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室友两个被捕，香港社运公寓里的愁红青年

深水埗一座旧唐楼七楼的屋子里，高挂着红底白字的国际歌。这里蜗居着三组社运青年，也是年轻社运人士在香港的聚脚点。最近，热闹的房子变得沉寂——三房中住着四人，其中两人被捕，而房的常客中亦有两人有案在身，各自在8月和9月判刑。26岁的关兆宏也在等待判刑中。

8月初的炎阳晒不走房子的昏暗，零落的座台灯照出哲古华拉被镶在相框里的年轻，伴着餐桌上星罗棋布的杂物，自文人的大话里显得深邃意浓。在这片革命格调中，那映灯红布，是房内最亮眼之物。

颜色有历史，房子亦然。

在香港，红色曾是反强权的华彩，现下成了党国的主调。当年，反帝反殖、中文运动、保钓反贪、国粹派、社会派等铮铮名词，与社运前人的一往无前，混成火红年代。理想的血脉沿着历史岔路徙流成歌，悬于每代抗争者的心房里。坚固的东西尚未烟消云散，却也步履维艰。

不仅友伴入狱，关兆宏所属的社民连，现在十分之一成员有案在身，十人被控三人下狱，从政党变成民间团体，背一身诉讼债。而8月21日，他自己的案又审了，之后再等待判刑，“愈来愈习惯，我要，平一点——即是情绪别太波动。”

愁红青年，“要有对一个人、对人类的，相信”

自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社工系副学士毕业后，关兆宏便投身社运，先司职左翼21，后成为社民连成员。他的社运人生始自十来岁，大至码头工人罢工、反新界东北开发、占中和雨伞运动，小至细碎无形的社区组织工作，织成他的青春。

自委身社运那天，“出得黎行预左要还”（出来混迟早要还）便成为他的定心符；年复年看着政权对社运的管制日强，他更笃定，“搞运动，有种每日都被拉的准备”。最激烈的冲击他都在场，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雨伞运动、龙和道冲突，却能全身而退；首次被抓，却在相对平静的旺角清场。那天，他和岑敖晖等人到场了解执达吏如何处理占领区；他说，甫走前张看，未几便被捕；案件扰攘三年，预料9月中判刑，同期判刑的还有因冲击港大校委会而被控扰乱秩序罪的24岁的冯敬恩。

在香港的社运史里，运动者被捕下狱并不鲜见，像长毛梁国雄，多次进出监牢。然这一代抗争者，面对的制压却不大一样。整理新界东北案、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等所有案件的被告名单可以看到，因参与这些运动而被控者，人数多达百人，平均年龄在28.5岁。监牢迎接的，不再只是个别抗争常客，而是包围一代参与者。

数年来，关兆宏观察到针对社运的打压程度增强，且愈发刁钻，例如以“捉黑工”的方式中断独立音乐表演场地 Hidden Agenda 的营运，或指控本土研究社所办的民间学院违反《教育条例》，这次，他被控刑事藐视法庭而非《公安条例》中的非法集结，也是一例。

“他们在尝试一些新方法、新法例，可能是较严重，刑罚较重又无案例的法例，以收更大阻吓性。”关兆宏认为，他们由社区跃进议会，再身闯街头，现正走向的是新的司法战场，抗争成本愈益巨大。

在因新界东北案而被判刑的梁颖礼眼中的细宏，“好有型，又低调，但又重要”。

本来毕业便能成为注册社工，但关兆宏却没有申请牌照。事因当年实习，他在葵涌葵英大厦协助被迫迁的70多户㓥房户，事后体会到前线社工如何被制度、机构和资源缚死，尚未能为弱势者申命，便成了维护现有制度的工具。为此，他选择走在制度之外。

雨滴投河，不问河之起伏。假若香港的社运史是一道游河，它有伏水低回，亦有波澜状阔；反国教和伞运的汹涌，自是乘著数年前本土运动萌起的明浪，而浪的跃腾，则源于前人——工运、妇运和各种社区营造始起彼落的默默律动。浪起，自有潮退。伞运和本土派骤起骤落之后的今日香港，大型群众运动减少。

我们要像摩西般，跟群众过红海。哪怕群众因为无啖好食而咒骂摩西，你仍然要相信群众，你不可以因为群众一时愚昧，就觉得群众永远愚昧。

今年6月底，习近平访港前夕，关兆宏与香港众志等人原本策划以包围金紫荆广场的方式抗议，但最后因参与人数太少而挨不到习总来港。翌日七一，他和党友于上午抬棺材抗争时被疑似黑社会的一群神秘男子暴打，下午更见游行人影寥落。他心灰，蛰伏两天，后想起长毛在2016选举危急时的一番话：“我们要像摩西般，跟群众过红海。哪怕群众因为无啖好食而咒骂摩西，你仍然要相信群众，你不可以因为群众一时愚昧，就觉得群众永远愚昧。这是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想过群众会跟你说，不需要你相信？”

