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屋」故事：保住老屋不拆，如何能保住老屋不死？

從灣仔地鐵站鑽出地面，在電車軌上抬頭看，天空都被摩天大廈蠶食了，向後望，盡是以玻璃幕牆砌成的商業大廈；向前望，滿目是剛落成不久的樓盤新貴。回歸前後，唐樓林立的灣仔還不是這個模樣的，只是在最近十二年，單是市區重建局就在區內夥拍發展商落成了五個地產項目，尚翹峰、嘉薈軒、Queen’s Cube、壹環、囍匯，如今的灣仔，已是港島黃金地段，地點核心、校網靚，樓價租金都贏在起跑線，比如Queen’s Cube，一個實用面積380平方呎的單位，售價約一千萬港元，租金約兩萬五。

不過，在豪宅群之中、灣仔東邊角落，卻有一座95年歷史的唐樓，沒拆沒遷，老街坊生活如舊，租金十年未變——經街坊與社工、專家力爭後，一級歷史建築藍屋破天荒獲准「留屋留人」，今年初復修正式完工，這座以藍色外牆為標誌的唐樓，剛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育獎項頒發年度最高榮譽大獎。有媒體曾形容藍屋是個烏托邦，台灣和中國大陸亦有學者專程來港考察，期望把「藍屋模式」帶到要解決都市更新或活化問題但困難重重的城市舊區。

然而「藍屋模式」真實存在嗎？在藍屋保育項目上跟進了十年的聖雅各福群會社工周希旋，一直在外界期望與現實困難之間步步為營，時至今日仍沒有覺得功德圓滿。「烏托邦」是否成功，要下定論仍是太早，她說，現在才是真正的起點：未來五年是試驗「留屋留人」的老房在地產新區中在能否運作的最關鍵時候。

民間和政府博弈的幸運兒

現在30多歲的周希旋是聖雅各福群會文化保育及社區參與團隊主任，她記得，那是2006年3月的事，當時天星皇后那場啟蒙香港保育意識的抗爭尚未發生。一個中午，周希旋正與同事在辦公室看午間新聞，突然得知政府宣布注資一億元，重新發展藍屋建築群——藍屋和附近的老建築黃屋將保育，發展成旅遊點，而擁有67年歷史的橙屋將拆除，工程最快2010年完工。「我們的電話開始響個不停，有傳媒、有街坊，居民也是當天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即將成為保育項目，不知所措。」

突然家不成家、事前沒被諮詢沒被過問，這樣的事在香港舊區的確偶爾會發生——對於牽涉收回私人業權和賠償的項目，巿建局慣常的做法是在正式刊憲、向公眾宣布當天進行凍結人口，大派職員到牽涉的物業逐戶登記居住情況，確認業主和租戶的賠償資格與金額，政府認為，事先張揚的話會引起濫用及不公，例如業主為拿更多賠償而逼走長期租客。

皇后碼頭

消息傳出的那個下午，在石水渠街駐紮多年的聖雅各福群會，立刻派社工到牽涉的唐樓，了解居民是盼望藉此機會上樓（搬進公屋單位），抑或選擇拿賠償金。「我們這一區，很多老人家，那個年頭，可以選擇上樓是不錯的，藍屋已有八十年歷史，又殘又舊，沒升降機、沒維修，當時有一半的居民希望離開。」當時的聖雅各，作為地區組織，只一心協助不知所措的老街坊應付突然上門做凍結人口調查的巿建局人員，替居民爭取最好的安排。「另一半的街坊，其實從未想過有一天要離開灣仔，但政府政策殺到，他們也沒想過可以留下。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藍屋建築群其實是多座相連的唐樓，包括石水渠街的藍屋、景星街的橙屋及慶雲街的黃屋，分別建於1920年代及1950年代，各因其外牆顏色而被街坊所記認。原本藍屋的外觀埋沒在唐樓群中並不格外起眼，不過到了90年代復修時，政府倉庫只餘藍色油漆，才偶然把這幢唐樓變成後來我們熟悉的藍屋。藍屋的前身，曾經是「華陀醫院」，後來黃飛鴻後人在地下開辦武館、醫館，而黃屋也曾是做茶葉貿易的地方；於是，當政府宣布保育計劃時，原本的方案是把藍屋發展成中醫博物館、黃屋則為茶藝博物館。

