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屋”故事：保住老屋不拆，如何能保住老屋不死？

从湾仔地铁站钻出地面，在电车轨上抬头看，天空都被摩天大厦蚕食了，向后望，尽是以玻璃幕墙砌成的商业大厦；向前望，满目是刚落成不久的楼盘新贵。回归前后，唐楼林立的湾仔还不是这个模样的，只是在最近十二年，单是市区重建局就在区内伙拍发展商落成了五个地产项目，尚翘峰、嘉荟轩、Queen’s Cube、壹环、禧汇，如今的湾仔，已是港岛黄金地段，地点核心、校网靓，楼价租金都赢在起跑线，比如Queen’s Cube，一个实用面积380平方呎的单位，售价约一千万港元，租金约两万五。

不过，在豪宅群之中、湾仔东边角落，却有一座95年历史的唐楼，没拆没迁，老街坊生活如旧，租金十年未变——经街坊与社工、专家力争后，一级历史建筑蓝屋破天荒获准“留屋留人”，今年初复修正式完工，这座以蓝色外墙为标志的唐楼，刚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区文化遗产保育奖项颁发年度最高荣誉大奖。有媒体曾形容蓝屋是个乌托邦，台湾和中国大陆亦有学者专程来港考察，期望把“蓝屋模式”带到要解决都市更新或活化问题但困难重重的城市旧区。

然而“蓝屋模式”真实存在吗？在蓝屋保育项目上跟进了十年的圣雅各福群会社工周希旋，一直在外界期望与现实困难之间步步为营，时至今日仍没有觉得功德圆满。“乌托邦”是否成功，要下定论仍是太早，她说，现在才是真正的起点：未来五年是试验“留屋留人”的老房在地产新区中在能否运作的最关键时候。

民间和政府博弈的幸运儿

现在30多岁的周希旋是圣雅各福群会文化保育及社区参与团队主任，她记得，那是2006年3月的事，当时天星皇后那场启蒙香港保育意识的抗争尚未发生。一个中午，周希旋正与同事在办公室看午间新闻，突然得知政府宣布注资一亿元，重新发展蓝屋建筑群——蓝屋和附近的老建筑黄屋将保育，发展成旅游点，而拥有67年历史的橙屋将拆除，工程最快2010年完工。“我们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有传媒、有街坊，居民也是当天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即将成为保育项目，不知所措。”

突然家不成家、事前没被谘询没被过问，这样的事在香港旧区的确偶尔会发生——对于牵涉收回私人业权和赔偿的项目，巿建局惯常的做法是在正式刊宪、向公众宣布当天进行冻结人口，大派职员到牵涉的物业逐户登记居住情况，确认业主和租户的赔偿资格与金额，政府认为，事先张扬的话会引起滥用及不公，例如业主为拿更多赔偿而逼走长期租客。

皇后码头

消息传出的那个下午，在石水渠街驻扎多年的圣雅各福群会，立刻派社工到牵涉的唐楼，了解居民是盼望借此机会上楼（搬进公屋单位），抑或选择拿赔偿金。“我们这一区，很多老人家，那个年头，可以选择上楼是不错的，蓝屋已有八十年历史，又残又旧，没升降机、没维修，当时有一半的居民希望离开。”当时的圣雅各，作为地区组织，只一心协助不知所措的老街坊应付突然上门做冻结人口调查的巿建局人员，替居民争取最好的安排。“另一半的街坊，其实从未想过有一天要离开湾仔，但政府政策杀到，他们也没想过可以留下。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可以怎样做。”

蓝屋建筑群其实是多座相连的唐楼，包括石水渠街的蓝屋、景星街的橙屋及庆云街的黄屋，分别建于1920年代及1950年代，各因其外墙颜色而被街坊所记认。原本蓝屋的外观埋没在唐楼群中并不格外起眼，不过到了90年代复修时，政府仓库只余蓝色油漆，才偶然把这幢唐楼变成后来我们熟悉的蓝屋。蓝屋的前身，曾经是“华陀医院”，后来黄飞鸿后人在地下开办武馆、医馆，而黄屋也曾是做茶叶贸易的地方；于是，当政府宣布保育计划时，原本的方案是把蓝屋发展成中医博物馆、黄屋则为茶艺博物馆。

