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刚刚替病人抽完血，正在执拾抽血车时，同于这晚值班的AC（Associate Consultant，副顾问医生）走过来向我简介一个病人个案。
“廿六号床（的病人）因为肚痛入院，刚刚我摸到她肚子有点guarding（腹部肌肉受按压时处于绷紧状态，为腹内发炎的征状），病人本身有‘心事’（心脏病），正在服用薄血丸，验血报告说她凝血指数过高。她肚里长了一个囊肿，我怀疑她囊肿出血，叫了Surgeon（外科医生）来看看。”
“什么？要做手术啊？”我恍然大悟：“原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我去做Type and Screen（又称配血，手术输血前得事先抽取血液样本，测试有没有抗体）！”
“那就麻烦你啦。也要预约紧急腹部电脑扫描，还有开药。你会给她Vitamin K吗？”
“呃......既然有Active Bleeding（活动性出血）就可以考虑给......应该是吧。”
“怎么给？”
“呃......静脉注射？”
“给口服的。不过你给Vitamin K要很小心，因为一剂Vitamin K的功效维持很多日，令病人的凝血指数持续低落，增加中风风险，如果随随便便都给的话，明天主诊医生会恨死你。当然你都可以考虑Fresh Frozen Plasma（新鲜冷冻血浆）。你打算给她输多少包FFP？”
“呃......两包？”
“唔，就按你说的做吧。但给FFP同样要很小心，因为FFP胀得很快，我当年做Houseman（实习医生）时一次过输了四包FFP，弄得病人急性肺水肿，被MO（Medical Officer，驻院医生）骂了一顿。”
“当年你不用先请示上级意见吗？”
“当年Houseman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需要请教上层。”
“看来现在‘人命’变得值钱了。”
“没错，你们的‘人命’变值钱了。好，接下来的就交给你啦。”
有备无患？
我推著收拾整齐的血车前往二十六号床，找了很久找不到病人的静脉，便下手抽动脉血，扎她的手腕扎了两针都不中，干脆关起床帘脱下她的裤子从股动脉抽血。过程中病人不断呻吟呼痛，感觉不妙。
不消一会，工作人员抵达病房，要送病人去做电脑扫描。我硬是让他们枯站了一会，看著我和护士在病人脚背上寻找一条打得进去点滴的血管。护士刚成功打好点滴，AC便出现了，指著新点滴问我那个有甚么用。
我答：“一会可能要Resuscitate（做复苏法）的吧。”
AC似乎相当震惊，望了我一眼，却也没有说话。
两个点滴是急救的标准配备。病人床上早就已经摆好氧气面罩，AC又指挥我去拿手提急救药箱，我提起药箱然后顺手抓走一大把针筒塞进白袍口袋，自觉很有安全感，才小跑回床边。如今万事俱备，等了好久的工作人员终于能把病人推往电脑扫描室了。我、护士以及AC也在床边随行。
我问AC：“你都要Escort（随行）？”
AC答：“一旦要急救的话，有两个人会好一些。”
这次换我震惊了：“你竟然这样说！”
途中，病人持续呼痛，幸好维生指数稳定，让我还有空档抱怨：“为什么最近这么多外科病人进了内科？刚刚又收了一个腰痛的新症，我心想......”
