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机场可以变成舞坊，全因柏林对开放空间概念不一样？

废弃的柏林旧机场外头搭起多组合屋，整个夏天都在盖。旧的停机棚简单改造了下，给了一个叫 “人民舞台”的剧团使用。我参加过一场剧团的工作坊，整场进行将近五小时，前三小时剧团带大家进行舞蹈训练，完毕便大家一起完成一只舞作。中间休息的野餐时间，有一个舞者也同时在大家附近独舞。

入夜后舞团安排了90分钟的正式演出，还有一个众乐乐的 DJ 环节，舞者和观众们自由跳起舞来，仿若一个派对。剧团在启用停机棚的那天免费开放，难民中有舞者和剧团舞者一起在停机坪户外的空地上共舞。

据说11月18号，旧机场也会做一个市政府主持的开放日。市民可以去参观内部，集体讨论如何将这个旧机场目前有的建筑体内再利用。

在柏林的日子，我也有一阵子常常去柏林的建筑师事务所听分享会，分享德国建筑师去日本工作的案例心得，听他们讨论比较亚洲城市与欧洲城市，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些欧洲建筑师最喜欢提到的一点就是“亚洲没有公共空间”，我和几个亚洲来的建筑学生讨论，常常感觉很奇怪，我们自身感觉这不是问题，为什么欧洲人那么执着于此，到底什么是他们理想中的公共空间？

亚洲和欧洲所谈的公共空间真的就那么不一样吗？

就自己旅游香港、东京及台北的生活经验，开放空间的观念在我心中也非常模糊，是在天气炎热的公园里面老人下象棋的地盘吗？是新建好的车站商场里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入消费的美食街？还是台北车站声名远播人人席地而坐的黑白棋盘格？在过去的生活经验里，从不特别觉得开放空间有存在的必要。

在柏林的春夏季，人们去野餐、坐着喝啤酒、使用行动盆栽种植农作物、或者纯粹就是看书、带小孩踏青、或学生课后的讨论会读书会，其实与在台湾看见的使用公园的情形没多大不同。但若能耐着点性子再往下观察就会有所发现。

若今天在台北东区，突然出现一块属于政府的闲置空间，那会发生什么事？是变成小巨蛋？变成旅馆还是商场？无论是什么情况，总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只无形的手试图讨论它的存在。无论它最后变成什么，普通市民可能也不会觉得不妥，“有建设就是有做事”。

在人们心中，如果变成是卖场的话，夏天进去吹冷气喝饮料踩踏一番也可以。松烟、华山、空总、台北机场，这些台北难得老空地、文化事业的兵家必争之地，拿来办卡漫人物的主题商展、做台北设计之都的活动、演唱会、文创商场，不都是如此规划吗？这十年来在台湾的闲置空间再利用，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委托民间 ROT 摇身变成文创商场。而且，这或许也就是我们对于闲置的公共空间最习惯的想像。

如果离开商业化和经济效益的讨论，公共空间到底是理论派的一厢情愿还是真的有实践的机会？柏林的建筑讨论会上，建筑师们他们斩钉截铁地说，亚洲没有开放空间，我才开始体验、回想，到底什么是开放空间？

柏林的圆环商圈和旧机场会怎么“改造”？

在柏林的市中心，Moritzplatz 是好比仁爱圆环那样热闹的圆环，旁边有柏林最大的设计创意材料店 Module，两层楼内有书店、咖啡厅、缝纫教室、金工教室、FABLAB/3d printing 的工作室，这里是创作者和设计师的日常守备范围，设计迷朝圣的大型文创商空。

圆环的对角，是银行大楼和小型商空；而夹在这两个区域的中间，有一块6000平方米属于政府的蛮荒空地，从2009年开始，非营利组织 Nomadisch Grün 向政府承租这块土地用作都市农耕， 最初不确定能否续约成功，所有的作物都种在木箱里，有一天退守他处时方便搬离。到今天，Princessgarten 和柏林艺术学院的设计实验室在这里合作，与附近不同种族的居民一起搭建知识舞台、夏季周末短讲、读书会和二手图书馆等。固定的共同农耕育有350种不同的作物、培育了10000只蜜蜂。年轻人可以在此 chill 一下午、家庭日父母亲也可以带着孩子可以溜哒、看看农作、蜜蜂或是参加亲子共作的工作坊。

另一个例子，柏林市东南方有东德时期的旧机场 Tempelhof Flughafen，面积909公顷。这个世界文明的废弃机场在2008年停止使用，大约搭车15分钟可以到达最近的闹区。若是晚上路过正门，霓虹灯管正闪耀，好像一瞬间来到东德时期的电影场景。前任市长曾对这块基地抱有巨大理想，但2014年公投时，93%的民众反对兴建，这块绿地就完整保留下来，至今是一块没有经济效益的巨大空地。其中有5000平方米的区域是农耕区域（Allmende-Kontor 所组织独立的运作单位），安放了一些都市种植物，用废弃木板搭建的长椅、还有些简单的游戏结构。其余是芒草原、桦木林、小苔原、短草皮、飞机跑道的纷杂地貌。每逢周末，柏林的年轻人、土耳其家庭、銀发夫妻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进出，打篮球、滑翔翼练习、溜冰、烤肉、野餐、或是带本书在就卧倒在野地上，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利用这片旷野。