“有”，他吸尽一口烟，一个“有”字连带白气吐出，“群众的反应已经告诉你。但你要继续相信。对一个人，或对人类的，相信。”

他曾费煞思量如何重新点燃民众反抗的热忱。但最终有力量做的，只是承认运动的低潮：“但我们要信，信的原因是，我们不是领袖，我们也是人，我们表达着一种，善意，我们期望群众也看得见。这种牺牲令群众会知道还有人在坚持，是可行的，让他们恢复信心。”

“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连结，这连结令我们要保护对方。由生到死，我们都与不同人连结，可能是历史的人，历史累积了我们现有的生活，我们生在这个较没有压迫的社会，是因为前人所作的改革，我们也要像前人一样继续做。”

“曾否觉得群众好愚昧？”我问他。

他拿起火机，咔挞点烟，幽怨匿藏于沉默中，嘘气成雾，“有的。但也可反过来说，愚昧的是运动者，因为我们不能勾起群众的同理心和信心，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我们相信人与人的连结，一个人不好，不只是个人的，我也有份。我不能控制群众，但我可想方法令他们好过来。”

你能够参与或全力投身运动，已经是一种运。因为好穷的人，根本没空间或时间去做，他们只能在看到抗争的重要关头时才能走出来。

他是基层小康之家的独子。和许多选择做抗争者的友伴一样，家是难关。毕竟理想无法翻译为生计，革命总与安稳对立。一次，父母问他将来如何养家，他说，正为他们争取全民退保；四小时的坦诚，足以令两老理解他的理念，但换不来认同。他一直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如父母所愿，在毕业时穿着礼袍照张全家福。读书时，朋友羡慕他不用养家，他就用左翼理论自省，为何自己能读社工搞运动？说到底还是不平等的制度，令某些人有更多资源供养下一代以维护或提升阶级利益。自省之间，把自己也划进这类“某些人”中。

“你觉得自己有原罪？”

“前辈说，其实这是赎罪论。你能够参与或全力投身运动，已经是一种运。因为好穷的人，根本没空间或时间去做，他们只能在看到抗争的重要关头时才能走出来。有时间跟家人讨论你所做的事，是种幸福。”别人的幸福，是结婚生子的安稳；他的幸福，是与负罪感相处。

社运同伴中，一些试过被判社会服务令，一些试过坐牢，他自己则曾在占领金紫荆后被监控数日。他总说，“自己唔算系乜”（自己不算什么），“有个人在反东北被捕，他打地盘工，后来管理层查到他的名字，即刻炒了他。”新界东北案加上公民广场案，16人被囚，许多人觉得年轻人因抗争被弄至前程堪虞，很惨，“但你一想到惨，你就不会继续。如果你认为值得，你便不会呻（埋怨）。为甚么你觉得值？因为好多人比你更辛苦，好多人，包括一些搞运动的人，弱势的人。”

“你是投身社运后才变成这样吗？开口闭口只关注别人。”

“佢本身个人都系咁架！”突然，一把男声自关兆宏背后的房间抢出，填补了他未及回应的答案。

红门再度打开，声音主人是位穿短裤的大男孩，轻爽俐落走进厕所。

五日后，这名叫刘国梁的男生，因反东北案被判入狱13个月。

不是革命情侣：“就当这是个考验，看看大家有几爱彼此”

8月15日，反东北案判刑后，阿琳在楼下买了烧鹅，再和室友们起晚饭。那天，关兆宏煮了几道菜，有素有蔬果的家常便饭。饭后，阿琳把自己折叠到红门之后，哭起来。

刚刚入狱的刘国梁是她的男友，判刑前任职酒保，参与反东北集会时是社工系学生，关兆宏的师弟，曾是社民连和大专政改关注组成员。当时，他到立法会声援集会，在梁晓旸被捕时，他上台嗌咪讲述警察拉人的情况，最尾加了句“屌你老母死差佬”，终被点相，继而被捕，被控“参与非法集结”。

没人想到这竟换来三年折腾。阿琳跟他拍拖一年，自初识时已知他有案在身。但在那年间，他总是泰然处之，没有让她负担过沉的重量。判刑前，小两口特地到欧洲和非洲穷游一个月，因为刘国梁早早料到自己将要入狱。

判刑那天，她在外看直播，听到13个月时，跟身旁的家属一起惊诧咒骂。还以前很快可以再见，“他在上庭前把手机和银包交低给我，我还以为可以交回他，但原来那时已是最后一面。”

