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抗争者的菲佣：除了照顾家庭，我们还想照顾这座城市

中环皇后像广场，英文 Statue Square，但更为菲律宾人所熟知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Black Man”（黑色的男人）。“黑色的男人”源于广场上19世纪末的银行家、汇丰银行总经理昃臣爵士（Sir Thomas Jackson）的雕像，因为它正对着中环地铁站的出口，而成为菲佣们假日见面的集合地。

8月19日星期六，菲佣 Eman Villanueva 打了数十个电话给友人，约定第二天下午在 “Black Man”见面，但这一次集合的目的却与以往不同，是要参与一场香港人发起的、具政治色彩的游行集会。

这场集会由香港众志、社民连等组织发起，为的是声援被判囚的16名社运人士。在刚刚过去的一周，2014年冲击香港立法会新界东北拨款的13名示威者和“9·26 重夺公民广场案”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都被高等法院上诉庭由社会服务令改判入狱6到13个月。

虽然天文台当天发布了酷热天气警告，但游行人群还是挤满了轩尼诗道，游行下午3点开始，但龙尾直到5点才从起点修顿球场出发，前往皇后像广场正对的终审法院。尽管当天警方公布的游行人数只有2.3万，但不少人都说，这是“雨伞运动”后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游行队伍当中，也有 Eman 与他的多名菲佣伙伴，他们手举纸箱外壳做成的标语，上面写着：“Free All Political Prisioners”（释放所有政治犯），最后有五十多人集合在 “Black Man”的雕像旁。

每逢假日，皇后像广场旁的遮打道上都会聚满前来休息的菲佣，Eman 用菲律宾语对着他们大声解释：“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声援政治权利被剥夺的香港人！他们帮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帮他们！”

说毕，他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游行中的港人这才发现他们，见到那五十多人齐声呐喊：“International Solidarity！Solidarity Forever！”（国际团结！永远团结！）

这段齐声呐喊影片在 Facebook 上被广传，不少人感叹，外佣身为弱势，本已受雇主压迫，却在自顾不暇的时刻，声援被判囚的社运人士，实在令人感动。不过，离家26年的 Eman 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

被一通电话改变的人生

现年44岁的 Eman，18岁那年首次踏足香港，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菲佣生活。他的家乡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都市圈外的一个小城镇。作为劳动力输出大国，许多菲律宾家庭都有个类似的故事──10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不得不外出打工。Eman 的家族中，有不少亲戚都在全世界各地做佣工，几位姨妈在香港，母亲则去了沙特阿拉伯。

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沙特阿拉伯建起美军基地，Eman 和家中两个姐妹坚持要母亲回到菲律宾，“因为那边不再安全了”。第二年夏天，母亲回来了，Eman 喜出望外，可是很快就要面临更长久的一次分离。这一次，出去打工的换成了他，一去26年，目的地是香港。

当年，他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还没等到开学，他在香港工作的姨妈就帮他找了一份做家佣的工作，在新界的一座2000呎海景豪宅。由于家里的经济压力，他最终决定漂洋过海，成为香港4000多名男性菲律宾家庭佣工之一。

因为必须有人出国工作，在我们家，这个人就是我。

在港菲佣的最低工资不过每月4310港元，但对高中毕业的 Eman 来说已经是不菲的收入，尤其是和菲律宾本国的基层工作相比。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和其他没读大学的青年男子一样，到菲律宾大城镇去找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绝不可能支撑家中三个人的生活。

到香港后，他用工资买了传呼机，想听家人声音的时候，就去公用电话亭和家人联络。在90年代初，这已经算得上很先进，“我妈妈的年代是写信的，从中东寄到菲律宾，要一个月才到。她想我们的时候，就用录音带录下自己的声音，说着‘我想你们，我爱你们’，然后寄过来，我们要等一个月才能收到。”

在遇到外佣 NGO 之前，他以为自己在香港生活就是不断重复这些工作：爬到窗外去擦落地窗的玻璃，洗车，洗地，洗衣服，做各种粗重的家务。

多年后，他担任外佣 NGO 的主席和发言人，公开谴责雇主逼迫外佣伸出身体在高空擦窗，“我也曾做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这有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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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从默默忍受转为站出来发声的，是一通电话。

1993年，他经一个同在香港打工的高中同学介绍，接触到了本地 NGO “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香港有超过200个外佣团体，在此之前，他曾加入过文化团体 LIKHA──一群年轻人用饶舌、打鼓、唱歌、绘画的方式，每逢假日在遮打道表演，用艺术表达离家打工者的心声。但走进移民工牧民中心，他感到的气氛完全不同，“所有人都非常忙，忙着给来求助的外佣提供建议，忙着接电话，有很多人来这里寻求帮助。”

他想试着做义工，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就从接电话开始。 第一个星期天，他坐下来，接到第一通电话。今日他仍记得，电话那头，那是一位语气非常温柔，而小心翼翼的女士：“您好，请问这是‘移民工牧民中心’吗？”他礼貌地答道：“对。”可没想到，听到答案的瞬间，电话那头突然爆发出止不住的哭声，对方一边哭一边哀求道：“帮帮我吧！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觉得我快要死了！”20岁的 Eman 拿着电话，呆在了原地。记者忍不住问，对方是遇到了什么事？Eman 摇头：“我不知道，我都没问，我完全吓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对着办公室里所有人大喊，有没有人能帮帮她？请帮帮她！她需要帮助！”他之后的记忆中只剩下，有人接过了电话，安抚了电话那头哭泣的人。

