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两地青年发起档案搜集运动：自小背诵的史实不再理所当然？

常有人说国民党对台湾其实很好，因为之前带了很多黄金来建设台湾等，那事实是不是如此，我们想从档案来找答案，是也好、不是也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批档案吧！

近几个月，美国国家档案局里总会出现一批台湾人。他们拿着手机，小心翻拍眼前泛黄的文件，并不时瞄见自己家乡的名字。这些史料，包括美国对台的政府文书及情搜报告等，在他们眼中，是从未读过的历史课本，是台湾散置在海外的“国家宝藏”。望向来时路，他们才发现，那些他们自小背诵的“史实”，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无独有偶地，在大西洋彼端的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一个香港团队也做着类似的事。面对“一国两制”空间收紧、舆论趋于单一，他们却偶然在前殖民国的档案馆中，看见港英政府一系列名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文件，显示香港现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成形途径中，有很多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岔路；港英政府对香港的未来想像，曾经也不只有“回归”这个选项。

面对这些珍贵史料，台、港青年不约而同地在2017年发起“国家宝藏计划”及“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在政府单位尚未意识到档案重要性的此刻，他们期盼借由群众力量，把封存于海外的档案带回公共视野，提供另一种讨论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材料及角度。

但同样投入档案搜集工作，两个计划团队却因应台、港不同局势，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位与路线。身为在美台人，国家宝藏发起人之一萧新晟表示，海外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普遍混乱。在他们看来，这批庞大的海外史料能让台湾人更认识自己的国家、建构自己的历史观，却只在学界被零星使用着，让他们发下宏愿，要建构一个可自由取用的海外史料库。

萧新晟表示，“国家宝藏”将自己定位为“图书馆员”，致力于研究史料的基础建设。为了加快翻拍速度，他们设计了游戏风格的APP，把翻拍档案打造成一场全民运动，吸引群众参与；为了不偏好特定史料，志工只能由系统随机分配翻拍目标；翻拍的照片则会即时上传至资料库，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内容。

相较之下，“香港前途”则带着更特定的问题意识，希望借由揭露和研究更多有关“主权及前途问题”、“政治及法制体制”、“中港及涉外关系”的档案，“对香港命运、社会运动及民主前路给予重要参照和启示”。翻查旧档案，指向的都是当下的现实问题。

也因此，他们更重视档案的后端解读运用。本计划由香港民间研究社团“本土研究社”、政党“香港众志”及一众青年学人发起，“本土研究社”研究员陈剑青强调，团队更重视借由策划，将过去档案对应当下有时效性的议题，呈现档案的意义；同时也借由举办档案共读工作坊等活动，培养更多人将档案研究作为参与公民社会的途径。

身处资讯爆炸、容易失忆的社会，过去的档案还有什么价值？对于现在及未来还能有什么影响力？台港的不同政治发展进程，又如何影响两个团队的目标，甚至是政治风险？11月底，端传媒邀请两个计划的发起人萧新晟及陈剑青，暂且抽离档案堆，与我们进行一场对谈。谈着谈着，萧新晟在陈剑青身上，仿佛看见过去白色恐怖时期的前辈身影，但陈剑青却不那么确定，他能不能像萧新晟那样，想得那么远。

端：端传媒 陈：陈剑青 萧：萧新晟

过去没有过去，让档案说话

端：对台、港社会而言，档案的意义是什么？时事骤变，为何你们反而要回头看档案？

萧：台湾社会政治分歧很严重，无论你的政治光谱是什么，就是各说各话，对历史的看法也是。例如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一些做法，蓝（指国民党支持者）绿（指民进党支持者）看法都不同；有人觉得是威权，有人就觉得这对台湾是好的。

美国作为第三方，它对台湾所做的观察及记录报告，是为了了解台湾的风土民情，我们认为相对客观、翔实。我们把这些资料挖出来，呈现给社会大众看，希望能比较中立地解决一些过去的争议。例如常有人说国民党对台湾其实很好，因为之前带了很多黄金来建设台湾等，那事实是不是如此，我们想从档案来找答案，是也好、不是也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批档案吧！

