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兩地青年發起檔案蒐集運動：自小背誦的史實不再理所當然？

常有人說國民黨對台灣其實很好，因為之前帶了很多黃金來建設台灣等，那事實是不是如此，我們想從檔案來找答案，是也好、不是也好，我們就來看看這批檔案吧！

近幾個月，美國國家檔案局裏總會出現一批台灣人。他們拿着手機，小心翻拍眼前泛黃的文件，並不時瞄見自己家鄉的名字。這些史料，包括美國對台的政府文書及情蒐報告等，在他們眼中，是從未讀過的歷史課本，是台灣散置在海外的「國家寶藏」。望向來時路，他們才發現，那些他們自小背誦的「史實」，並不那麼理所當然。

無獨有偶地，在大西洋彼端的英國國家檔案館裏，一個香港團隊也做着類似的事。面對「一國兩制」空間收緊、輿論趨於單一，他們卻偶然在前殖民國的檔案館中，看見港英政府一系列名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文件，顯示香港現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成形途徑中，有很多不同於主流觀念的岔路；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未來想像，曾經也不只有「回歸」這個選項。

面對這些珍貴史料，台、港青年不約而同地在2017年發起「國家寶藏計劃」及「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在政府單位尚未意識到檔案重要性的此刻，他們期盼藉由群眾力量，把封存於海外的檔案帶回公共視野，提供另一種討論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材料及角度。

但同樣投入檔案蒐集工作，兩個計劃團隊卻因應台、港不同局勢，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位與路線。身為在美台人，國家寶藏發起人之一蕭新晟表示，海外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普遍混亂。在他們看來，這批龐大的海外史料能讓台灣人更認識自己的國家、建構自己的歷史觀，卻只在學界被零星使用着，讓他們發下宏願，要建構一個可自由取用的海外史料庫。

蕭新晟表示，「國家寶藏」將自己定位為「圖書館員」，致力於研究史料的基礎建設。為了加快翻拍速度，他們設計了遊戲風格的APP，把翻拍檔案打造成一場全民運動，吸引群眾參與；為了不偏好特定史料，志工只能由系統隨機分配翻拍目標；翻拍的照片則會即時上傳至資料庫，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內容。

相較之下，「香港前途」則帶着更特定的問題意識，希望藉由揭露和研究更多有關「主權及前途問題」、「政治及法制體制」、「中港及涉外關係」的檔案，「對香港命運、社會運動及民主前路給予重要參照和啟示」。翻查舊檔案，指向的都是當下的現實問題。

也因此，他們更重視檔案的後端解讀運用。本計劃由香港民間研究社團「本土研究社」、政黨「香港眾志」及一眾青年學人發起，「本土研究社」研究員陳劍青強調，團隊更重視藉由策劃，將過去檔案對應當下有時效性的議題，呈現檔案的意義；同時也藉由舉辦檔案共讀工作坊等活動，培養更多人將檔案研究作為參與公民社會的途徑。

身處資訊爆炸、容易失憶的社會，過去的檔案還有什麼價值？對於現在及未來還能有什麼影響力？台港的不同政治發展進程，又如何影響兩個團隊的目標，甚至是政治風險？11月底，端傳媒邀請兩個計劃的發起人蕭新晟及陳劍青，暫且抽離檔案堆，與我們進行一場對談。談着談着，蕭新晟在陳劍青身上，彷彿看見過去白色恐怖時期的前輩身影，但陳劍青卻不那麼確定，他能不能像蕭新晟那樣，想得那麼遠。

端：端傳媒 陳：陳劍青 蕭：蕭新晟

過去沒有過去，讓檔案說話

端：對台、港社會而言，檔案的意義是什麼？時事驟變，為何你們反而要回頭看檔案？

蕭：台灣社會政治分歧很嚴重，無論你的政治光譜是什麼，就是各說各話，對歷史的看法也是。例如蔣介石統治時期的一些做法，藍（指國民黨支持者）綠（指民進黨支持者）看法都不同；有人覺得是威權，有人就覺得這對台灣是好的。

