这么做，“他的专业、善良、细腻、同理心，给人印象深刻。”

那时距离他被抓，不到一个月。

他对工作也极有耐心。这些年来，他曾寄出过一百多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侵犯个体权利的行政行为进行质询。2016年7月，中央网信办责令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商业门户网站关闭原创新闻报导栏目的指令。甄江华寄出了七份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整改的具体内容。在持续的电话催促下，终于在10月收到了网信办的答复，对方给出了关停栏目明细，至于“要求删除新闻的数量”，答复是“未制作、未保存”，甄江华将答复全文公布到了网上。

他清楚揭露政府侵犯人权行为、帮助受害者争取权益，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风险，也清楚自己或许不能改变时代，但还是可以让人们看到，公民社会还有喘息的空间。他在一段自述中写道，“让他们走到这个路标前，回头看看那些我们坠落的坑，那些尸骨累累的坑。也许这样就很不错。”

“孤岛”

与小丽离婚是甄江华提出的。那是2016年9月初，甄江华去乌坎探访村民，被抓，妻子小丽发消息传播，相关朋友跟进关注。这一次甄江华被放出后，去和小丽办了离婚手续。七年婚姻告一段落。

小丽一开始并不同意离婚，虽然两人的感情变淡是事实。

甄江华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能给小丽什么呢？琐碎日常变成一地鸡毛，因为精力全在工作上，原本一起分担的家务无法顾及，交代好让他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转眼就忘了。常常一出门就是好多天，不能说自己在哪里，不能说在做什么。时间久了，小丽也有怨言，“告诉我怎么了，我的口也很密的”。

最低落的一段时间，小丽下班回家，七公里的路，宁可选择走路回去，也不愿意坐车，因为不想早点回家，她从晚上八点走到晚上十一点。

双方的家人都被国保骚扰，他们没有在一个住处生活超过两年。随着每一次搬家，行李越来越少，直到一只行李箱能装下全部。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全职接手“权利运动”开始后半年，小丽发现他睡眠困难，精神沮丧，长时间处于疲惫中，健身也无法改善。甄江华不愿去看心理医生，也不想牵连身边的人。

他的性别观念毫不保守，他常说，男权社会下，婚姻对女性的压迫更重，小丽因为他，生活状态被改变了太多，她应该寻找真正的自我。最后，他选择了离开。

两人的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8月。甄江华给她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帮忙照顾猫，她拒绝了。事实上，她早就删了甄江华的联系方式，因为离婚后不久，甄江华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和一位女性朋友开始交往。

9月1日，他被警察带走。9月29日，甄江华被抓将满一个月的深夜，小丽去珠海第一看守所墙外，发了会儿呆。她当天的日记写着：“在这一刻，我们一墙而隔……无数次的心理演练，抵不过现实抨击。”

不只是小丽，甄江华也逐渐疏远了父母。此前每次回到家乡见父母，国保就随之而去，找父亲谈话，劝说儿子“改邪归正”，久而久之，不堪骚扰，索性不回家。出于安全考虑，他也疏远了大多数坚持行动的“圈内人”，“我们互相看到就好了，没必要联系的”。

渐渐地，为了不让抗争者成为孤岛而努力救援的他，自己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

这些年的救援工作，他参与援助的维权者，包括女权五姐妹、公益机构益仁平的郭彬和杨占青、“7·09”家属、劳工维权者孟晗、刘晓波海祭案的祭奠者等，也包括多年来大大小小被判重刑的政治犯。他相信“我们必须自己站出来做，才能带动更多人做”。然而黑暗越来越浓，同路人越来越少。

甄江华被抓后，父母被告知，如果用甄江华自己之前委托的律师，儿子会被判无期徒刑，要用公安指定的律师才有可能轻判。姐姐写文章回忆儿时经历和成长过程，文章快速被删，国保找上门威胁。

小丽很遗憾自己现在成了“前妻”——如果自己还是家属，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写文章、传播、动员、委托律师要求会见、找官方要人、以家属身份接受采访等等。但转念一想，又如何呢。“文字和图片以前还能维持48小时，现在2小时不到就被定点清除了。”多次参与救援传播的阿白说。大数据年代，“老大哥”强大和聪敏到无处插针。

被抓前，在珠海生活了12年，甄江华最喜欢的地方是灯塔，从港口翻栏杆走过去，大约一公里多路，高高低低的岩石铺就，尖锐支棱，要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步一步走过去。

11月底，甄江华的生日快到了，小丽在灯塔边，小心地摆放了四个“无脸男”公仔并拍照，能做的事只有“遥寄”了。“无脸男”是她给甄江华取的暱称，5年前，她和甄江华第一次参加广州漫展，两人分别 cosplay（角色扮演）了宫崎骏动画片《千与千寻》里的“千寻”和“无脸男”。此后，甄江华把“无脸男”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身穿一袭黑袍，独来独往，戴着低眉的面具，表情无悲无喜，这个形象，成为了他自己。

灯塔只是孤单一盏。它知道远方也会有同类，但看不见在哪里。就像和甄江华一样，孤岛一样在黑暗中坚持的人权工作者。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曾问他，如果被抓了怎么办，他说：“不要管我。对我的话，外面怎么动员，一点用都没有。告诉我父母，告诉其它机构，我被抓了，就好了。”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的对话是：

“那你这样的工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中国还有做这些事的人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丽、小茗、阿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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