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light的新晋华人“女魔头”：我更执迷于隐形的真相和小人物

波士顿清晨7点半，这个高纬度寒冷城市的初冬暖阳还没完全升起，睡梦中的我听到手机震动。新邮件：“Hi Audrey，和你聊天很高兴。相比你关注全世界那些让人兴奋的大事，我真不确定我的平凡故事有意思。在马上要忙得晕头转向之前，发几张照片给你”。

附在邮件里的照片，是两张年轻女孩的笑脸。其中，右边的华人女孩坐在新闻编辑室的书桌上，看起来像个青涩腼腆的学生。“那是我30年新闻生涯中很特别的两年，90年代初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另一个女同事每周各上三天班，共做一份工作——就在我生第三个孩子之前！”

写邮件给我的是Patricia Wen（中文名文璞，同事都叫她Patty），《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以下简称环球报)著名调查团队“聚焦”（Spotlight）的新任主编。

大名鼎鼎的“聚焦”创立于1970年，是美国新闻界最长寿的调查报导团队，其编辑和记者的故事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Patty Wen接任的是电影中主角Robby的原型——“聚焦”的掌舵人、在环球报工作45年的老将Walter Robinson当年的职位，并且刷新了这个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新闻团队的多项记录：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有色人种领军人。这样一个在美国新闻行业举足轻重的头衔，此前从来只有白人男性担纲。

逆势做调查报导，寻找深喉诉真相

想和Patty聊天并不容易，就像她自己说的，“忙得晕头转向”是常态。每天早上七点，她就出现在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环球报报社，和她谈话、开会、报选题、跟进调查进度的同事便开始了走马灯。她手下的记者笑言，Patty应该在办公室门口像洗手间那样竖起一个灯箱牌子：有空/没空。

“现在“聚焦”有多少个人？”

“六个人”。

“通常做一个调查需要多长时间呢？”

“几个月或更长，一、两年”

这段对话几乎和电影里“聚焦”主编Robinson和刚刚从佛罗里达空降波士顿、希望了解“聚焦”的环球报新主编Martin的对话一模一样，只是彼时的三人记者团队变成了六个人，而时间线已经悄然移动了16年。

“还有一点没变。我们依然严格保密我们的调查，跟任何人都不会说我们正在做什么，”Patty笑。

电影中，纸媒垄断时代的2001年，记者们还要依靠剪报查阅资料、用办公室的老式固定电话接受爆料、到法院申请公开实体文件、用纸笔做采访记录。这16年里，传统媒体日渐式微，历经门户网站时代再到移动互联时代，“聚焦”的核心调查方式却并没有变化，依然是几个人的小团队，重视爆料、精心选题、追踪调查、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小心求证、各司其职。

调查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如同电影里那句著名台词“我们不赶时间（We don’t rush the story.）”一样，Patty会和团队商量选题、询问进度、提供建议。目前，他们有两个选题在同时推进之中，因为人手不够，其中一个还临时借调了两个都市版的同事“外援”，估计今年年底能够推出。调查报导需要长时间地打磨，上个月发表的关于美国航空局对于私人飞机的监管漏洞可能给国土安全带来隐患，就花了他们一年多的时间，横跨南北美洲多个国家进行挖掘。

Patty的团队人数不多却各个精干，六个记者中四女两男，年龄跨度从20多岁到50多岁，都对于真相有着近乎执著的渴望。直到现在，《聚焦》电影中的Mike（Mark Ruffalo扮演）和Sacha（Rachel McAdams扮演）都还在团队中工作，他们当年因调查天主教堂神父性侵儿童案件而名声大噪，使得那些被权力拥有者（比如电影中呈现的在波士顿影响极大的天主教会）故意隐藏的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而直到现在，Mike和Sacha仍然在追踪性侵案的后续。

“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手握权柄的人用来掩盖真相的权力可能越来越大、手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高超，但与此同时，要知道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也会越来越丰富和透明，”Patty并不悲观。

“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人们没有时间能够去亲自挖掘的，比如某一种犯罪类型的相关数据，我们有资源去提供有深度而又可靠的真相。”她补充。

如今，全世界的传统媒体几乎都面临困境，许多媒体不得不缩减甚至取消成本最高又无法预估成果的深度调查报导部门。环球报出于成本控制，近年一再缩减国际报导版面，专注本地新闻，却始终给予“聚焦”最大的财力支持。因为“聚焦”的社会反响巨大。在数码媒体时代，环球报的在线内容拥有超过十万的稳定付费订阅读者，很多人都是冲着“聚焦”的招牌而来。