往后数个月，圣雅各曾经向区议会申请拨款研究蓝屋一带的社区历史，而同一时间，因为政府要把蓝屋变成博物馆，必须先向城规会申请改变土地用途、谘询公众，这让蓝屋居民有了一个发声的空间。

“有一个是单身男士，他与家人住在湾仔很久了，后来自己搬到蓝屋的板间房，那房其实本来是他侄儿的。湾仔就是这样的社区，住在这里的人在湾仔满是连系，家人住在附近、孩子在附近上学、亲戚在街巿做菜档，诸如此类。”她记得，这男人常到圣雅各在蓝屋开辟的香港故事馆与街坊闲聊，从一开始就说要继续留在蓝屋住。圣雅各的社工开始组织居民形成“蓝屋居民权益关注组”，这组有十数人，最核心的有四个，都是五六十岁的居民。

“街坊未必说得出归属感这么优雅的三个字，但很肯定的是他们很熟悉湾仔、有感情，大部分都住在这一带很久，甚至把单位当成了祖屋，住了几代人”。周希旋说，街坊虽然关心事件，但起初的抗争主要都是由圣雅各牵头，“老实说，很少人会一开波就好热血，但他们都是很关心的，我们一出声就会来帮忙，后来要常开会谈蓝屋保育的细节，他们也经常参与讨论”

蓝屋抗争的口号是“留屋留人”，这个口号，在当时算是激进。在此之前，香港虽然早有热心保育的人，二战前主要是一些外国人断续地纪录了本地习俗与风貌，七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前途未卜的时候，尖沙咀钟楼也掀起过一次保育运动，但其后民间一直沉寂。香港历史建筑的处理方法，一般是清拆与重建（例如旧浅水湾酒店和利舞台），偶尔会额外地“非原址保留”（如美利楼），而少数能留下的历史建筑，大多是改为商业和旅游用途。

曾是古物谘询委员会成员的香港史专家高添强回忆说，“政府原本只打算用惯常的方法活化蓝屋，提出时大概没想过『留屋留人』，一直以来，政府的保育工作大多只重视硬件、外表，这些工作容易量化，可是处理软件如历史和人文关怀则困难得多，并不是大部分以打工心态工作的官员所愿意承担的”。

当时没有人想到，蓝屋最终能够同时保留老建筑和老居民，并在十年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表扬。高添强认为，社区组织圣雅各牵头带动街坊专家应记一功，但其实这次成功也是一次意外———民间的抗议恰好碰上政府需要争取民心的需要。

蓝屋抗争才开始不久，香港的保育抗争也卷起千重浪，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和利东街的重建计划，都掀起民间的反对声浪。民情汹涌之际，为回应社会巨大诉求，2007年，施政报告第一次提到文物保育并设立发展局，林郑月娥上场担任局长，走访圣雅各和街坊开辟的香港故事馆，与街坊会面。2008年，政府宣布蓝屋保育可以“留屋留人”，蓝屋在最政治正确的时候成为了回应社会诉求的幸运者。

2009年，政府把蓝屋纳入第二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由发展局提供一次性拨款资助翻新费用，邀请非牟利机构递交活化建议书，最后由圣雅各福群会连同小区文化关注组、香港文化遗产基金会及蓝屋居民权益小组共同推展的“We哗蓝屋”活化计划中标，当时预计要耗资逾五千万元活化，负责以“留屋留人”方式活化、营运蓝屋建筑群，承诺日后旧居民续组的单位只会按通胀加租。