“开头一两天哭得最多，但后来觉得哭太多没用，我会选择更理性。”21岁的小妮子，忽然背着个“囚友家属”的身份，抖擞起来为男友打点监狱事宜，帮他订报纸、送日用品、向朋友和家属交待。刘国梁的姐姐和妈妈，也是由她联络。

第一次到壁屋监狱探他，见他木无表情，她看出他眼底的伤感。他说挂念外面的朋友、亲人，挂念她；她保持镇定，不显现一丝情绪，“伤心留给自己吧，我不想表现得太激动。”她笑笑，仿佛感到说话中的老土情潮。第二次见面，见他愁眉稍松，使她暗暗安定。他说他在做木工，出来要教她；他叫她帮忙寄书，哲学书政治书，她笑他“扮野”；在囚者每月可收取20张相片，他叫她要晒满20张，朋友的、食物的、她的、家猫森仔的，他说，他想在里面学学摄影。

他叫她要多写信。

“初相识时，我对他说，自己对政治一不通，他说没问题，因为他钟意的是我这个人。”2014年反东北，他俩尚未认识，她在电视上看着冲击立会的人群，没想到当中一位后来会成为挚爱，“他的人很真，这很重要。”

等的话，我OK。刘山青坐左成十年添啦！

反东北后，刘国梁中途辍学，转在酒吧工作，慢慢建立自己的理想——拥有一家酒吧，供社运友伴围聚。而这次被囚，令原来的合资计划要延后一年，但他还是一句，“做得出就预左，唔惊得咁多”；别人的陈情书洋洋千字意重绵长，他的就只有50字。

阿琳不擅辞令，但爱画画。红门之后，是一幅方形插画，她说是“泥小姐找男朋友”—-一堆泥土，连带着各种植物的根，奋而腾起去寻找爱人。“就当这是个考验，看看大家有几爱彼此。等的话，我OK。刘山青坐左成十年添啦！”社运人士刘山青在1981年北上迎救民运人士王希哲妻子等人，被控“反革命罪”，在中国大陆囚禁十年，他妻子唐婉清一直在港苦候。

小妮子说，两口子没太为案底担心，只是顾念家人感受。刘国梁上庭前，在房子里向室友抛下一句“走喇！”这几年，他原本慢慢淡出社运界。但阿琳记得他说，若有大事来临，他必会回来。

“原来拎住个胶袋去挡坦克，心情一定很沉重”

时间回到5天前，新界东北案仍未判刑。

关兆宏首次踏足政治，是2009年，18岁的他去参与六四晚会。当晚，他身旁一位婆婆声泪俱下，她的情绪都溅在他的记忆里，从此洗不去。

他曾试过幻想挡坦克的心情，发现根本无法想像。但这几年来，在运动中承受的压力，连带着对历史的沉思，对各人经历的串连，像拼图般铺展开来，却是满眼沮丧，他开始体识到那曾无法想像的压力，“原来拎住个胶袋去挡坦克，心情一定很沉重，很复杂”，“他只是摊开双手，但原来摊开双手都系好沉重。”

关兆宏说，即便在香港抗争，他也曾两次看到警察的枪。第一次在反新界东北开发的集会，第二次在旺角骚乱。他记得自己在那一刻，本能退避，或言退缩。事后他有些后悔：“其实应该要挡住，我不知道结果是不是死亡。但你就是要挡住，要制止一些反智的行为。”

他的话里，有很多“就是”、“应该”和“继续”——相信群众，相信价值，相信人。这些词语组成了他的信仰，“听着很虚，但我觉得人，好实在。恻懚之心，同理心，好实在。”

“好实在，但同时脆弱。”

“对。所以要做更多事去展现。我不会说自己强大，继续做是告诉别人不是没可能，还有人在做，虽然辛苦。”

“有多辛苦？”

“就像，每日都背着，任何时间都背着，二三十磅在身。”身高1.8米的他，背带点微驼，过肩的长发为他盖过。

未必是这5年10年，最坏是，可能我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运动的高潮。那我们要问，大家是不是能接受这样的社会？

“现实只会愈来愈难行，但我看的不是统治者的实力，而是群众的实力。我望的，是怎样令更多人参与运动。”我问他，你真的觉得抗争者会愈来愈多吗？

门铃响起，他起身应门。又一位社运友到来，男生熟练地在客厅找到自己的位置，打开Mac book，开始工作；5天后，2017年8月15日，这男生被判监禁13个月，他是朱伟聪。

“未必是这5年10年，最坏是，可能我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运动的高潮。”长久的沉默后，关兆宏把话缓缓吐出，烟灰盅早被灰烬填满，“那我们要问，大家是不是能接受这样的社会？”

红房子里，人来人往。房间裹是各自的故事，墙内藏着或连绵或间断的历史线索，如河起伏。人们离队有时，回归有期。但房子，总是活的，而当中角色，有他有我也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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