特别是特朗普的崛起，带来了混合直接谎言和令人困惑的“另类事实”的 “后真相时代”（编注：“另类事实”语出特朗普高级顾问康威，坚持辩护特朗普宣誓就职仪式史上人数最多的明显错误说法是“另类事实”；“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意指一些人们立场和情感先行，对谎言并不在意，事实、证据和真相沦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调查报导在美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支持和关注。正因为假新闻（Fake news）泛滥，政客张嘴就能说出谎言并绝不认错，越来越多仍然关心真相的读者便愈发重视他们所信任的传统媒体品牌。

高质量的调查报导带来了经济价值和业务口碑。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三周，《纽约时报》激增了13.2万订户，是一年前同期的10倍。其他比如《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老牌媒体，也在新传播时代迎来读者的逆势回归。

新环境有可能成为一种机遇。“调查报导从来都不容易，但如果一直坚持高新闻标准，它就一直能使得那些在政府机构或者大公司内部了解真相的、有勇气的深喉愿意开口，告知我们真相。”Patty说。

三十年一线记者，最爱“隐形人”的故事

想起中国新闻机构里下属对于“领导”的不可违背，我好奇地问Patty：“他们怕你吗？”Patty笑，“他们知道我是主编，但是并不怕我。几个月前我就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普通记者，这里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

1958年出生于伊利诺伊的Patty，父母祖籍湖南，在20世纪50年代初移民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学习中国现代历史毕业后，她发现自己对写作的强烈兴趣，于是开始了记者生涯。1986年，Patty进入《波士顿环球报》工作，在今年6月被委任为“聚焦”主编之前的整整30年时间里，Patty一直在都市版面和“聚焦”版面做一名普通的一线记者，勤勉地深耕社会领域报导，关注走投无路的瘾君子、穷困潦倒的无家可归者、身陷绝境的残障人。

用她的话说，是那些走在路上都不会被人们多看一眼的“隐形人”。

所有的故事主人公之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是2003年发表的《芭芭拉的故事》。这个系列报导帮助Patty赢得普立兹特稿写作奖项的提名。

访问对象是当年38岁的单亲母亲芭芭拉（Barbara Paul），如果用几个词来描写她的形象——贫穷、肥胖、邋遢、居无定所、教育程度低、找不到工作。芭芭拉出生于一个穷困家庭，母亲未婚先孕有了三个孩子，带着他们出嫁，却从来对孩子们不闻不问。少女时代的芭芭拉由于家庭贫穷，时常穿着不合身且肮脏褴褛的衣服上学，没有条件洗澡，她常常受到耻笑和欺负。

命运几乎翻版，22岁的芭芭拉同样未婚先孕，几年后又生下第二个孩子。男友很快一走了之，这个没有工作的年轻母亲只能依靠低保和食品券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1993年的一个深夜，芭芭拉被歹徒骗上车后遭到持刀强暴，虽然报警后行凶者很快被抓到，这噩梦却成了她此后长时间抑郁的根源。

芭芭拉的两个男孩又再一次重蹈了她童年的覆辙，常常一星期不洗澡不洗头、衣服脏破、牙齿发炎，被老师向社工组织投诉。社工很快介入，在调查认定芭芭拉不能够提供给孩子必要的保护和照顾之后，她面临的选择是签字主动放弃自己作为母亲的法定监护权，以此交换每年可以和儿子们见两面的权利；或是与社工和州政府打官司——一旦输了，就将永远见不到孩子。

最终，芭芭拉选择了放弃。她的孩子被领养，她主动放手了灰暗人生中唯一的幸福和快乐——做一名母亲。

这组特写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不少波士顿读者津津乐道。要知道，在2003年的美国，纸媒的版面寸土寸金，这长达12000词的连续三天的系列报导让业内很多人吃惊——故事看起来毫无新闻性：没有惊悚的情节，没有显要的明星，没有重大的公共利益，没有特别的丑闻艳事，从头到尾只是极其克制和真诚地娓娓道来，却令读者非常感动。

报导发表之后，Patty开始收到雪片一样的信件。有一封她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一个中年男人，说自己平时一般只看体育版和财经新闻，但他读完了《芭芭拉的故事》。“他说以前走在街上，看到这种衣衫褴褛、其貌不扬的女人他大概会带着嫌弃地说一声‘天’，然后扔下五分钱。从那以后，他会想，或许她是个母亲，或许她有两个孩子，或许她正经受抑郁的折磨，或许她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一句话，再看到这些他平时不会多看一眼的无家可归的邋遢女性，眼光都完全不一样了”。