美國作為第三方，它對台灣所做的觀察及記錄報告，是為了瞭解台灣的風土民情，我們認為相對客觀、翔實。我們把這些資料挖出來，呈現給社會大眾看，希望能比較中立地解決一些過去的爭議。例如常有人說國民黨對台灣其實很好，因為之前帶了很多黃金來建設台灣等，那事實是不是如此，我們想從檔案來找答案，是也好、不是也好，我們就來看看這批檔案吧！

陳：我們觀察香港有一個問題是，整體對於歷史的概念是薄弱的，我們稱作 “under-historicize”（缺乏歷史化）。譬如路人走過一條街道，他們不會記得那條街四、五十年前發生什麼事。他們不會從歷史的角度思考我們現在的環境與生活，這是一個狀態。第二種同時發生的狀態是 “over-historicize”（過度歷史化），是過度歷史化的－－很快就將所有議題，放進一個特定、強烈的歷史觀念裡。例如香港這幾年很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者，談香港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談，我們怎麼淪陷，然後九七回歸。我們面對的是這種很弔詭、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是“under-historicize”，另一方面又 “over-historicize”。但無論是哪種，論述都比較單一，你也很難搬出第三套觀點、找到其他方式跟他們討論。

檔案其實是滿有趣的東西。它用一種很間接的方式讓大家重新從一個歷史文本來看現在。所以我們的計劃會拿歷史檔案對應現在的議題來帶動討論，這方法其實迴避了逼你直接回應愛不愛國的這類提問，回到檔案本身。另外檔案也有一種解密的趣味，可以把一些原本對歷史沒感覺的人，重新帶到以前的檔案中，了解我們怎麼從以前走到現在。我覺得檔案可以發揮對應現在狀態的作用，這也是我們前途研究計劃的一個方向。

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想藉由檔案思考香港前途議題，但過去的檔案、過去決策的脈絡，對現狀有什麼影響力？又為什麼能作為決定未來的參考？

陳：因為香港現在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一個歷史問題來的－－一國兩制的制度建立至今，已經變得愈來愈不像當時的初衷。所以對我們來說，過去其實沒有過去，過去跟現在是很有關的。理解過去可以幫我們理解現在、定位現在。我舉個例子，最近香港在討論是不是要訂定國安法，就是《基本法》第23條，這其實和六四時期的中港關係是很有關的。因為中方認為香港當時是一個顛覆基地，所以它就在整個基本法制定的最後一個階段，突然加了基本法二十三條，作為憲法性框架。現在中方同樣懷疑香港是不是有很強的港獨勢力，所以才說要推動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的問題之一就是歷史問題。如何從歷史檔案重新理解，無論是一國兩制的原則、初衷，或是整個秘密決策圈如何討論香港，對於我們現在討論現在香港可以怎麼樣，也是有幫助的；它以前是如何和我們可以如何，兩個問題是可以聯合在一起的。

很剛好的在這時間點，我們在倫敦的檔案組，便拍到很多六四之後的檔案，剛好就有針對二十三條的討論。（編註：「香港前途」根據解密檔案後指出，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大扣英方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帽子，令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藉此合理化加強《基本法》第23條的必要性）所以對我來說，為何過去和現在相關，或歷史檔案為何有意義，其實是不用質疑的，因為我們香港的問題之一就是歷史問題。如何從歷史檔案重新理解，無論是一國兩制的原則、初衷，或是整個秘密決策圈如何討論香港，對於我們現在討論現在香港可以怎麼樣，也是有幫助的；它以前是如何和我們可以如何，兩個問題是可以聯合在一起的。所以檔案研究就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連結過程，是可以連結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過程。

