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刊》事件掀开的冰山一角：中国式学术审查如何输出世界？

8月18日到22日的短短五天里，海内外中国研究学界像是坐了一次过山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被爆向来自中国的审查要求妥协，将旗下重要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超过300篇论文和书评从其中国网站下架，到消息传出后学界群情激愤、集体抗议，再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决定将被禁文章重新上架并免费开放，这剧情可谓环环相扣、一波三折，也让平日里低调和小众的学术期刊走到了聚光灯前。

剑桥大学出版社对审查说“不”之后，截至目前中国并无更多动作，但学界并未因这小小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尽管中国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干预并不是新鲜事，但直接对国际出版社及其旗下的英文学术期刊下手，这很可能还是第一次。这让中国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知识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控制日益加强；两方博弈之下，究竟是国际标准的学术自由能够走进中国，还是中国特色的学术审查将会输出世界？

《中国季刊》事件是偶然，还是精心布局？

消息的传出似乎是个偶然。8月18日，《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编辑 Tim Pringle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告知编委会成员，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相关机构的要求下，屏蔽了其中国网页上的300余篇论文和书评。这些文章主要与中国国内长期以来的敏感话题有关，关键词包括六四、文革、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邮件中还透露，几个月前，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曾被中国要求下架超过一千本电子书。其他期刊可能也会在近期受到影响。

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于1534年，目前出版超过380种经过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是世界上最富盛誉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这封邮件流传出来后，一时舆论哗然。全球的学者们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轻易妥协于政治审查，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

一份禁令中提及的论文清单很快也被泄露，其中包括315篇论文。

群情激愤之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发布声明，证实他们服从了来自中国的审查要求，对中国大陆屏蔽了《中国季刊》中的相关文章，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中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们能够接触到我们出版的其他学术和教育内容”。随之而来的是雪片一样的全球学界大佬的公开信和联署抗议。压力之下，4天之后的8月22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宣布将之前屏蔽的三百多篇论文和书评重新上线。目前，被禁清单中的所有文章确实已在中国国内恢复访问，并且已被设置为免费。

根据中国权威机构的选择来审查学术文章……中国的言论审查史将会从此盖上剑桥大学的印章。

一次审查丑闻似乎风波渐停，但更多丑闻正浮出水面：亚洲研究学会发表声明，指出该学会旗下、同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也被中国政府点名，要求屏蔽大约100篇涉及敏感话题的论文。该学会没有公布论文名单，但公开了一份分析，显示这些论文中约34%关于西藏或达赖喇嘛，29%关于文革，9%关于天安门，9%关于毛泽东，7%关于台湾，此外还有少数文章关于红卫兵、大跃进、法轮功、伊斯兰、刘晓波、香港及雨伞运动等。（更新：《亚洲研究学刊》已于9月日公开这份名单）。

除《中国季刊》和《亚洲研究学刊》外，还有一份清单在中国研究学者中流传，上面包括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期刊上的27篇论文；有学者称这些论文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收到的被禁名单上。端传媒分别向《美国政治学评论》主编 Thomas König 和美国政治学学会现任主席 David Lake 致信询问，但并没有得到正面答复。美国政治学学会执行董事 Steven Rathgeb Smith 则回复称：“美国政治学学会职员正在与剑桥大学出版社保持联系。我们完全支持出版社周一（8月22日）发表的声明。” 端传媒还尝试联系剑桥大学出版社询问此次禁令是否涉及更多刊物和书籍，但没有得到答复。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份声明中仅提及了《中国季刊》。其它的审查信息，是亚洲研究学会自行公开，或是来自学界内部流传，对于 Pringle 邮件中提及的超过一千本电子书是否已经重新上架，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没有明确答复端传媒。如果这次禁令的确涉及更多刊物和书籍，而剑桥大学出版社却选择不公开这一部分信息，无疑更加令人忧心。

事实上，此番遭到审查的不仅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路透社报导，今年三月，著名学术数据库网站 LexisNexis 被中国要求对其旗下的两个数据库 Nexis 和 LexisNexis Academic 进行审查，结果被迫从中国市场撤下了这两种产品。面对端传媒的进一步询问，LexisNexis 确认其中国分部接到了“调整数据库”的要求，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这也许印证着可能还有更多国际出版社和数据库面临同样的压力。