往後數個月，聖雅各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研究藍屋一帶的社區歷史，而同一時間，因為政府要把藍屋變成博物館，必須先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諮詢公眾，這讓藍屋居民有了一個發聲的空間。

「有一個是單身男士，他與家人住在灣仔很久了，後來自己搬到藍屋的板間房，那房其實本來是他侄兒的。灣仔就是這樣的社區，住在這裏的人在灣仔滿是連繫，家人住在附近、孩子在附近上學、親戚在街巿做菜檔，諸如此類。」她記得，這男人常到聖雅各在藍屋開闢的香港故事館與街坊閒聊，從一開始就說要繼續留在藍屋住。聖雅各的社工開始組織居民形成「藍屋居民權益關注組」，這組有十數人，最核心的有四個，都是五六十歲的居民。

「街坊未必說得出歸屬感這麼優雅的三個字，但很肯定的是他們很熟悉灣仔、有感情，大部分都住在這一帶很久，甚至把單位當成了祖屋，住了幾代人」。周希旋說，街坊雖然關心事件，但起初的抗爭主要都是由聖雅各牽頭，「老實說，很少人會一開波就好熱血，但他們都是很關心的，我們一出聲就會來幫忙，後來要常開會談藍屋保育的細節，他們也經常參與討論」

藍屋抗爭的口號是「留屋留人」，這個口號，在當時算是激進。在此之前，香港雖然早有熱心保育的人，二戰前主要是一些外國人斷續地紀錄了本地習俗與風貌，七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前途未卜的時候，尖沙嘴鐘樓也掀起過一次保育運動，但其後民間一直沉寂。香港歷史建築的處理方法，一般是清拆與重建（例如舊淺水灣酒店和利舞臺），偶爾會額外地「非原址保留」（如美利樓），而少數能留下的歷史建築，大多是改為商業和旅遊用途。

曾是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的香港史專家高添強回憶說，「政府原本只打算用慣常的方法活化藍屋，提出時大概沒想過『留屋留人』，一直以來，政府的保育工作大多只重視硬件、外表，這些工作容易量化，可是處理軟件如歷史和人文關懷則困難得多，並不是大部分以打工心態工作的官員所願意承擔的」。

當時沒有人想到，藍屋最終能夠同時保留老建築和老居民，並在十年後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表揚。高添強認為，社區組織聖雅各牽頭帶動街坊專家應記一功，但其實這次成功也是一次意外———民間的抗議恰好碰上政府需要爭取民心的需要。

藍屋抗爭才開始不久，香港的保育抗爭也捲起千重浪，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利東街的重建計畫，都掀起民間的反對聲浪。民情洶湧之際，為回應社會巨大訴求，2007年，施政報告第一次提到文物保育並設立發展局，林鄭月娥上場擔任局長，走訪聖雅各和街坊開闢的香港故事館，與街坊會面。2008年，政府宣布藍屋保育可以「留屋留人」，藍屋在最政治正確的時候成為了回應社會訴求的幸運者。

2009年，政府把藍屋納入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由發展局提供一次性撥款資助翻新費用，邀請非牟利機構遞交活化建議書，最後由聖雅各福群會連同小區文化關注組、香港文化遺產基金會及藍屋居民權益小組共同推展的「We嘩藍屋」活化計劃中標，當時預計要耗資逾五千萬元活化，負責以「留屋留人」方式活化、營運藍屋建築群，承諾日後舊居民續組的單位只會按通脹加租。