香港如同昔日台灣

端：那對於「國家寶藏」計劃而言，為什麼認為看檔案可以有助於建立國家認同？

蕭：因為我們一直以來的國家認同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我們學的是中華民國過去五千年歷史的朝代更替，所以我們是龍的傳人。但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應該是這個嗎？我們就想從這些檔案中知道台灣究竟是什麼、過去是什麼？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不管是不是隸屬中華民國，對自己、歷史和鄉土的認知又是應該是什麼？從這個點出發，我們希望挖掘這批由第三國對台灣做的觀察記錄，能夠建立台灣人可能有別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

比起香港，台灣現在已經沒有要極力對抗的一個……邪惡勢力嗎？畢竟我們已經多次政黨輪替，然後相對的民主開放。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平台。

至於檔案的價值，我們不認為我們找出的任何一份檔案會對台灣在政治上有什麼關鍵性影響，我覺得應該不會。因為比起香港，台灣現在已經沒有要極力對抗的一個……邪惡勢力嗎？畢竟我們已經多次政黨輪替，然後相對的民主開放。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平台，讓他們知道：第一，資料就是應該開放、讓大家自由取閱的；第二，從這個資料庫，大家可以自行建立自己的歷史觀。所以我們之前有個標語是「自己的歷史自己找」－－你自己的、你家鄉的歷史自己建立、吸收，而不是說消極地依賴一個政權、一個教育部來教你，你的國家、你的家鄉、你的族群是什麼；或認為過去的真相已被銷毀、找不到了。我們就想用「開放資料」的態度來做這件事。

陳：滿羨慕的。我們好像是在做差不多的事，但想的問題很不同。我們想的問題是在一個愈來愈威權化的政治環境底下做研究，怎麼樣可以從過去走到未來。而台灣在想的好像一個第一世界的問題，就是一些重大的危機已經解決，然後可以怎麼樣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那檔案的開放程度就會是很重要的部分。兩邊整個感覺很不同。

蕭：對，我完全想像你們的計劃很像是台灣人三、四十年前可能會做的，還在抵抗白色恐怖。資助我們的很多爺爺奶奶們常會跟我說，你做這個很好，但你要小心國民黨啊！我就得安慰他們，現在不會了啦！但看到香港這樣，其實還是蠻有感觸。

陳：是有一些政治風險的。因為我們談的東西關係到中英關係，還有香港前途、政治、法治制度等，也是現在中方很關注的議題。香港現在的自治是在中國全面管制下的自治，某程度來說它就是要取消你自治地位。那你談以前自治的構想，其實和中國現在要走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馳，所以中國會覺得你在做一種另類的歷史詮釋，可能就把你理解成必須處理的敵人。

定位不同：圖書館員 vs. 研究員

端: 「國家寶藏」主張「自己的歷史自己找」，我發現你們也不打算擔任檔案的詮釋者。相較之下，「香港前途」有更明確的問題意識、更重視後端的檔案詮釋，這兩個定位怎麼來？又怎麼影響你們的實務路線？

蕭：一開始我們團隊還沒確定定位，在發表檔案故事時，常會拿資料批判國民黨。畢竟有特定政黨色彩的材料，可能會激起媒體或更多人的興趣，甚至是捐款等。當然這也是一個經營方向，可能讓專案更成功。但我們在經過激烈討論後，認為若檔案更深化台灣的藍綠分裂，不是我們的初衷。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要打破先前特定政黨、政權對歷史的解讀，既然如此，我們自己當然不能成為一個解讀主體。因此後來我們會特別小心，以一個圖書館員的心態經營資料庫，讓文件自己說話。

另外身為 g0v（零時政府，台灣公民科技社群）專案，我們也是本著 g0v 精神——重視公民參與跟開放資料。所以我們的檔案一定要開放讓大家使用，同時也藉由開發APP 跟資料平台，邀請大家一起翻拍檔案、幫忙除錯、翻譯，挖掘其中的故事。