在此之前，尽管诸多媒体、社交网站和谷歌相关页面早已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但大部分国外非中文学术刊物就算触及敏感议题也仍然能够在中国访问。这也许是因为学术期刊大多受众较窄，定价高昂，与普通大众之间更有语言障碍，很难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现在，3份英文国际期刊中的至少412篇论文被屏蔽，学术数据库在中国市场被“调整”，这些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精心布局？

向剑桥大学出版社直接施压的机构是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CEPIEC）和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CNPIEC），而此前，Pringle 发送给编委会的邮件透露，压力实际来自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进出口公司只是负责传话。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于2013年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香港浸会大学比较政治学助理教授郑炜（Edmund Cheng）对端传媒表示：“这跟大气候和小气候都有关系：大气候是中国对公民社会的钳制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而对于学术界，中国政府一直觉得是他们要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带进来。”郑炜去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香港街头政治的论文也在《中国季刊》的审查名单之内。他说：“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是，期刊是很少人看的……这种钳制到底有什么效果和目的？这到底是一个信号，还是真的是说要闭关锁国的态度？” 他还指出，2017年6月正式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工具，“有具体的法律让他们可以把境内不符合要求的东西都拿下。这一次虽然操作上有不合理，但还是跟整个方向吻合。”

这次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起孤立的行动……这是习近平时代的一种反映。

这也是大部分学者的看法。《中国季刊》在声明中称，“这次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起孤立的行动。”Pringle则在《卫报》采访中指出，“这是习近平时代的一种反映。”

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欧亚十字路：新疆的历史》，发表在《中国季刊》的该书书评也成了受波及的315篇文章之一。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党国长期以来审查中文出版物，但通常放过了英文和其他外语出版物，也许这是对知识分子和高教育水平、全球化的中产阶级作出的一种姿态，因为他们已经被成功笼络。” 然而现在， “党国加强了对出版和学术的控制，并开始限制中国人接触外面世界的学术工具。”

剑桥大学当代中国历史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也表示，他在中国工作的同事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控制，“档案室被关闭；有些同事已经离开了中国或正在试图离开。这些变化似乎意味着共产党正在中国国界之外强调自己的存在。”

中国官方迄今没有对此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但官方媒体的口径中，我们可以一窥其态度。事件最初爆出时，《环球时报》评论称，“中国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只要依据的是相关法律，就没什么可指摘的……西方各种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很自由地进行选择。它们可以不喜欢中国的做法，并且不与我们接触。” 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拒绝审查之后，《环球时报》又发表社评称，“中国有强大的技术能力降低那些声音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在必要时使用一些信息隔离手段……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大家相互尊重、维持和平共处的一种方式。”

米华健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表示，《环球时报》所提出的信息隔离和拒绝接触，最终伤害的必然是中国学术界：“中国正在建立世界级的大学网络，也确实已经投入许多。中国学者走向全世界，参加会议、发表研究、担任访问学者，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社区正日益成型。我不认为中国学术研究会从不完整的全球知识库中受益。”

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强，才导致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学术审查有了迈出国门的可能。

中国学术界内部的意识形态加压

学者们较为普遍的感受是，中共近年来对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控制愈发强烈。

2013年5月，习近平上台不到半年，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等多名中国学者就证实，中共当局向高校传达了“七不讲”：在教学中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很快，张雪忠的微博账号遭到删除。

中共对“七不讲”究竟是否存在讳莫如深，但行动却没有停止：中共在同月公开发布《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对青年教师提出十六条要求，包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通过网络掌握高校思想理论动向和网络舆情，以占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 等，侧面证实了“七不讲”的背后逻辑。

2015年底到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出版了一系列“批判文选”，包括《西方宪政民主观批判文选》《“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新自由主义批判文选》等。文集中充斥着文革式的批斗语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为丛书作序，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组织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错误思潮的源流、本质及其危害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与批驳。”

从2014到2016年6月，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有63个研究项目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其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文艺育德观研究”等。2017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中，前四项也全部是“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研究，五、六项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接下来才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研究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如同新闻联播中国家领导人有雷打不动的顺序，习近平相关研究也一定会排在最前。

意识形态的控制甚至不局限于人文与社科领域：近来引起热议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市臭氧检测及分析中的应用》就属于环境科学领域，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六项学术基金资助。