以上这两个场所，刚好可以来解释，开放空间在欧洲都市讨论中可能的面貌：无为而治，让市民休憩玩耍的日常用地。而回到台湾，公共空间在一般市民的生活中仍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公共空间就是公园？是退休的老人家每天下下象棋、青少年聚集、或是站点街友卖大志，还是变成华山、空总、松烟的 Rot 文创空间？在公共空间里，总感觉我们有着手脚不知道该往哪摆的尴尬。这些空间的景致像是在模拟市民中被搭建好，而我们这些模拟市民的角色，不是主人，只是短暂来访的客人。

市民进入公共空间吃便当，这合理吗？

或许更能凸显出冲突的例子是新北市的新板特区。那个区块在市府规划下，连续几栋新建的豪宅之间，用空桥或是人行道将彼此中庭连结。原有奖励建商帮助市府建设的意味。2014年有一位市民骑脚踏车进入该区，停下来吃便当，还在地上滚来滚去。管委会打电话请警察前来处理，住户也希望这位市民离开。这位“闯入”的市民自知有自由使用这空间的权利，赶到现场的警方也确认这位市民的举动合乎法理，不能请他离开。这事件其后在媒体上引发一连串的讨论。讨论容积奖励之于一般市民的开放空间的用途，甚至有“自己的容积自己用”这类的活动出现。上述案例可以理解，所谓开放空间在台湾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何运用这些空间仍在一个各说各话的阶段。

回来谈柏林的 Princessgartden，在2009年或许还单纯的只是一个实验，但到了今天这里反而成为一个都市发展的实例，一般市民改变被动治理的惯性，主动介入都市的发展。在共同主办人 Marco Clausen 的眼里，政府在2012年原本将要把此地转售，最终发动公民运动，获得三万个签名联署，最终成功的将租约期延展至2018，而非转售或是租给其他商业空间获取短期的报酬以填补柏林市政的资金缺口。但 Marco 其实看得更远，他认为这里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基地。如何将普通市民原本被动的消费者身份，改造成主动的参与者。

Pricessgarten 的存在确实特殊，他们透过农作经营社区，在实作的过程中将不同种族背景和经济水平的人连结起来，人们一起讨论蔬果在各自的文化背景里的起源和使用。不仅不同族群自然融合到一起，对单一物种的耕种、土地商品化、及各种公民议题的讨论，也使得知识传播更快更广。营运此地的非营利组织 Nomadisch Grün 非常明白这其中的政治意义。经过长期经营，这些闲置空间可以产生的效益，到底是什么？八年以来，他们的运作有意识地影响了整个城市对于空间的想像。哪怕没有财团支持，他们自给自足自销自产，如今雇有13名正职员工。而2014年的 Tempellhoff 机场再利用兴建公投，或许也可算是他们的政治红利，之后更影响了许多分散在柏林的小型畸零绿地，Pricessgarten 的农耕型态随处可见。

全世界都悬而未决

与上述两个案例相对，Haus der Statistik 是另一种有趣的例子。柏林最大转运枢纽 Alexanderplatz 不远处，有一个四万平方米的废弃住宅，号称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鬼屋。Haus der Statistik（统计大楼）前身是隶属东德政府的统计大厦，至今废弃八年。当我近身参访这栋废弃大楼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上厚厚的铁板，五楼以上的玻璃窗户全被卸下来。人所能及的每一个窗户被暴力焊上极粗的铁条。有趣的是，如此封锁下，无法通入主建筑的地下空间还是堆满了酒瓶和针头。

根据联邦法院的估算，这栋大楼市值47亿欧元，所以每一天的闲置都是大笔金钱的浪费。偏偏市政府为了维护它的真空状态又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与人力。它的再活化在柏林市政的讨论上变成了老生常谈。

依照目前市府透露的讯息，它最终有可能用于难民收容、文化及艺术工作室的再利用。是政府转包给其他营运公司还是自己下海做包租公，也都悬而未定。去年年底一度传出消息，据称仅有25%的空间将留给文化及艺术用途，其余75%将作为商业办公大楼。总之从这些摆荡不定的消息看来，最终的命运还尚未可知。这座贫穷而性感的城市，对于城市空间的运用将走上哪一种道路？全世界也在拭目以待。

回到华人世界，土地必然的商品化、开放空间难免的商业化、粮食自给或是依靠单一农作物的市场倾向，这些在亚洲大城中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并非理所当然。简单地将闲置空间单调地用文创产业包装，难道真的是唯一解答？我们恐怕也需要一些实验空间，抛开经济目的，尝试更多的空间利用手段，让我们的市民开放观念，接受更具有想像力，也更名副其实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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