陳：我們有比較強的主題性，但仍會重視檔案的完整性及當初的建檔脈絡。我們也和學者的定位不同，更像是擔任策劃的角色，例如我們會拿歷史檔案來對應、討論現下的時事熱點，也辦過幾次共讀檔案的工作坊，每次都有六、七十人參與。你可以說這是不嚴謹的檔案研究法，但我們把它策劃成一個能讓更多人參與的事，讓對檔案研究有興趣的朋友，能跨過研究的技術性門檻，後續慢慢掌握論述、抓重點的能力。

這個路線可能跟我參與香港幾個公民運動的經驗有關，在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拆遷、反高鐵運動中，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時候，參與者都是同一群人，這個群體沒有變大。我也發現有很多不同朋友，他會走出來，但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他沒有走出來，但他很關心那個議題，卻找不到可以參與的空間。所以我們才開始想透過策劃檔案研究的方式，建立一個渠道，讓更多人能參與他們關注的議題。

一種檔案，各自解讀

端：那你們帶着特定問題意識去找資料，會有像「國家寶藏」這種怕影響讀者立場的顧慮嗎？

陳：因為我們要論述檔案，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否則我們沒法將那些檔案化為立體一點的故事，對應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確實有些朋友會問，特定問題導向會不會影響我們對史實的判斷、或是有偏差地使用檔案？我覺得這是兩個問題。擁有問題意識和做出一定的研究水平，是可以兼顧的，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沒有這個顧慮。

端：擁有問題意識、重視論述，對於「香港前途」募款或動員成果有幫助嗎？「國家寶藏」會不會因為沒有明確色彩，比較不能吸引特定立場的人支援？

陳：我們有個有趣的觀察，「香港前途」發布對於檔案的討論後，其實不同立場的人都會分享的。可能他們也在檔案裏裡各取所需吧！他們會用自己的角度，拿你的檔案再談一遍。這也是因為我們的論述不只是表達立場，是真的有資訊含量。我們覺得做檔案研究，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蕭：我們的初衷是中立的開放資料庫，但如果募款時沒法用這點打動人，就像你們說的，任何一方都能對檔案做出自己的解讀，我們也學聰明了，有時還是會用輕鬆詼諧的角度，適度地講些群眾愛聽的，才會有資金進來。

檔案蒐集的民間先行部隊

端：台、港的檔案保存現狀如何？是因為本土檔案不足，才讓你們決定向外找資料嗎？你們的計劃能補足或倡議政府改善現狀嗎？

2014年雨傘運動時，很多人都會質疑，30年後我們會不會知道雨傘運動是誰決定的、哪一天要放催淚彈？假如你沒有檔案法，其實你永遠都不會有法律來保全這些決策性記錄。

陳：香港現在沒有檔案法，但因為英國有，所以一些決策性的重要檔案就這樣被保留下來。這幾年也慢慢開始有不同的人，倡議香港要有檔案法。例如2014年雨傘運動時，很多人都會質疑，30年後我們會不會知道雨傘運動是誰決定的、哪一天要放催淚彈？假如你沒有檔案法，其實你永遠都不會有法律來保全這些決策性記錄。

我們做檔案研究，才有根據向香港政府倡議檔案法。另外我們也希望藉此向英國政府拿回上述屬於我們的檔案。尤其是對於一些已經過了30年解密年限的檔案，我們也在嘗試，能否用資訊公開法等途徑，促成全面性、系統性的檔案解密（編註：根據「香港前途」統計，英國外交部在1979─1987年間有關香港的檔案約有1553份，其中將近53.5％的檔案已過檔案解密期限，卻仍未完全公開）。

蕭：台灣的檔案法成立也是近10年的事。在那之前，也常常有檔案因儲存空間不足就任意銷毀、亂放或遺失的情況。尤其一些威權時期的檔案，如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資料，就更容易有這下場。

這是台灣檔案管理的困境，但我不覺得我們的計劃能改變什麼。首先，這是一批海外的台灣資料，無論能不能補足國內檔案的缺口，我們都會有興趣去挖掘。再加上我們是沒有主題性的全面翻拍，將檔案蒐集完全就是我們的目標，而不是為了彌補特定檔案的缺漏。