從抗爭者變成運營者

1949年在灣仔起家的聖雅各福群會，服務區內兒童、青少年、長者半個世紀，但對於歷史建築保育，可以說是逼不得已的嘗試 。「我們都是社工，本位是為街坊服務，介入保育的事，全因為有不少街坊想留下。」周希旋說，於是，一群社工從頭學起，為了寫標書，她們開始接觸對規劃有經驗的專家、對社區歷史有研究的學者，學習看有關建築物的法律條文如防火條例，打交道的政府部門由社會福利署變成發展局、古蹟辦。

當時，有參與入標書的機構建議只把橙屋留作住宅用途，把原居民都搬進去，而藍屋就毋須局限於用來住人，發展成什麼用途都有彈性。但聖雅各的社工研究後認為，這對老街坊來說不是最好，「有老人家整個人生都在藍屋度過，也有單位是代代相傳，住著的年輕人已是第四代」。聖雅各倡議的做法，是把整個建築群的復修工程分為兩期，先復修黃屋和橙屋，把這兩幢樓會留下的居民搬到藍屋，然後在第二期復修藍屋的時候，再把居民搬至黃屋。工夫是多了複雜了，但至少運作上可行，而且老街坊暫住的地方都只是幾步之遙。

類似這樣繁複的安排，周希旋說，過去十年不停發生，至今仍然未停止。「這十年，好多交嗌，很多期望落差。留屋留人是個先例，沒有人知道事情會走向哪個方向，發展局很緊張，何況是我們？ 歷史保育完全超出我們的專業。這十年，真的是很困難。」

其中一個很大的困難，出於她們的角色由最初的抗爭者轉變為整個保育項目的營運者。「起初我們與街坊一起反對、抗爭，站在同一陣線，面對的是地產商；但爭取到留屋留人之後，我們是營運的人， 街坊有需要的時候，就轉移來向我們爭取，我們要面對的是所有街坊，人人都是我們的老闆。」當紙上的計劃要在現實世界實踐、真正牽涉到街坊的日常生活，要處理的問題就變得相當實際，例如翻新後的洗手間要建在近客廳抑或近廚房，例如新加的升降機要建在三座建築物的哪個位置才又方便又沒有噪音。

「於是，街坊嘈建築師，建築師被轟炸後就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能跟街坊解釋建築難度，另一方面街坊爭取不果，也來找我們幫忙向建築師施壓。」處理居民期望，比起舊建築要如何符合現今建築條例艱難得多，「藍屋是一百年前建成的，要讓它升級至可以符合現今法例幾乎是要把整個建築大修，這是歷史建築，要保留歷史痕跡 ，但這些痕跡在法例眼中可能是僭建。居民住的單位，多年來都有閣仔，我們好想保留，但不合法，一定要拆，不拆的話，圖則無法獲批。」

長年累月猶如沒有盡頭的商討過程不堪回首，當中每個牽涉的部門與單位最後都要接受無法事事盡如人意的現實。如果現實世界真有烏托邦，所謂烏托邦都是無盡的妥協換來的。

艱難如此，作為一次保育奇蹟，香港可不可能再有第二個藍屋？周希旋認為，這種經驗可以延續，「保育藍屋重要，除了是因為它位處有豐富歷史的灣仔區，還因為它對其他舊區有示範作用 。香港當然可以繼續用這種方式做社區文化保育，以前政府要推搪時會說留屋留人沒有先例，但現在不怕，我們有了藍屋。」

當然，要有第二個藍屋出現並不容易，十年人事幾番新，先不論特首局長換了什麼人，當年今日的政治氣候與今天相比，也有了天淵之別。

周希旋的體驗是，當年的政府，上至官員下至公務員，都敢於有新的嘗試，但現在已變得保守。她舉例說，目前經營藍屋，聖雅各要自負盈虧，但她們的收入其實非常有限，舊街坊的租金維持在十年前的水平，然而藍屋的維修保養是天文數字，另外他們還要交差餉。「我們最近爭取交少一點差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做法是很官僚的，他們以巿值租金收取單位的差餉，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是用十年前的價錢繼續出租給老街坊。雖說我們會跟進、會極力爭取，但跟你接洽的公務員又怎會不按規矩做事、給你優惠？沒先例，機會很微，政府裏不做不錯的風氣很盛行。」