“当然是先做NCCT（非显影电脑扫描）啦！”护士在旁接话。腰痛是肾结石或肾盂炎的常见病征，通常由属于外科的泌尿科医治。
AC自信地微笑：“可能想考验我们会不会处理外科病症吧。”
总算是进了电脑扫描室，药箱和氧气面罩都原封不动。我一路直奔控制室的椅子，一屁股坐下闭目养神。要不是一把声音杀来，我大概直接睡著了。
“......Cyst（囊肿）在这里。”
我吓得睁开眼睛。说话的，是站在一角紧盯屏幕AC。上司在旁，吓得我不敢闭上眼睛，只好装模作样地望向屏幕：“......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他具哲理我顾睡
“对呀，肚痛有很多可能性，可能是囊肿出血，那你就会见到囊肿入面有东西；可能是肠缺血性坏死，你会看到肚里有气......”他停顿一下，才继续说：“最差的情况就是，你什么都没看见。”
我望向仍旧紧盯屏幕的他，但他没有打算进一步解释。AC刚才那句哲学式发言富有玄味，三更半夜值勤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相反我却只顾著睡觉。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问：“我看过病人的病历了，上面并没有提及她有囊肿。你是从她以前的超声波报告中找到这点的吗？”
“对呀。一开始我也没有头绪，不过等凝血指数一回来，我就猜是内出血了，再翻翻过去的超声波报告果然有发现。”
我满意地点点头。身为一个实习医生，我每天都会按照医生的指令，为病人们安排许多检测，从抽血、造影检查到内窥镜，包罗万象。万幸的是大部份检查结果都是阴性，也就是没有异常。
这位病人上回因腹痛去照超声波，只照出了囊肿。囊肿是许多人体内都有的良性组织增长，按理说算是阴性（俗称“冇料到”）报告，没想到过了两年却成为重要线索。
“阴性”的重要性，不光在于排除某些病症，还能够证明日后的阳性结果是新出现（New-onset）的。这让我想起童话故事中，从家出发，走进森林，并沿路洒下小石子认路的兄妹，石头不会帮他们指出通往森林的路，却能在他们回家的路途中提供协助。
控制室中再也没有人说话，只剩下机械女声读出“而家注射显影剂......请放松”。我深深吸一口气，而AC一直注视屏幕，最后平静地抛下一句：“没东西。接下来的交给你了。”说罢转身离去。
他以敍述的口吻描述，语气平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有点困惑，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无论如何，对于今晚值班的外科医生而言，总算一件好事吧。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当晚一切风平浪静，病人的腹痛在电脑扫描后也神奇自愈，病人被送回病房时，已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昏昏欲睡的，也包括我。
隔天早上，AC告诉我病人情况稳定，腹痛也大有改善。
“但是很奇怪，昨天她为什么会无故肚痛？”
“不知道啊。”AC说：“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接受了他的回答，便将那位病人抛诸脑后。直到下午时分，护士跟我说：“你来看看廿六号床......”
“我知道她呀！肚痛嘛！”
“是啊，刚才我拍她，她没什么反应......”
我小跑到病床时，已有数位护士在待命。一看到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妙，当护士判断病人有心跳停顿的危险，并推出急救车时，病人十有八九凶多吉少。我拍拍这位昨晚还在向我投诉“抽血好痛”的病人，没有反应；摸摸脖子，有脉搏，幸好。
护士问：“要开始搓（心外压）吗？”
“先不用，她还有脉搏，我先抽血......啊，”当值的MO到来了，欺身进入床帘中，我拉下病人的裤子，摸索她的股动脉，同时向MO报告情况：“病人肚痛入院，有心脏病，刚刚拍打她没有反应，还有脉搏，我想先抽下血，然后......”我边说边继续搜索脉动。
MO扬一扬眉：“那即是要做心外压啦？”语音未落，站在床边的护士已跪上床沿，双手往病人胸腔上开始心外压。
我自白袍口袋里掏出针筒，护士递给我酒精和纱布。心外压期间，股动脉会随著急救者的按压跳动，但我不敢趁那时下针，怕刺伤在旁的护士，便趁著一个心外压循环完毕、另外一位护士提著氧气袋，透过面罩为病人泵入氧气时才抽血。那时病人的心胸不受挤压，自然没有脉动，但藉著昨晚抽血的针孔，只消一针我便抽出了血液。
我将针筒内的血液注入不同的血樽，打算离开床边去拿标签列印机，为血樽贴上识别标签，此时MO叫住了我：“先不要管那些血，你试过帮人插喉了吗？她刚刚回复心跳，不能自己呼吸，现在要先帮她插喉。”
“试过一次，”我不确定自己的声音有没有颤抖。
“很好。”这就是MO想从我身上知道的所有答案了。
不要停止自问