高校教师也开始出现“因言获罪”的案例。2017年7月，经常发表异议言论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遭到校方提前解聘。解聘书指责史杰鹏“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影响”，其言论“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给学校声誉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因透露相关消息而遭到微博禁言180天。

在这个知识全球化的时代，意识形态在中国学术领域的收紧，不仅仅影响中国学术界，而是成为对外输出学术审查的基础。

2017年8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要坚持“党管人才”，“在人才引进、人才选聘、课题申报、职称评审等过程中，坚持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规范要求，实行一票否决制。”

在这个知识全球化的时代，意识形态在中国学术领域的收紧，不仅仅影响中国学术界，而是成为对外输出学术审查的基础。中国对外输出学术审查对海外中国研究者造成的影响，可能比目前所知的情况，更加广泛和严重。

由来已久的中国压力

对于中国政府干涉国外机构学术自由的指责其实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频频见诸报端。2011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因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并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而被中国教育部从认证大学名单上拿下，一年后才重获认证，导致该校中国留学生一度十分担忧毕业后能否顺利回国工作。同样在2011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接到一笔来自中国汉办的四百万美元捐款，用于设立一所孔子学院并聘用一位教授，但附带条件是该教授不能讨论西藏等敏感问题。斯坦福大学声称他们为保护学术自由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中国也让步了。斯坦福大学最终决定拿这笔钱设立一个古典中国诗歌领域的教授职位。对于汉办可能试图干涉学术自由的担忧，也令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拒绝了在本校开办孔子学院的提案。

2004年，13名美国学者联合出版了一本名为《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的学术著作，随后全部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长期遭拒绝入境。

研究敏感话题的国内学者和异议活动者更是经常被禁止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和接受颁奖；著名记者杨继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都曾面临这样的困境。今年三月，在澳大利亚工作了25年的中国学者冯崇义在回国探亲后，因对中国人权律师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而被国安阻止出境并扣留一周之久。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也向端传媒透露，去年该中心举办年度论坛时，一位受邀中国学者因为计划发表的演讲涉及艾滋病相关话题而未能获准出国参加论坛。

中国政府不仅控制中国学者“走出去”，也控制外国学者“走进来”。因为对“六四”的参与和研究，林培瑞和黎安友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而无法进入中国。2004年，13名美国学者联合出版了一本名为《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的学术著作，随后全部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长期遭拒绝入境。其中许多人无法继续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得不转移研究领域甚至面临遭到解雇的风险。

米华健就是这十三人之一。而最让他愤愤不平的，是面对中国政府在签证上的阻挠，美国高校却无所作为，最多私下向领事馆写信，却不肯公开联合声援。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警告，“如果学术机构不能支持他们自己的教授……美国学者会逐渐陷入与我们的中国同僚相似的境地：独自面对中国政府，被迫对我们写下的一切进行自我审查。”

然而，中国政府在学术审查上的策略不仅仅是控制边境和境内学者那么简单。最近，一些学者发现，在国际学术界不曾注意到的时候，中国可能已经让学术审查本身悄悄地走出了国界。

“走出去”的中国英文期刊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主席、斯威本理工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 John Fitzgerald 向端传媒表示，他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相对无辜”的一方。相比起事后审查的要求，他更担心的是国际学术出版社与中国政府和机构达成的商业合作可能导致自我审查： “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开始对英文期刊进行战略投入。”

他更担心的是国际学术出版社与中国政府和机构达成的商业合作可能导致自我审查： “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开始对英文期刊进行战略投入。”

一篇2013年发表于《学术与研究通讯》（Scholarl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的论文回顾了中国学术机构的“走出去”策略。中国目前出版了大约240种英文期刊，其中约80%是与知名国际学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其中包括施普林格（Springer）、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爱思唯尔（Elsevier）、Emerald，Taylor and Francis/Routledge 以及荷兰博睿（Brill）等著名学术出版社；几乎所有期刊都声称遵守国际同行评议准则，许多期刊也获得了国外科研机构的订阅。“当然，这里面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期刊，那些应该没问题；但还有10%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这让我非常担心。” Fitzgerald 强调。

施普林格出版社在官方页面注明了与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以及国内多家学会、大学、研究所等的合作关系。其中，施普林格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23种英文学术期刊，包括7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统一命名为《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或“前沿系列”（Frontier series），内容大多摘自中国国内1700种大学学报中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后翻译成英文出版。2012年之后，其中一部分期刊转而由荷兰博睿（Brill）出版，其中包括《中国历史学前沿》和《中国教育学前沿》等人文社科期刊。

