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横扫艾美奖的大赢家也不敢承认女权主题？

表面来看，本书同时批判了极权主义、男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然而，尽管全书中与《圣经》相关的符号、仪式与引语无处不在，宗教却只是极权统治的工具罢了。基于美国的宗教土壤，极权统治者势必会利用对《圣经》的解读来夺取权力和维护统治合法性，正如女主角也曾引用《圣经》作为反抗；在现实中，尽管宗教团体是反对女性堕胎权和阻碍性少数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大本营，但支持女性权益与接纳性少数者的进步教会也并不鲜见。事实上，在基列国对《圣经》的极端诠释下，天主教与基督教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宗教本身并不是恐惧的来源，极权与男权的制度结构才是一切的根基。

正如女主角琼所指出的，权利遭到侵蚀如同温水煮青蛙，若平日不够警惕敏感，等醒觉之时早已天地巨变。水晶之夜前，许多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仍心存侥幸；冷战期间，大部分德国人也不曾预料到柏林墙会在一夜之间竖起；建国前夜，踌躇满志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曾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苦难；特朗普上台之前，许多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会再次看到3K 党和纳粹旗招摇过市；而九七年的香港，又有多少人敢预言有朝一日连《中英联合声明》也只剩“历史意义”？

更值得警醒的是，基列国虽有铺天盖地的“眼目”，但仍然留有地下联合抵抗的可能，这也许是因为其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对技术的运用，也许是因为小说创作之时的科技局限；而在现实中，面对热心的朝阳群众、无孔不入的监控监听、靠不住的隐私条款和全景监狱式的技术窥探，当微信聊天记录和脸书言论皆可用来罗织罪名，我们又比基列国国民自由几分？在基列国的法庭审判中，被告被堵住嘴巴，法官只是听取政府指控之后就宣判有罪；而在现实中，李明哲等人甚至被迫自证其罪，这种对人格的彻底毁灭比起基列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生育变成任务

令极权主义更加可怖的，则是将女性彻底物化为生育机器的男权主义。在基列国，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婴儿畸形率和死亡率上升，结果婴儿的生命被视为最珍贵的财产，而能够生育的女性成为“两条腿的子宫”，生命的意义只剩下生育一项任务。在这里，任何伤害婴儿的行为都会被处以极刑，堕胎权益支持者自不必说；第一集被悬挂在墙上示众的尸体中，就有一具是帮助施行堕胎手术的医生。这一切看似极端，但又再熟悉不过：剧集中，使女们在教导嬷嬷的逼迫下对遭到性侵的同伴进行荡妇羞辱，类似的情景难道不是每天都发生在现实中与网络上吗？

《使女的故事》

剧名：The Handmaid’s Tale

播映：Hulu

放送日期：2017年4月

使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男主人的名字加上前缀作为称呼，这又与许多社会中女性婚后须冠夫姓的传统甚至法律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就连希拉蕊这般抱负的女性，也不得不为丈夫的仕途而改冠夫姓，这又何其荒谬？只不过后者早已成为一种以“文化习俗”为名的常态，也就鲜有人质疑了。

至于基列国对生育的执着与迷恋，更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白描。在中国，从计划生育的强制堕胎到全面二胎的社会压力，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不过是当权者的一拍脑袋，女性自己的声音从未真正被听到过；甚至连分娩之时该顺产、剖腹产还是无痛分娩，女性也被制度性地剥夺自主选择权。在美国，当公然为性骚扰张目的厌女者特朗普被毫不在乎的选民选为总统，女性权益面临的威胁同样前所未有。上任首日，特朗普就签署行政令，禁止对提供堕胎服务与信息的国际组织提供联邦拨款，致使 Planned Parenthood 等非营利组织遭受重创，更有可能影响到无数低收入女性的人生；最讽刺的是，在他签署命令时，象征最高权力的白宫椭圆办公室中所有在场者都是白人男性。这充满戏剧性反讽的一幕，哪怕出现在剧集中，恐怕也不会有任何违和感。

生育是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避孕药的发明曾被认为是美国女权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契机，也被《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生育率的降低让女性得以从繁重的生养任务中解脱出来，获得更高的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机会，也获得了追寻自己人生的可能。但时至今日，无处不在的教育与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的男女工资差异和难以打破的玻璃天花板背后，仍然飘荡着生育绑架的阴影。许多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地相信：不生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使女的故事》在这一方面甚至算不上极端。

《使女的故事》固然已经是一剂唤醒沉睡者的猛药，却依然有其保守之处。即使在如此压抑的故事里，片中仍处处流露着对母爱的强调；支持女主角琼活下去的主要是她的女儿，琼自己的自由与人生则似乎位居其后。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次电影节放映后的讨论中，剧集创作团队竟纷纷否认作品的女权主义主题。其中，扮演珍妮的 Madeline Brewer 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而不是“女权主义宣传品”；主演 Elisabeth Moss 虽然强调了“女权即人权”–女权主义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却也坚持认为它“不是一个女权主义故事”。就连爱特伍自己也颇为谨慎地申明，她对“女权主义小说”的定义仅仅是“将女性当作人一样去描写”，且“女性对故事的主题与结构十分重要”，而不曾强调其反抗与运动意义。由此可见，尽管这部剧集从内容到影响都毫无疑问是女权主义的，但就算在参与创作的女性眼中，“女权主义”依然是一个被高度污名化的概念；每当提及它，她们都不得不先主动自我澄清，与女权主义运动划清界限。女性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语言–仍然被男权社会牢牢束缚，这也是《使女的故事》在剧集之外带给我们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