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light的新晉華人「女魔頭」：我更執迷於隱形的真相和小人物

波士頓清晨7點半，這個高緯度寒冷城市的初冬暖陽還沒完全升起，睡夢中的我聽到手機震動。新郵件：「Hi Audrey，和你聊天很高興。相比你關注全世界那些讓人興奮的大事，我真不確定我的平凡故事有意思。在馬上要忙得暈頭轉向之前，發幾張照片給你」。

附在郵件裏的照片，是兩張年輕女孩的笑臉。其中，右邊的華人女孩坐在新聞編輯室的書桌上，看起來像個青澀靦腆的學生。「那是我30年新聞生涯中很特別的兩年，90年代初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和另一個女同事每週各上三天班，共做一份工作——就在我生第三個孩子之前！」

寫郵件給我的是Patricia Wen（中文名文璞，同事都叫她Patty），《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以下簡稱環球報)著名調查團隊「聚焦」（Spotlight）的新任主編。

大名鼎鼎的「聚焦」創立於1970年，是美國新聞界最長壽的調查報導團隊，其編輯和記者的故事曾被改編為同名電影，並獲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Patty Wen接任的是電影中主角Robby的原型——「聚焦」的掌舵人、在環球報工作45年的老將Walter Robinson當年的職位，並且刷新了這個近半個世紀歷史的新聞團隊的多項記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有色人種領軍人。這樣一個在美國新聞行業舉足輕重的頭銜，此前從來只有白人男性擔綱。

逆勢做調查報導，尋找深喉訴真相

想和Patty聊天並不容易，就像她自己說的，「忙得暈頭轉向」是常態。每天早上七點，她就出現在位於波士頓市中心的環球報報社，和她談話、開會、報選題、跟進調查進度的同事便開始了走馬燈。她手下的記者笑言，Patty應該在辦公室門口像洗手間那樣豎起一個燈箱牌子：有空/沒空。

「現在「聚焦」有多少個人？」

「六個人」。

「通常做一個調查需要多長時間呢？」

「幾個月或更長，一、兩年」

這段對話幾乎和電影裏「聚焦」主編Robinson和剛剛從佛羅里達空降波士頓、希望了解「聚焦」的環球報新主編Martin的對話一模一樣，只是彼時的三人記者團隊變成了六個人，而時間線已經悄然移動了16年。

「還有一點沒變。我們依然嚴格保密我們的調查，跟任何人都不會說我們正在做什麼，」Patty笑。

電影中，紙媒壟斷時代的2001年，記者們還要依靠剪報查閲資料、用辦公室的老式固定電話接受爆料、到法院申請公開實體文件、用紙筆做採訪記錄。這16年裏，傳統媒體日漸式微，歷經門戶網站時代再到移動互聯時代，「聚焦」的核心調查方式卻並沒有變化，依然是幾個人的小團隊，重視爆料、精心選題、追蹤調查、層層遞進、抽絲剝繭、小心求證、各司其職。

調查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工作，如同電影裏那句著名台詞「我們不趕時間（We don‘t rush the story.）」一樣，Patty會和團隊商量選題、詢問進度、提供建議。目前，他們有兩個選題在同時推進之中，因為人手不夠，其中一個還臨時借調了兩個都市版的同事「外援」，估計今年年底能夠推出。調查報導需要長時間地打磨，上個月發表的關於美國航空局對於私人飛機的監管漏洞可能給國土安全帶來隱患，就花了他們一年多的時間，橫跨南北美洲多個國家進行挖掘。

Patty的團隊人數不多卻各個精幹，六個記者中四女兩男，年齡跨度從20多歲到50多歲，都對於真相有着近乎執著的渴望。直到現在，《聚焦》電影中的Mike（Mark Ruffalo扮演）和Sacha（Rachel McAdams扮演）都還在團隊中工作，他們當年因調查天主教堂神父性侵兒童案件而名聲大噪，使得那些被權力擁有者（比如電影中呈現的在波士頓影響極大的天主教會）故意隱藏的真相能夠大白於天下。而直到現在，Mike和Sacha仍然在追蹤性侵案的後續。

「隨着時間和技術的發展，手握權柄的人用來掩蓋真相的權力可能越來越大、手段會變得越來越複雜高超，但與此同時，要知道我們能夠獲取的資訊也會越來越豐富和透明，」Patty並不悲觀。

「我們提供的資訊是人們沒有時間能夠去親自挖掘的，比如某一種犯罪類型的相關數據，我們有資源去提供有深度而又可靠的真相。」她補充。

如今，全世界的傳統媒體幾乎都面臨困境，許多媒體不得不縮減甚至取消成本最高又無法預估成果的深度調查報導部門。環球報出於成本控制，近年一再縮減國際報導版面，專注本地新聞，卻始終給予「聚焦」最大的財力支持。因為「聚焦」的社會反響巨大。在數碼媒體時代，環球報的在線內容擁有超過十萬的穩定付費訂閲讀者，很多人都是衝着「聚焦」的招牌而來。