此外，施普林格还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中国社会学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与复旦大学联合出版了《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等英文期刊。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合作出版了《中国国际政治学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与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国际法学院合作出版了《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等。Taylor and Francis 则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等。

国际学术出版社与中国学术机构合作本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Fitzgerald 也表示，“联合出版是完全合理的，一开始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学术自由的；双方都怀有好意，商业公司和中国研究机构都想要推进学术自由，我完全支持合作出版。” 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国内形势的改变让他产生了疑虑，“在目前的气氛下，当大量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正在打击学术自由，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这些期刊可以幸免？”

要想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出版英文期刊，中国出版机构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这些期刊所附属的机构，大部分也宣称遵从中共的意识形态，并依赖从中国政府获得的资助。这其中就包括刚刚出版了“批判文选”系列的中国社科院。这难免令人忧心它们会面临审查压力。

Fitzgerald 告诉端传媒，“这可以从它们的内容中反映出来。当浏览在政府支持下与国际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时，要想找到敏感话题和对中共的批评意见是很困难的。” 他在研究其中一部分期刊时发现，它们发表的文章在台湾、西藏、新疆和南海等事关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从未出现过挑战中共叙事的立场，“没有迹象表明学术自由的存在。”

问题不在于它们发表了什么，而在于其中“缺少了什么”，以及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的背书造成的错觉。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有问题。事实上，这些期刊许多都邀请了国外知名学者担任编委，也的确严格按照同行审议流程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但 Fitzgerald 指出，问题不在于它们发表了什么，而在于其中“缺少了什么”，以及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的背书造成的错觉。“编委会是可靠的，我敢确保他们很负责地评审了交给他们的文章。但交给他们的文章是什么呢？是好的内容，但却是不平衡的。”

“西方杂志中，有固定立场是很常见的，但它们大多被视为‘观点期刊’，而非经过同行审议的学术期刊。” 最让 Fitzgerald担忧的是，“通过与国际出版社的合作，这些中国期刊带上了学术自由的印记，它们被认为是中立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被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订阅，被学生读到……这就是学术审查的渗透。”

被删改的中国学术数据库

同样较少被人关注的是，中国推向世界的中文期刊数据库，可能已经在国际学界不知不觉间遭到了篡改。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 Glenn Tiffert 提出了对中国输出学术审查的担忧。他发现，许多早年间发表的学术争论，原本可以在中国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到，现在却已不见踪影。

从1956年到1958年，数据库中无法查找到《政法研究》中的30篇文章和《法学》中的33篇文章。进一步对比原始档案后，Tiffert 发现，大部分缺失文章发表于1957年4月到1958年2月，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Tiffert 由此警告道：“中国政府正在利用科技悄悄地向国外输出其国内的审查制度；通过控制世界各地的观察者如何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正在未经同意地将他们征募到一个令人警醒的项目中，在那里净化历史记录，并将它自己的竞争性叙事推向全球。”

Tiffert 以中国50-60年代重要的法学期刊《政法研究》和《法学》为例，展示了数据库审查的严重后果。目前，美国没有任何机构保留有这两本期刊的原始纸本，仅有部分机构保留有微缩胶卷或复印本；大部分学者只能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NSSD）等中国在线学术平台阅读其中的文献。

Tiffert 从美国各间大学和中国收集了完整的《政法研究》和《法学》期刊，并与在线数据库中收录的内容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从1956年到1958年，数据库中无法查找到《政法研究》中的30篇文章和《法学》中的33篇文章。进一步对比原始档案后，Tiffert 发现，大部分缺失文章发表于1957年4月到1958年2月，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通过统计分析，Tiffert 证明了这些缺失绝不是偶然，而是有系统的内容审查。其中，一个名叫杨兆龙的人物资料缺失最耐人寻味。

杨兆龙是中国最出色和最受尊重的中国法学学者之一，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高层学术与政府职位，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任教。五十年代，他在《法学》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驳斥共产党当时对法律体制的论述；他还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批评中共法律系统的低效、低质和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歧视，并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质疑“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批评“党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在反右运动中，杨兆龙成为上海法学界的众矢之的，遭到舆论和学界大肆批判，被打成“极右分子”，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才获释出狱。