陳： 我去過一次台灣的國史館找檔案，跟我在倫敦或香港的經驗很不同。你必須先預約檔案，然後要等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才能看到。在香港與倫敦，你只要等半小時或45分鐘，一定會拿到資料。這讓我蠻驚訝的，也顯示檔案數位化的重要性。

蕭：這個案例讓我想到，我們雖然沒有要補足台灣的檔案缺口，但我們想補足的是台灣對於開放資料的認知。國家寶藏資料庫就是要以它的開放程度，讓台灣人理解這些檔案本來就是大家的，不該把它們鎖起來，也希望能進而影響政府單位的作法。

端：民間團體與整個國家傾注資源做檔案蒐集，應該蠻不同，想問問你們在現場的觀察。

蕭：例如日本在美國檔案局裏裡有個8人團隊，15年來，每天都在做檔案翻拍的工作。我們作為民間團體，拿有限資金每月去一次、每次一、兩萬張地盡量拍，就像是愚公移山這樣每天挖一點，期待10年、15年後可以把檔案蒐集完全。這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很多人問這應該是政府該做的事，為什麼不讓政府來？或是為何不接受政府資助？因為我們不知道政府介入後還能否維持一樣的開放性。如果可以，我們的確很希望跟政府合作、接受他們的資助。

陳：我們也喜歡政府做啊，但它不做啊！所以我們只好自己來。香港經常這樣，我們沒有一個民主的方式，推動政府做任何事。所以很多民間團體的定位都是先自己做，讓公眾質疑，民間團體都能做到，為何政府做不了？到時它就一定得回應你。這變成我們和體制溝通的方法。

研究培力，繼續走

端：翻拍、研究檔案是蠻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目前為止讓你覺得值得去做這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蕭：是聽到很多台灣人說：「終於有人來做這件事了」的時候。我去各地跟台灣鄉親宣傳時，他們也都認為這些檔案是很重要的東西，的確應該把它收集起來，呈現給大家看。只是政府一直不做這件事，所以我們來做，大家都覺得很欣慰。

陳：做這計劃最珍貴的是找到一批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關心檔案保存，而且願意參與如何將檔案討論帶到現在。有些朋友從第一次參與工作坊、第一次看檔案，到現在已經可以整理不同的檔案、從中找出與現在議題的相關性，這整個過程其實很漫長，我們自己稱作「研究培力」，對我來說這是比研究結果更重要的。

這是出於一個很懶惰的概念，我以前什麼事都自己做，行動、研究、媒體聯絡都做。但幾年前，我發現自己不能再這樣，應該要讓更多人分工，或是讓他們有能力去做，就可以再做其他事。這才是讓我們的社會、尤其是民間力量變得更大的關鍵。所以整個過程的收穫是這個，你真的找到一些朋友，從一開始是0，變成了1。

端：兩個計劃的延續性高嗎？

蕭：我們下一步想要跨足到西岸史丹佛大學的胡佛檔案館，採集更多台灣資料，當然以後有更大資金、野心，就是去日本或是英國、荷蘭的檔案局。我們想做的是世界性的蒐集所有海外史料的資料庫。當然現在還在嬰兒階段，會一步步走。

陳：我們這個計劃是一年半，目前是剛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組織機構，還有慢慢開始發揮不同小組的功能。我們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進程，沒想過是不是真的要做個什麼10年計劃，但計畫本身延續性很高。不過我們面對的一個很大困難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像是先前香港眾志的黃之鋒、或是學者周永康都被抓起來，我們得獨自思考怎麼走下去。

假如三年之後成立了《基本法》23條，我還沒有因為這個研究被關起來，可能就會再繼續做下去。這個工作放在香港現在這個威權化的現況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不是所有人都覺得沒問題、能一下就參與。但事情還是要有人做嘛！

（端傳媒實習生林昱帆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