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抗爭者的菲傭：除了照顧家庭，我們還想照顧這座城市

中環皇后像廣場，英文 Statue Square，但更為菲律賓人所熟知的是它的另一個名字──「Black Man」（黑色的男人）。「黑色的男人」源於廣場上19世紀末的銀行家、滙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Sir Thomas Jackson）的雕像，因為它正對着中環地鐵站的出口，而成為菲傭們假日見面的集合地。

8月19日星期六，菲傭 Eman Villanueva 打了數十個電話給友人，約定第二天下午在 「Black Man」見面，但這一次集合的目的卻與以往不同，是要參與一場香港人發起的、具政治色彩的遊行集會。

這場集會由香港眾志、社民連等組織發起，為的是聲援被判囚的16名社運人士。在剛剛過去的一週，2014年衝擊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北撥款的13名示威者和「9·26 重奪公民廣場案」的「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都被高等法院上訴庭由社會服務令改判入獄6到13個月。

雖然天文台當天發布了酷熱天氣警告，但遊行人群還是擠滿了軒尼詩道，遊行下午3點開始，但龍尾直到5點才從起點修頓球場出發，前往皇后像廣場正對的終審法院。儘管當天警方公布的遊行人數只有2.3萬，但不少人都說，這是「雨傘運動」後最多人參與的遊行。

遊行隊伍當中，也有 Eman 與他的多名菲傭夥伴，他們手舉紙箱外殼做成的標語，上面寫着：「Free All Political Prisioners」（釋放所有政治犯），最後有五十多人集合在 「Black Man」的雕像旁。

每逢假日，皇后像廣場旁的遮打道上都會聚滿前來休息的菲傭，Eman 用菲律賓語對着他們大聲解釋：「我們今天在這裏，是為了聲援政治權利被剝奪的香港人！他們幫我們，所以我們也要幫他們！」

說畢，他又用英文重複了一遍。遊行中的港人這才發現他們，見到那五十多人齊聲吶喊：「International Solidarity！Solidarity Forever！」（國際團結！永遠團結！）

這段齊聲吶喊影片在 Facebook 上被廣傳，不少人感歎，外傭身為弱勢，本已受僱主壓迫，卻在自顧不暇的時刻，聲援被判囚的社運人士，實在令人感動。不過，離家26年的 Eman 想說的，遠比這多得多。

被一通電話改變的人生

現年44歲的 Eman，18歲那年首次踏足香港，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菲傭生活。他的家鄉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都市圈外的一個小城鎮。作為勞動力輸出大國，許多菲律賓家庭都有個類似的故事──10歲時，他的父親去世，母親不得不外出打工。Eman 的家族中，有不少親戚都在全世界各地做傭工，幾位姨媽在香港，母親則去了沙特阿拉伯。

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沙特阿拉伯建起美軍基地，Eman 和家中兩個姐妹堅持要母親回到菲律賓，「因為那邊不再安全了」。第二年夏天，母親回來了，Eman 喜出望外，可是很快就要面臨更長久的一次分離。這一次，出去打工的換成了他，一去26年，目的地是香港。

當年，他已經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但還沒等到開學，他在香港工作的姨媽就幫他找了一份做家傭的工作，在新界的一座2000呎海景豪宅。由於家裏的經濟壓力，他最終決定漂洋過海，成為香港4000多名男性菲律賓家庭傭工之一。

因為必須有人出國工作，在我們家，這個人就是我。

在港菲傭的最低工資不過每月4310港元，但對高中畢業的 Eman 來說已經是不菲的收入，尤其是和菲律賓本國的基層工作相比。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和其他沒讀大學的青年男子一樣，到菲律賓大城鎮去找一份體力勞動的工作，絕不可能支撐家中三個人的生活。

到香港後，他用工資買了傳呼機，想聽家人聲音的時候，就去公用電話亭和家人聯絡。在90年代初，這已經算得上很先進，「我媽媽的年代是寫信的，從中東寄到菲律賓，要一個月才到。她想我們的時候，就用錄音帶錄下自己的聲音，說着『我想你們，我愛你們』，然後寄過來，我們要等一個月才能收到。」

