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室友兩個被捕，香港社運公寓裏的愁紅青年

深水埗一座舊唐樓七樓的屋子裏，高掛着紅底白字的國際歌。這裏蝸居着三組社運青年，也是年輕社運人士在香港的聚腳點。最近，熱鬧的房子變得沉寂——三房中住着四人，其中兩人被捕，而房的常客中亦有兩人有案在身，各自在8月和9月判刑。26歲的關兆宏也在等待判刑中。

8月初的炎陽曬不走房子的昏暗，零落的座檯燈照出哲古華拉被鑲在相框裏的年輕，伴着餐桌上星羅棋布的雜物，自文人的大話裏顯得深邃意濃。在這片革命格調中，那映燈紅布，是房內最亮眼之物。

顏色有歷史，房子亦然。

在香港，紅色曾是反強權的華彩，現下成了黨國的主調。當年，反帝反殖、中文運動、保釣反貪、國粹派、社會派等錚錚名詞，與社運前人的一往無前，混成火紅年代。理想的血脈沿着歷史岔路徙流成歌，懸於每代抗爭者的心房裏。堅固的東西尚未煙消雲散，卻也步履維艱。

不僅友伴入獄，關兆宏所屬的社民連，現在十分之一成員有案在身，十人被控三人下獄，從政黨變成民間團體，背一身訴訟債。而8月21日，他自己的案又審了，之後再等待判刑，「愈來愈習慣，我要，平一點——即是情緒別太波動。」

愁紅青年，「要有對一個人、對人類的，相信」

自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工系副學士畢業後，關兆宏便投身社運，先司職左翼21，後成為社民連成員。他的社運人生始自十來歲，大至碼頭工人罷工、反新界東北開發、佔中和雨傘運動，小至細碎無形的社區組織工作，織成他的青春。

自委身社運那天，「出得黎行預左要還」（出來混遲早要還）便成為他的定心符；年復年看着政權對社運的管制日強，他更篤定，「搞運動，有種每日都被拉的準備」。最激烈的衝擊他都在場，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雨傘運動、龍和道衝突，卻能全身而退；首次被抓，卻在相對平靜的旺角清場。那天，他和岑敖暉等人到場了解執達吏如何處理佔領區；他說，甫走前張看，未幾便被捕；案件擾攘三年，預料9月中判刑，同期判刑的還有因衝擊港大校委會而被控扰乱秩序罪的24歲的馮敬恩。

在香港的社運史裏，運動者被捕下獄並不鮮見，像長毛梁國雄，多次進出監牢。然這一代抗爭者，面對的制壓卻不大一樣。整理新界東北案、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等所有案件的被告名單可以看到，因參與這些運動而被控者，人數多達百人，平均年齡在28.5歲。監牢迎接的，不再只是個別抗爭常客，而是包圍一代參與者。

數年來，關兆宏觀察到針對社運的打壓程度增強，且愈發刁鑽，例如以「捉黑工」的方式中斷獨立音樂表演場地 Hidden Agenda 的營運，或指控本土研究社所辦的民間學院違反《教育條例》，這次，他被控刑事藐視法庭而非《公安條例》中的非法集結，也是一例。

「他們在嘗試一些新方法、新法例，可能是較嚴重，刑罰較重又無案例的法例，以收更大阻嚇性。」關兆宏認為，他們由社區躍進議會，再身闖街頭，現正走向的是新的司法戰場，抗爭成本愈益巨大。

在因新界東北案而被判刑的梁穎禮眼中的細宏，「好有型，又低調，但又重要」。

本來畢業便能成為註冊社工，但關兆宏卻沒有申請牌照。事因當年實習，他在葵涌葵英大廈協助被迫遷的70多戶劏房戶，事後體會到前線社工如何被制度、機構和資源縛死，尚未能為弱勢者申命，便成了維護現有制度的工具。為此，他選擇走在制度之外。

雨滴投河，不問河之起伏。假若香港的社運史是一道游河，它有伏水低迴，亦有波瀾狀闊；反國教和傘運的洶湧，自是乘着數年前本土運動萌起的明浪，而浪的躍騰，則源於前人——工運、婦運和各種社區營造始起彼落的默默律動。浪起，自有潮退。傘運和本土派驟起驟落之後的今日香港，大型群眾運動減少。

我們要像摩西般，跟群眾過紅海。哪怕群眾因為無啖好食而咒罵摩西，你仍然要相信群眾，你不可以因為群眾一時愚昧，就覺得群眾永遠愚昧。

今年6月底，習近平訪港前夕，關兆宏與香港眾志等人原本策劃以包圍金紫荊廣場的方式抗議，但最後因參與人數太少而捱不到習總來港。翌日七一，他和黨友於上午抬棺材抗爭時被疑似黑社會的一群神秘男子暴打，下午更見遊行人影寥落。他心灰，蟄伏兩天，後想起長毛在2016選舉危急時的一番話：「我們要像摩西般，跟群眾過紅海。哪怕群眾因為無啖好食而咒罵摩西，你仍然要相信群眾，你不可以因為群眾一時愚昧，就覺得群眾永遠愚昧。這是我們的信仰。」