从抗争者变成运营者

1949年在湾仔起家的圣雅各福群会，服务区内儿童、青少年、长者半个世纪，但对于历史建筑保育，可以说是逼不得已的尝试 。“我们都是社工，本位是为街坊服务，介入保育的事，全因为有不少街坊想留下。”周希旋说，于是，一群社工从头学起，为了写标书，她们开始接触对规划有经验的专家、对社区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学习看有关建筑物的法律条文如防火条例，打交道的政府部门由社会福利署变成发展局、古迹办。

当时，有参与入标书的机构建议只把橙屋留作住宅用途，把原居民都搬进去，而蓝屋就毋须局限于用来住人，发展成什么用途都有弹性。但圣雅各的社工研究后认为，这对老街坊来说不是最好，“有老人家整个人生都在蓝屋度过，也有单位是代代相传，住着的年轻人已是第四代”。圣雅各倡议的做法，是把整个建筑群的复修工程分为两期，先复修黄屋和橙屋，把这两幢楼会留下的居民搬到蓝屋，然后在第二期复修蓝屋的时候，再把居民搬至黄屋。工夫是多了复杂了，但至少运作上可行，而且老街坊暂住的地方都只是几步之遥。

类似这样繁复的安排，周希旋说，过去十年不停发生，至今仍然未停止。“这十年，好多交嗌，很多期望落差。留屋留人是个先例，没有人知道事情会走向哪个方向，发展局很紧张，何况是我们？ 历史保育完全超出我们的专业。这十年，真的是很困难。”

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出于她们的角色由最初的抗争者转变为整个保育项目的营运者。“起初我们与街坊一起反对、抗争，站在同一阵线，面对的是地产商；但争取到留屋留人之后，我们是营运的人， 街坊有需要的时候，就转移来向我们争取，我们要面对的是所有街坊，人人都是我们的老板。”当纸上的计划要在现实世界实践、真正牵涉到街坊的日常生活，要处理的问题就变得相当实际，例如翻新后的洗手间要建在近客厅抑或近厨房，例如新加的升降机要建在三座建筑物的哪个位置才又方便又没有噪音。

“于是，街坊嘈建筑师，建筑师被轰炸后就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能跟街坊解释建筑难度，另一方面街坊争取不果，也来找我们帮忙向建筑师施压。”处理居民期望，比起旧建筑要如何符合现今建筑条例艰难得多，“蓝屋是一百年前建成的，要让它升级至可以符合现今法例几乎是要把整个建筑大修，这是历史建筑，要保留历史痕迹 ，但这些痕迹在法例眼中可能是僭建。居民住的单位，多年来都有阁仔，我们好想保留，但不合法，一定要拆，不拆的话，图则无法获批。”

长年累月犹如没有尽头的商讨过程不堪回首，当中每个牵涉的部门与单位最后都要接受无法事事尽如人意的现实。如果现实世界真有乌托邦，所谓乌托邦都是无尽的妥协换来的。

艰难如此，作为一次保育奇迹，香港可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蓝屋？周希旋认为，这种经验可以延续，“保育蓝屋重要，除了是因为它位处有丰富历史的湾仔区，还因为它对其他旧区有示范作用 。香港当然可以继续用这种方式做社区文化保育，以前政府要推搪时会说留屋留人没有先例，但现在不怕，我们有了蓝屋。”

当然，要有第二个蓝屋出现并不容易，十年人事几番新，先不论特首局长换了什么人，当年今日的政治气候与今天相比，也有了天渊之别。

周希旋的体验是，当年的政府，上至官员下至公务员，都敢于有新的尝试，但现在已变得保守。她举例说，目前经营蓝屋，圣雅各要自负盈亏，但她们的收入其实非常有限，旧街坊的租金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然而蓝屋的维修保养是天文数字，另外他们还要交差饷。“我们最近争取交少一点差饷——差饷物业估价署的做法是很官僚的，他们以巿值租金收取单位的差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用十年前的价钱继续出租给老街坊。虽说我们会跟进、会极力争取，但跟你接洽的公务员又怎会不按规矩做事、给你优惠？没先例，机会很微，政府里‘不做事就不会出错’的风气很盛行。”