在遇到外傭 NGO 之前，他以為自己在香港生活就是不斷重複這些工作：爬到窗外去擦落地窗的玻璃，洗車，洗地，洗衣服，做各種粗重的家務。

多年後，他擔任外傭 NGO 的主席和發言人，公開譴責僱主逼迫外傭伸出身體在高空擦窗，「我也曾做過這種事情，我知道這有多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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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從默默忍受轉為站出來發聲的，是一通電話。

1993年，他經一個同在香港打工的高中同學介紹，接觸到了本地 NGO 「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香港有超過200個外傭團體，在此之前，他曾加入過文化團體 LIKHA──一群年輕人用饒舌、打鼓、唱歌、繪畫的方式，每逢假日在遮打道表演，用藝術表達離家打工者的心聲。但走進移民工牧民中心，他感到的氣氛完全不同，「所有人都非常忙，忙着給來求助的外傭提供建議，忙着接電話，有很多人來這裏尋求幫助。」

他想試着做義工，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就從接電話開始。 第一個星期天，他坐下來，接到第一通電話。今日他仍記得，電話那頭，那是一位語氣非常温柔，而小心翼翼的女士：「您好，請問這是『移民工牧民中心』嗎？」他禮貌地答道：「對。」可沒想到，聽到答案的瞬間，電話那頭突然爆發出止不住的哭聲，對方一邊哭一邊哀求道：「幫幫我吧！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必須離開這裏！我覺得我快要死了！」20歲的 Eman 拿着電話，呆在了原地。記者忍不住問，對方是遇到了什麼事？Eman 搖頭：「我不知道，我都沒問，我完全嚇傻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對着辦公室裡所有人大喊，有沒有人能幫幫她？請幫幫她！她需要幫助！」他之後的記憶中只剩下，有人接過了電話，安撫了電話那頭哭泣的人。

這通電話讓 Eman 意識到，在香港，需要幫助的外傭真的很多，「我覺得我必須要做點什麼。」

此後多年，他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外傭組織，也越來越活躍，即使曾有5個月短暫失業，一度回到菲律賓，也沒有停止。26年過去，如今他已是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簡稱 AMCB）發言人，以及菲律賓左翼團體 BAYAN 在香港與澳門分部的主席。不過，他的正職仍是家傭，在寬容的僱主允許下，他才能在工作縫隙組織活動。

「同一個體制下的受害者」

8月20日，在聲援被判囚社運人士的集會上，Eman 不止一次用菲律賓語對在遮打道上休息的菲傭們提到一個名字：「長毛」梁國雄。

Eman 與社民連、職工盟、工黨、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和不少本地的女權組織都非常熟悉。職工盟和社民連，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為外傭權益發聲，這些 Eman 都記在心上。

2011年時，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滿城風雨，幾個主流政黨都因選民壓力，不敢出來支持外傭。「那時候是長毛和張超雄（編註：工黨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外都幫助我們。」Eman 說。他記得，兩人曾公開表示，（符合永久居民條件的）外傭應該有權投票，「我知道這是很困難的決定，很多香港人覺得不該給我們投票權。他們支持我們，可能下次選民就不投票給他們了。」

當年8月，「長毛」曾公開向反對外傭居港權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和謝偉俊下戰書，同時也坦言，自己支持外傭的表態形同在政治上「自殺」。這種支持，Eman 記得。

香港僱傭外籍家庭傭工的制度，被 Eman 及不少團體稱為「現代奴隸制度」。他形容，這種制度雖然不以鏈條捆綁你的手腳，給你食物也給你錢，但卻只支付可以勉強基本生存的薪酬，有時甚至會欠薪，或是給你不一定安全的食物。「這制度要求你像動物一樣無時無刻不在工作，而且要在家裏，在僱主的注視下工作。你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做他們不喜歡的事，他們可以打你、罵你，威脅你再做就要炒掉你。如果你真的被炒，就會立即失去簽證，必須立即回到菲律賓。」他忿忿不平說道。