陈：我们观察香港有一个问题是，整体对于历史的概念是薄弱的，我们称作 “under-historicize”（缺乏历史化）。譬如路人走过一条街道，他们不会记得那条街四、五十年前发生什么事。他们不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我们现在的环境与生活，这是一个状态。第二种同时发生的状态是 “over-historicize”（过度历史化），是过度历史化的－－很快就将所有议题，放进一个特定、强烈的历史观念里。例如香港这几年很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谈香港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谈，我们怎么沦陷，然后九七回归。我们面对的是这种很吊诡、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under-historicize”，另一方面又 “over-historicize”。但无论是哪种，论述都比较单一，你也很难搬出第三套观点、找到其他方式跟他们讨论。

档案其实是满有趣的东西。它用一种很间接的方式让大家重新从一个历史文本来看现在。所以我们的计划会拿历史档案对应现在的议题来带动讨论，这方法其实回避了逼你直接回应爱不爱国的这类提问，回到档案本身。另外档案也有一种解密的趣味，可以把一些原本对历史没感觉的人，重新带到以前的档案中，了解我们怎么从以前走到现在。我觉得档案可以发挥对应现在状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前途研究计划的一个方向。

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想借由档案思考香港前途议题，但过去的档案、过去决策的脉络，对现状有什么影响力？又为什么能作为决定未来的参考？

陈：因为香港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一个历史问题来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建立至今，已经变得愈来愈不像当时的初衷。所以对我们来说，过去其实没有过去，过去跟现在是很有关的。理解过去可以帮我们理解现在、定位现在。我举个例子，最近香港在讨论是不是要订定国安法，就是《基本法》第23条，这其实和六四时期的中港关系是很有关的。因为中方认为香港当时是一个颠覆基地，所以它就在整个基本法制定的最后一个阶段，突然加了基本法二十三条，作为宪法性框架。现在中方同样怀疑香港是不是有很强的港独势力，所以才说要推动二十三条立法。

香港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问题。如何从历史档案重新理解，无论是一国两制的原则、初衷，或是整个秘密决策圈如何讨论香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现在香港可以怎么样，也是有帮助的；它以前是如何和我们可以如何，两个问题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

很刚好的在这时间点，我们在伦敦的档案组，便拍到很多六四之后的档案，刚好就有针对二十三条的讨论。（编注：“香港前途”根据解密档案后指出，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扣英方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帽子，令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使香港成为“颠覆基地”，借此合理化加强《基本法》第23条的必要性）所以对我来说，为何过去和现在相关，或历史档案为何有意义，其实是不用质疑的，因为我们香港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问题。如何从历史档案重新理解，无论是一国两制的原则、初衷，或是整个秘密决策圈如何讨论香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现在香港可以怎么样，也是有帮助的；它以前是如何和我们可以如何，两个问题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档案研究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连结过程，是可以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过程。

香港如同昔日台湾

端：那对于“国家宝藏”计划而言，为什么认为看档案可以有助于建立国家认同？

萧：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国家认同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我们学的是中华民国过去五千年历史的朝代更替，所以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应该是这个吗？我们就想从这些档案中知道台湾究竟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不是隶属中华民国，对自己、历史和乡土的认知又是应该是什么？从这个点出发，我们希望挖掘这批由第三国对台湾做的观察记录，能够建立台湾人可能有别于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

比起香港，台湾现在已经没有要极力对抗的一个……邪恶势力吗？毕竟我们已经多次政党轮替，然后相对的民主开放。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提供社会大众一个平台。

至于档案的价值，我们不认为我们找出的任何一份档案会对台湾在政治上有什么关键性影响，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比起香港，台湾现在已经没有要极力对抗的一个……邪恶势力吗？毕竟我们已经多次政党轮替，然后相对的民主开放。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提供社会大众一个平台，让他们知道：第一，资料就是应该开放、让大家自由取阅的；第二，从这个资料库，大家可以自行建立自己的历史观。所以我们之前有个标语是“自己的历史自己找”－－你自己的、你家乡的历史自己建立、吸收，而不是说消极地依赖一个政权、一个教育部来教你，你的国家、你的家乡、你的族群是什么；或认为过去的真相已被销毁、找不到了。我们就想用“开放资料”的态度来做这件事。

陈：满羡慕的。我们好像是在做差不多的事，但想的问题很不同。我们想的问题是在一个愈来愈威权化的政治环境底下做研究，怎么样可以从过去走到未来。而台湾在想的好像一个第一世界的问题，就是一些重大的危机已经解决，然后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那档案的开放程度就会是很重要的部分。两边整个感觉很不同。

萧：对，我完全想像你们的计划很像是台湾人三、四十年前可能会做的，还在抵抗白色恐怖。资助我们的很多爷爷奶奶们常会跟我说，你做这个很好，但你要小心国民党啊！我就得安慰他们，现在不会了啦！但看到香港这样，其实还是蛮有感触。