在《法学》杂志的原始档案中，我们能够看到杨兆龙发表的对中共的批评，以及法学界对他的有组织的批斗；而在电子数据库中，这些文章都不见了。如果只看电子数据库的记录，我们会认为杨兆龙只发表过一些理论文章，而那段惊心动魄的意识形态战争，就这样被悄悄抹去了。

审查也不仅仅针对反右时期：1978年到1979年的《法学研究》期刊曾刊登了一系列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对中国50～60年代“人治”的反思。结果线上数据库中，这段时间的《法学研究》期刊缺失了87%的页数，仿佛整段讨论从未存在过。

Tiffert 指出，其他缺失文章也有着类似的特点，显然是对历史的系统性故意歪曲。他认为，中共在六十年后仍然试图改写历史，是为了维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话语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合法性。这种审查很可能不局限于法学期刊。

如果学者使用这些中国数据库的搜索引擎，相关文章根本不会出现；哪怕找到当期刊物查看电子版目录，这些文章也完全没有存在过的痕迹。只有当打开扫描版目录后，才会发现其中的缺失。在CNKI中，还可能通过页码的断裂看出几分端倪，而在NSSD中，连页码都不予显示，许多学者可能会因此而无法注意到这些消失的文章。Tiffert 指出，这会导致使用这些数据库的研究者对历史脉络产生严重误解。

“过去，学者们会期待 JSTOR 和 ProQuest 等在线数据库在收录已发表文献时，会忠实地复制原始记录，并指出任何材料的缺失和修改。” Tiffert 指出，“中国的在线平台却需要服从其多变的内部审查制度以及背后的威权主义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将无法确保“今天能够读到的文字明天仍然存在且未经删改”。

Tiffert 也提到了技术手段进步造成的威胁：“过去，审查者改变历史的方式是划掉令人不快的段落，撕去书页，寻找并毁坏文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都是十分粗糙的方法。现在，他们能没完没了地修补电子记录，甚至不用离开桌子就能达到目的……每次宣传都几乎同时传到全球，不留下任何痕迹或马脚。”

这意味着呈现在世界面前的、记录了数十年来中国研究的知识库，已经从根源上被篡改了。

米华健则对端传媒进一步强调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意味着呈现在世界面前的、记录了数十年来中国研究的知识库，已经从根源上被篡改了。” 这些数据库不仅影响国内学术界，同时也被诸多国际学术机构和数据库所订阅，“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怎么想？它们是否保存了这些期刊的纸本？花钱订阅的数据库却可能随时遭到删减，它们对此是否感到不快？”

他失望地说，“这些数据库是当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它们储存着人类（不分东西方）的知识宝库和全球的知识遗产……我们不希望看到错误的、经过审查的知识基因四处漂浮。”

学术界应该如何应对政治审查？

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次选择了拒绝审查；Pringle 也表示，《中国季刊》评审学术论文的标准将一如既往，不会考虑话题是否敏感。但面对日益严重的审查压力和日益灵活的审查手段，学术界是否有更多抵制审查、维护学术自由的方法？

不要篡改你自己的产品。尊重中国读者和学者，不要卖给他们掺水的假货。中国人不是二等世界公民。他们配得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质量的信息。

对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出版社和数据库，米华健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不要篡改你自己的产品。尊重中国读者和学者，不要卖给他们掺水的假货。中国人不是二等世界公民。他们配得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质量的信息。” 而学术机构应当像学者们一样展示出同等的勇气，“机构们应当团结起来，当发现有人试图审查学术研究或阻碍学术交流时，就应该立刻公之于众。”

米华健认为，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学术共同体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并不仅见于中国，例如川普政府正在有目的地抹除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信息，并削减对气候研究的经费。因此，“大学、出版社、基金会等学术机构应该联合起来，在全球知识社区面临威胁时本着共同的原则行动。”

Tilfert 则在论文中指出，面对中国对其国内学术数据库的审查，可能的应对方案之一是让订阅这些数据库的国外机构集体行动起来，要求数据库提供完整的档案。但他也明白，审查的决定显然不是数据库本身做出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根据原始档案重新发表被删除的文章，但在美国法律中，这又会造成侵犯版权；他认为在这层意义上，版权法可能正成为威权政府的帮凶。此外，学术界还应该提高警惕，并想办法对可疑材料进行验证。

“危险迫在眉睫，” 他最后说，“知识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彻底和灵活的操控。历史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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