Eman 說，從一開始，外傭團體就非常清楚誰都不能孤軍奮戰，「移民工和香港人是同一個體制下的受害者。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我們需要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團結。」

他以菲律賓的例子來理解香港：「這個國家的人民在50多年前就已經一人一票選總統了，但卻只是假民主、假普選。」他形容，菲律賓選舉系統為富人和精英階級而設計，「你只能從富人 A、富人 B、富人 C 當中選一個，而總統、立法會議員、警長、軍官，可能來自同一個家族。窮人沒錢沒槍，而掌權者擁有一切。」

他說，菲律賓人如果要改變這種政治生態，不僅要推動政治上的改革，也必須看到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連結，「這和香港是一樣的，不只是選舉和被選舉權，我們要看到就業、物價、公共醫療、貧窮、養老……很多香港人忙於生計，不願意涉足政治，但如果他們看到兩者的聯繫，就會有更多人加入抗爭。」

他在參與社運的過程中結識了現在的妻子。訪問當日，他的妻子一直坐在一旁默默陪伴。她原本是名默默工作的菲傭，結識 Eman 後加入了外傭團體，現在常活躍在運動前線。

18年在菲律賓，26年在香港，他是菲律賓的兒子、哥哥、弟弟、丈夫，是香港的 NGO 工作者和社運組織者。他說，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建一座橋樑。

夾縫中的抗爭

Eman 有個開明的僱主，非常支持他參與社運，為外傭爭取權益。他的僱主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數十年前從海外移居到香港，已經僱用他將近二十年。多年相處下，兩人已經建立起朋友般的關係，Eman 更常與僱主分享自己參與社運的心得，「政治是我們日常交流的內容之一，他支持我們爭取勞工權益，也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

他有自己的房間，可以使用 Wi-Fi 上網，晚上做完家務工作後，就可以拿出電腦和夥伴們一起策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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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傭出來抗爭，始終面臨各種各樣的限制與風險。如果遇到好心僱主，他們會有一週一天的假期，稍高於最低工資4310港元的月入，而參與外傭團體爭取權益，是完全沒有收入的。

Eman 已經供完兩個姐妹讀大學，還幫家裏蓋起了一間不大的房子，現在每個月只需要寄些生活費給母親，因此才有些閑錢可以組織運動，「我是幸運的，很多人就算完成了工作，僱主也會限制她們出門，要求她們留在家裏。」

在他的團體裡，不少外傭都曾被僱主警告不要參與這些活動，原因只是僱主「不喜歡」。有的人怕被炒，就真的不敢再來，但 Eman 說，也有人繼續來，只是保持低調，躲着相機和電視台的鏡頭。

更多的菲傭沒有參與到這樣的團體中，Eman 也會向她們解釋香港目前的政治處境。例如在8月20日的遊行前，他會告訴在附近休息的菲傭，「今天香港人為了爭取他們的權利，會在『Black Man』有個集會，請大家暫時挪到別的地方去。」這些溝通工作，他從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時就一直在做。

「反高鐵」運動

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外傭們假日休息的地點被參與者們佔領了79天。Eman 回憶說，那時很多菲傭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而警察只會叫他們離開，完全不會解釋。「她們就會抱怨，怎麼我們平常聚會的地方不能去了？我們一直都在這裏，為什麼現在突然要趕我們走？」於是他就向外傭們解釋港人的民主訴求，「這能減少衝突，她們明白之後，也會理解。」

Eman 希望外傭在香港扮演的角色是，「不僅能照顧每個家庭，也能和港人一起照顧這個社會。」而這也是8月20日遊行那天，他在終審法院前的發言。

「菲律賓的狀況比香港糟糕多了，這裏有16個社運人士坐牢，而菲律賓卻有400多個政治犯。有1200萬菲律賓人就像我這樣，因為國內就業狀況不佳就要去海外工作，我們也沒有公屋、公共醫療和優質公共教育，但我們依然在堅持抗爭。」

「失去希望，你就輸了。停止抗爭，你就輸了。」說完這段話，他站起身。天色已晚，他必須回到僱主家中去，今天的家務工作和外傭團體的電話會議都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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