陈：是有一些政治风险的。因为我们谈的东西关系到中英关系，还有香港前途、政治、法治制度等，也是现在中方很关注的议题。香港现在的自治是在中国全面管制下的自治，某程度来说它就是要取消你自治地位。那你谈以前自治的构想，其实和中国现在要走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驰，所以中国会觉得你在做一种另类的历史诠释，可能就把你理解成必须处理的敌人。

定位不同：图书馆员 vs. 研究员

端: “国家宝藏”主张“自己的历史自己找”，我发现你们也不打算担任档案的诠释者。相较之下，“香港前途”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更重视后端的档案诠释，这两个定位怎么来？又怎么影响你们的实务路线？

萧：一开始我们团队还没确定定位，在发表档案故事时，常会拿资料批判国民党。毕竟有特定政党色彩的材料，可能会激起媒体或更多人的兴趣，甚至是捐款等。当然这也是一个经营方向，可能让专案更成功。但我们在经过激烈讨论后，认为若档案更深化台湾的蓝绿分裂，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先前特定政党、政权对历史的解读，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当然不能成为一个解读主体。因此后来我们会特别小心，以一个图书馆员的心态经营资料库，让文件自己说话。

另外身为 g0v（零时政府，台湾公民科技社群）专案，我们也是本着 g0v 精神——重视公民参与跟开放资料。所以我们的档案一定要开放让大家使用，同时也借由开发APP 跟资料平台，邀请大家一起翻拍档案、帮忙除错、翻译，挖掘其中的故事。

陈：我们有比较强的主题性，但仍会重视档案的完整性及当初的建档脉络。我们也和学者的定位不同，更像是担任策划的角色，例如我们会拿历史档案来对应、讨论现下的时事热点，也办过几次共读档案的工作坊，每次都有六、七十人参与。你可以说这是不严谨的档案研究法，但我们把它策划成一个能让更多人参与的事，让对档案研究有兴趣的朋友，能跨过研究的技术性门槛，后续慢慢掌握论述、抓重点的能力。

这个路线可能跟我参与香港几个公民运动的经验有关，在天星码头、皇后码头拆迁、反高铁运动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参与者都是同一群人，这个群体没有变大。我也发现有很多不同朋友，他会走出来，但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他没有走出来，但他很关心那个议题，却找不到可以参与的空间。所以我们才开始想透过策划档案研究的方式，建立一个渠道，让更多人能参与他们关注的议题。

一种档案，各自解读

端：那你们带着特定问题意识去找资料，会有像“国家宝藏”这种怕影响读者立场的顾虑吗？

陈：因为我们要论述档案，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否则我们没法将那些档案化为立体一点的故事，对应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确实有些朋友会问，特定问题导向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史实的判断、或是有偏差地使用档案？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拥有问题意识和做出一定的研究水平，是可以兼顾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这个顾虑。

端：拥有问题意识、重视论述，对于“香港前途”募款或动员成果有帮助吗？“国家宝藏”会不会因为没有明确色彩，比较不能吸引特定立场的人支援？

陈：我们有个有趣的观察，“香港前途”发布对于档案的讨论后，其实不同立场的人都会分享的。可能他们也在档案里里各取所需吧！他们会用自己的角度，拿你的档案再谈一遍。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论述不只是表达立场，是真的有资讯含量。我们觉得做档案研究，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萧：我们的初衷是中立的开放资料库，但如果募款时没法用这点打动人，就像你们说的，任何一方都能对档案做出自己的解读，我们也学聪明了，有时还是会用轻松诙谐的角度，适度地讲些群众爱听的，才会有资金进来。

档案搜集的民间先行部队

端：台、港的档案保存现状如何？是因为本土档案不足，才让你们决定向外找资料吗？你们的计划能补足或倡议政府改善现状吗？

2014年雨伞运动时，很多人都会质疑，30年后我们会不会知道雨伞运动是谁决定的、哪一天要放催泪弹？假如你没有档案法，其实你永远都不会有法律来保全这些决策性记录。

陈：香港现在没有档案法，但因为英国有，所以一些决策性的重要档案就这样被保留下来。这几年也慢慢开始有不同的人，倡议香港要有档案法。例如2014年雨伞运动时，很多人都会质疑，30年后我们会不会知道雨伞运动是谁决定的、哪一天要放催泪弹？假如你没有档案法，其实你永远都不会有法律来保全这些决策性记录。