特別是特朗普的崛起，帶來了混合直接謊言和令人困惑的「另類事實」的 「後真相時代」（編注：「另類事實」語出特朗普高級顧問康威，堅持辯護特朗普宣誓就職儀式史上人數最多的明顯錯誤說法是「另類事實」；「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意指一些人們立場和情感先行，對謊言並不在意，事實、證據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調查報導在美國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支持和關注。正因為假新聞（Fake news）氾濫，政客張嘴就能說出謊言並絕不認錯，越來越多仍然關心真相的讀者便愈發重視他們所信任的傳統媒體品牌。

高質量的調查報導帶來了經濟價值和業務口碑。在2016年總統大選後三週，《紐約時報》激增了13.2萬訂戶，是一年前同期的10倍。其他比如《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老牌媒體，也在新傳播時代迎來讀者的逆勢回歸。

新環境有可能成為一種機遇。「調查報導從來都不容易，但如果一直堅持高新聞標準，它就一直能使得那些在政府機構或者大公司內部了解真相的、有勇氣的深喉願意開口，告知我們真相。」Patty說。

三十年一線記者，最愛「隱形人」的故事

想起中國新聞機構裏下屬對於「領導」的不可違背，我好奇地問Patty：「他們怕你嗎？」Patty笑，「他們知道我是主編，但是並不怕我。幾個月前我就和他們一樣是一個普通記者，這裏並沒有什麼等級觀念」。

1958年出生於伊利諾伊的Patty，父母祖籍湖南，在20世紀50年代初移民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學習中國現代歷史畢業後，她發現自己對寫作的強烈興趣，於是開始了記者生涯。1986年，Patty進入《波士頓環球報》工作，在今年6月被委任為「聚焦」主編之前的整整30年時間裏，Patty一直在都市版面和「聚焦」版面做一名普通的一線記者，勤勉地深耕社會領域報導，關注走投無路的癮君子、窮困潦倒的無家可歸者、身陷絕境的殘障人。

用她的話說，是那些走在路上都不會被人們多看一眼的「隱形人」。

所有的故事主人公之中，最為讀者所熟知的，是2003年發表的《芭芭拉的故事》。這個系列報導幫助Patty贏得普立茲特稿寫作獎項的提名。

訪問對象是當年38歲的單親母親芭芭拉（Barbara Paul），如果用幾個詞來描寫她的形象——貧窮、肥胖、邋遢、居無定所、教育程度低、找不到工作。芭芭拉出生於一個窮困家庭，母親未婚先孕有了三個孩子，帶着他們出嫁，卻從來對孩子們不聞不問。少女時代的芭芭拉由於家庭貧窮，時常穿着不合身且骯髒襤褸的衣服上學，沒有條件洗澡，她常常受到恥笑和欺負。

命運幾乎翻版，22歲的芭芭拉同樣未婚先孕，幾年後又生下第二個孩子。男友很快一走了之，這個沒有工作的年輕母親只能依靠低保和食品券養活自己和兩個孩子。1993年的一個深夜，芭芭拉被歹徒騙上車後遭到持刀強暴，雖然報警後行兇者很快被抓到，這噩夢卻成了她此後長時間抑鬱的根源。

芭芭拉的兩個男孩又再一次重蹈了她童年的覆轍，常常一星期不洗澡不洗頭、衣服髒破、牙齒發炎，被老師向社工組織投訴。社工很快介入，在調查認定芭芭拉不能夠提供給孩子必要的保護和照顧之後，她面臨的選擇是簽字主動放棄自己作為母親的法定監護權，以此交換每年可以和兒子們見兩面的權利；或是與社工和州政府打官司——一旦輸了，就將永遠見不到孩子。

最終，芭芭拉選擇了放棄。她的孩子被領養，她主動放手了灰暗人生中唯一的幸福和快樂——做一名母親。

這組特寫在十幾年後的今天依然被不少波士頓讀者津津樂道。要知道，在2003年的美國，紙媒的版面寸土寸金，這長達12000詞的連續三天的系列報導讓業內很多人吃驚——故事看起來毫無新聞性：沒有驚悚的情節，沒有顯要的明星，沒有重大的公共利益，沒有特別的醜聞豔事，從頭到尾只是極其剋制和真誠地娓娓道來，卻令讀者非常感動。

報導發表之後，Patty開始收到雪片一樣的信件。有一封她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一個中年男人，說自己平時一般只看體育版和財經新聞，但他讀完了《芭芭拉的故事》。「他說以前走在街上，看到這種衣衫襤褸、其貌不揚的女人他大概會帶着嫌棄地說一聲『天』，然後扔下五分錢。從那以後，他會想，或許她是個母親，或許她有兩個孩子，或許她正經受抑鬱的折磨，或許她無法照顧她的孩子。一句話，再看到這些他平時不會多看一眼的無家可歸的邋遢女性，眼光都完全不一樣了」。