长久以来，在美国新闻界各种记者类别之中，白宫政治记者是光环萦绕的最耀眼的群体，而关注社会服务的调查记者是最默默无闻的。Patty却说自己很享受这种默默无闻：“我不喜欢已经很明显摆在那里的新闻。如果你现在让我去围堵特朗普，或者追踪大选，没错，可能会有几百个记者争破头，但我不想去。我喜欢那些其他人都不关心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故事，那些‘隐形的’——正在发生但却没人看到的——真相和人。”

2003年的《芭芭拉的故事》和2012年关于药房药品导致波士顿脑膜炎爆发的调查报导（Patty是作者之一）分别为Patty带来了特稿写作和国内报导两次普立兹奖的提名，并都进入最终三人入围名单，但两次都与奖项失之交臂。

“（普立兹奖）当然是殊荣，告诉你其他同行认可你的工作。我们应该很在乎普立兹，我在乎，但我其实并不那么在乎”，说完这段绕口令，Patty笑了，“因为有那么多很棒的调查报导，却从来不会得任何奖。”

“身陷困境的破碎家庭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不喜欢写，很多人不喜欢读，却是我最想去关心的。”

关注“隐形人”的故事的调查记者们，似乎也是“隐形”的。

未来“聚焦“要深耕本地，做“后院”报导

直到2017年6月，环球报宣布58岁的Patty升职成为“聚焦”新任主编。“当你足够资深的时候，似乎只做记者不够，还要担当起老师的角色了，”她平静地说，“当然是一份光荣，但是压力是——我不再只是做好自己的报导就行，必须得为团队做决定我们的时间得怎么花了！”

职业发展的性别天花板曾长期地、隐形地存在着。环球报言论版女性主编Ellen Clegg回忆，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闻界的女记者还非常少见，上班时身边几乎都是男同事。那时的报社领导层更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极少有女性能够担任页面主编，更不要说Patty这样的少数族裔了。

随着女性平权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不少报社从九十年代开始为有孩子的女性员工创造了友好的工作环境，允许她们远程工作或减半上班时间，鼓励她们兼顾家庭。

在环球报工作的30年间，Patty和在哈佛认识的先生结婚、继而做了妈妈，1989、1991、1994年，她的三个孩子分别出生。她也曾选择弹性工作的方法，只工作70%的时间，把更多精力放在陪伴孩子身上。

如今美国媒体的环境，男女比例已经几乎持平：电影中《聚焦》中只有一个女性记者，如今的“聚焦”团队女记者已经超过了2/3（加上Patty，7人中5名女性）。但少数族裔在新闻编辑室中仍然少见：1977年，少数族裔在美国新闻行业占比4%，直至2012年也仅上升至12%，领导层中更难觅踪影。从这个角度来说，Patty付出的更多。“现在我200%的时间在工作”，孩子都已成年，她要还以前工作的“债“，她大笑，“你听说过‘体育寡妇（sports widow）’这个词吧？我先生说他现在就是一个‘聚焦鳏夫（Spotlight widow）’！”

现在，她的目标是带领团队“尽其所能勇敢、透彻、精准并充满热情地”写出“雄心勃勃的调查报导”，关注波士顿本地，同时具有全国层面的重要性。

相比资金雄厚、视野定位全球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聚焦”更为关心波士顿地区这个“后院”。“我们这个后院也相当大，几百万人呢，这里发生的事情，影响很可能常常波及全国——就像天主教堂性侵事件一样，在全美、全世界都不是孤例”，Patty说，“在这里遇到什么事，你可以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但他们或许不如‘聚焦’更熟悉你身边的情况”。

在波士顿地区长年地精耕细作，给Patty和她的团队积累了一大批“线人”，她每天都会阅读每一封信件、电邮和信息。在大波士顿（涵盖周边小城市）乃至美国东北部的整个新英格兰地区，“聚焦”成为了很多读者最为信任的一道底线——当亲身经历或者目击、听说、了解了正在发生的不公、权力被滥用和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你可以去找警察，可以去找政府官员，但如果你不满意，你被无视、被怀疑，“或许应该让‘聚焦’那帮记者知道”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念头。

晚上七点，凛冬已至的波士顿早已入夜。Patty还在办公室仔细看收到的读者来函，做了主编的她仍然从不轻慢或忽视那些“隐形”的人和故事：“别忘了，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可能看到我们都注意不到的真相”。

李佳佳，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7伊丽莎白.诺伊弗学者 （2017 Elizabeth Neuffer fello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