这通电话让 Eman 意识到，在香港，需要帮助的外佣真的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此后多年，他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外佣组织，也越来越活跃，即使曾有5个月短暂失业，一度回到菲律宾，也没有停止。26年过去，如今他已是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简称 AMCB）发言人，以及菲律宾左翼团体 BAYAN 在香港与澳门分部的主席。不过，他的正职仍是家佣，在宽容的雇主允许下，他才能在工作缝隙组织活动。

“同一个体制下的受害者”

8月20日，在声援被判囚社运人士的集会上，Eman 不止一次用菲律宾语对在遮打道上休息的菲佣们提到一个名字：“长毛”梁国雄。

Eman 与社民连、职工盟、工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不少本地的女权组织都非常熟悉。职工盟和社民连，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为外佣权益发声，这些 Eman 都记在心上。

2011年时，外佣居港权司法复核案，满城风雨，几个主流政党都因选民压力，不敢出来支持外佣。“那时候是长毛和张超雄（编注：工党立法会议员），在议会内外都帮助我们。”Eman 说。他记得，两人曾公开表示，（符合永久居民条件的）外佣应该有权投票，“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决定，很多香港人觉得不该给我们投票权。他们支持我们，可能下次选民就不投票给他们了。”

当年8月，“长毛”曾公开向反对外佣居港权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和谢伟俊下战书，同时也坦言，自己支持外佣的表态形同在政治上“自杀”。这种支持，Eman 记得。

香港雇佣外籍家庭佣工的制度，被 Eman 及不少团体称为“现代奴隶制度”。他形容，这种制度虽然不以链条捆绑你的手脚，给你食物也给你钱，但却只支付可以勉强基本生存的薪酬，有时甚至会欠薪，或是给你不一定安全的食物。“这制度要求你像动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而且要在家里，在雇主的注视下工作。你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做他们不喜欢的事，他们可以打你、骂你，威胁你再做就要炒掉你。如果你真的被炒，就会立即失去签证，必须立即回到菲律宾。”他忿忿不平说道。

Eman 说，从一开始，外佣团体就非常清楚谁都不能孤军奋战，“移民工和香港人是同一个体制下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需要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团结。”

他以菲律宾的例子来理解香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50多年前就已经一人一票选总统了，但却只是假民主、假普选。”他形容，菲律宾选举系统为富人和精英阶级而设计，“你只能从富人 A、富人 B、富人 C 当中选一个，而总统、立法会议员、警长、军官，可能来自同一个家族。穷人没钱没枪，而掌权者拥有一切。”

他说，菲律宾人如果要改变这种政治生态，不仅要推动政治上的改革，也必须看到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连结，“这和香港是一样的，不只是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们要看到就业、物价、公共医疗、贫穷、养老……很多香港人忙于生计，不愿意涉足政治，但如果他们看到两者的联系，就会有更多人加入抗争。”

他在参与社运的过程中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访问当日，他的妻子一直坐在一旁默默陪伴。她原本是名默默工作的菲佣，结识 Eman 后加入了外佣团体，现在常活跃在运动前线。

18年在菲律宾，26年在香港，他是菲律宾的儿子、哥哥、弟弟、丈夫，是香港的 NGO 工作者和社运组织者，他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建一座桥梁。

夹缝中的抗争

Eman 有个开明的雇主，非常支持他参与社运，为外佣争取权益。他的雇主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数十年前从海外移居到香港，已经雇用他将近二十年。多年相处下，两人已经建立起朋友般的关系，Eman 更常与雇主分享自己参与社运的心得，“政治是我们日常交流的内容之一，他支持我们争取劳工权益，也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

他有自己的房间，可以使用 Wi-Fi 上网，晚上做完家务工作后，就可以拿出电脑和伙伴们一起策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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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佣出来抗争，始终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与风险。如果遇到好心雇主，他们会有一周一天的假期，稍高于最低工资4310港元的月入，而参与外佣团体争取权益，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Eman 已经供完两个姐妹读大学，还帮家里盖起了一间不大的房子，现在每个月只需要寄些生活费给母亲，因此才有些闲钱可以组织运动，“我是幸运的，很多人就算完成了工作，雇主也会限制她们出门，要求她们留在家里。”

在他的团体里，不少外佣都曾被雇主警告不要参与这些活动，原因只是雇主“不喜欢”。有的人怕被炒，就真的不敢再来，但 Eman 说，也有人继续来，只是保持低调，躲着相机和电视台的镜头。

更多的菲佣没有参与到这样的团体中，Eman 也会向她们解释香港目前的政治处境。例如在8月20日的游行前，他会告诉在附近休息的菲佣，“今天香港人为了争取他们的权利，会在‘Black Man’有个集会，请大家暂时挪到别的地方去。”这些沟通工作，他从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时就一直在做。

“反高铁”运动

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外佣们假日休息的地点被参与者们占领了79天。Eman 回忆说，那时很多菲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警察只会叫他们离开，完全不会解释。“她们就会抱怨，怎么我们平常聚会的地方不能去了？我们一直都在这里，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赶我们走？”于是他就向外佣们解释港人的民主诉求，“这能减少冲突，她们明白之后，也会理解。”

Eman 希望外佣在香港扮演的角色是，“不仅能照顾每个家庭，也能和港人一起照顾这个社会。”而这也是8月20日游行那天，他在终审法院前的发言。

“菲律宾的状况比香港糟糕多了，这里有16个社运人士坐牢，而菲律宾却有400多个政治犯。有1200万菲律宾人就像我这样，因为国内就业状况不佳就要去海外工作，我们也没有公屋、公共医疗和优质公共教育，但我们依然在坚持抗争。”

“失去希望，你就输了。停止抗争，你就输了。”说完这段话，他站起身。天色已晚，他必须回到雇主家中去，今天的家务工作和外佣团体的电话会议都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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