長久以來，在美國新聞界各種記者類別之中，白宮政治記者是光環縈繞的最耀眼的群體，而關注社會服務的調查記者是最默默無聞的。Patty卻說自己很享受這種默默無聞：「我不喜歡已經很明顯擺在那裏的新聞。如果你現在讓我去圍堵特朗普，或者追蹤大選，沒錯，可能會有幾百個記者爭破頭，但我不想去。我喜歡那些其他人都不關心的，但卻是很重要的故事，那些『隱形的』——正在發生但卻沒人看到的——真相和人。」

2003年的《芭芭拉的故事》和2012年關於藥房藥品導致波士頓腦膜炎爆發的調查報導（Patty是作者之一）分別為Patty帶來了特稿寫作和國內報導兩次普立茲獎的提名，並都進入最終三人入圍名單，但兩次都與獎項失之交臂。

「（普立茲獎）當然是殊榮，告訴你其他同行認可你的工作。我們應該很在乎普立茲，我在乎，但我其實並不那麼在乎」，說完這段繞口令，Patty笑了，「因為有那麼多很棒的調查報導，卻從來不會得任何獎。」

「身陷困境的破碎家庭這樣的故事，很多人不喜歡寫，很多人不喜歡讀，卻是我最想去關心的。」

關注「隱形人」的故事的調查記者們，似乎也是「隱形」的。

未來「聚焦」要深耕本地，做「後院」報導

直到2017年6月，環球報宣布58歲的Patty升職成為「聚焦」新任主編。「當你足夠資深的時候，似乎只做記者不夠，還要擔當起老師的角色了，」她平靜地說，「當然是一份光榮，但是壓力是——我不再只是做好自己的報導就行，必須得為團隊做決定我們的時間得怎麼花了！」

職業發展的性別天花板曾長期地、隱形地存在着。環球報言論版女性主編Ellen Clegg回憶，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新聞界的女記者還非常少見，上班時身邊幾乎都是男同事。那時的報社領導層更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極少有女性能夠擔任頁面主編，更不要說Patty這樣的少數族裔了。

隨着女性平權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不少報社從九十年代開始為有孩子的女性員工創造了友好的工作環境，允許她們遠程工作或減半上班時間，鼓勵她們兼顧家庭。

在環球報工作的30年間，Patty和在哈佛認識的先生結婚、繼而做了媽媽，1989、1991、1994年，她的三個孩子分別出生。她也曾選擇彈性工作的方法，只工作70%的時間，把更多精力放在陪伴孩子身上。

如今美國媒體的環境，男女比例已經幾乎持平：電影中《聚焦》中只有一個女性記者，如今的「聚焦」團隊女記者已經超過了2/3（加上Patty，7人中5名女性）。但少數族裔在新聞編輯室中仍然少見：1977年，少數族裔在美國新聞行業佔比4%，直至2012年也僅上升至12%，領導層中更難覓蹤影。從這個角度來說，Patty付出的更多。「現在我200%的時間在工作」，孩子都已成年，她要還以前工作的「債」，她大笑，「你聽說過『體育寡婦（sports widow）』這個詞吧？我先生說他現在就是一個『聚焦鰥夫（Spotlight widow）』！」

現在，她的目標是帶領團隊「盡其所能勇敢、透徹、精準並充滿熱情地」寫出「雄心勃勃的調查報導」，關注波士頓本地，同時具有全國層面的重要性。

相比資金雄厚、視野定位全球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聚焦」更為關心波士頓地區這個「後院」。「我們這個後院也相當大，幾百萬人呢，這裏發生的事情，影響很可能常常波及全國——就像天主教堂性侵事件一樣，在全美、全世界都不是孤例」，Patty說，「在這裏遇到什麼事，你可以打電話給《紐約時報》，但他們或許不如『聚焦』更熟悉你身邊的情況」。

在波士頓地區長年地精耕細作，給Patty和她的團隊積累了一大批「線人」，她每天都會閲讀每一封信件、電郵和資訊。在大波士頓（涵蓋周邊小城市）乃至美國東北部的整個新英格蘭地區，「聚焦」成為了很多讀者最為信任的一道底線——當親身經歷或者目擊、聽說、了解了正在發生的不公、權力被濫用和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你可以去找警察，可以去找政府官員，但如果你不滿意，你被無視、被懷疑，「或許應該讓『聚焦』那幫記者知道」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念頭。

晚上七點，凜冬已至的波士頓早已入夜。Patty還在辦公室仔細看收到的讀者來函，做了主編的她仍然從不輕慢或忽視那些「隱形」的人和故事：「別忘了，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可能看到我們都注意不到的真相」。

李佳佳，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MI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7伊麗莎白.諾伊弗學者 （2017 Elizabeth Neuffer fello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