「有沒有想過群眾會跟你說，不需要你相信？」

「有」，他吸盡一口菸，一個「有」字連帶白氣吐出，「群眾的反應已經告訴你。但你要繼續相信。對一個人，或對人類的，相信。」

他曾費煞思量如何重新點燃民眾反抗的熱忱。但最終有力量做的，只是承認運動的低潮：「但我們要信，信的原因是，我們不是領袖，我們也是人，我們表達着一種，善意，我們期望群眾也看得見。這種犧牲令群眾會知道還有人在堅持，是可行的，讓他們恢復信心。」

「人與人之間有很強的連結，這連結令我們要保護對方。由生到死，我們都與不同人連結，可能是歷史的人，歷史累積了我們現有的生活，我們生在這個較沒有壓迫的社會，是因為前人所作的改革，我們也要像前人一樣繼續做。」

「曾否覺得群眾好愚昧？」我問他。

他拿起火機，咔撻點煙，幽怨匿藏於沉默中，噓氣成霧，「有的。但也可反過來說，愚昧的是運動者，因為我們不能勾起群眾的同理心和信心，我們也有責任。如果我們相信人與人的連結，一個人不好，不只是個人的，我也有份。我不能控制群眾，但我可想方法令他們好過來。」

你能夠參與或全力投身運動，已經是一種運。因為好窮的人，根本沒空間或時間去做，他們只能在看到抗爭的重要關頭時才能走出來。

他是基層小康之家的獨子。和許多選擇做抗爭者的友伴一樣，家是難關。畢竟理想無法翻譯為生計，革命總與安穩對立。一次，父母問他將來如何養家，他說，正為他們爭取全民退保；四小時的坦誠，足以令兩老理解他的理念，但換不來認同。他一直耿耿於懷，自己沒有如父母所願，在畢業時穿着禮袍照張全家福。讀書時，朋友羨慕他不用養家，他就用左翼理論自省，為何自己能讀社工搞運動？說到底還是不平等的制度，令某些人有更多資源供養下一代以維護或提升階級利益。自省之間，把自己也劃進這類「某些人」中。

「你覺得自己有原罪？」

「前輩說，其實這是贖罪論。你能夠參與或全力投身運動，已經是一種運。因為好窮的人，根本沒空間或時間去做，他們只能在看到抗爭的重要關頭時才能走出來。有時間跟家人討論你所做的事，是種幸福。」別人的幸福，是結婚生子的安穩；他的幸福，是與負罪感相處。

社運同伴中，一些試過被判社會服務令，一些試過坐牢，他自己則曾在佔領金紫荊後被監控數日。他總說，「自己唔算係乜」（自己不算什麼），「有個人在反東北被捕，他打地盤工，後來管理層查到他的名字，即刻炒了他。」新界東北案加上公民廣場案，16人被囚，許多人覺得年輕人因抗爭被弄至前程堪虞，很慘，「但你一想到慘，你就不會繼續。如果你認為值得，你便不會呻（埋怨）。為甚麼你覺得值？因為好多人比你更辛苦，好多人，包括一些搞運動的人，弱勢的人。」

「你是投身社運後才變成這樣嗎？開口閉口只關注別人。」

「佢本身個人都係咁架！」突然，一把男聲自關兆宏背後的房間搶出，填補了他未及回應的答案。

紅門再度打開，聲音主人是位穿短褲的大男孩，輕爽俐落走進廁所。

五日後，這名叫劉國樑的男生，因反東北案被判入獄13個月。

不是革命情侶：「就當這是個考驗，看看大家有幾愛彼此」

8月15日，反東北案判刑後，阿琳在樓下買了燒鵝，再和室友們起晚飯。那天，關兆宏煮了幾道菜，有素有蔬果的家常便飯。飯後，阿琳把自己摺疊到紅門之後，哭起來。

剛剛入獄的劉國樑是她的男友，判刑前任職酒保，參與反東北集會時是社工系學生，關兆宏的師弟，曾是社民連和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當時，他到立法會聲援集會，在梁曉暘被捕時，他上台嗌咪講述警察拉人的情況，最尾加了句「屌你老母死差佬」，終被點相，繼而被捕，被控「參與非法集結」。

沒人想到這竟換來三年折騰。阿琳跟他拍拖一年，自初識時已知他有案在身。但在那年間，他總是泰然處之，沒有讓她負擔過沉的重量。判刑前，小兩口特地到歐洲和非洲窮遊一個月，因為劉國樑早早料到自己將要入獄。

判刑那天，她在外看直播，聽到13個月時，跟身旁的家屬一起驚詫咒罵。還以前很快可以再見，「他在上庭前把手機和銀包交低給我，我還以為可以交回他，但原來那時已是最後一面。」