与昨晚的AC不同，他接下来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只是一句一句说出我应该知道的事情。医疗往往不是是非题，而是申论题，上司们总向我强调，不要停止自问：自己为何做，为何这样想，有没有其他可能，有其他选择吗，各个选项的利弊又是甚么。所有医疗决定的起点，都是可以舖展开来直至无限的病历，千篇一律的病案当中，总暗藏著几个得用放大镜才看得出来的蛛丝马迹。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有时问题比答案还重要。
然而，当病人走到急救这一步时，所有的可能性皆被收窄成两个结果：可预期的死亡，机械性的急救程序。
“......当然有些病人不容易插喉，但你不用怕，因为麻醉科同事会支援你。现在学术研究已经证明氧气袋加面罩，具有跟插喉一样好的供氧能力，即使你无法成功插喉，你都可以先用氧气袋，等麻醉师到来。”
我当时站在床头，维持双手将面罩紧紧按压于病人脸上的姿势，聆听MO的简易插喉授课。在急救车周期性的音阶组合、三分钟鸣响一声的针时器响声中，唯有他的声音不自成规律。
突然，一位护士掀开床帘探进头来：“毛医生，病人家属来了。”
MO再一次叫停我。“你先别插喉，等我回来。”我急忙点点头，放下喉头镜，将手放回面罩上。
急救时听到病人心跳回复就会喜悦的时期，我已经越过了。
大部份病人的心脏在短暂地跳动过后会再度停顿，剩下的，也有许多会在数日或数十日后停顿。我知道这位病人年纪大，健康也不佳，即使这次救得回来，愈后结果大概也不佳。
我还是想她活下去。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幻想过，医学能够拯救被死神召唤的人，但那些是可预期的死亡，而昨晚AC谈论她病情时的神情、整晚风平浪静的气氛，都让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明明我们如此努力，找出最隐秘的线索，拼出那么自洽的理论，至此我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而她就要带著我们的一无所知离开了。这一切都使我不甘心。
急救时，时间是编号
很可惜，她的心跳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再度开始心外压。
在急救过程中，时间的流动方式与日常生活中并不同，平日我们不会费心为每一秒命名，急救时的每一秒却都拥有临时编号，从1至30，周而复始。床帘内自成时空，两位护士站在床边轮流施加心外压，我站在床头报数，越来越分不清，我是在指挥她们按压，还是正在读出她们按压的次数。
心外压比供氧累得多，然而反复的报数令我的喉咙越来越紧，只想和护士交换岗位。供氧时刻的那两口气成为我喘息的时刻，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浪费这个机会，张嘴说出数字之外的内容：“我觉得毛医生已经遗弃了我们。”
回答我的只有随后我自己的报数声，从一开始。
我忘了MO探头入门帘时我有没有出声。他说：“不用插喉了，家属签了DNACPR（不作心肺复苏术，病人或其家属可选择不插喉）。Houseman你可以先出来，现在给她100%氧气。”
我们停下一切动作。所有报数声、鸣响声都被氧气喷洒声取替，时间从临时编号回归日常的流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病人的答案了。
我绷著脸尾随MO离开，与嚎哭的家人擦身而过，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个有资格不甘心的人。
“刚刚抽的血还要送去化验吗？还是扔掉？”
“送去化验吧。”MO耸耸肩：“那是她的东西，你为甚么要扔掉？”
我再度执起标签列印机，企图走近死者身边扫描她的手带，却被护士长一记凌厉的眼神制止。我望著血樽无计可施，最终将血槽交托同事，便收工了。
（数日以后，AC指著化验结果说：“从心肌酵素来看，她心跳停顿的原因并不是心因性（由心脏引起）。”）
我回到宿舍，脱下白袍，将白袍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留待明早上班时，放进另一件白袍中，其中大部份是可预期的东西，笔、八达通、职员证、笔记薄、Call机、手机、用过的口罩、酒精抹片的包装纸、未开封的针筒、留待跟进的事项、暂时存疑的谜面、永远无法得到解答的疑问；偶尔也有惊喜，那天我摸出一块杏仁饼，是昨天早上护士塞给我的点心。
我拆开包装，将杏仁饼吞进去。饼在口腔内融成又黏又甜的饼浆，我用舌尖舔䑛齿缝好几遍，都舔不走黏腻感。累坏了，没有刷牙，倒在床上，陷入沉睡之中。
（病房笔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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