老住客，新鄰居，95歲的藍屋能否活出新生？

十年過去，復修工程今年初終於完工，八戶留下的老街坊全部遷回自己的單位，已遷走的街坊散落不同區域展開新生活。有搬走的老人不適用新社區的生活，曾經打電話給周希旋的同事，說自己在新家附近迷路了，他們立刻趕去帶婆婆回家。

「有些當年選擇搬走的街坊，後來告訴我們想回來，不過已簽了同意書搬走就不能再回頭了。」至於騰出的單位，除了部分闢作互助公所、餐廳等，有十二個單位公開招募「好鄰居」，以略低於巿價的租金吸引新租客，條件是嚮往鄰舍關係之餘，願意花時間營造鄰舍文化，從而希望能保留昔日唐樓的社群感。這批新加入的「好鄰居」，經過一輪面試篩選後，剛剛今年夏天陸續入伙。

29歲的李蔚昕Vivian，原本與男朋友在銅鑼灣租住約三百呎的單位共住，去年在網上看到藍屋招租的消息，覺得很有型，二話不說填表格申請。「以往住的地方，都是較現代化的大廈，不認識鄰居，最多只認得樓下的看更，單位外的走廊弄污了也覺得與自己無關，自然會有人清理。」但自從決定搬來藍屋，Vivian就更着緊自己住的地方——所謂自己住的地方，不止包括自己家門以內的室內範圍，單位外的走廊、升降機、天台、樓下草地，甚至街頭巷尾，其實也是居住環境之一。

藍屋每月會舉行一次居民大會、街坊輪流當值做緊急聯絡員，聽說至今運作尚好。Vivian說，第一次大會就是要討論垃圾的處理問題，「住在大廈，有管理處，從來沒有想過，原來唐樓是沒有人來收集垃圾的，垃圾車經過，是不會停在你樓下清理」。本來解決方法可以很簡單，聘請清潔工就是了，但新舊街坊要共住一個地方，其實是個學問，「他們一向都是每天拿到街口的垃圾筒扔掉，不明白為什麼要額外花錢請清潔工」。最後，肯出錢的鄰居一起湊錢，不願意的也不勉強。

新舊共融，一個在香港來說是前衛大膽的實驗才剛開始了三個月， 今年95歲的藍屋究竟是否能重拾靈魂、活出新生，什麼模式會產生什麼效果？周希旋認為，如今一切都是未知數，未來三至五年會是關鍵。「所謂成功，不是讓社會覺得我們在藍屋的營運上如何重要，而是有一天我們可以放手——如果二十年後，仍然要靠我們，藍屋才能運作，這其實是我們失敗。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就在這個時候頒發最高榮譽大獎。「這個項目聯合了一個廣泛陣營，包括租客、社工、保育行動者，推動了一個草根的倡議運動，最終在灣仔這個快速高檔化的地區搶救了一片最後的工人階級社區。在這個世界上樓價壓力最高的城市，去保護一個邊緣的本土遺產，這一民間努力是前所未有的，對其他仍在抗爭中的城市，也會帶來啟發。」UNESCO如此表示。

不過，這次獲獎在香港本地迎來不同聲音。保育抗爭十年後，藍屋近來似乎成為了政府的樣板工程。9月份，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藍屋活動後，之後在其臉書發貼文表示：「一個『留屋留人』嘅活化歷史建築項目，當年看似不可能嘅目標，今日終於實現。」輿論一片質疑，認為政府早已忘了民間曾經的努力和這個項目自下而上的本質。而另一邊，在藍屋附近，石水渠街以外，灣仔街巿、利東街、嘉咸街等保育項目，都再也沒有複製「藍屋模式」，反而更傾向自上而下，昔日老社區蕩然無存，變身高級住宅和商業區，引發持續至今的爭議。烏托邦一般的「藍屋模式」，在香港真的會再次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