「開頭一兩天哭得最多，但後來覺得哭太多沒用，我會選擇更理性。」21歲的小妮子，忽然背着個「囚友家屬」的身份，抖擻起來為男友打點監獄事宜，幫他訂報紙、送日用品、向朋友和家屬交待。劉國樑的姐姐和媽媽，也是由她聯絡。

第一次到壁屋監獄探他，見他木無表情，她看出他眼底的傷感。他說掛念外面的朋友、親人，掛念她；她保持鎮定，不顯現一絲情緒，「傷心留給自己吧，我不想表現得太激動。」她笑笑，彷彿感到說話中的老土情潮。第二次見面，見他愁眉稍鬆，使她暗暗安定。他說他在做木工，出來要教她；他叫她幫忙寄書，哲學書政治書，她笑他「扮野」；在囚者每月可收取20張相片，他叫她要曬滿20張，朋友的、食物的、她的、家貓森仔的，他說，他想在裏面學學攝影。

他叫她要多寫信。

「初相識時，我對他說，自己對政治一不通，他說沒問題，因為他鍾意的是我這個人。」2014年反東北，他倆尚未認識，她在電視上看着衝擊立會的人群，沒想到當中一位後來會成為摯愛，「他的人很真，這很重要。」

等的話，我OK。劉山青坐左成十年添啦！

反東北後，劉國樑中途輟學，轉在酒吧工作，慢慢建立自己的理想——擁有一家酒吧，供社運友伴圍聚。而這次被囚，令原來的合資計劃要延後一年，但他還是一句，「做得出就預左，唔驚得咁多」；別人的陳情書洋洋千字意重綿長，他的就只有50字。

阿琳不擅辭令，但愛畫畫。紅門之後，是一幅方形插畫，她說是「泥小姐找男朋友」—-一堆泥土，連帶着各種植物的根，奮而騰起去尋找愛人。「就當這是個考驗，看看大家有幾愛彼此。等的話，我OK。劉山青坐左成十年添啦！」社運人士劉山青在1981年北上迎救民運人士王希哲妻子等人，被控「反革命罪」，在中國大陸囚禁十年，他妻子唐婉清一直在港苦候。

小妮子說，兩口子沒太為案底擔心，只是顧念家人感受。劉國樑上庭前，在房子裏向室友拋下一句「走喇！」這幾年，他原本慢慢淡出社運界。但阿琳記得他說，若有大事來臨，他必會回來。

「原來拎住個膠袋去擋坦克，心情一定很沉重」

時間回到5天前，新界東北案仍未判刑。

關兆宏首次踏足政治，是2009年，18歲的他去參與六四晚會。當晚，他身旁一位婆婆聲淚俱下，她的情緒都濺在他的記憶裏，從此洗不去。

他曾試過幻想擋坦克的心情，發現根本無法想像。但這幾年來，在運動中承受的壓力，連帶着對歷史的沉思，對各人經歷的串連，像拼圖般鋪展開來，卻是滿眼沮喪，他開始體識到那曾無法想像的壓力，「原來拎住個膠袋去擋坦克，心情一定很沉重，很複雜」，「他只是攤開雙手，但原來攤開雙手都係好沉重。」

關兆宏說，即便在香港抗爭，他也曾兩次看到警察的槍。第一次在反新界東北開發的集會，第二次在旺角騷亂。他記得自己在那一刻，本能退避，或言退縮。事後他有些後悔：「其實應該要擋住，我不知道結果是不是死亡。但你就是要擋住，要制止一些反智的行為。」

他的話裏，有很多「就是」、「應該」和「繼續」——相信群眾，相信價值，相信人。這些詞語組成了他的信仰，「聽着很虛，但我覺得人，好實在。惻懚之心，同理心，好實在。」

「好實在，但同時脆弱。」

「對。所以要做更多事去展現。我不會說自己強大，繼續做是告訴別人不是沒可能，還有人在做，雖然辛苦。」

「有多辛苦？」

「就像，每日都背着，任何時間都背着，二三十磅在身。」身高1.8米的他，背帶點微駝，過肩的長髮為他蓋過。

未必是這5年10年，最壞是，可能我們有生之年，也看不到運動的高潮。那我們要問，大家是不是能接受這樣的社會？

「現實只會愈來愈難行，但我看的不是統治者的實力，而是群眾的實力。我望的，是怎樣令更多人參與運動。」我問他，你真的覺得抗爭者會愈來愈多嗎？

門鈴響起，他起身應門。又一位社運友到來，男生熟練地在客廳找到自己的位置，打開Mac book，開始工作；5天後，2017年8月15日，這男生被判監禁13個月，他是朱偉聰。

「未必是這5年10年，最壞是，可能我們有生之年，也看不到運動的高潮。」長久的沉默後，關兆宏把話緩緩吐出，煙灰盅早被灰燼填滿，「那我們要問，大家是不是能接受這樣的社會？」

紅房子裏，人來人往。房間裹是各自的故事，牆內藏着或連綿或間斷的歷史線索，如河起伏。人們離隊有時，回歸有期。但房子，總是活的，而當中角色，有他有我也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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