我们做档案研究，才有根据向香港政府倡议档案法。另外我们也希望借此向英国政府拿回上述属于我们的档案。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过了30年解密年限的档案，我们也在尝试，能否用信息公开法等途径，促成全面性、系统性的档案解密（编注：根据“香港前途”统计，英国外交部在1979─1987年间有关香港的档案约有1553份，其中将近53.5％的档案已过档案解密期限，却仍未完全公开）。

萧：台湾的档案法成立也是近10年的事。在那之前，也常常有档案因储存空间不足就任意销毁、乱放或遗失的情况。尤其一些威权时期的档案，如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资料，就更容易有这下场。

这是台湾档案管理的困境，但我不觉得我们的计划能改变什么。首先，这是一批海外的台湾资料，无论能不能补足国内档案的缺口，我们都会有兴趣去挖掘。再加上我们是没有主题性的全面翻拍，将档案搜集完全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弥补特定档案的缺漏。

陈： 我去过一次台湾的国史馆找档案，跟我在伦敦或香港的经验很不同。你必须先预约档案，然后要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在香港与伦敦，你只要等半小时或45分钟，一定会拿到资料。这让我蛮惊讶的，也显示档案数位化的重要性。

萧：这个案例让我想到，我们虽然没有要补足台湾的档案缺口，但我们想补足的是台湾对于开放资料的认知。国家宝藏资料库就是要以它的开放程度，让台湾人理解这些档案本来就是大家的，不该把它们锁起来，也希望能进而影响政府单位的作法。

端：民间团体与整个国家倾注资源做档案搜集，应该蛮不同，想问问你们在现场的观察。

萧：例如日本在美国档案局里里有个8人团队，15年来，每天都在做档案翻拍的工作。我们作为民间团体，拿有限资金每月去一次、每次一、两万张地尽量拍，就像是愚公移山这样每天挖一点，期待10年、15年后可以把档案搜集完全。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很多人问这应该是政府该做的事，为什么不让政府来？或是为何不接受政府资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介入后还能否维持一样的开放性。如果可以，我们的确很希望跟政府合作、接受他们的资助。

陈：我们也喜欢政府做啊，但它不做啊！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来。香港经常这样，我们没有一个民主的方式，推动政府做任何事。所以很多民间团体的定位都是先自己做，让公众质疑，民间团体都能做到，为何政府做不了？到时它就一定得回应你。这变成我们和体制沟通的方法。

研究培力，继续走

端：翻拍、研究档案是蛮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目前为止让你觉得值得去做这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萧：是听到很多台湾人说：“终于有人来做这件事了”的时候。我去各地跟台湾乡亲宣传时，他们也都认为这些档案是很重要的东西，的确应该把它收集起来，呈现给大家看。只是政府一直不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来做，大家都觉得很欣慰。

陈：做这计划最珍贵的是找到一批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关心档案保存，而且愿意参与如何将档案讨论带到现在。有些朋友从第一次参与工作坊、第一次看档案，到现在已经可以整理不同的档案、从中找出与现在议题的相关性，这整个过程其实很漫长，我们自己称作“研究培力”，对我来说这是比研究结果更重要的。

这是出于一个很懒惰的概念，我以前什么事都自己做，行动、研究、媒体联络都做。但几年前，我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应该要让更多人分工，或是让他们有能力去做，就可以再做其他事。这才是让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民间力量变得更大的关键。所以整个过程的收获是这个，你真的找到一些朋友，从一开始是0，变成了1。

端：两个计划的延续性高吗？

萧：我们下一步想要跨足到西岸史丹佛大学的胡佛档案馆，采集更多台湾资料，当然以后有更大资金、野心，就是去日本或是英国、荷兰的档案局。我们想做的是世界性的搜集所有海外史料的资料库。当然现在还在婴儿阶段，会一步步走。

陈：我们这个计划是一年半，目前是刚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组织机构，还有慢慢开始发挥不同小组的功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进程，没想过是不是真的要做个什么10年计划，但计划本身延续性很高。不过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困难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像是先前香港众志的黄之锋、或是学者周永康都被抓起来，我们得独自思考怎么走下去。

假如三年之后成立了《基本法》23条，我还没有因为这个研究被关起来，可能就会再继续做下去。这个工作放在香港现在这个威权化的现况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能一下就参与。但事情还是要有人做嘛！

（端传媒实习生林昱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