老住客，新邻居，95岁的蓝屋能否活出新生？

十年过去，复修工程今年初终于完工，八户留下的老街坊全部迁回自己的单位，已迁走的街坊散落不同区域展开新生活。有搬走的老人不适用新社区的生活，曾经打电话给周希旋的同事，说自己在新家附近迷路了，他们立刻赶去带婆婆回家。

“有些当年选择搬走的街坊，后来告诉我们想回来，不过已签了同意书搬走就不能再回头了。”至于腾出的单位，除了部分辟作互助公所、餐厅等，有十二个单位公开招募“好邻居”，以略低于巿价的租金吸引新租客，条件是向往邻舍关系之余，愿意花时间营造邻舍文化，从而希望能保留昔日唐楼的社群感。这批新加入的“好邻居”，经过一轮面试筛选后，刚刚今年夏天陆续入伙。

29岁的李蔚昕Vivian，原本与男朋友在铜锣湾租住约三百呎的单位共住，去年在网上看到蓝屋招租的消息，觉得很有型，二话不说填表格申请。“以往住的地方，都是较现代化的大厦，不认识邻居，最多只认得楼下的看更，单位外的走廊弄污了也觉得与自己无关，自然会有人清理。”但自从决定搬来蓝屋，Vivian就更着紧自己住的地方——所谓自己住的地方，不止包括自己家门以内的室内范围，单位外的走廊、升降机、天台、楼下草地，甚至街头巷尾，其实也是居住环境之一。

蓝屋每月会举行一次居民大会、街坊轮流当值做紧急联络员，听说至今运作尚好。Vivian说，第一次大会就是要讨论垃圾的处理问题，“住在大厦，有管理处，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唐楼是没有人来收集垃圾的，垃圾车经过，是不会停在你楼下清理”。本来解决方法可以很简单，聘请清洁工就是了，但新旧街坊要共住一个地方，其实是个学问，“他们一向都是每天拿到街口的垃圾筒扔掉，不明白为什么要额外花钱请清洁工”。最后，肯出钱的邻居一起凑钱，不愿意的也不勉强。

新旧共融，一个在香港来说是前卫大胆的实验才刚开始了三个月， 今年95岁的蓝屋究竟是否能重拾灵魂、活出新生，什么模式会产生什么效果？周希旋认为，如今一切都是未知数，未来三至五年会是关键。“所谓成功，不是让社会觉得我们在蓝屋的营运上如何重要，而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放手——如果二十年后，仍然要靠我们，蓝屋才能运作，这其实是我们失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就在这个时候颁发最高荣誉大奖。“这个项目联合了一个广泛阵营，包括租客、社工、保育行动者，推动了一个草根的倡议运动，最终在湾仔这个快速高档化的地区抢救了一片最后的工人阶级社区。在这个世界上楼价压力最高的城市，去保护一个边缘的本土遗产，这一民间努力是前所未有的，对其他仍在抗争中的城市，也会带来启发。”UNESCO如此表示。

不过，这次获奖在香港本地迎来不同声音。保育抗争十年后，蓝屋近来似乎成为了政府的样板工程。9月份，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蓝屋活动后，之后在其脸书发贴文表示：“一个『留屋留人』嘅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当年看似不可能嘅目标，今日终于实现。”舆论一片质疑，认为政府早已忘了民间曾经的努力和这个项目自下而上的本质。而另一边，在蓝屋附近，石水渠街以外，湾仔街巿、利东街、嘉咸街等保育项目，都再也没有复制“蓝屋模式”，反而更倾向自上而下，昔日老社区荡然无存，变身高级住宅和商业区，引发持续至今的争议。乌托邦一般的“蓝屋模式”，在香港真的会再次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